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传记的主人公是有着“当代黄道婆”美誉的费达生女先生。书本主要生动表现了费达生等一批蚕丝界知识分子爱国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也翔实纪述了古老的养蚕、缫丝革新发展走向现代化的途程。

费达生，我国著名的女蚕丝专家，被媒体誉为“当代黄道婆”。她自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日本留学归国起，先后在江苏、四川等地从事蚕丝教育和科技推广工作，为振兴、发展我国传统的蚕丝业作出了卓越贡献。本书生动表现了费达生等一批蚕丝界知识分子爱国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也翔实纪述了古老的养蚕、缫丝革新发展走向现代化的途程，既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读物，又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费达生为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之姐。费孝通早年在姐姐帮助下到养蚕、缫丝改革的起点——吴江开弦弓村调查，写出了成名之作《江村经济》。几十年来，“江村”已闻名中外，成为社会学界观察中国农村发展变化的一个窗口。本书也纪录了费氏姐弟深情，同怀富民志，事业上相互支持，相互帮助，在坎坷人生道路上奋走，跋涉的感人事迹。

·代序·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小引

家世与童年

人女子蚕校

留学东瀛

改革从开弦弓起步

担任推广部主任

丝车轧轧响

租厂搞改革

送弟弟费孝通“初访江村”

当战火烧来的时候

在乐山蚕丝实验区

在废墟上重建

蚕学界传为美谈的婚礼

重访江村招祸来

“文革”劫难

重返蚕丝改革和教育战线

垂暮不了情

费达生年表

费达生著述目录

吴江位于江苏省的东南部，富饶美丽的太湖的东岸。因从太湖东流人海的松江又称吴淞江而得名。古运河从北往南流过，境内河道纵横交错，湖荡星罗棋布，平畴沃野，到处是成片稻田和茂密的桑林，历史上就以鱼米之乡、丝绸之乡闻名全国。由于东临上海，南北处苏杭之间，因而近代工商业比较发达。经济富庶，文化昌盛，物阜民丰，哺育了一大批杰出人物，在国家的各条战线上一显身手。

同里在吴江县城的东面，是全县五大镇之一。周围五湖环抱，镇内河流纵横，一座座风格各异的石桥联结着两岸人家和街市。这里古建筑很多，建于清代的“退思园”为江南名园，已被列入联合国世界文化遗产。同里作为太湖流域文化名镇也被联合国批准为世界文化遗产。如今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兴致勃勃地来水乡古镇旅游。

1903年10月3日，费达生诞生在吴江同里东栅头。她是费璞安、杨纫兰夫妇的第二个孩子。

费璞安生于1879年。费家原本是同里富户，除田地外，还开有当铺。但在他幼小时经营破产，家道衰落。父亲临去世时，把他托给好友杨敦颐抚养。杨敦颐是前清的拔贡，家中田产很多，还在吴江县城、苏州开过轧米厂、布厂。本人接受新思想早，曾在镇江等地从事教育工作，后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编辑。他热心教育等公益事业，曾担任苏州振华女校董事长多年，在苏州阊门外兴办过孤儿院。费璞安在杨家的私塾里读书，学习勤奋，刻苦用功，在乡试中曾考取过秀才。杨敦颐很赏识他，就把大女儿许配给他，并陪嫁了一部分田产。

费璞安在1904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宏文学院师范科，学期一年六个月。回国后，先后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南通师范学堂、通崇海公中、苏州省立二中等校任教。像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他痛恨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腐败无能，期盼着一场革命暴风雨的来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上海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发起组织红十字会，募集经费，制备药品、担架，计划赴武汉参加起义。正候船出发，上海宣布光复，成立了都督府，都督陈其美命红十字会留上海听候派遣。此后他奉命带队前往苏州，见到苏州已经和平光复，便回到故乡吴江。他以吴江县议会议长的身份，召集各界代表协商后，主持召开民众大会，宣布吴江光复。这天的大会隆重而热烈。从苏州来的一队光复军排列整齐，号鼓齐鸣，排枪并发，高举旗帜，民众欢声雷动。吴江、震泽两知县交出官印，由民众验明，由光复军刀削销毁。费璞安宣布今后政权改为民主，一切政事取决于人民。大会最后公推了新政府组成人员。费达生记得在一天深夜里，父亲乘船从外地回来，从船上搬下一箱箱枪械子弹，把全家人吓了一跳。那是他为了加强县城的武装力量而冒险去上海购回的。

