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他们是我们追捧的正派人士，拥有不错的学历，不菲的收入，突然之间，这个平衡的世界消失了，光鲜的生活已然不再……  

美国《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最新力作！白领世界的真实体验。  

献给正在准备加入或者已经加入白领世界的人们……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芭芭拉·埃伦里奇采用其独特的“体验”方式，亲身探索并记录了美国社会中的一个“隐秘王国”：白领失业人员的神秘世界。  

仅仅凭借一个无人知晓的新身份和一张“空档期”专业人士简历，芭芭拉试图寻找一份中产阶段的工作。除了接受各式各样的职业训练和性格测试，参加各种类型的新手训练营、招聘会和联谊活动之外，芭芭拉还重新包装了自我形象，并拥有了所谓成功求职必备的赢者心态，以期适应这个令人充满希望和期待的公司世界。   

书中所写的不单单是的美国的事情，也是你们的。这不仅仅是白领人士的生活，相信不久的将来，甚至现在，正是你们每个人正在经历的。

书中的主角是那些永远做着正确的事的人们——他们获得了大学文凭、具备了出色的专业技能、打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简历，曾经把哲学和音乐的青春搁置一边，埋头苦读管理和金融等枯燥然而更实际的科目。现在他们却一次次地陷入财务危机，而这场危机的原因并不应该归咎于商业周期的反复无常。

他们中的许多人，曾经管理庞大的团队，执掌大笔的资金，从头到尾酝酿和执行重要的项目——有些人甚至刚刚受到极度的赞誉，要求他们收拾东西走人的通知就如晴天霹雳一般降临了。

如果有谁能成为美国陨落的可靠依据，那就是白领失业者，他们“按规则出牌”，“每件事都做对”，但他们的生活最终沦为一片废墟。现在的科学家也普遍承认，对于支撑起我们企业机构的爱好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来说，这一梦想变得越来越不真实了。

显然，这个一度被我们视为过于舒适、权力过大而不值得关注的社会经济群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先我们以为的安逸，现在却成为煎熬……

导言

第1章 奥兹国寻找教练

第2章 踏入联谊世界

第3章 魔鬼训练营

第4章 形象大转变

第5章 将联谊进行到底

第6章 一线希望

第7章 选择，还是放弃

第8章 每况愈下

结语 像影子一样游荡

致谢

该从何处入手呢?我对求职世界的首次造访是12月里一个阴霾的下午在手提电脑上完成的，这次投石问路让我清楚地感受到恐慌和压力。这些天我一直在相关网站上浏览，得出的结论是你不能看到招聘广告后投递一些简历就在家坐等电话召唤。求职已经演变成一门技术(如果尚不能称之为“科学”)，这种技术是如此复杂，以至于没有哪个求职者可以期望单独去掌握。互联网提供了无数的网站，供你粘贴一份潜在雇主能够注意到的简历；你也可以直接向上千家公司在线申请工作。但是，你的简历是否具有足够的吸引力?或者，通过名目繁多、数量激增的“联谊会”形式，尝试面对面的交流会不会更好一些?这些“联谊会”承诺创造有意义的接触。

幸好，起码有1万个人热切等待着帮助我，也就是“职业教练”。按职业指导类网站的说法，职业教练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真正的职业“热情”，为你修改润色简历，在你求职的漫漫长路上手把手辅导你完成每一个步骤。职业教练的数量每三年就增长一倍，他们是“跳槽行业”的中坚力量，这个新兴行业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才发展起来的，也许是社会对白领失业的一种不可避免的反应。和蓝领失业大军情况不同，白领失业人员在求职过程中也许有资产可投入，而且，他们既孤独又落魄，这些条件足以造就一个完美的市场，滋养那些声称可以帮助他们重新就业及恢复自信的任何服务项目。通过一些像职业教练学院开办的15周课程等项目，有的教练算是接受过正规培训，而其他一些就完全是自封的了。你可以没有任何凭证地宣称自己就是职业教练，反正也没有任何管理组织来监督和规范这个行当——意思就是，对于求职者来说，选对职业教练就像抽签一样，完全靠运气。

