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中国革命文学事业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丁言模著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探讨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等问题，其中谈及瞿秋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期间体现的复杂心态。

丁言模著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阐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之间的关系和工作配合，展现双方合作时不同的思维方式、心态和文化背景，以此观审瞿秋白的思想变化和性格特征等，折射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

一、第一次赴莫斯科：合作开端

 1.瞿秋白等人签订一份红色协议书。瞿秋白后来成长为中共中央领导人，不妨看作是红色协议书责任内涵和外延扩大、延伸的结果

 2.瞿秋白把享有红色权威的共产国际和伟大领袖列宁紧紧联系在一起，由此延伸到以后的合作者斯大林特使鲍罗廷等人身上

 3.瞿秋白协助张太雷的工作，开启了通向共产国际大舞台的红色大门，从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二、马林觅得“知音”：瞿秋白是最优秀的

 1.“圈定”拟担任重要职务的瞿秋白已给马林留下不寻常的“第一印象”，引发了马林与维经斯基“争夺”瞿秋白的一场风波

 2.马林在异国他乡关键时刻遇到难得知音，不惜使用“最优秀”“唯一”等赞美词语，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大力推荐瞿秋白

三、斯大林特使鲍罗廷：“调走”瞿秋白

 1.斯大林建议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加拉罕写下向孙中山推荐鲍罗廷一信

 2.鲍罗廷必须要有一个熟悉中国情况的党内得力助手，精通俄文的瞿秋白成了最佳人选

 3.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特殊联络员前往苏俄领事馆，向鲍罗廷汇报促进国共合作等情况

四、修订国民党“一大”宣言：载入史册

 1.瞿秋白把国民党“一大”宣言草案翻译成中文。当这个草案再次译成俄文时，

鲍罗廷大吃一惊，立刻发现这些国民党要人的思想极其混乱

 2.国民党“一大”终于落下帷幕，瞿秋白也松了一IZI气。他高度评价：国民党“一大”是“中国革命史之新篇”的第一页

五、限制与反限制：产生意见分歧

 1.鲍罗廷亲自过问瞿秋白等人改造的上海《民国日报》，该报成为国共两党指导各方面工作的公开舆论阵地，遭到国民党右派的敌视和抨击

 2.“弹劾共产党案”等问题的矛头在很大程度上指向鲍罗廷——联俄、联共的象征，这时孙中山挺身而出

 3.通过《国民党内之共产派问题》等决议，对于孙中山与鲍罗廷、瞿秋白等来说，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两全其美”的处理方案

 4.瞿秋白回到上海作了详细汇报，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等人很恼火，尖锐地批评鲍罗廷和瞿秋白，拟定了措词激烈的有关决议

六、陈独秀质疑鲍罗廷：瞿秋白夹在其中

 1.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等人责令瞿秋白写信，“召请”鲍罗廷，并拟定“持强硬路线”的蔡和森取代瞿秋白

 2.孙中山北上立即成为全国各地报纸的头版消息。瞿秋白进入中共北方局，以不同方式协助鲍罗廷工作

 3.维经斯基奉命协调陈独秀等人状告鲍罗廷一事。对于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等人尖锐批评鲍罗廷的意见，瞿秋白有不同看法

七、五卅运动时期：合作较好

 1.瞿秋白成为孙中山逝世后从政治层面上评说孙中山一生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中共中央领导的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拉开序幕

 2.陈独秀、瞿秋白等人每周都要到维经斯基住处开会，相当于后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策等重大问题

