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透迷墙(干预与自由博弈下的中国经济)》根据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出发，对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作者史炜多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与产业市场等现实经济研究，本书的论证不是从理论到理论，而主要是以现实的经济运行作为立论依据，坚持全面、动态的思维方法展开论述，使读者更好地拨开迷雾，解读当前中国经济的困局与对策。

干预主义常被比作重拳，可强制性地改变经济运行方式；它还被称为“闲不住的手”，如管家婆一样，让市场无所适从。而经济自由主义常被比作魔术师的手，在你看不见它的时候，实现了竞争与发展的突破，但它同样也被称作天马行空的手，随时会因过度随意而堕入深渊。怎样让两只手在市场中协调互补，至少是过去200年和今后若干年经济学家们要解决的大问题。

《穿透迷墙(干预与自由博弈下的中国经济)》根据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出发，对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穿透迷墙(干预与自由博弈下的中国经济)》内容涉及宏观调控、市场化与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十二五”规划与地方政府行为等各方面的现实问题。作者史炜多年从事经济体制改革政策与产业市场等现实经济研究。

自序

第1章 转变发展方式：干预还是市场推进

 政策、经济规律与技术进步

 结构调整是进入新发展阶段的必经之路

 干预主义是恶魔还是如来佛祖

 对高度工业化的追求，决定干预存在的强度和方式

 计划经济的惯性和改造方式

 干预主义已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数字造假”：干预的扭曲

 转变发展方式：干预还是市场推进

第2章 干预主义与GDP经济

 GDP的虚假繁荣使结构调整如断臂劈山

 干预主义对GDP形成机制的影响

 GDP经济正在演变为地方政府的“百米竞赛”

 从投资拉动到需求拉动

 投资拉动与产业空间布局的变动

 资本市场的发展迫切需要突破瓶颈性障碍

第3章 国家干预与土地财政

 土地财政的画饼

 房地产调控：一只攥得过紧的拳头

第4章 干预主义下能否建设市场经济体制

 干预主义与自由经济的界限比以往模糊了

 干预与自由不断转换：从初级产品到资源产品的紧缺

 垄断和干预主义被同一根链条锁着

第5章 干预主义与中国能源战略

 干预主义与中国电荒

 干预主义与国家石油战略

 干预主义与能源危机

第6章 干预主义向自由竞争的过渡

 已经到了必须调整的时候

 干预主义是否能创造更大的内需

 干预与自由的配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要求

 强化自由竞争，为什么还要保留适度干预

第7章 干预主义对科技竞争和创新的影响

 天鹅之死

 科技进步的前提是市场化和公平竞争

第8章 经济自由主义使中国形成了两类市场

 自由主义经济在中国尚处于萌芽阶段

 对中国自由经济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市场化的演进

 被罩着“贪婪”二字的原始积累和自由经济

 自由经济在中国最初的迷茫

 中国的自由经济如何突围

第9章 自由经济：从沿海民营经济的演变说起

 自由经济短期内在中国很难成为经济主体

 放任与自由，两者并非一回事

 如何面对国内自由开放与国际干预限制

 经济自由主义对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影响

 自由竞争完全替代干预是民营经济升级的核心动力

 下一步，最大的竞争是技术发展和人才竞争

第10章 干预与竞争：传统制造业升级

 一篇有关华为的短文

 中国制造业三十年发展历程

 干预与自由在制造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

 中国新型制造业的发展机遇

第11章 货币政策如何由干预走向开放

 经济调控：财政政策对货币政策的绑架

 经济“软着陆”还是“硬着陆”

 人民币升值问题是否隐含着更大的危机

 外汇、外债与货币政策

第12章 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干预的前提是加大国有企业的改革力度

 在扩大自由经济领域的同时强化市场体制的建设

 建立市场竞争体系需要文化理念的改造

20年前，广州市曾成立了中国第一家政策研究所，主要工作是研究国家各项新政策的内涵及政策漏洞，然后告诉企业如何规避政策风险。据说，开业后生意非常好。1994年我去上海时，上海一家著名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在公司的干部任用上，明确规定每一个中层干部必须具有解读国家政策的能力，否则予以撤职，目的就是要走在他人之前，了解政治的变化和国家政策调整的意图。

今天，中国许多企业家，特别是国有企业家，可以不懂法，但必须懂政策。因为在他们眼里，艰苦经营所换来的，远不如挖掘政策的直接收益高。政策对企业而言已成为比法律更重要的生存标准。