我是在网上找到莫顿的，介绍上说他是本地的一位职业教练，虽然我很快就了解到，大多数指导过程由于都是通过电话进行，所以地理上的近便并没有意义。我当时想的是，莫顿简直就是为解救我而出现的!从他发给我的背景资料上显示，他以往从事过一些跟国防有关、似乎很高级的工作，其中包括一个职位还煞有介事地标上日期——叫做“负责分析苏联军事研究的高级情报顾问暨分支机构主管”。他还在卡内基梅隆大学开设讲座，也时常在同济会和扶轮国际发表演说。显然他一定能引导我弃暗投明，向着我所盼望的、更适销对路的中层专业人士转化。再说，他还向我保证，我不必为第一次的试验课程付费。   P3-4

由于写了太多有关贫穷的作品，我已经习惯听到来自悲惨世界的各种坏消息——驱逐通知来了；孩子被诊断出患重病而医疗保险已停用；车坏了，无法去上班——这些都是长期处于贫困中的人们每天都要遭遇的魔咒。但是从2002年开始，我突然发现许多痛苦竟也发生在曾经牢牢站在中产阶级队伍中的人——大学毕业生、前中产阶层的白领雇员。有人写了下面这段话来谴责我，因为她觉得我对像她那样勤奋正直的人群一直视而不见：

试着去了解一下我这种人的生活——我们没有在高中时代堕胎，我们成绩优秀，工作努力，不会趋炎附势，但是我们不但没有步步高升、领取丰厚的薪水，情况反而急转直下——成为每小时7美元的廉价劳动力，至今还和父母住在一起，还有数不尽的债务缠身。

白领之所以走下坡路的原因，不能简单地像蓝领经济困境那样去解释，比较冷酷无情的人会把蓝领的失败归结于“错误的选择”，比如，没能获得大学文凭，没有在找到安乐窝之前推迟孩子的出世，或者最开始就没能投胎到富有的家庭去!但是，对于困顿中的白领，你无法指责他们“不负责任”。他们总是在做着“正确的事情”：他们有更高的学历；把曾经对哲学和音乐的青春热情搁置一边，埋头苦读管理和金融等枯燥然而更实际的科目。有时候，这些成功人士之所以遇到麻烦，完全是因为在公司里他们的职位和工资水平都上升得太高，以至于成为成本控制的开刀目标。换句话说，他们是“诱饵行为”这个经典游戏中的输家。蓝领阶层的贫困因其太普遍而令大众麻木，而白领阶层的失业和随之而至的贫困，则是实现美国梦的一大障碍。

我意识到我对公司帝国中的中上阶层十分缺乏了解，迄今为止对这个世界的接触完全是通过那些低收入和入门阶层进行的。我曾经也是这个阶层中的一员，做过全国连锁酒店的服务员、清洁人员，还有沃尔玛的助理。在前一本书《镍币与银币》[Nickel and Dimed：On(Not)Getting By In America]的调研过程中，像所有人一样，我也作为消费者接触过这个世界，与职场中的最下层人员打过交道，他们中有售货员、客户服务代表以及电话推销员。而对于公司中的决策层——通常由副总、品牌经理和地区经理等人掌控——我的接触经历仅限于在飞机上看见他们，他们要么是在读关于“领导力”的书籍，要么在手提电脑的Excel表格上写写画画，或者是枕在一本什么企业家的传记上打瞌睡。我倒是对未来的公司员工更熟悉一点，去大学校园拜访时常会碰见这类人。在大学，“商业”仍然是最热门的学科选择，原因仅仅在于它是大众认为最安全、最有利可图的行当。

但是，在公司的白领劳动力中，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妙的迹象——如果还不能直接称之为“悲惨”的话。首先，从2001年的经济低迷开始，拥有高学历和丰富经验的人员的失业率有上升之势。2003年下半年，在我着手这个项目时，美国的失业率达到5．9％，不过相比以前的经济低潮，数量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失业人员(大概占20％，约160万人)是白领专业人士。以前经济低潮中受到绝对冲击的都是蓝领阶层，而这一次，却是相对精英的专业人士、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被罚出局，因此得到广大媒体的同情。比如，2003年4月，《纽约时报》就推出了引起广泛讨论的封面故事，主角是一个年薪30万美元的前IT业主管，被裁员后经过两年的失业期，最后去了Gap做销售助理。在21世纪的头4年里，发生了许多类似的故事，那些公司高层或中层职员因机构精简而下岗，最后迫于生计，只能在星巴克的柜台后做_名小小的服务员。

