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1840年以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中华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但是，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契机，中国在危机之中开始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清帝国最后十年，清廷提出新政方案，涉及的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国家准议会机构和地方准议会机构，筹建责任内阁，等等。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是那么的熟悉，但相信这些诉求发生在晚清最后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晚清七十年，在清廷之外，既有底层贫穷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又有革命志士高呼打同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在清廷内部，皇室家族和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也在寻求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年（1910-1911年）的新政改革，兴学堂、废科举、遣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其变革涉及的内容包括教育、经济、法制、军事、政体等，其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的戊戍变法……本书试图客观冷静地、立体地、多角度地展现清末新政这一历史事件的真相。

第一章 1901·顽固派退出政权核心

 从玛噶尔尼到《辛丑条约》

　义和团运动的失控

第二章 黄沙渐没中堂墓：一个时代在结束

　最后的出场

　李鸿章其人

　“洋务运动”的历史性终结

第三章 “新政”上谕：“变法自强，为国家安危之

　命脉”

　她比康有为走出更远

　慈禧太后的“政见”

第四章 张之洞：手握经卷的坚定改革家

　张之洞的崛起历程

　“会奏三折”足使他名垂千秋

第五章 袁世凯：从朝鲜监国到政坛巨子

　豫中豪门走出来的北洋大臣

　新政初期的变法举措

　他萌生了立宪的愿望

第六章 1906·五大臣出洋考察终成行

　政治考察前的国内外大背景

　出洋考察对宪政改革的推动作用

第七章 立宪上谕在争论中出笼

　激烈的廷辩

　哪些人在推动改革？

　立宪上谕引发新一轮纷争

第八章 党争纷扰中的官制改革

　“责任内阁制”遭遇挫折

　没有最终的赢家

第九章 聚焦北京：立宪应否预备？

　“九年预备立宪”：一个激进的改革方案

九年里都需要做什么？

第十章 1908·皇族少壮派与地方权臣在角逐

　摄政王塑造自己的改革形象

　中央政府与地方督抚纷争的背后

第十一章 议员们在行动

　摄政王向议员们做出让步

　立宪派缘何更激进？

第十二章 爆发“新政综合症”

　危机与契机依然共存

　民情是把双刃剑

第十三章 “铁路国有”引发全面危机

　经济纠纷升级为政治冲突

　“新政”没过“保路”关

第十四章　辛亥年还发生了什么？

　两任内阁与一部宪法的出台

　大厦瞬间倾塌

第一章　1901·顽固派退出政权核心

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

从玛噶尔尼到《辛丑条约》

公元1792年，英国外交官玛噶尔尼勋爵携带英王亲笔信绕过大半个地球出使中国。次年9月，在热河行宫两次谒见中国皇帝，提出开放宁波、舟山、天津为通商口岸等要求，被清政府驳回。对于中国历史来说，玛噶尔尼是一个极富标志性的人物。

当时的中国正逢盛世，皇帝年号曰“乾隆”。

当中国人为这些大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必须在皇帝面前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较劲时，玛噶尔尼已经洞察到了古老中国的衰败之势。那时距离鸦片战争还有40多年，但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整个历史画卷似乎已经展现在了他的面前。乾隆皇帝非常慷慨地批准给英国使团每天招待费用为白银5000两，这是一笔不小的款项，但是大多数被经手的官员所克扣，玛噶尔尼虽然并不知道这一情况，但他还是断言道，“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48年后，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中国近代史也就此揭开。

历史的时针再往后拨60年，20世纪的第一年，公元1900年，中国旧历庚子年，八国联军以解救被义和团围困的各国公使馆为名，打进了大清帝国的首都北京城。

1900年8月16曰，中国军队在京城各处与八国联军展开巷战，死伤惨重，经过殊死战斗，联军渐渐地将剩余的中国军队驱逐到了城市的西北两方，战至晚间，整座北京城陷落。

10月22日，联军统帅瓦德西将军从北京给德皇发了一份报告，内文中写道：

联军占领北京以后，其驻扎地点之分配，一如当时各军攻入该城，最初各自占据之处。

在英国方面，所抢之物均须缴出，一齐堆在使馆大屋之內，加以正式拍卖，如是者累日，由此所得之款，按照官级高低，加以分派，其性质略如战时掠获金，因此之故，无一英人对于抢劫之事，视为马仁法行动。