 3.“廖案”发生后，鲍罗廷改为依靠一文(汪精卫)一武(蒋介石)“两驾马车”。

伏案工作一夜的瞿秋白完成近万字的长文《中国国民革命与戴季陶主义》

八、进退策略：各种问题错综交织

 1.改变国共合作方式的敏锐问题，会议决议“没有谈得十分清楚”，瞿秋白后来毫不含糊地指出问题所在

 2.瞿秋白参加“上海谈判”，但是一直耿耿于怀，在中共六大上作政治报告时还提及

 3.对于国民党“二大”上的让步结果，维经斯基等人表示满意，瞿秋白却认为这酿成三二〇事件

九、北京汇报与南下妥协退让：得失分明

 1.鲍罗廷向布勃诺夫使团汇报，引出三大问题。瞿秋白以自己的独立思考，提出重要见解

 2.三二〇事件发生后，布勃诺夫使团示意退让。喜欢独立思考的瞿秋白则越来越不满意

十、参与远东局工作：保留意见

 1.瞿秋白作为中共中央局成员进入远东局，促使他更多地从宏观角度全面思考问题：“我是主张北伐的”

 2.瞿秋白参加远东局、中共中央代表团和特别委员会联席会议，亲眼目睹了维经斯基等人询问鲍罗廷的场景

 3.瞿秋白写了关于广州之行的书面报告，陈独秀等人采纳了报告的许多观点

十一、聚首武汉：艰难合作

 1.维经斯基等人拟定“帮助加强中共中央的整个机构”，瞿秋白却在这种气氛中逐渐“退居二线”

 2.曼达良等人联合撰写关于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的书面报告，引用瞿秋白一文中的观点和材料，并把该文作为附录一起寄给莫斯科

 3.瞿秋白与维经斯基有着各自的经历和思维方式，加之复杂因素，他俩不可避免产生意见分歧

十二、见证中国大革命失败：焦虑无奈

 1.与蒋介石关系破裂后，鲍罗廷提出辞职，斯大林哪里会同意，立即回电安抚

 2.瞿秋白见证了大革命失败前夕的主要过程，提出党的“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的尖锐问题

 3.迫于“零距离”控制，瞿秋白意识到的问题不能解决，感到苦闷、焦虑十三、年轻的上级：罗米纳兹

十三、年轻的上级：罗米纳兹

 1.鲍罗廷向前来接替工作的罗米纳兹作了交代，使得瞿秋白“顺理成章”成为继陈独秀之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

 2.罗米纳兹与瞿秋白最初合作，主要干了两件大事：决策八一南昌起义、筹备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

 3.罗米纳兹与瞿秋白商量起草的八七会议文件尽管存在各种缺点，但是基本上指明了中国革命转折时期党的新方向、新任务等

 4.分析、批判罗米纳兹与瞿秋白“左”倾盲动错误，不应全盘否定其中所包含的积极因素

十四、第二次赴莫斯科：寻求良策

 1.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米特凯维奇坚决支持斯大林等人，反驳托洛茨基等人对于广州起义失败问题的指责

 2.斯大林认为：瞿秋白的报告中“有许多对的，但亦有不对的。因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

 3.在中共六大上，瞿秋白积极维护联共(布)、共产国际权威形象，尽力减少党内过多追究责任而引起没完没了的激烈争论

十五、共产国际大舞台：大胆亮相

 1.瞿秋白发言提醒共产国际和布哈林要注意东方落后各国情况，并不是要否定“第三时期”理论，而是使之更完善，更有普遍性

 2.瞿秋白忠实地执行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有关指示，写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介绍共产国际内部斗争

 3.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陈独秀主义的历史根源”的学术讨论会，瞿秋白和鲍罗廷、维经斯基先后发言

十六、卷入政治旋涡：有口难辩

 1.瞿秋白不可避免地受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左”倾影响和束缚，为共产国际起草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件，助长李立三等人“左”倾思想

 2.联共(布)中央监委起草的决议中，米夫显然是一个失败者，由此怨恨负责处理“江浙同乡会”冤案的瞿秋白

 3.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会议听取米夫等组成委员会的“论证”，

指责瞿秋白为首的中国代表团“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导致瞿秋白被撤职

十七、奉命回国“纠错”：连遭厄运

 1.瞿秋白奉命回国“纠错”时，有意或无意犯了几个策略性的“错误”，采取了不合时宜的简单化处理方式

 2.瞿秋白看了共产国际“10月来信”，感到事态非常严重，但是仍然坚信莫斯科方面对他回国“纠错”的“支持”