如今，白领职位的不稳定性已经不再是商业周期中的一个功能环节——股市下跌，就业就繁荣；股市上扬，就业就艰难。而且，这也不局限于一些不稳定的行业，比如电信或技术，亦非一些地区比如硅谷的专有问题。整个经济可能在回暖，公司的现金流可能又通畅起来，而裁员却仍旧在继续，就像一种有悖常理的自然选择：良莠不分，统统拔出。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这场永远不会停止的筛选运动在不同的“隐语”下被制度化了，这些粉饰之词是“缩小化”、“合理化”、“精干化”、“重组”或者“机构扁平化”，还有一个办法是在更便宜的国外劳动力市场上进行白领职位外包。

21世纪初出现的那本商业畅销书《谁动了我的奶酪》中所用的隐喻，“奶酪”(意指一份稳定的优差)，确确实实被动过了。一份2004年对公司管理阶层的调查显示，95％的人预期会换工作，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别的原因，有68％的人担心意外的解聘或裁员。换句话说，你不必真的丢了工作才能感受到失业的焦虑和绝望。

第二种“问题迹象”可以称为“雇佣过度”。从阅读中，我了解到，中高层的企业经理和专业人士常常像那些低收入、以工资为生、靠打两份工养家糊口的人一样，面临高强度的工作要求。《过度工作的美国人》一书作者、经济学家朱莉叶·肖尔，以及《白领血汗工厂》的作者、商业记者吉尔·安德烈斯基·弗雷瑟描写了不堪重负的白领雇员：他们每天要在办公室里工作10—12个小时，晚上回家后还要在手提电脑上继续工作，即使在节假日也会被手机和办公室牢牢拴住。“例如，在华尔街，”弗雷瑟报道，“主管常常会让新雇员在办公室准备一套备用衣服和牙具，以备碰上加班至深夜，甚至回家打个小盹都没有时间的时候用。”她引述了一位英特尔公司雇员的话：

如果你选择过家庭生活，那么你在公司的级别和评价都会是最差的。我愿意无休止地工作，周末加班，到任何地方出差。我没有爱好，没有工作以外的兴趣。如果我不在这个公司工作，我什么也不是。

显然，这个一度被我视为过于舒适、权力过大而不值得关注的社会经济群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原先我以为的安逸，现在却成为煎熬，我决定进行调查。我选择了自己在上本书中运用过的同一策略：作为卧底记者，乔装进入这个新世界，看看关于这个问题我能拿到什么第一手资料。人们是不是从他们的职位上被裁员?怎样才能找到一份新工作?如果事情的确如某些报道说的那么糟糕，为什么抗议之声如此微弱?

我的计划应该够直接了：找个工作，找个“好”工作，我定义白领职位的底线是医疗保险加上5万美元年薪，这足以让我跻身于中产阶级。一份工作本身将给我一个了解中层企业世界的难得机会，而且寻找这个职位的过程也必然会把我放在最受催逼的白领企业职员，也就是那些没有工作的职员中间。

由于我希望尽可能匿名地执行这个计划，所以不得不排除某些职业领域，如高等教育、出版业(杂志、报纸和书籍)，以及非营利性的自由组织。在这些行业中，我有可能被人认出来，可能受到与一般求职者不同的特殊对待——当然，我希望是更优惠的待遇。但这个限制并没有大大缩小我求职的范围，因为大多数白领专业人士都在另外那些营利性企业中工作——从银行到商业服务，从医药业到金融业。

进入公司生活的决定——而且还是其中我并不熟悉的部门——要求我放弃，或者说至少暂时搁置许多内心深处的态度和观点，包括长期对美国公司及其领导者的批评。20世纪70年代，当我还是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调查记者时，我就针对那时逐渐在医疗保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企业(制药公司、连锁医院、保险公司)小试牛刀。随后的80年代，我又把注意力转向蓝领和粉领雇工的待遇，把美国积重难返的贫困水平(联邦政府官方统计数字结论为12．5％，而用更新式的统计手段，这个数字应该是25％)归咎于长期以来支付给非专业劳动力的低工资。过去几年，我主攻金融丑闻潮——从安然公司丑闻到我写这本书时发生的南方保健(HealthSouth)和Hollingers：International的舞弊案，认为那是企业日渐腐败的证明，一种完全无视员工、顾客，甚至在有些情况下无视股东的内部掠夺模式。