其日本方面，则对于此种掠夺之物照例归于国家，由此所得之款数至为不少，据日本某将军之报告，只天津一处抢劫所得者，即有二百万两之多。

至于美国方面，对于抢劫之事本来禁止，但美国军队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

俄国军队抢劫之方法，似乎颇称粗野，而且同时尽将各物毫无计划的打成粉碎。

此外法国军队，对于各国军队“之抢劫行为”，亦复绝对不会落尾人启。

就宫內情形而言，又可证明该宫最大部分可以移动之贵重物件皆被抢去。

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所最可惜者，即真正对于此次战事有罪之人，反受损失极小。又因抢劫时所发生之强奸妇女，残忍行为，随意杀人，无数放火等事，为数极属不少，亦为增加居民痛苦之原因。另据《庚辛纪事》记载，浩劫中“经史子集等，共四万六十余本”，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未及逃亡的皇室贵族崇绮，“其眷属尽为联军所拘，驱诸天坛，数十人轮奸之”。王侯将相尚且遭此惨剧，普通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  北京城的破坏并不是这次世纪悲剧的结束，而只是刚刚开始……

8月19日，在逃出北京后的第五天，最高统治者慈禧发出了两道上谕：第一道发给军机大臣荣禄、大学士徐桐、户部尚书崇绮，令他们留在北京与联军讲和。但在城破不久，荣禄已经来到了保定，而另两位大臣也相继上吊身亡以死殉国了。第二道上谕发给了李鸿章，要求他火速北上，与庆亲王奕劻一起主持议和。

两道上谕发出之后的第二天，在北京城西北方向一百公里处的一个小县城，清政府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向世人发布了一份官方文件——《罪己诏》。可以认为这份《罪己诏》就是慈禧太后的国策“检讨书”。

不久，两宫的銮驾逃到了西安，住进了陕西巡抚的衙门。

9月中旬，慈禧太后和她信任的大臣们拟就了人体的议和框架，李鸿章和奕劻两位议和大臣照会各国，提出了五条议和纲领，清政府第一次正式开出自己的谈判条件：

1.承认围攻使馆违反国际公法，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事件；

2.愿意协商赔款问题；

3.同意修改有关条约，侧重中外商务；

4.收回被占衙署，与各国分别缔约；

5.先行停战。

对中国人提出的议和条件，瓦德西的态度是“不给予任何的理睬”。

蒋廷黻先生说过这样的话：“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当时的中国正面临着那样的尴尬和悲凉。

瓦德西继而鼓动各国，坚决拒绝中方先停战后议和的要求，并且各国还一致提出，只有清政府在如何惩办“祸首”等问题上有明确的表态之后，才可能开始考虑议和的问题。列强咬住除慈禧之外其他“祸首”的名字死死不放，不得已，李鸿章给慈禧发电，要求朝廷尽快从重惩办相关人员。

除了要求惩办“祸首”，列强在“两宫何时回銮”问题上态度也一度强硬，各国公使一致要求，只有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回到北京后才可以开始谈判。

正当李鸿章、奕劻两位议和大臣左右为难之际，突然传来俄国准备长期占领中国东三省的消息，这引起曰、英、美等国极大的不安。如果清政府一直陷于逃亡境地，就无力对俄国进行真正有效的谈判和抵制，列强也没有理由去“维护”一个已经没有政府的国家的“领土完整”。而暂时维持东北亚局势稳定，符合美国的一贯国际政策，也为日本此后的扩张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中国东北被俄国一国占领，整个东北亚地区就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国际力量重组。这就使得八国的统一意见出现了松动，他们不再坚持把“严惩祸首”和“两宫回銮”作为和谈的前提条件，而是集中精力开始讨论议和的具体内容，以期攫取最大限度的战后利益。

圣诞节的前一天，八大列强和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等11国公使将拟好的《议和大纲》交给了奕劻，并要求清政府迅速答复。