 3.米夫大耍两面派手腕，蛮横插手中共中央内部事务，迫使瞿秋白等人推翻原来党的政治决议，逐步实现王明等“临时小组”的夺权计划

十八、最后的合作：忍辱负重

 1.在莫斯科讨论“立三路线”问题，瞿秋白成为“缺席被告”；共产国际东方部修改一份报告，公开点名批判瞿秋白

 2.米夫责令瞿秋白等人为自己下台、王明等新干部上台而起草六届四中决议草案，在中共党史上实属罕见

 3.六届四中错误打击瞿秋白等人。王明经米夫全力扶持，实际操纵中共中央领导权

十九、悲剧结局：沉重的省略号

 1.瞿秋白看到米夫这副整容过的嘴脸，就感到恶心，再也不愿意同这种人打交道

 2.在《斗争》事件中，瞿秋白继续遭受党内“无情斗争”。即使他牺牲后，

所犯的“新老错误”仍然被提及，共产国际一直没有作出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

 3.“忍”“忠”“仁”的演变，贯穿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的过程，也是影响他功过得失的个性因素之一。

同时，生动地反映了他的多重复合性格：正直、执着、坦率、善良、忧思等

[附录]

 为了忘却的“中介环节”——瞿秋白民主革命理论建设和贡献

后记

1919年改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事件——五四运动爆发之前，3月上旬，共产国际“一大”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52名代表，来自欧、亚、美三大洲21个国家的35个组织，列宁出席并作报告。大会通过《共产国际行动纲领》和列宁提纲等文件，还决定建立第三国际，定名为共产国际，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第一国际和恩格斯创立第二国际革命传统的继续和发展。各国共产党都作为它的支部，并受其领导(中共二大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早期文件内容和精神，以后都出现在瞿秋白译介的《世界的社会改造与共产国际》《现代劳资战争与革命》《世界社会运动中共产主义派之发展史》等文里，并作为中共党内宣传和教育的重要材料。共产国际“一大”召开后，中国各种报纸上逐渐出现“第三国际”及其有关情况，最初作为一种西方政治性的国际新组织进行介绍。

瞿秋白等人赴苏俄之前，已有许多华人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是近代历史赋予的时代使命，其间是一个漫长的历程，充满了苦难和屈辱、艰辛和曲折。早年出国的华人有着不同的政治背景、不同的文化层次、不同的目的。当他们踏上陌生的异国土地，接触到欧美列强各国的种种事物时，明显地感受到中国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相形见绌，其中有识之士出于改良维新，便将所见所闻所思写成日记、游记等，向国人介绍西方的社会状况、政治制度、文教设施、风土人情等。

闭关自守的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也是中国先进分子向海外寻找救国真理的过程。随着中国先进分子的注意力从西方转移到苏俄，瞿秋白毅然选择了后者时，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还停留在“隔窗看晓雾”的状态。

瞿秋白出生于破落的清末士大夫家庭，从小受到瞿氏大家族的各种影响，注重道德修养，有内省倾向，注重乡情、人情和实际事务。同时，破产的“士的阶级”家庭所处的畸形地位和“痛、苦、愁、惨”的生活逼迫，又使他从小面对残酷的现实，逐渐生成反叛意识。他还浸染了中国“士的阶级”传统文化影响，受到良好的艺术教养，这些“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影响一直伴随着他的成长。他走进新型的现代知识分子行列后，价值观念、生活态度、道德准则和政治理想逐渐发生变化，形成强烈的民族危机意识和远大的社会变革抱负，以新的观念、新的方式、新的途径继续担负起救亡图存、复兴中华的神圣使命，从一个文学青年走上艰辛、坎坷的政治道路。