辛亥革命后，费璞安还同上海、吴县、常熟、如皋等县议长发起组织江苏省县议会联合会。袁世凯篡权后取消了县议会。他们登报倡议组织全国县议会联合会。费璞安被推举为江苏省代表晋京，为民主政治而奔走，要求恢复县议会。但却在北洋政府面前碰壁而归。他在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写道：“我目睹军阀割据，大局混乱，自此以后即一心从事教育。”

费璞安早年曾与郑辟疆先生一同在山东青州蚕桑学堂任教。郑辟疆教专业课，他教国文。对中国蚕丝业的衰落，同样感到痛心。据《东方杂志》1908年第4期报道：“江震高等小学校长费玄韫(按，玄韫为名，璞安为字，后以字行。)于自业田内辟二十余亩广植桑秧，试办新法育蚕，俟有成效，再行集合公司推广育蚕垦荒事宜。”这项试验结果如何已无从知晓，由此却可看出他对改革蚕丝业的热心。这也许可看做郑辟疆、费达生推行蚕丝改革前一段小小插曲吧！

母亲杨纫兰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毕业于上海务本女校。后来在吴江松陵镇办蒙养院(幼儿园)。从她留下的一篇文章《爱自由者金一著(女界钟>序》中可看出，思想激进，文笔犀利，是一位有才干、进步开明的女性。她写道：“方今女权堕地，女学不倡。顺从以外无道德，脂粉以外无品性，井臼以外无能力，针绣以外无教育，筐笥以外无权力。胶蔽耳目，束缚形骸……同邑金君著《女界钟》约三万言，掊击现在之社会，而提倡新中国、新国民，将以警醒我同胞，出之于奴隶之陬，而登之于平等自由之乐土。”鼓励“聪明才智之姊妹，读之奋发投袂而起，逐诸女杰之后尘”。

费达生记得母亲在同里曾发起妇女放足运动。她幼小不懂事，见人家小姑娘在缠足，回到家也向妈妈要求缠足。母亲大概对不谙世事的女儿又好气、又好笑，盯住看了半会，说：“好，我给你缠上试试看！”她把女儿放在高凳上，用布带子把她的脚左一道右一道地紧紧缠起来，然后往地下一放，说：“你走吧！”费达生两脚生痛，迈不开步，两眼泪花闪闪，哭又不敢哭，叫也不敢叫。还是祖母过来替她把脚上的布带子解了。她体会到这封建陋习对女子的摧残，从此再不提缠足了。

母亲也不迷信鬼神。松陵镇磨房弄有一处房院，因背靠丘陵，是县法院处决犯人的地方，无人敢住。她看见房屋宽敞，且房租便宜，和丈夫商量后，便把全家搬过去住。所以，受母亲影响，费达生也不信神，不信教，崇尚现代科学。

费璞安夫妇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离他们家不远，有一家全县出名的大地主，有钱有势，其子女好逸恶劳，抽大烟，不务正业，还看不起费家。杨纫兰常指着这家人告诫自己的孩子：“你们不要眼红人家！他们要‘银行’，我们要‘人行’。你们长大不能学那孩子，要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

P4-8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这是我前几年为纪念郑辟疆先生写下的题辞。郑先生是先父的至交，后来又是我的姊夫，我的姐姐是费达生。这是句从我心底里说出来的话，表达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崇高形象。但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当时还说不清楚。