这份《议和大纲》共有12项主要条款，是后来《辛丑条约》的蓝本：

1.中国派亲王专使就克林德被杀一事前往德国谢罪，并在遇害之处树立铭志的牌坊；

2.严惩祸首，杀害凌辱外国人的城镇停止科考五年；

3.中国必须用优荣之典就日本书记官被害一事向日本政府谢罪；

4.中国必须在各国人民坟墓遭到亵渎之处建立墓碑；

5.军火及制造军火的器材不准运入中国；

6.公平补偿外国人身价财产损失；

7.各国驻兵护卫使馆并划定使馆区；  8.削平大沽炮台；

9.京师至海边由各国留兵驻守；

10.永远禁止军民等加入仇视各国的团体；

11.修改通商行船各条约；

12.改革总理衙门和各国公使觐见礼节。

电文传到西安后，舆论大哗。所有人都感到条件极端苛刻，无法接受。

八国联军最初要求定12名朝廷官员死罪，包括庄王、端王、刚毅、毓贤、李秉衡、徐桐和董福祥等。经反复谈判，最后的结果是：赐庄王自裁；端王充军新疆，终身监禁；毓贤即行正法；徐桐和董福祥被革职；刚毅、徐桐已死，均追夺原官位。除朝廷外，全国各省还有119名官员被处死或被严厉处罚。

惩办“祸首”的风波平息后，赔款的数额问题便成了议和的关键。

在这一点上，清政府的议和官员也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确定的结果为：清政府共需向列强赔款白银四亿五千万两一一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人均一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以海关税、盐税和常关收入作抵押担保。

条约签订后，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年平定太平天国有功于清政府，后半生为

中国的近代化事业殚精竭虑，听闻条约签订，仰天流下两行浑浊的泪水，叹息曰：“此次创巨痛深，实与亡国无异！”

这项赔款以及条约中对中国利权的侵害，使中国政府的财政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状态，直接影响到此后十年清政府所推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的成效。

第二年的1月7日，从保定坐上火车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新任直隶总督袁世凯的陪同下回到了北京城里。

至此，在中国庚子年爆发的那场动荡终于结束，无论对于这个国家的贩夫走卒，还是最高统治者，都是一场难以承受的世纪噩梦，那些被处决的“祸首”到底是些什么人呢？P1-5

毋庸置疑，近代是中国社会变革最剧烈的年代，也是各种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时代，这期间，晚清史占去了大半个历史时期。

中国在晚清七十多年(1840—1912年)这一历史阶段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难道真如我们想像的那样简单——帝国的危机发自鸦片战争，然后历经肤浅的洋务运动和胎死腹中的百日维新，尔后一路狂飙至辛亥革命，帝国大厦随即猝然倒塌？

台湾学者王德威并不是历史专家，但是他的一句话足以提醒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史：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要寻找20世纪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不能仅仅回溯到“五四”，晚清是一段比“五四”更重要的“转型时代”。

宣统皇帝于公元1912年2月12日正式逊位，中国最后的王朝宣告结束。七年之后，1919年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运动。五四运动的定性在此不作评论，但是无论是肯定它还是否定它，有一个事实任何人都必须承认，即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知识分子参与的“觉醒”运动，它标志着中国新型知识分子的崛起。那么，这数以百万计的新型知识分子从何而生？古语曰“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短短七年时间岂能打造出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新知识分子群体？

——此为疑问之一。

再者，北洋军阀时期，混战无穷，白骨千里，列强利用中国内讧争相攫取我民族权益，大大延宕了中华民族近代化进程，让时人及后人深恶痛绝，慨叹我民族命运之多艰。然而，大小军阀从何而生？须知在晚清政府统辖下，它们曾被称为“新军”，乃中国军队近代化之模范军队，何以一夜之间堕落为各自为战的邪恶军阀？如果整合得当，它们应该是忠于国家(帝国)而不是效忠“某大帅”的私人武装。从军阀混战的破坏程度之大，我们可以猜想这支破碎的军队近代化水平达到了相当惊人的程度。晚清政府试图穷国家之力打造40镇(师)50余万人规模的陆军新式部队以及重建海军，甚至作出了“二十至廿五青年须服正规役三年及预备役两年”的规定，何以其经营成果反而危害后世？