1920年10月18日，北京俄文专修馆高才生(肄业)瞿秋白与俞颂华、李仲武(李宗武)作为北京《晨报》、上海《时事新报》特约记者前往苏俄，从满洲里进入远东共和国…首府赤塔等地，沿途采写了许多新闻报道，还采访了远东共和国交通总长沙托夫、粮食总长格洛兹曼和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克拉斯诺晓科夫，引起广泛关注。

1921年元旦来临，22岁的瞿秋白第一次在异国他乡过新年。临时停靠的专车里一支支银座蜡烛闪动着光焰，飘浮着饭菜余香，响起“哗哗”搓麻将的声音，同车的陈广平领事等人美滋滋地享受着中国式过年的热闹气氛。

瞿秋白应酬几句后，翻看俄文版《俄罗斯共产主义党纲》《社会主义史》和《共产国际》杂志等，这是从赤塔共产党组织那里得到的。这些赤色杂志为瞿秋白第一次打开神秘的新视野之窗，提供了一些俄国共产党的理论，以及列宁创立的共产国际有关情况。共产国际，一个陌生的赤色国际组织，以及掌控其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1925年12月，俄共(布)改为联共(布))，以后竟然决定了瞿秋白短暂一生政治生涯的功过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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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高兴看到五儿言模撰写的《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书稿，这是言模与小中合作编写的《瞿秋白年谱详编》以及言模撰写《瞿秋白与名人往事》《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瞿秋白与杨之华》之后出版的第5本书，据悉言模与小中合作编写的《瞿秋白佚文考辨》也将出版，这样初步形成了言模与小中策划已久的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框架。

自改革开放之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研究逐渐深入，不断开拓新领域，学术交流空前活跃，出现了黄修荣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等研究专著和大量论文，填补了不少空白，弄清了许多历史问题的来龙去脉，澄清了不少是非，丰富了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内容。

1993年10月，我与夫人王汉玉应邀到扬州刘小中家里做客，度过了愉快的10天，在那里我审看了言模的40多万字书稿《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其实，言模最初构思是准备撰写《瞿秋白与苏联顾问》，因鲍罗廷的材料越找越多，便改写为此专著。这是未曾有人研究的新课题，属于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的范畴，时间跨度为1923年秋至中国大革命失败，即斯大林特使鲍罗廷在华工作4年时期，牵涉面很广，内容很复杂，在某种程度上重新评价中国大革命中一系列重要问题，其中有些是敏感问题。幸好得到宁夏人民出版社徐庄等人大力支持，1993年12月才得以出版，并获得中国社科院等主办的建国五十周年中国革命史中青年学术二等奖、上海党史学会优秀成果奖，得到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的好评。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陆续公布了一大批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加之有关瞿秋白史料的不断挖掘和研究深入，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在各自专著里提出许多很有见解的新观点，对于来华工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也有新的评价。因此，很有必要集思广益，进一步梳理资料，修正观点，重新思考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的课题。

1921年1月下旬，瞿秋白第一次抵达莫斯科；1931年初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后，瞿秋白拒绝与米夫再度合作，此时间跨度恰好10年整。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与瞿秋白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主要是马林、维经斯基、鲍罗廷，他们来华之前对于古老的中国都很陌生，但是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和较高的文化素质（曾分别受过欧美高等教育）。他们以不同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为中国大革命兴起和发展作出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重要贡献。罗米纳兹和米夫则是联共（布）培养的年轻干部，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寄予厚望。瞿秋白与鲍罗廷等人合作的持续时间之较长、牵涉范围之广、内容之复杂、探究诸多问题之深层次，在这期间的中共高层人物中是最为突出的，也留下争论不休的众多话题。

