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前站
1969年冬季的天空，肯定最像冬季的天空。那样的天空下，我走在野营拉练的旷野回程上。当时年纪在30出头的班主任女老、师，操着江浙口音的普通话，指派我去打前站。“先遣人员都在前面，快点走，追上赵老师他们。”
那年我刚上初中一年级，年龄在13岁光景，一入冬就赶上全民备战、野营拉练，在当年举国的野营拉练的汪洋大海之中，像我这年龄段的半大少年，大概是最小的。我记得当时我里面穿了一身绒衣绒裤，外头罩了一件捡父亲的制服棉袄，头天练了一晚上的叠背包、打背包，就稀里糊涂跟上一千多号人的大队人马，奔京东远郊出发了。一路上，大队人马之外，每次行军都要派出一支先遣队，提前赶到预定的村庄，号房子安排伙食，就是所谓的打前站。
1969年冬天绝对比1996年冬天冷。晓行夜宿，最远走进了燕山山脉的胳肢窝。站在土台子下听老农民忆苦，看过批斗地主、富农、“现行反革命”，又聆听了三晨两夜的狗叫驴鸣，窗户纸忽达忽达奏乐，由一位军人出身的女校长和几位男教师组成的指挥部看看无事可做，便开始挥师还都。恰赶上一场大雪过后，满目皑皑河山，四野草木皆白，浩浩荡荡的一支无枪兵队伍，迤迤逦逦，脚底下吱吱嚓嚓出了峪口大道。
身为低年级学生，只身在队伍外快跑，别人就知道你是打前站的了。从射到你身上的目光中，你能感觉到羡慕和妒意。忽然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原来是国庆前卫队时一起拔过正步的一位高年级的男生，在冲我招手。其时他们正在跟他们的班主任老师没大没小。其中一个尖鼻子、狭长脸、矮个子的，正跟他们敦实个儿红方脸的郭老师穷逗。
“老师老师，您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我和他。”他比画着指点着招呼我的那位男生。一句话他说了一遍又一遍，并不嫌贫。那时节，在师生之间产生了一种在今天的学生们会视为异常的平等或倾斜的关系，学生拿老师打镲，在当时司空见惯。“快跟上快跟上，少说废话。”郭老师恼而不气地拨棱着套棉巴掌的右手，招呼本年级的队伍。
这时，我的目光与一对美丽的目光相遇。那是来自一位体形苗条、白净秀雅的女生的目光。国庆前卫队操练期间，她与我也同在一班，烈日暴晒下，肩并肩拔正步。休息的时候，我们常坐在地上细细交谈。我曾暗中盼望着这种交谈。我留意到她也很乐意和我相处。成双操练、互练的时候，她总是选我和她搭档。此时，她笑靥怡人地抿嘴儿用笑眼向我招呼致意。她的一颦笑一凝睇，使我内心充溢起喜悦。我加快了步伐。
天不作美，偏生意外。行至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所在，我忽然感觉到胃肠不适。想来也是连日风餐野饮，卫生差，肚子出了问题。痛苦不堪地坚持了一段，最后下公路，转进一小方用玉米秸扎成的围子里。抬头仰视，正是苍天在上，寒云翳日，四周身外，正是地冻三尺，朔风凛冽。经历了一番罄竹难书的艰难之后，起身送目，不觉失声叫惨。那位抗美援朝转业军人出身的赵老师，早把个先遣小队带得无影无踪，连他狗皮帽子上的半根毛儿都嘹不见了，这可怎么是好？孤燕离群马失途，一个13岁少年的恐怖可想而知。