但是为了这个项目，这些批评和保留意见都不得不放在一边，或者在我的头脑中推得越靠后越好。不管是否喜欢，公司是世界经济中占支配地位的单元，也是我们日常生活所依靠的企业形式。我一边在IBM手提电脑上写下这句话，一边啜着立顿红茶，穿着Gap的衣服——这些都是大公司的相关品牌。正是各种公司运营的飞机航线(尽管并不一定准时)，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食物。我曾经站在公司世界的外面，常常狠狠地批评它，现在我想进去了。

我知道，因为我身上的“求职硬伤”，我的这次求职经历不会是对职场的一次公平测试。首先，我早就进入中年了。年龄歧视是公司世界一个公认的问题，即使我才40出头，也同样会受到影响。然而，这个缺陷并不局限于我一个人。许多人——从离婚后的家庭主妇到在裁员中下岗的经理，现在都发现，自己到了过去与宁静的退休生活相联系的年纪，却仍然在找工作。

我的另一个硬伤是，从未在一家公司真正干过什么白领工作。我曾在纽约市政府预算局一个专业人士级的白领职位上待了仅仅7个月。那是一份典型的白领工作：出席会议、分析报告、撰写备忘录；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候还没有手机、PowerPoint和电子邮件。在我现在寻求进入的公司世界里，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都是新的：执行任务的标准、评估方法、沟通用语甚至方式。但是我学得很快，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这样，我指望这一点能帮助我解决问题。

我的第一步是要获得一个新的身份，并为之安排一份新的个人历史，就是说，一份新简历。改变自己的身份比你想的要简单得多。比如说，到洛杉矶的Alavarado或第7街转转，很多票证贩子会向你嘀咕“办证吗?办证吗?”不过，我采取的是合法途径，因为我希望求职申请一旦得到回复，我的各种证件状态良好。我的担心也许有点夸张，但我的现用名还是有可能被认出来，或者至少用Google搜索一下，就会出现太多条目。于是在2003年11月，我合法地改回婚前用名——芭芭拉-亚历山大，并用这个名字申请了一张社会保险卡。

至于我的简历，虽然我必须编造，我还是希望它尽可能地代表我的实际技能。我坚信，我的技能将为任何录用我的公司增添财富。我是个作家，发表了数千篇文章，如果算上合著作品，撰写了12本非小说类书。而且我知道，“写作”在公司世界里一般都可以转变为公共关系或“沟通”。许多新闻学校也教授公关课程，这可能是恰当的，因为公关实际上是新闻罪恶的孪生兄弟。一个记者追求的是事实，而一个公关人士则被要求伪饰事实，甚至宣扬虚假情况。如果你的雇主——一家制药公司宣称它的新药可以治愈癌症和阳萎，你的工作就是推广它，而不是去调查这些说法的根据。

我可以尝试这类工作，当然是暂时的。我其实接触过公关人员的工作内容：写新闻发布稿，为编辑和记者们约稿、准备新闻包、帮助安排新闻发布会。作为一个作者，我也曾经与出版商的公关人员密切合作，我总是发现他们非常聪明，性情也很随和。

多年来，我也曾作为积极分子为诸多信念奔走呐喊过，这也必须转换成对任何愿意雇用我的公司来说有价值的经验。我策划过会议，当过会议主持；我曾经在各种各样的团体中工作，常常担当领导角色；作为一名公共演讲者，不管是发表长篇大论还是面对一个小组进行陈述，我都发挥自如。上述这一切都可以统称为“领导者”技能，对任何公司都应该是一份财富。最起码，我可以说自己是一个“活动策划者”，能够在集会上安排分组讨论和主题讨论，安排媒体报道，并计划后续活动。

