因为阅历与视角不同，《重说晚清七十年》作者黄磊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说”可能包含很多成长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专业历史学者所没有的观察和见解。正像不少历史学者的启蒙历史著作不是诸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而是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一样，谁又能说类似“重说”这样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不会在历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专业人士对历史的兴趣，并在近代史“重说”激发起的兴趣支配下去寻求近代历史的“真说”呢？

《重说晚清七十年》作者黄磊将通俗历史和学术研究熔于一炉，以学界的新思维、新观点全面系统地讲述了从晚清到民国的中国近代史，令人耳目一新。《重说晚清七十年》文字通俗、生动、严谨，真实地再现了那段充满争议的历史。

序言

第一章 第一次鸦片战争：天朝的衰落和茫然

天朝上国眼中的中西方交往

中西方交往中的“不平等待遇”

鸦片那些事儿

林则徐来了

拿什么保卫你。我的祖国

不知其然下的开战

战争！战争！战争！

第二章 太平天国：昙花一现的“人间天堂”

洪秀全的“科举梦”

上帝保佑我们前进

书生带兵，效果不同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

天国中兴，唯靠“二成”

日暮余晖，天国陨落

难道这就是“小天堂”

晚清第一牛人——曾国藩

第三章 第二次鸦片战争：帝国的沉沦与挣扎

再一次强硬对外

“修约”名义下的战争

最郁闷的两个人

政变：晚清女主的登场

第四章 洋务运动：士大夫的强国之路

洋务渐兴，国人渐醒

顽固派究竟顽固在哪里

艰难中的拓荒之举

洋务运动与外交政策略评

第五章 收复伊犁和中法战争：中国并不缺少人才

“海防”还是“塞防”

目标，新疆一“抬棺死战”左宗棠

西南边疆狼烟起

中国不败而败

第六章 甲午中日战争：强壮的蚂蚁。虚弱的大象

小日本的野心

中国是个弱国吗

欲征服中国，必先蚕食朝鲜

大局糜烂，陆军溃败

晚清海军是如何“炼”成的

黄海大战

屈辱求和与北洋海军的覆没

一场没有谈判余地的谈判

第七章 戊戌变法：资产阶级的强国梦

“公车上书”的真相

同是广东人．两条不同路

变法之难，难于上青天

失之孟浪的变法维新

第八章 义和团运动：民族主义的洪流

慈禧太后与各国列强间的恩怨

“扶清灭洋”义和团

一场“空前绝后”的战争

义和团的“救国行为”

第九章 清末新政：王朝的最后努力

清末新政：维护统治的无奈之举

捅破“预备立宪”这层窗户纸

利益博弈下的立宪举措

载沣摄政

枭雄的崛起

第十章 辛亥革命：新时代来了

筚路蓝缕，以启革命

大论战：改良还是革命

艰难行进中的革命党人

铁路国有，人心尽失

武昌起义：一场仓促而起的革命

袁世凯：窃国者王

孙中山的无奈

枭雄的胜利

附录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十张面孔

奕诉：事虽可谋，难与运争

慈禧：“老佛爷”的治术与不幸

光绪帝：晚清最苦命的皇帝

李鸿章 ：晚清重臣的发迹与凄凉

左宗棠：恃才傲物的文襄公

张之洞：清流健将的狷介和通达

康有为：“南海圣人”的另一面

袁世凯：枭雄的谋略与手段

奕勖：贪鄙的军机重臣

容闳：一个纯粹的爱国者

附录二不可不知的历史细节

参考书目

后记

从理论上说，一方面交往双方地位不平等，另一方面藩属国要向中国进贡，所以朝贡外交是一种不平等的外交方式。但实际上由于一方面中国基本上不干涉这些国家内政，内政皆由其自主；另一方面每次进贡都有丰厚的回赐，堂堂天朝回赐给他们的财物价值远远高于其所带来的贡品，经常有很多小国家都奔着这丰厚的回赐主动前来，甘当中国的藩属国，而中国所要的仅是一种“万国来朝”的天朝气象。所以双方也就是形式上的不平等，并不对其国家利益造成实质性的危害，这一点远非现在的“山姆大叔”所能比拟。

由于中国数千年来一直都是在朝贡体系下进行中国式外交的，西方人不来也就罢了，来了之后就必须照规矩来——以藩属国自居尊中国为上国，而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是难以接受的，特别对于在18世纪末国力处于不断上升阶段的英国更是难以忍受。再者，对于有“华夷之辨”的中国来说，这些洋人来自蛮貊之邦、不识礼仪，根本就不屑于同他们交往，更不要说他们不愿与中国交往。而荷兰等西方小国为了从中国获取经济利益也曾经以藩属国自居，尊中国为天朝上国，这就更加强化了清王朝的天朝上国意识。

虽然鸦片战争前中西双方没有建立外交联系，但经贸往来还是有的。当然，主要还是外国人主动到中国来，从中国购买茶叶、生丝等商品，因为中国是以具有超稳定性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基础，基本上用不着从西方国家进口任何商品，没有同西方国家主动交往的内在需求。