初步计算，中国专业研究政策的人员比专门研究法律的人员多数十倍，其中，专门研究国家政策的人比专门研究产业政策、行业政策、产品政策的人又多出数倍，在研究国家政策的人中，专门研究国家管制性政策的人又比研究国家开放性政策的人多数倍。可见，专门帮助国家研究和制定干预政策的人远远多于其他经济研究方面的人数。

许多人谈论和研究了几十年的政策，但政策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在百度搜索“政策”的条目中，政策被解释为：“国家政权机关、政党组织和其他社会政治集团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与意志，以权威形式标准化地规定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应该达到的奋斗目标、遵循的行动原则、完成的明确任务、实行的工作方式、采取的一般步骤和具体措施。政策的实质是阶级利益的观念化、主体化、实践化反映。”

在经济自由主义国家，政策已经被各种法律法规所替代，国家政策事实上已演进为国家战略和法律规则。但在中国，不论政策管制还是开放，事实上都沿袭着计划经济时代的强制性。政策对法律的排斥和替代已经成为常态。这也就充分表明，在中国，所谓的政策是干预主义的具体实施。

如果统计一下自1978年至今的国家政策，至少有上千万字，而同一领域的政策汇编也多达数百万字。同时，各行各业又分别制定以自身利益为准则的政策，政策的交叉、相互抵触，已演变为不同干预的搏杀和内耗。这种情况在民间被称为“马路警察，各管一段”，在政府体系内被称为“条块切割、部门割裂”。

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经济被定义为政策经济，中国的股市被调侃成“政策市”，中国的生猪被称为“政策猪”，中国的各种经济关系被称为“政策关系”。政策成了家喻户晓的聊天题材。在北京乘出租车，出租车司机跟你谈国家政策如数家珍，条条在理，甚至一些卖菜、收废品的小贩都能与你调侃国家政策，而更多的时候，你在街边修鞋、买食品，一不留神，就会被摊主把你拉进政策话题之中。自从有了网络微博后，政策更是成了许多网民频频论道的话题，小至夫妻矛盾，大至欧美债务危机，每个网民都可以讲出自己的道理，以致很多时候经济学家也被搞得哑口无言。

中国人关心政治、关心政策是全球出名的。它说明绝大部分老百姓从出生后就在各种政策的耳濡目染下成了政策的一分子。百姓们对政策的调侃，对国家政策的影响虽然逐步增加，但终因杂乱无序，缺少现实意义。而中国的官员和学者，都已经习惯于对政府政策的解读，这从多个层面体现出典型的中国特色。每年“两会”前后，各省市政府都会邀请参与过政策制定的人到当地讲课，帮助解读已出台和将要出台的政策含义，希望在专家的解读中，嗅出一些新的东西。于是，这些年，解读政策成为许多学者的一项重要兼职工作。

这种走南闯北的演讲我也做过很多次。但现在仔细回想一下，我们真的读懂政府的政策了吗？我们是否认真思考过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政策可能存在的缺陷？是否判断过一批批波涛汹涌的政策究竟与现实经济的关联有多大？这些政策是在干预下产生的，还是市场演进的必然结果？这些政策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我估计这样思考问题的人并不多。

2010年以后，大家都在解读“十二五”规划，解读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中第一次使用的“顶层设计”这个词。在文件中，顶层设计被表述为“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在其后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又明确提出了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十二五”规划再次明确提出要完成好中国改革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无疑成为当前政策解读的中心问题。

究竟什么是顶层设计呢？按权威的解释，“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

什么是中国固有的主体结构呢？我的理解是“在党统一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什么是主要模式呢？我的理解是“既要保障中央调控强而有力，又要充分发挥市场的竞争机制”。

由此可见，重新构造顶层结构，就是要对已有的顶层结构进行战略性、思路性、原则性和操作性的调整。从这一点看，顶层设计一定是国家干预行为，是国家对自身干预行为的一次修正。