即使准备一份粗略的简历草稿，也需要好几天时间。我不得不把愿意帮我“做伪证”的人都写下来，以防雇主给他们打电话，要他们证明我的确为他们工作过。幸运的是，我有许多朋友乐意帮忙，他们有的在知名公司任职。虽然我还不敢宣称我真的曾在这些公司里任职，因为随便给它们人力资源部门打个电话就能立即揭穿这个谎言，但是，我感觉说我为这些公司提供过多年“咨询”应该是很安全的。可以说，我给了“芭芭拉·亚历山大”一个公共关系人员的模范历史，在简历的这里那里可以随意加上一个活动策划；而我在编造新简历时的掩饰，说明我还在为一名公关人员可能碰上的有悖道德的项目做进一步的准备。

无论如何，我没有在新简历中编入和自己完全无关的爱好和习惯。我不是一个演员，不管自己再怎么想也演不出别人的爱好和习惯。“芭芭拉·亚历山大”只是芭芭拉·埃伦里奇的一个包装；她的行为不论好坏，总是我自己的。从实际意义上说，我仅仅是把自己的职业状态从“自由撰稿人和作家”转换为“失业”，这个差别对不经意的观察者来说，可能是察觉不到的。大多数日子，我还会待在家里，坐在电脑前。只不过现在，我不再上网调研并撰写稿件，而是上网搜寻并联系有可能聘用我的公司。新的名字和捏造的简历只是我的一张入场券，我的目的是加入美国失业白领的行列，他们每一天都在搜寻一份收入像样的工作。

这个项目需要一些起码的结构，因为我即将步入未知世界，我需要为自己设计一些指导方针。第一条原则是，我会做好所有的事前准备来赢得一份工作，这意味着我会接受任何形式的帮助：比如说，利用各种资源，包括任何我可能找到的向求职者提供指导的书籍、网站或公司。只要我能够解读对方的期望，我会尽自己的努力按这种期望去表现。我不知道成功的求职者究竟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可是我会尽量谦恭地、勤勉地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其次，我愿意到任何地方去工作，甚至只是接受面试，并且会在我与潜在雇主的联系中表明这种地理上的灵活性。在整个项目过程中，我住在弗吉尼亚的夏洛特斯维尔，但是为了获得一份工作，我愿意前往美国任何地方，如果我找到工作，会在那里住上几个月。我也不会回避任何行业，那些我可能会被认出来的行业除外，不管是由于乏味还是由于道德上的冲突。第三条原则是，我会接受符合我收入和福利要求的第一份工作。

我知道这个项目需要投入相当数量的时间与金钱，于是我留出10个月的时间，还有5 000美元用于旅行和求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其他费用。我想一旦我得到一份工作就会把投资赚回来，或许还能赚更多。至于时间，我计划用4—6个月求职(2004年失业者的平均求职时间是5个月)，另外3—4个月投身工作。这样，我应该有足够的时间尝试白领失业者的生活，并探究他们寻求再次加入的公司世界。

从一开始，我把企业世界这个抽象概念想象成一座山上的城堡——壁垒森严，布满哨岗，高高在上的玻璃墙闪烁着邀请的光芒。我知道要到达它的大门会是一场漫长、艰苦的攀登。但是，我以前就曾经到达过偏僻而高不可攀的地方，比如说大学和研究生院。我耐心，为人机智，有毅力和决心，并且我深信我可以完成这个项目。

事实上，正如我的计划，这个项目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样具有挑战性。作为一个乔装记者，我对白领世界真正的恐怖是绝缘的，因为我的收入和自尊并不依赖于它。大多数和我一样的求职者大概都是由于大规模的裁员或单独的解聘，才不自觉地变成现在这个状态。对于他们来说，失去工作就是进入一个痛苦的世界。他们的收入崩溃到仅有失业保险的程度，他们的自信也受到沉重打击。许多著述都写到了失业者受到的心理伤害——抑郁、离婚、滥用药物，甚至自杀。这些灾难不会发生在我作为一个伪装求职者或稍后作为一个伪白领的生活中。我不会一下子陷入贫穷，也不会感受到被拒绝的真实疼痛。

一开始，我还有一种期待，即这个项目比起我为《镍币与银币》一书所做的工作来，要求要少得多。从体力上说，这将是小菜一碟：不需要洗洗刷刷，不需要搬运重物，不需要长时间地走路或奔跑。至于行为，我猜我不会像蓝领工人那样，常常受到监视并要服从命令；我还想象自己具有表现和表达自我的自由。结果显示，在这些方面，我的想象全都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