此书稿以史论结合的方式阐述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人之间的关系和工作配合，展现双方合作时不同的思维方式、心态和文化背景，以此观审瞿秋白的思想变化和性格特征等，折射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复杂关系。其他专著已详细阐述的问题，本书稿尽力避免重复或少说，主要围绕双方合作的新资料、新话题、新视角。为了进一步让读者了解瞿秋白的有关情况，言模撰写了书稿最后一章最后一个小节内容，探讨了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的思想理论基础等问题，其中谈及瞿秋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与共产国际代表合作期间体现的复杂心态。书稿“附录”首篇介绍了瞿秋白作为莫斯科与中国革命之间译介和传播的特殊“中间环节”，对中国民主革命理论建设所作出的历史贡献。这些弥补了书稿中无法展现的论述，给读者有一个粗略的交代。

长期以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往往夸大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而前苏联史学界则通常截然相反（前苏联曾对于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予以平反，其中问题很复杂，牵涉面很广，本书不赘述），国内史学界谈及瞿秋白、陈独秀等与共产国际关系时也常常出现类似各走极端的情况。因此，尊重事实，尊重历史，是本书稿努力追求的目标，既要正视双方合作时产生的得失功过，又不隐瞒瞿秋白作为“中介环节”不可避免地所犯的各种错误及其留下的深刻历史教训。由于各种因素，本书稿还存在不足之处，有些思考匆匆，史论结合欠紧密，还需要加强学习，吸取他人的宝贵经验，提高认识。

此序言草于4年前，现在看起来恍如隔世，我已年逾九旬，许多往事并非如烟。70年前（20世纪40年代），我设法弄到一部何凝（瞿秋白）编录并作序的《鲁迅杂感选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瞿秋白的文章，他对鲁迅杂文的精辟分析，使我受益颇多。2015年6月18日，将是瞿秋白牺牲80周年纪念日，我现在修改的这篇序言和言模撰写的此书可以作为一个提前的纪念。

衷心感谢所有关心我身体健康的新老朋友，也感谢所有支持和帮助言模、小中的朋友们，包括中国社会出版社新生代的同人们，祝大家工作顺利，健康快乐！

2009年春草于上海慎舍

2013年10月修改于华东医院

策划已久的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逐渐付诸于电脑键盘上，出现在打印稿上。凭着史料记载的直感，我总是试图发现一个新世界，在瞿秋白的周围，在他的内心深处。瞿秋白曾奔波、呼喊、思考，但始终控制着自己，即使临刑前思考时还在努力控制，不愿意大声对共产国际说一个“不”字。他活得太累了，太辛苦了，简直在残酷地折磨自己。

中外文化审美价值和翻译文化差异，使才学疏浅的我难以跟上才华横溢的瞿秋白的敏捷思维，只好借助笨拙的文字链接过去，翻开一层层历史土壤，试图探询其中互相渗透的关系，找出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的合作密码。往后看，再往后看，我坐在时间长河的一个木筏上，历史人物带着伤痕累累的机体在迷雾中时隐时现，我试图努力靠近，使劲地瞪大眼睛，但始终被什么东西遮住，似雾似风似流星，两只手无力抓住。

我好像忽略了什么，一直蹲在历史断裂缝里，应该跳出，乘上神舟N号，站得高一点，再高一点，俯视整个人类文明长河。我终于停下脚步，遵循朴实原则，开出清贫和孤寂的清单，自我细细品尝。无须浮躁的说客，也拒绝华丽骑士闯入我的文字领地，高傲的句号在这里没有市场，只有太多的省略号、太多的问题苦苦困扰着我的心灵。

我和刘小中策划、合作的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原拟撰写10本，历尽九九八十一之难，热情被践踏，善良被愚弄，仁义被交易，创新被刁难，执着被嘲讽，真诚被扭曲，辛劳被冷漠，近10年期间这一切都习惯成自然，现在终于出版了6本(连同本书)，还有4本半成品的书稿只好待在电脑的“冷宫”里。这套系列丛书吸取了前辈和同人的许多学术成果，我们进一步挖掘、补充、引申、发挥，其中许多新材料、新视角、新观点，请诸位客官任意挑挑拣拣，青菜萝卜各有喜好。不可否认其中也有不如意之处，留下许多遗憾，成为吸取得失成败经验的一种纪念。