自己能修正自己吗，特别是顶层一级的修正？

在这里可以从两个方面通过解读顶层设计来谈谈中国的政策经济：

第一，顶层结构问题。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国际贸易总量、对外经济与金融合作总量均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点后，经济快速增长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货币供应平衡问题、通货膨胀问题、民生和公共利益问题。因此，在这个阶段，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必然需要在总体结构上进行调整，以强势的行政手段干预竞争性市场已不再适合未来经济的发展。党的核心任务是抓好意识形态与社会发展的互进，创造中国新的精神信仰和民族精神。行政主管部门应逐步退出对经济的无所不包的决策和干预，具体表现为，财政政策应逐步交还给国家财政管理机构，而国家财政管理机构逐步退出一般性的投资领域，重点发挥对重大工程、国防、公共事业的投资与管理。社会经济投资的管控权应逐步由财政政策主导转变为货币政策主导。

第二，顶层设计模式。中国从改革初期就在谈政企分离，主要是指行政管理与企业管理分离，政府行政行为与企业自主经营分离。当前，政企分离显然满足不了市场经济资源配置的基本要求，因此，国家在研究“顶层设计”改革方案时，应将行政管理职能的归位作为突破口。这不是一个敢与不敢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想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问题，而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企分离，一是国产、企产、个人财产的权利、责任、义务；二是不要把正常的经济问题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而应使之合并管控；三是意识形态的问题不要过度敏感化、行为化、企业化和个人化。中国的不安定因素有许多来自于对安定因素的过度敏感化。

顶层设计有诸多复杂的内容需要研究，这里暂不赘述。

在诸多政策的解读中，最核心的还是干预主义在经济政策中的主导性。如前所述，基本内容就是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需要货币政策主导还是财政政策主导。如果继续坚持财政政策主导，干预主义就仍将是未来中国经济政策的主线，而顶层设计的改革也很难弱化干预主义。

以财政政策为主体的结构调整势必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支出负担，且不可避免地导致政府重蹈过度干预和行政干预的覆辙。P52-54

从原教旨自由主义经济思想被引入国内，到今天凯恩斯思想体系被更多的人认为是过季的服装，几十年间，围绕中国改革开放的运行模式，主要是就干预与自由、垄断与竞争问题而展开的。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载体毕竟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有很大不同，中国式的市场化究竟怎么走，一直是决策层和学者们探讨的中心话题。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第一次发现自身对自由经济理解的片面性，在各种危机面前的困惑，以致在很长时间内听不到那些所谓的“著名学者”的声音。而当他们再次发声时，过去的光环已荡然无存，他们甚至连当马后炮都略显苍白无力，中国正处于经济学家严重缺失的时代，老百姓对经济学家除了嗤之以鼻外，就只剩下嘲讽了。在中国，经济学家或学者第一次沦落到如此尴尬的境地。

很多人早已预言，30年内中国不可能产生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状也证明了这种预言的正确性。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的基本依据是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成果不但具有突出的创新性，而且能够充分展示经济运行中的客观规律，对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能够予以科学的解析，并对全球经济思想产生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经济运行领域，也体现在政府决策领域。

由此看来，中国人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必须以更加开放的视野研究经济问题，而非单一、孤立地讨论中国国内特有的某种现象；必须按照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判断各种问题之间的相关性，而非单纯地把某一类问题的形成归罪于国家干预，又简单地把某一类问题的解决期望于完全自由的市场；不能盲目地沿着政府政策划定的线路机械地讨论对策和出路，而应用如何选择更适合中国社会、文化、资源基础的多元思维去寻找经济发展路径。即便如此，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体系要完成向国际化的转变，还需要走一段非常漫长的路。

也许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研究长期陷入既定政策的禁锢之中，经济政策所体现出的强势干预，使许多经济学家或学者无以论道，大量新思维和新见解被限定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甚至除了在学术刊物上摆成的字块外，其余的基本上成了一堆堆废纸。于是，许多主流经济学家产生了悲观情绪，逐步放弃了独立思考，甚至远离研究，反而全身心地投到咨询、企业独立董事、顾问、演讲等知识经营之中，这虽然使他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个人财富的积累，成为持有千万、亿万资产的富翁。但是，这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愉悦，他们不得不思考，未来将由谁来继续研究中国经济呢？