中西方间的经贸联系，早在清朝建立之初就已经建立。当时初入关内的满洲人没有和洋人打交道的经验，于是就一切依照明朝旧例，允许洋人在漳州、厦门、广州、宁波等地通商。刚开始时双方相处还算比较融洽，但时间长了沿海各省的官僚士大夫日渐发现这群异装异俗的洋人只知道赚钱，对自己最为注重的礼乐教化不感兴趣也就算了，甚至还伤风败俗，做出一些败坏社会风气的事情。

因为这些洋人来到中国后，带来了洋装、洋楼、洋教堂；带着自己衣着露的女人公然在大街上抛头露面；不遵循“男女授受不亲”的古训，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做亲呢姿态；将中国的传统礼俗看做是野蛮行为。洋人的这些举动让清朝的统治者们感到极为不安，这自然电就影响到了洋人的对华贸易。

1757年，乾隆帝一道谕旨将所有洋人全都赶到广州、澳门，这一举动让欧美商人目瞪口呆、疑惑不解。因为当时江西、安徽的茶叶原本直接运到宁波、厦门就可以出口，而现在却只能运到千里之外的广东，如此一来就得多花几倍的路费并且还耽搁时间。欧美商人对于此举一直很难理解，为什么中国人非要跟钱过不去？实际上当时天朝的绝大部分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只知道赚钱，对礼乐教化一点儿都不感兴趣。

当时在广州专门负责对外贸易的机构为广州十三行，所谓十三行晟初是指由十三家巨商组成的行会，时间长了不管变成多少家都叫十三行。十三行在当时基本上完全垄断了清王朝的对外贸易，所有进出口货物都必须经过其手。当然，十三行除了与洋人打交道进行对外贸易外，还负责对那些“不识礼仪”的洋人进行教化，既是个经济组织又像个担有重大政治责任的外事机构，有点儿不伦不类的感觉。

这些洋人被皇帝的一道圣旨赶到广州后，行为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夏秋两季是做买卖的时候，这时洋人可以住在十三行，但是买卖做完之后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不允许留在大陆：此外他们在十三行居住时不允许随便出游，每个月逢八(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专门的人带到河南“花地”游玩一次；此外还不准他们带兵器入广州城(十三行在广州郊区)：洋人妇女也不许进广州城，以防洋人“盘踞之渐”。洋人就这样在广州过着他们的小日子。P3-4

现代社会讲究多元，道理就像吃饭穿表要变换花样一样简单。天天享用同一食物，即便是山珍海味，也会厌食，故须更改饮食种类。而各式“时装”层出不穷。推陈出新，则印证了“衣不如新”的民谚和时俗。饮食衣着如此，学术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

但学者们似乎不太明白这样的道理，似们把自己封闭在象牙塔里，一味追求“高深”，排斥“通俗”，把所炮制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看得懂的学术著作比作《三国志》，而将大众喜闻乐道的文字比作《三国演义》，认为作演义体文字不过是处于文人底层的“小说家流”的谋生手段，作这类文字的人不但不能侧身“儒林”，甚至不能进入“文苑”。这种观念长期存在于学者头脑中，中国的文字作品也因此出现“文野”之分、“雅俗”之别。

但新文化运动标榜的大众文化异军突起，开始打破旧式文人对文字作品的垄断，文人墨客与世隔绝、孤芳自赏的状态也有所改变。

近代中国在文字创作上坚持传统立场的学者中，有两个姓章的学者格外引人瞩目。一个是章太炎。太炎先生博古通今，学问文章在近代学者中堪称翘楚，因投身反清革命，写了很多思想深刻、文笔犀利的政论文字。传扬宇内，备受赞誉，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然而章太炎对他人看好的作品并不以为然。他在给邓实的信中说，自己的文章为雅俗共知并称道者，只有讨论时势的数篇，但这些文章过于浅显。文辞“取足便俗”，“无当于文苑”；而所作《馗书》，博而有约，文不掩质，是真正可以传世的文字，反倒不被时人关注。为此，章太炎深感遗憾。基于追求高深学问的学术立场，他曾对包括粱启超在内的走通俗路线的学者提出尖锐批评，说粱启超如果不自恃才高，而循其少时所受严格训练写作，文章当不至如此“滥恶”。他甚至对自己的老师俞樾也颇有微词，说他“吐辞冗滥”，原因在于喜趋附庸俗化的“时尚”，下笔时又无文辞方面的讲究。