我和刘小中合作的两本书，其一《瞿秋白年谱详编》类似“年谱长编”(其处理方式可以追溯到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及南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也是一种人物传记的体裁，集年谱、文集、注释、传论为一体，以简洁笔墨交代谱主的生平、著作和基本思想脉络，并适当地作了一些考证和推理，在按语里加以说明。同时努力避免人物年谱常见的琐碎、割裂生平事迹和著作活动的不足之处，串联起谱主比较完整的短暂一生。这是吸取前辈和同人的得失成败经验，喜欢看书的人都知道详情，会心一笑。但是，无意触动了那些不学无术者的敏感神经，横看竖看都是“乱了纲纪”，生怕脑后稀黄小辫子被风吹走。

其二《瞿秋白佚文考辨》，这是这套系列丛书中耗时最长、花费精力最多、审查时间最长、出版最为艰难的一本书。幸亏得到贵人相助，拟被删去20多万字，最后“拎着头发”勉强钻出石缝。其实，此书的学术价值只要看看书名，便可略知一二，无须赘言。如果捅破一层窗纸，撒了一地鸡毛，皆大不欢喜。

另外我撰写的4本书《瞿秋白与名人往事》《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瞿秋白与杨之华》《瞿秋白与共产国际代表》，从不同角度探索、研究瞿秋白的政治道路、坎坷人生、感情世界、社会交际等，由于篇幅有限，暂不详说：如果还有4本书稿幸运地面世，那么这一套丛书可以构成多卷本的“瞿秋白大传”，恐怕又要引起“心惊肉跳”的一场轩然大波，不过这是宁波人说的俗话——“发痴”之谈，请阿D们放心，睡个安稳午觉。

幸好，我以前还撰写了其他书稿，弥补了某些缺憾。几十年前，我拿激情赌明天，冒险“三级跳”：鲁迅——瞿秋白——鲍罗廷。原来书名为《瞿秋白与苏联顾问》，但是在上海图书馆查找书目卡片时，惊讶地发现没有鲍罗廷的专著，于是突发奇想：填补这个历史空白。3年之后，写下了《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

此书终于面世，老父亲丁景唐很高兴，忙着签字送书，好像天天过年似的。电视台来拍“寻常人家”，破例让我当了一回“主角”。那时我的脑子进水了，还是喜欢跻身于“九儒十丐”行列，脑子里塞满了鲍罗廷研究引发的新课题：瞿秋白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如果说这是解答瞿秋白研究中的外来因素难题——直接影响瞿秋白政治生涯的成败毁荣，那么进一步研究杨之华，则是探索瞿秋白内在因素——感情、生活、心灵，从而展现一个立体形的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而不是偏平、苍白的千篇一律的人物模式。填补了这两个空白，我才有资格进入研究瞿秋白的领地。

我与陈福康合作，花了8年时间，断断续续写完了《杨之华评传》初稿，但是出版又成了老大难，其间发生了当代《儒林外传》的真实故事，并延续到出版书稿之后，真是可卑可怜可气可笑可叹。天地间毕竟有杆公平秤，好心人还是占了多数，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

对于杨之华的研究几乎无人问津，我收集了她的许多遗著，如果编成一本《杨之华文集》，与《瞿秋白文集》相配套，那才是瞿秋白夫妇“人生伴侣”的最好归宿。但是，在如今市场经济大潮中谁会感兴趣——瞄上一眼呢?即使我写的《瞿秋白与杨之华》书稿，也被某出版社婉言谢绝，说是目前仅限于出版“风雪花月夜”之类的书籍。呜呼，瞿秋白夫妇生前遭受各种磨难，想不到身后事仍然不能“安心”。