郑先生长我三十岁，与先父同年。年龄和辈分的差距使我很少和他有亲密接触的机会。我对他的印象是从我的姐姐身上得来的。姐姐一直走在我的前面，是我的表率。我又明白没有郑先生就不会有我姐姐这样的一个人。我敬爱我的姐姐，因而崇尚郑先生的为人。

我感谢《蚕丝春秋》的作者余广彤，他告诉了我郑先生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又告诉了我姐姐是怎样在郑先生的人格感召下成长的。

我并不想去评论郑先生和我姐姐这两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我怕私人的感情会影响我的判断。他们不是大人物，只是普通的教师。但是我一想到他们，心中总有一种自疚之情。我们应当一代比一代强，而事实似乎正是相反。想要在当前的知识分子中找到一个像上一代的郑先生这样的人，有那样忧国忧民，见义勇为，舍己为人，不求人知的精神的人，我举目四顾，觉得不那么容易。因此我想，在这个时候回头看看我们上一辈的人怎样立身处世，怎样认真对待他们的一生，怎样把造福人民作为做人的志趣，对我们是有益的。至少可以让人们看到，我们中国有过不少一生为使别人生活得好起来而不计报酬地埋头工作的人。而且，这样的人是会受到后人尊敬和钦爱的。

郑先生不是个传奇人物，是一个普通的公职人员，在他的一代里，依我可以回忆到的说，也不是独一无二的。说他多少具有我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代表性，也许并不过分。他出生于江南小镇上清苦的读书人家。他父亲是个落第的儒医，到四乡农民中行医的“郎中先生”。如果当他刚刚成年时，历史上不发生戊戌政变，他也只有走上他父亲的老路，如果又是进不了“仕途”，还不是只能把这希望交给下一代？可是时代究竟开始变了。我们不应当低估了在本世纪之初像“蚕学馆”那种新事物的出现。不妨想一想，过了快要一个世纪了，而“科技下乡”、“职业教育”等等还是有待实现的目标，学用怎样结合现在还在困扰大学里读书的学生！再说，一个从蚕学馆里受国家培养出来的青年，有机会去日本看到了当时先进的社会面貌，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怎样摆脱落后的家乡，而立志要去改变家乡的落后面貌。不要轻视了这一念之差，这一差却划出了国家兴亡的界线。这个世纪的两端对比一下，怎能不令人沉默深思？

郑先生就凭这一点决心，说不上什么大志，他定下了自己一生的航向。引进先进技术，对传统蚕丝业进行改革。如果只从蚕丝业的改革本身来说，郑先生作出的贡献，自有专家去评论。我对郑先生的崇敬并不是只来自在事业上的成就，而是有见于他取得成就的精神素质，用传统词汇来说是他的人格。没有他这种精神上的修养，要在千百年所养成的习惯势力中，推陈出新，使科学技术扎根到千家万户的农民之中去，实在是难于办到的。

郑先生是丝绸之乡的儿女，他的母亲就是小镇上的一个普通妇女，除家务劳动和很短的睡眠之外，所有的时间都是花在织机上的。郑先生就在这种环境里成长，熟悉传统丝绸业对劳动农民生活上的重要意义。可是正是到他这一代，原来育养这一带人民的丝绸业在和国外的竞争中开始没落。郑先生也就是在这农村危机出现的初期最先接触到生产丝绸的新技术的人，历史决定了他的任务，他也勇敢地承担了这个历史任务。

育蚕到织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一个千家万户的生产活动。蚕丝的改革是一场艰巨的新旧斗争，不是少数人所能胜任的。但是一切改革都得有人倡导，有人规划，有人切实工作，才能见效。郑先生可说是从头做起的一个人。他一生的记录是一部完整的中国蚕丝业改革史。他一步一个脚印地把改革的决心变成改革的成果。这个过程写出了他坚定不拔，不怕困难的性格，也写出了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想。这是值得每一个改革者细心学习的。

这本传记告诉我们郑先生曾经在山东的一个偏僻的职业学校里，用了十二年的时间摸索出怎样培养改革蚕丝业所需的人材的经验，不仅自己亲自上堂讲课，而且编出了一整套从育种到制丝的教材。他告诉了我们：进行社会改革，培养人是第一，必须教育先行。