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2010—2011年中国与前所未有的经济泡沫抗争后，2012年在国家的强制调控下，长期高速增长的GDP快速下降，几乎所有自称为新自由主义的学者都认为，中国所有的经济问题应归结于过度的政府干预。尽管在此之前爆发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正在陷入泥潭的欧债危机，并导致了全球自由经济声名狼藉，但坚持新自由经济的人仍认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并非由市场自由竞争本身造成，而是美联储的货币扩张及美国财政部的干预行为所致。包括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罪魁祸首同样被认定是各国政府对社会福利和公共支出的干预。其实，固执地坚信新自由经济主义的学者也感到现实问题已经很难让他们自圆其说。2011年8月，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信用等级，2012年下调欧洲银行信用等级，尤其是2013年6月以来美国政府对量化宽松政策(QE)收紧的预期，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对美元及美元经济的国家干预等政府对自由经济的干预行为，不仅让经济自由主义者再次看到单纯自由经济的缺陷，还让他们开始重新审视曾经不可一世的自由资本主义运行架构。这些变化，已经为重新审视干预主义与新自由经济的协调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契机。

在中国，2011年以来央行数次提高银行准备金率，以及紧锣密鼓地持续发放央行期票，这些做法看上去似乎也没有控制住市场货币的供应量。房地产价格的平均水平下降反映的仅仅是边缘地区的房价状况，而在一线城市的中心区域，房价仍以5%—10%的幅度上涨，二、三、四线市、县的房价更有厚积薄发的势头，以致政府不得不将房产限购政策推进到二、三线城市。2013年上半年，被称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国五条”出台后，全国商品房特别是住宅价格不跌反涨，国家统计局对70个城市统计的结果显示，除温州外，69个城市的房价均出现大幅上涨，涨幅超过历史水平。北京更是上涨了16.7%，高居全国之首，其中北京五环路以内的房价平均涨幅在20%—25%之间，被媒体喻为“让小伙伴惊呆啦”！可见，货币政策在中国似乎很难实现“紧缩”的功能，于是，坚持自由市场经济的学者把矛头万箭齐发般地射向中央的财政政策，此前两个“四万亿”的投资首当其冲成为靶子。但许多学者没有搞清楚，“四万亿”投资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短期内缺乏可有效替代的增长模式，才是问题的本质。两个“四万亿”只不过是万般无奈下用来减缓经济衰竭的灭火剂和强行针，不投这两个“四万亿”，单纯地靠市场的优存劣汰、自由调节，成本会更大。当大家都认为是货币发行过量导致市场流动性失衡时，2012年的适度宽松政策，非但没有保证经济的稳定，反而带来投资热情的快速下降，市场需求、投资同比增长速度、银行贷款同比增速均呈下降趋势，中国经济似乎已经完成了“硬着陆”，但着陆后的市场进入了更难以控制的状态。2013年中期，出现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产能过剩和钱荒并存的局面。

这一次被称为最严重的产能过剩，尤以钢铁行业最为严重，钢铁行业产能过剩率达到27%。实际上，钢铁产能的过剩，在2011年就已经引起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的高度重视，并联合多部委出台了控制钢铁等行业产能过剩的政策。但是，各地政府在GDP经济的驱动下，仍把钢铁行业作为拉动GDP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甚至在2013年上半年，一些地方仍把钢铁行业的扩建、增产作为重点工作。由此可见，钢铁行业的过剩，不仅仅是钢铁行业的问题，而是地方政府在GDP增长缺乏内生动力的背景下，继续沿袭传统的简单依赖投资拉动GDP的方式所致。一组数据能够表明这种盲目和简单化的投资拉动对经济效益或经济有效增长的破坏：2011年，国内炼一吨钢的平均利润可以买一斤猪肉，2012年，炼一吨钢的利润只能换一瓶矿泉水，而2013年上半年，炼一吨钢的利润买不了半根冰棍。

如果把钢铁产能的影响放大到整个产业链系统中去分析，将可以清楚地看到钢铁产能的过剩，对国家整体产业质量和整体产能关系影响的程度。

如果将钢铁行业过剩的27%的产能砍掉(许多自由经济学派的学者如此建议，按市场需求，砍掉过剩产能，任其破产、倒闭)，我们将会发现，不仅钢铁行业会产生数百万劳动者的失业，同时，为钢铁行业供应能源的电力行业将会受到很大的冲击。钢铁冶炼企业一直是电力行业最大的用电客户，如果将钢铁行业产能大幅度压缩，电力行业的发电量增长速度将明显减少，并严重影响电力行业的收益。钢铁、电力行业的下滑，将连贯性地直接影响煤炭行业的市场，2013年上半年，我国煤炭主产区煤炭因需求萎缩，产能严重过剩，煤炭价格急剧下降，大部分煤炭企业由前几年的暴利转入亏损或停产。上述三个行业产能过剩同时又波及铁路货运，2013年上半年，铁路货运增长乏力，主要是钢铁、煤炭运输下降所致。