——此为疑问之二。

此类疑问不胜枚举。也许终究不会有令所有人信服的答案，但是至少启示我们，中国在近代历史上绝非是一个“无为”的阶段。

近代中国存在向下沉沦和向上发展两种趋势。突如其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肆意掠夺，致使我民族陷入半殖民地的惨境，国内部分知识分子的抱残守缺、部分官僚的自甘堕落使这一惨境雪上加霜，这表现为向下沉沦的趋向；但是另一方面，在危机之中开启了从传统向近代社会的转型，西方势力的介入也为中国社会的再一次更新提供了发展的契机，这则表现为向上发展的趋向。

残缺的历史不是真正的历史，百年之后，今人有责任恢复历史本来的记忆。

清人龚自珍曰：“灭人之国者，必先去其史”；当代学者钱穆说：“若一民族对其以往历史了无所知，此必为无文化之民族，此民族中之分子对其民族必无甚深之爱”，“故欲知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以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

事实上，在晚清七十多年当中，在清廷之外，下有底层贫民揭竿而起，试图建立乌托邦式的“天国”社会；上有革命人士高呼打破现行体制，试图用火与犁再造美好中华。无论其理念是狭隘还是崇高，都希望运用自己的一套办法改变中国现状，把中华民族从西方列强的炮舰锁链和经济掠夺中解脱出来。与此同时，在清廷内部，也发生着实实在在的变革，无论皇室内部，还是官僚阶层，基于各自不同的目的，无不在孜孜追索帝国复兴、崛起之术。特别是在帝国最后十多年(1901—1912年)的新政时期，其革新方案内容涉及的广度与深度都远远超过此前历次改革。

其变革内容相当丰富，几乎涉及社会各个层面。文教方面：创办学校，派遣留学生，废除科举制度，设置中央学部，建立近代教育体系；经济方面：确定“工商立国”方针，设立商部，聘请日本专家编撰经济法规，奖励工商失业；自开商埠，鼓励民族商人走出国门参加国际博览会；法制方面：废除酷刑，修改刑律，添补民法、诉讼法，建立各级审判机构，着手推行行政与司法独立，裁撤旧部，改组官制；推行地方自治，鼓励民间报业发展；军事方面：编练新军，创设警察；政改方面：仿效日本实施“预备立宪”，设立国家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地方准议会机构咨议局，进而筹建责任内阁……

这些经济和政治名词在今人看来已经十分熟悉，但相信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晚清十年的国人却是凤毛麟角。

不单当今，即使在当时，由于其主持者是清廷内部力量，反对舆论也通常把它称之为“假维新”、“假立宪”。

其实现代化运动本来就应包含非革命的发展方式，即传统政治权威以合法性为基础，运用官僚行政手段，自上而下地进行政策体制创新，渐进地推进社会变迁和政治结构的自我更新，并最终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

当时驻北京的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理循，在1906年前后一再说到：“中国的变化是如此的惊人，其发展前景又是如此远大……”；美国历史学家玛丽·C·瑞德也认为：当时中国以极其旺盛的精力，按照日本模式，从上而下努力从事改革，它“似乎预示着中国一个新时代的黎明”，断言中国正在与日本进行“长距离的赛跑”，中国“似乎落后不到二十年，但是她是能赶上的”。

西方人士的只言片语当然不能准确概括时代全貌，但是却让我们看到当时灰色中国确实存在着一线曙光和希望。

当是时，经过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不仅在甲午战争中一举击败东亚传统领主中国，而且在十年之后击溃沙皇俄国陆、海军队，在近代第一次以非白种人的身份击溃了当时的“欧洲宪兵”专制俄国，自此初步奠定了其在东亚的霸权地位。无论是海外革命者还是国内立宪派精英，乃至改革派官僚，纷纷瞩目这个过去的蕞尔小国。

舆论之下，政府乃耗费巨资派出“出洋考察五大臣”，周游世界，重点考察日、德等后起国家，出洋大臣归国之后不约而同倾心于日本政体，认为日本模式乃东方后起国家崛起的“不二法门”。一年之后，中央政府派出以达寿为首的大型政体考察团，深入研究、了解日本宪政体制以及经济运作模式。

清政府将考察团建议提交朝廷大臣，权臣之间经过数次激烈廷辩，民间舆论媒体经过声势浩大的争论，1908年8月，最终决定以日本政体为蓝本，循序渐进展开宪政改革，“九年预备”由此而生，乃决定九年之后正式开设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九年要做之事分门别类详细造册，敕令中央各部堂及地方官员切实执行。