郑先生一生没有脱离过学校。他首先是个教育家，但是他也从来没有使教育脱离实际。他在办教育时心里十分明确要教育出怎样的人来，对社会有什么用处。正因为他有的放矢地办教育，他所主持的浒墅关女蚕校不愧是中国蚕丝业改革的发动机。他在女蚕校里培养出一批有我姐姐在内的有技术、又有干劲的学生。凡是了解中国蚕丝事业的人，我相信没有不承认改革之能见效就靠这批骨干，其中有许多人为了事业甚至牺牲个人成家的机会。没有她们的智慧和劳动，今天中国的丝绸产品能在对外贸易中占如此重要的地位是不可能想象的。

我姐姐和郑先生相识是在1918年，那时我姐姐是女蚕校里的一个学生，只有十五岁。郑先生是女蚕校新任的校长，年近四十。他们是师生关系。1923年我姐姐从日本留学回国，在女蚕校工作，他们是同事关系。在长期的共处中，我姐姐接受了郑先生精神上的熏陶，把中国蚕丝业的改革作为自己一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决心向郑先生学习，把个人的打算全部从属于事业的需要。在1950年和郑先生结为夫妻之前，同事了二十七年。在这二十七年中他们同甘共苦，风雨同舟。郑先生的主意，费达生的行动，紧扣密配，把他们的理想，逐步地化成事实。但是郑先生在庆祝解放后的第一个校庆纪念会上宣布他们两人结婚之前，没有一个人会料到会发生这件事，而这事一经宣布又没有一个人不觉得这事是不应该不发生的。这种奇异的群众心情只会发生在这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解放带来了新的社会精神环境。

像我这样年纪的人不会不明白，如果不等到这个时刻而发生了这样的事，旧社会的舆论必然会对他们两人为之奉献一生的蚕丝改革事业带来不利的影响。郑先生对此完全是清醒的，他当时的选择是宁可独身终生也要保卫住这番事业。他把这样强烈的私人感情平静地埋藏在心底这样长久的岁月。我想这对他并不会带来痛苦和烦恼，因为这是他为了完成他的使命必须付出的代价，受之如饴。在他心目中做人就得做一个为别人谋幸福的人，做一个替别人打算高过于为自己打算的人。郑先生时刻关心的是千家万户赖以生存的蚕丝事业。

我姐姐就是在郑先生这种人格教育中成长‘的。她能接受这种教育奉行一生固然有其内因，但是没有郑先生以身作则的感召是不可能在事业上取得现有的业绩的。他们在结婚之前在精神境界里早已一而二，二而一地分不开了，前辈黄炎培老先生用“同工茧”来作为他们两人结合的比方。这是一个为人民谋幸福的同工茧，是以千丝万缕的精神纤维结成的同工茧。

我总是感到我姐姐一直是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赶也总是赶不上的。她自律之严在我同胞骨肉中是最认真的。我不敢和她相比，但是我尽管自己做不到，对能这样做的人是从心底里佩服的，做人应当这样做。抛开为人处世之道不提，如果仅以所从事的事业来说，我确是在她后面紧紧地追赶了一生。

郑先生已经过去了。我姐姐也已经八十五岁，可是她还是不服老，百尺竿头还要再进一步，用生命的全部奉献给振兴蚕丝事业。我相信这样的人一生是愉快的。我懂得我姐姐所说过的话：“人生中最使人鼓舞而能获得最大安慰的，也许就在为人服务后，人家对自己的感激。”如果到太湖周围有桑树的村子里去，只要一提到他们两人的名字，就会从广大劳动农民的脸上体会到对他们感激的心情。

孔子作春秋，使贤者得到肯定，使不肖者有所警觉，使乱臣贼子惧。从这本传记的书名上，我体会到作者为郑先生和我姐姐写传的深意。

1988年8月

(本文原题《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读(蚕丝春秋)书后》，征得费老同意，作为本书代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