可见，控制产能过剩不是某一个产业和行业的问题，要全面分析控制产能对整个产业链和市场整体供需关系的影响，这不仅涉及就业等带来的社会稳定问题，还涉及整个产业链上、下游各部门的关系。

因此，在大的产业循环中，解决产能过剩绝不是简单的砍和压的问题，这是中国特殊的产业市情和国情。也正是因为如此，进一步的投资拉动，以新的投资拉动消化旧的产能过剩，成为决策层难以为继但又不得不为之的方法。

产能过剩问题，深刻地说明长期以来的投资拉动型经济(投资拉动下的GDP增长)已经走到了末路，下一步，如果不能有效地转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新的产能过剩会不断发生，导致经济运行陷入过剩、投资、再过剩、再投资的恶性循环之中。

另一个重要的现象也让学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作为中国自由经济市场最先发展的沿海地区，经济自由化开始产生一系列问题，特别是浙商从大起大落到高利贷资本断裂，至资本和企业外迁，大批出口型企业陷入亏损和破产境地，这些使许多极力倡导浙商式自由经济的学者对自己持有的观点产生了怀疑。浙江人从最初的走私、做假冒商品到小制造、小加工，再到“前店后厂”，完成了最初的“原始积累”。此后，一家家成规模的企业拔地而起，出口成为浙商的催生剂。在造就了一批亿万富翁后，人民币升值、减少出口补贴、价格大战、排斥外部投资者、过低的技术投入和天马行空的经营手段，逐步使浙商走向了穷途末路。而且，在一次次试图通过扩张式发展却又屡次遭遇资源短缺瓶颈后，浙商们的规模化发展变得黔驴技穷。于是，炒房团纵横所有一线城市，炒煤团西进山西、内蒙古，但当国家清理小煤窑的政策强势推出后，浙江的炒煤团最终由投机者变为股东，大量资金被深深地套在了煤坑里。随后，他们又大举转战茶叶市场、玉石市场和古玩市场，一次次的投机把浙商原有的“勤劳致富”形象彻底淹没，投机成为浙商的代名词。然而让人们惊叹不已的是，不甘倒下的浙商在历经过山车式的起伏后，2010年后又开始大举进军资本市场。据温州人自己的说法，这两年90%以上的企业涉足过房地产，而现在90%的企业在涉足私募。然而，深晓制造业生存技巧的浙商在试图进入迷宫一样的资本运营领域后，狭窄的发展方式很快被现代的资本工具所摧毁，浙商引以为傲的资本优势很快被多种失误投机所击垮，以致浙商靠“拆东墙补西墙”来解决资金链的断裂，最终使他们的资本优势荡然无存。

浙江企业的顽强，以及浙商一次次的“死而复活”，曾经多次验证了自由市场发展的活力。然而，2011年以前的表面化和短暂的起死回生，以及2011年后的危机最终因民间资本市场的失控而彻底“屋倒楼陷”。就在许多著名经济学家呼吁为民间高利贷正名的时候，温州高利贷崩盘，资金链断裂，一批欠债者逃跑或跳楼，温州陷入前所未有的信用危机之中。在这期间，认为自由经济不可取的言论似乎又占据上风，认为政府的救市和强制干预在温州的高利贷危机整治中是必需的。但对政府的救市，浙商似乎并不买账，他们继续坚信天马行空的行为和投机，以致国家不得不把小额银行试点放在浙江，这就进一步导致全国资本试点改革的不平衡，政府干预成了拯救浙商危机的买单者。

令人困惑的问题还包括，在欧美为债务问题提枪灭火的时候，中国从2008年以来同样以刺激经济为名向市场投放了两个“四万亿”，但这种政府对市场的强制干预似乎又与不断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政府的投资是否存在信用问题，中国的货币政策是否也存在危机。事实上，在全球金融的安全性问题上，尽管中国的金融至今还没有整体性开放，但中国仍是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与环境比较，即：美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投入的巨额救市资本，是为了拯救美国金融的信用和美元信用，保住美国国际金融控制中心的地位。而中国在2009年后投入的救市资金，实为拯救中国的制造业和产能过剩下的企业运行。中美的目标和作用机制有很大的差别，不能简单地对比。