张太雷与瞿秋白是常州同乡、同学、同志，但是前者的研究远不如后者那样轰轰烈烈。年逾八旬老人钱听涛曾拄着拐杖走进我的宾馆房门，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张太雷传》，我作为后辈还能说什么呢?他慷慨拿出悉心研究的新成果，不厌其烦地写信解释，并及时提供其他各种资料，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常州同乡先烈张太雷的深厚感情。现在中青年者如果长期坚持钱听涛老人的严谨、认真学风——只需“仅仅一半”，那么也能取得不俗的学术成果。

不久，我认识了张太雷的外孙冯海龙，他是一位退役将军，具有果断、勇猛的军人作风，幽默谈吐、敏锐观察在不经意中显露出来。他有时毫不留情地教导我一番：“你们小知分子说话就是小鸡肠子绕来绕去，你做得不对，就该批评!”他淡泊名利的无私胸怀，满腔热情的慷慨帮助，促使我老老实实地写完了《张太雷传》。同时，我与黄明彦、张浩典合作完成《张太雷年谱新编》。这两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全靠我们出色团队的力量和智慧，大家无私奉献，互相谦让，不计名利，这些让我终生难忘。

这两本书互为补充，相得益彰，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史事，纠正了许多以往以讹传讹的错误，洗掉原来不应有的涂抹油彩，恢复张太雷杰出的历史功绩，填补了他短暂一生中的许多空白，提供大量继续研究的线索，大胆提出许多重要观点，并且初步解决张太雷与瞿秋白交往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促使张太雷研究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拓展了更多的研究空间。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本书还只是在“小众”范围内，甚为可惜。

多年前经好友介绍，我很幸运地获得撰写《曹靖华传》的资格，但是限制在16万字之内。事后我才明白研究曹靖华，等于打开通向瞿秋白与文人交往圈子的一扇门，可以引申出许多话题。其中瞿秋白、鲁迅、曹靖华等人互为“时空影响”，勾勒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知识分子的形象。

我曾经不听好友劝说，脑神经暂且短路了，“鲜格格”(沪语)参与起草某传，按照原定计划傻乎乎地整理、撰写了初稿88万字，随后修改稿也有74万字，两次书稿累积的文后注释竞多达8000多条(这个数字至今鲜为人知，属于高度机密)，哇，真是疯了!即使呆子伊万在电脑键盘上不停地敲打，也会忍不住向九品芝麻官乞求饶恕，宁愿去卖红薯……那几年里我身心疲惫，视力急剧下降，大褂上印染了大小不一的唾沫痕迹，同时荣幸地获得“二百五十一”的皇冠，还有一堆堆数不完的废印纸——立此不存照。但是，该传记不知解决了多少错上加错的既简单又复杂的诸多问题。

如果将花费某传的一大笔经费(包括书里书外的银子)，大胆地投资在我和刘小中策划、合作的10本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上面，那么必将产生“双赢”良性循环的巨大效应，无论是广度、深度、高度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一本传记的“政绩”，在长达半个世纪多的瞿秋白研究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但是，这个天真幼稚的想法必将遭到数不清的烦恼、折腾、嫉恨和“腰斩”，罢罢罢，识相点。

我最初撰写《鲍罗廷与中国大革命》之后，绕了一大圈，撰写《米凯朗琪罗》《肖邦》《达·芬奇》以及商帮系列《百年商旅——宁波帮》《左儒右贾——安徽帮》《天下晋商——山西帮》《齐鲁商雄——山东帮》等，原想“以文养文”，但是拿的稿酬根本无法“养活”瞿秋白研究系列丛书。在走投无路时，我的老父亲和不愿声张的好友慷慨解囊，当然还有刘小中的教书月薪、我家人的银子，七凑八凑，加上其他亲朋好友的各种热情支持和无私帮助，才有了如今“好莱坞”的结局。但是我无论如何笑不出声，代价太大了，在这里只能真诚地说一声：谢谢各位，祝大家一生平安!