早先我曾经拥有过一册八开本的铜版画集，其中有一幅，表现的是欧洲十六七世纪装束的贫家女子，薄衣薄巾地走在云卷风劲的野地里。此时此刻，身处燕郊冰天雪地中的我，大抵也是那幅画上的景况。那女孩儿或许也如我此时一样的饥寒交迫，怎未见得有我此时一样的内患呢？刘长卿有诗句：“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大空旷里却连一声半声的狗叫都不来给我。
常言道：“发昏当不了死。”揣着一颗又急又慌的心，从上午走到傍晚薄暮，我才走至预定的村子。一打听——是，便冲了进去。东拐西拐地循寻过去，眼睛看见了庄稼院儿里飘起的柴烟，鼻子嗅到了灶锅台上煮饭的香味儿，才觉察出自己饥饿难当，肠响如鼓。原来先遣队途中的中午饭我都没赶上呢。
见到赵老师一嚷肚子饿，他不以为意地挥挥手说：“伙房刚订下来，回头做，等着吧。”这时分已经是暝压四野，西天边只残余一线淡光了。
这是我平生头一遭真正领略饥饿。空腹徒步几十里路程，中间闯了三四座秫秸“围城”，背上还负着个老大背包，就够受了，好不容易挨到宿营地，恨不得立时现刻吃它个嘴满肚儿圆，却生生还要眼巴巴地等着盼着，真叫一份儿活不下去的感觉。
灶房屋里，房东老乡刚煮进半锅白薯去，开锅时间不长，见我饿得悲惨无状，便掀盖让我拾出块尝尝。探手抓出最大的一块，手里来回倒着，开牙即咬，白薯只熟了外表的一层，四面八方啃下来，还剩个大生心儿。吃进去的少，没进去的多，连十分之一饱都没达到。咬咬实在难以下咽，将杠杠硬的生薯心子举在眼前瞧了又瞧，一狠心丢在了墙几脚。
走出十几步远，再次鸣响且绞痛的肠胃，驱使步履复踅转来，俯身拾起粉红心儿的那块宝贝，心情复杂地翻转端详，进屋舀半舀子凉冰水出来，冲洗掉泥土，背着风做猿猴状嚼这块尤物。十冬腊月手着水，寒风一吹，五根手指成了胡萝卜，挖挲着失去了知觉。
办好房子等事宜，拖着灌铅起泡的腿脚回到先遣队住处。跟我睡一炕的是位嗓音低沉粗厚的老汉，我就住进了他的偏厢房内。手指甲盖儿般的豆油灯下，我看不清老汉的脸，只是听觉上感到他的嗓音有点像我河北农村的姥爷。好长时间里他给我讲古，讲包公案、杨家将、窦尔敦、黄天霸。他告诉我他虚岁70了。“黄土埋到脖子了，寿材都预备下了。”他使我记起回老家时，姥爷也是在这样的油灯影里，一句一顿地讲他所知道的传奇故事，随着他粗厚的嗓音的提高，微缩下去的油灯火苗，一跳又一跳……
夜深时分，忽听外面嚷“开饭了”。不一会儿，我托着一角油盐饼回屋。黑地里环顾，不见一处可倚伏的桌几器物，唯与炕沿平行的屋墙脚下，有一溜躺柜，便半趴过去，斜坐在有一条腿儿不稳的条凳上，唾液充沛地美食起来。中途想起让让同屋的老汉，一看他已经沉沉睡去。
嘹亮但是调门不准的集合号音，将满村庄人都叫醒了。天已经麻麻亮，冻掉下巴的空气瓦蓝微灰。我穿衣服蹬鞋打背包，跺跺脚站在屋地上，吃了一惊。原来我昨夜里吃热饼的那个“餐桌”，我所谓的躺柜，竟是一口没上漆的槐木棺材。房东老汉“寿材寿材”的，原来就是它了。我心头突突一阵跳。万没想到鼾然一觉，竟一直头顶着与死亡、殡葬关联的棺木！
回想起昨夜我心下还疑惑：这躺柜怎么与别家的有所不同？怎么伏上去感觉当中高、有棱子，向两边呈溜坡，且纵向里一头高一头低呢？
回想起来，也就是从1969年冬季的那一天起，我不怎么再害怕孤立无援“一个人在路上”，不怎么再害怕形形色色的恐怖。
1996年5月15日
P27-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