中国在经济政策上对货币市场的强硬干预和对房地产市场的高压式调控已充分显示，迄今为止干预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类似于温州的充分自由经济所引发的危机，政府似乎也有理由予以“灭火”式的干预和救助。这就使自由经济的内涵几乎被干预所替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足以证明，这种状况对于一个经济总量正在高速增长的国家而言，带来的必将是经济结构的失衡，经济增长完全依赖于国家的投资刺激而非市场协调。

所有这些都令人不得不思考，中国经济的干预主义是否到了必须调整的时期？干预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之间的协调，究竟能否找到一个新的方式和机制？

我之所以想写这样一本书，源于2011年初我对转变发展方式问题的思考。在一些讨论会上，许多研究者明确提出，发展方式是不可能随意转变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战略、企业战略可以根据市场的变化进行调整，而发展方式是一个长期演进的过程，如果必须调整发展方式，只能采取政府行为，即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学者们的发言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并引发了我写这本书的想法。

由于各种原因，2010年以来我几乎都没有时间专注于写作，况且从一些有争论性问题的思考中是很难挖掘有效思想的。于是，我用大量时间在全国各地进行实地考察，去了几十个大小不一的地方。调研中，我的思路也不断被拓展。此外，这两年多时间里，我选择了微博作为讨论问题和刺激思考的工具，我将自己想到的许多问题以微博的方式发送到网上，引起了网友们的支持、争论、指责甚至谩骂，这些都给我带来了许多灵感，进发了一系列新的思想。

这本书主要根据中国当前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从转变发展方式、推进产业结构调整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出发，对“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的关系”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本书内容涉及宏观调控、市场化与国企改革、垄断行业、“十二五”规划与地方行为等各方面的问题。

本书的论证脉络和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强化自由竞争，同时保持适度干预。干预与自由的协调配合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竞争要求；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决定干预存在的强度和方式；国家的适度干预在发展方式调整、战略性新兴产业建设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二，干预主义多反映在具体的行政决策行为中，包括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强硬干预、对房地产市场的高压调控、实施土地财政、对地方自由经济引发的危机进行干预救助等。这显示中国政府在干预领域仍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第三，尽管中央已明确削弱GDP的经济导向，但在现行体制下，中央企业、国企以及地方政府，仍把GDP作为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干预和非均衡资源配置的发展手段，使中国经济在国家对财政和货币的强行干预下，表面的繁荣已难以持续，结构扭曲问题会进一步严峻。地方政府片面地理解“十二五”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内涵，不顾本地条件而盲目跟风、强占农地、大兴土木新建园区，使投资风险日趋加大，转换发展方式和调整结构的难度远超预期，短期内中国靠扩大内需调整经济增长方式的空间有限。  第四，关于垄断。一方面市场体制的建设被垄断企业所“绑架”，国有垄断企业需要重新调整承担战略性产业支柱的方式和机制，政府对资源与市场垄断性的企业的传统干预正在失效；但另一方面，简单地将国企民营化、完全取消央企的经济支撑作用和资源垄断的方式在短期内行不通，而应逐步放开专营范围、推进竞争。当前，适度干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国有企业依赖资源和市场的垄断必须被打破和调整。

第五，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矛盾的积累使干预主义开始更多地演变为官僚主义和各种特权；政府管理错位使市场演进变得扭曲；行政权力有失控风险。这些都使当前的干预主义成为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第六，持有纯市场经济观点的学者对干预主义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是政府的干预导致了宏观调控失灵，并且把自由经济主义的失效简单归罪于政治体制，这同样是片面的。在中国建立干预主义与自由经济相辅相成的经济体制，不但是国际合作和强国的需要，也是优化国内社会经济资源、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以及建立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出路。

在本书最后的修订阶段，我的兄长、同事高梁研究员对书稿的修改提出了重要的建议，在此我深表感谢！在整个书稿的写作过程中，我的同事兼助手马聪卉、单丹丹给予我非常多的帮助，如协助我查阅了大量数据资料、编制了书中的各种图表等。暨南大学出版社的黄文科编辑也给予了大量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严格说来，这本书在内容上应属于一本探索性的学术著作，但在写作手法上，我更倾向于松散的随笔方式，尽管朋友们仍希望我写得再“漫谈式”一些，我也曾试图找速记公司以“口语”叙述的方式来写作，但看来仍不一定能达到大家的要求，只能表示歉意。

史炜

2013年9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