瞿秋白的侄子瞿兴华曾冒着酷暑热浪，艰难翻拣出家藏的珍贵资料，自费复印，挂号寄给我。他再三提醒我：以后引用、出版时不要提及他的名字。瞿兴华的大女儿瞿虹贤淑能干，多方寻找原件资料，又不厌其烦复印、传真，为解决存疑问题提供佐证，避免了以讹传讹的后果。2012年2月，重病的瞿兴华委托我前往河北省武安市烈士陵园，祭扫瞿秋白小弟瞿坚白烈士之墓，以了却多年的夙愿。陵园的工作人员及时提供了各方面的帮助，体现了可敬可亲的工作精神。当我带着陵园赠送的画册和照片赶到北京时，瞿兴华已于前一天(2012年2月29日凌晨3时30分)与世长辞，令人嘘唏不已。

根据这些来之不易的材料，我撰写了瞿秋白的3个弟弟瞿云白(瞿兴华的父亲)、瞿景白、瞿坚白的小传，填补了他们生平中的一些空白，较多地显示了他们的形象。瞿氏三兄弟小传收录于我撰写的《瞿秋白与名人往事》，但是并未引起众多读者的关注，这也在意料之中。

韦泱积极帮助宣传《瞿秋白与书籍报刊——丁景唐藏书研究》，连夜加班敲打电脑键盘，传送评论文章，同时四处奔波，帮助送书，联系有关人士，提出很好的建议。他忙进忙出图个啥?书友之心之情之谊，无须挂在嘴上，在我的众多热心书友的档案里韦泱便是其中一例。

如今商业大潮泡沫时时侵蚀每个角落，造就一部当代《儒林外史》，促使吴敬梓笔下的人物香火传代，奇妙地联姻，产生新型的他(她)，时时活跃在我们的身边。我没有资格评说这一类的生旦净末丑，其实大家共同上演一台当代人生舞台大戏，缺一不可，大千世界才会丰富多彩。

深受老父亲的影响，我最初也是研究鲁迅等左翼文学，不能白白浪费了家里丰富的藏书价值。大凡当初入门者，如今已是知名教授、研究员，顶着五彩光环。我，依然如旧，从年初一忙到除夕——穷忙，清贫和劳累将继续忠实地伴随我聊度余生。平时一杯水、一碗菜饭、一瓶眼药水，以及一只旧沙发，便是我的日常生活的经典装备。不断地挖掘新资料，努力填补历史空白，逐渐走近历史人物，才是我的奢望。

这本书稿与其他书稿一样类似一棵大树，根植于过去，生长于现在，其过程不断长出枝权，不断修剪，并不如意。也许是我的审美疲劳，也许时间老人太吝啬，给予我的机会不太多；也许是我乘坐的时间木筏早该换成D字动车，也许我吃的蛋白质还是太少，勉强不差钱，却无人同情。归根结底，还是我的大脑细胞不发达，有点愚笨，有点钻牛角尖，都怪脑子进水时间太长。瞿秋白临刑前说：“中国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东西，世界第一。”我们都有同感，这不是多余的话。

本书如有遗珠之憾或有误之处，敬请有识者指正。撰写过程中，瞿虹、王观泉、侯涤、刘小中、钱听涛、冯海龙、冯昕、曹力奋、吴启蒸、刘子健、黄穗生、葛昆元、李桃、郭艳丽、高永宏、吴扬、王锡荣、陈福康、何瑛、韦泱、李良倬、李良吾、张秋实、亚男等人提供各种热情帮助，此书稿得到中国社会出版社陈贵红等同人的认真校改，在此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者

2009年7月草稿

2013年11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