但是，即便章太炎这样有资格“守旧”的传统丈人，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也不能不趋赶时髦，在模拟魏晋风格古文做高深学问的同时，也对白话文及白话作品展开研究。因为自己有研究，所以对新文化人自称是白话文的开创者不以为然。有一次刘半农问章太炎对白话文的看法，章回答说，白话文并不是今天才有，《诗经》就是白话诗，历朝历代的小说，如《水浒》《老残游记》等，都是用当时的通俗语言甚至方言写成，现在的白话文鼓吹者似乎不知道这一点，而自以为开风气之先，岂非笑话？不仅如此，章太炎偶尔还用白话文写作。1910年，他在《教育今语》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其中一段涉及日本的文字，十分直白，丝毫不亚于后来白话文运动中的白话：“只有日本人，最爱变乱历史，并且拿小说的假话，当做实事。……中国下等人，相信《三国演义》里头许多怪怪奇奇的事，当做真实，但在略读书的人，不过付之一笑。日本人竞把小说的鬼话，踵事增华，当做真正事实，好笑极了。因为日本史学，本来不昌，就是他国正史，也大半从小说传闻的话翻来。所以前人假造一种小说，后来人竞当做真历史。这种笑柄，千万不要风行到中国才好。……弃人所长，攘人之善，都是岛国人的陋见，我们泱泱大国．不该学他们小家模样！”

另一个是大名鼎鼎的章士钊。士钊曾到英国留学，受过逻辑学训练，强调下笔之时，“遣词造句皆循定律”，但为文直追韩(愈)、柳(宗元)，有复古倾向。白话文运动兴起后，他反其道而行，试图革新古文，1925年出任教育总长之后甚至禁止学生读写白话文，被视为白话文最顽固的反对派。但就是这样的人物，思想行为也常变通，并不古板。1925年2月章士钊与胡适邂逅合影，相约在照片上各题一首诗，以作纪念。主张白话的胡适题赠的诗多少有些讲究格律：“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主张古文的章士钊却在照片背面题写了一首白话诗：“你姓胡，我姓章；你讲甚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I心肠。将来三五十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词送把你，总算是老章投了降。”诗虽写得蹩脚，却反映了章氏思想的开通与性格的诙谐。

我绕这么大一个圈子，是想说明，在多元化的语境下，学者应该明白“高处不胜寒”及“曲高和寡”的道理，不硌画地为牢，作茧自缚，把自己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至少不应自以为高明，排斥通俗的文字作品。原因很简单，社会对学术文化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样态的，曲径通幽的纯学术著作有它的价值，简单明了的大众读物也有它存在的理由。生活在传统文化浓重氛围中的二章(太炎、士钊)尚且能因应时代变化，适度接受通俗，今天的学者还有什么理由将自己置于大众文化的对立面呢？

因为阅历与视角不同，本书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说”可能包含很多成长中的不成熟，但可能也包含不少专业历史学者所没有的观察和见解。正像不少历史学者的启蒙历史著作不是诸如“二十四史”这样的“正史”而是演义体的历史小说一样，谁又能说类似“重说”这样的中国近代史著作不会在历史研究的圈子外引起非专业人士对历史的兴趣，并在近代史“重说”激发起的兴趣支配下去寻求近代历史的“真说”呢？

是为序。

杨天宏

2013年1月于四川大学江安寒舍

(序言作者系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记得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曾说过：“我觉得最近一百年来中国没有历史，写的都是对事情的不满意，满纸谩骂，所以我想站在中间。”黄先生的，话发人深省。随着近代史研究的不断深入，黄先生所言及的近代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客观、不公正的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诸多学者都撰写了大量较为客观公正的文章来研究那段历史。但学术论文或专著受众面比较狭窄．纵然价值再高、写得再好，普通大众一般都很少有机会看或因其内容枯燥不愿意看。

现在网络异常发达，诸多历史爱好者也撰写了相当数量的文字来表达自己认识的近代史，对各种问题进行探讨，总体而言这些文字似乎过于戏谑、反映的问题也不甚全面。所以我就想做点学术普及工作，将近代史研究成果通俗化，使学术与通俗有很好的结合。

其实，所谓“历史”大概可以分为四个层次：其一就是本真的历史。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只存在于过去，不可能完全还原；其二就是各种文物古迹等实物和当时的文字遗存中所反映、记载的历史；其三就是学者们通过研究当时遗留下来的实物和文字等资料所还原出来的历史；其四是普通民众自己所认知的历史。作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大众所知晓的历史，一般都属于第四个层次。但是，每个人都有解读“历史”的权利，既没有必要完全统一认识，也不必将众人之认识分三六九等衡量之，倘若如此，充满纷争和谜团的历史岂不少了很多魅力？

然而，“求真”是历史学科最重要的特质，作为已经发生过的事件，专业历史工作者在对其真实性的把握上还是要精确些。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曾说过，“文所以载道也，轮辕饰而人弗庸，徒饰也，况虚车乎”，同样“历史”也承担着“载道”的重要功能。正是由于不同的党派、族群和阶层对“道”的理解不同，致使对同样的历史事件有了不同的解读。然不管对“历史”如何解读，最基本的一点就是——“历史”应该是尽量接近“历史”本真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产生的“道”才更合理。

上面说这么多无非就是想表达一个意思，作为初窥学术门径的晚辈后生，深感有责任也有义务将更加精确的历史本真展现在普通读者面前，不敢说是帮助大家树立正确的历史认识，只是希望能对大家建立更加合理的历史认知有所作用。

黄磊

2013年1月于狮山寒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