但是，清王朝还是在革命的枪声中瞬间倒地。

清末新政师法日本明治维新，为何功亏一篑？

帝国大臣多属发迹于民间的官僚精英，为何个个在史书中都成为反动面孔？

难道帝国四万万人真的统统治国乏术？

本书力求在原始的历史材料之上，还原事实真相，探索帝国崛起之梦的崩溃原因。笔者深知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当实事求是，对待中国近代史更需要不媚俗、不猎奇，贵当求真，在历史这个真正的巨人面前，万万不能造次。  通过对新政三个阶段的分析，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用“假新政”来概括清末新政是对历史的严重歪曲。新政中社会变化之大、之快远远超出今人的想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帝国的迅速崩溃，其原因非但不在于新政中统治层的保守，而是在于保守半个世纪之后突然走上了政治激进之路，政治、经济、军事、法制等各种改革齐头并进，各种潜藏的社会矛盾最后以爆炸的方式进发而出。

再加上历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导致晚清政治权威急剧衰落，以至达到恶性循环的程度——政府和民间、中央和地方、汉人与满人互相猜忌、日益对立，最终失衡。

期间，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等帝国权臣，以及梁启超、张謇、杨度等宪政派中坚力量，坚信中国当务之急乃是建立起开明专制政府，完成日本武的立宪革新，但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和政治压力，同时自身的严重缺陷也使其近代化努力大打折扣。他们的开放与保守，在今天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对错”去评判。及至晚清，中华民族的沃土上已沉淀着数千年文明的深厚积累，这样的主体性定位使中国历史历经数次凤凰涅槃绵延至今，但也导致身在其中的历史人物在民族变局时刻延宕时机，收获与失误并存，看清这一点，将更有助于我们看清“新政”失败的深层次原因。

亨廷顿认为，“改革者必须比革命者具备更高超的政治技巧。……一个成功的革命者无须是政治巨匠；而一个成功的改革者则必是一流的政治家。”但晚清中国在官僚体制之内似乎无法搜寻出一个令多数国人信服的所谓“政治家”。

从这个角度说，清末新政最终走向崩溃不止是帝国的悲剧，更是中华民族近代化之路上的悲歌一曲。

作为今人，应该充分尊重前人的历史选择，这不仅是因为历史不能再重演，更因为无论革命派、立宪派，还是众多无派无党所倚重之人，绝大多数都是发自内心期我中华国富民强、扬眉吐气，政见之不同在很多情况下所反映的只是救国、强国之路的不同。清王朝由辛亥革命推翻，有它必然不可逃脱的命运所在，及至帝国最后阶段，“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而被变革动员起来的社会力量和被改革戕害的群体就只能走向革命，“舍革命而无由”并不是后来革命党人的杜撰。因此，清末新政改革的失败、革命的发展、清王朝的灭亡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所以，辛亥革命也并不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存在“早熟”问题，更不是革命“中断”了改革。但是这一切又绝对不是说历史不可省察。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如后人任凭历史的长河流淌而过漠然视之，不去时时淘洗，可能看不到秽物，但是也有可能错过金子。

这是一段民族改革史、嬗变史，更是革命与改良的探索史，本书试图从多角度展现这一时期的波澜和悲壮，以告慰为民族现代化付出努力的所有前人。“殇”本为夭折之意，到达屈原的《国殇》中，后人衍生出两种有异议的释义：一为为国战死，二为某事业在进程中遭受打击半途而废。无论哪种释义，此段历史完全可称作“民族之殇”。把它作为一个改革个案进行客观分析和论述，总结中国在这段历史中的成败得失。让我们理解他们求索的艰辛与苦痛，分享他们的经验与智慧。这是本书的意旨所在。

笔者以清政府于1901年1月29日颁布的“变法上谕” (节选)结束这篇文字：

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

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渐图富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思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

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人士少。文法者庸人借为藏身之固，而胥吏倚为牟利之符。公事以文牍来往，而毫无实际。人才以资格相限制，而日见消磨。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

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

——这份上谕字字见血，“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一句可谓切中肯綮，无论敕令的文字能否得到切实推行，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变革自此正式开启。

作者

2008年6月于天津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