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爸走时我没哭。从懂事时起我就知道他最看不上男人哭，而我不争气，从小就爱哭。为这，他一直不太喜欢我。他曾跟我妈说：“你说这老四整天哭哭啼啼的没个老爷儿们样，长大以后可咋支门过日子。”我那时也就七八岁，正和老五在外屋地鸟悄儿地扒碗架子找吃的，老两口在屋里的对话我们听得清清楚楚。记得当时我妈以少有的强硬语气说：“你可不许再这么说。一滴眼泪一分善心，依我看善心比能耐和本事重要，有善心的孩子准错不了。况且你咋就知道咱老四没能耐没本事呀，要我说，老四没准最有出息。”那时老五刚把小拇指冲我竖起来，听了妈的话，立马换成了大拇指，同时很不相信地“哧”了一声。
妈走的时候我尽情地哭，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因为我想起了妈说的那句激励了我一生的话。特别是，一想到我这个儿子已经几乎没有可能兑现妈对我的期许，眼泪更是吧嗒吧嗒流个不停。
我家祖籍山东石岛，父辈以上三代都以打鱼为生。1942年我爸雷锦江带着一岁的大哥和四岁的老叔来到东北。最先落脚在大连，我爸在码头当搬运工。后来活不下去，奔了辽西，先后辗转于兴城、锦西、锦州、阜新、彰武一带，靠打零工、给铁路建水塔维持生计。最后于日本投降前落脚到锦州湾的一个网铺重操旧业，生活才算真正安顿下来。
我爸我妈1943年在彰武结婚。我妈叫罗秀芬，纯东北人，满族，没裹脚。结婚时我妈才十六岁，不过据我妈自己讲，那个年代，女孩十五六岁出嫁很正常。
爸妈婚后一年生下二哥。时值日伪统治末期，亡国奴的生活与牛马猪狗无异。我家基本上处于居无定所的半流浪状态。全家算老叔在内五口人就靠我爸一个人四处打零工养活，艰难困顿可想而知。最惨的时候，全家三天只靠几个土豆几根大葱活命。年三十，我爸很晚还没回来，等米下锅的我妈怕三十晚上烟囱没有炊烟被左邻右舍笑话，便往大锅里加两瓢水，然后生火拉风匣……老叔和大哥以为锅里有吃的，眼巴巴地守在锅台旁。我妈边拉风匣边吧嗒吧嗒掉眼泪。大人吃不饱，孩子哪有奶吃，二哥常饿得整宿整宿哭。我家里有一张二哥幼时的照片。他瘦骨嶙峋，捧着个房东家孩子的破皮球，一双大得出奇的眼睛可怜巴巴地盯着镜头。每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哭……我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没经历过哥哥们的苦难，但我听妈讲过当时的情景：为了让儿子在那次“奢侈”的消费中露出笑脸，她用一个红皮大鸡蛋换得房东孩子那个玩腻了的旧皮球一分钟使用权……但一直到照相先生捏响快门，二哥也没有笑——他没办法笑，房东家的孩子在旁边数着数儿催促呢。
二哥长大后虽个子挺高，人也最帅，但一直瘦弱多病，最后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英年早逝。
三哥1949年出生。那时新中国成立，老百姓终于过上了和平安定的生活，船上的收入也不错，所以三哥幼年时基本上没怎么挨饿。但三哥个子矮，这肯定和他早早就帮爸担起家庭重担有关。对于三哥，我要用对待长辈般的敬意在后面专门讲他的故事。
大姐生于1956年。给她起名字时很费了一番周折。按我们雷家祖辈传下来的家谱，我们这一代应该范立字，我爸一直盼着生女孩，认为上天赐给他的这个漂亮女儿是今后很多个漂亮女儿的第一个，就想给大姐取名叫雷立一。我妈不干，说这哪是女孩的名字呀，不行不行。争执不下，就找了个当地很有名气的老先生，让他决断。那老先生办事麻利，没查字典没掐算阴阳五行，现场就综合了我爸妈的意见，建议取“一”字的谐音，叫雷立依。我爸上过四年私塾，在当时算是挺有文化了，听到这个名字后点头叫好。我妈虽不识字，但听我爸和那先生讲了“依”字的诸多美好寓意后，也欣然同意。
然而我爸的愿望最终没能实现——虽然我们从小就被爸要求喊雷立依为大姐，我妈却再没生过二姐三姐。大姐往下，肩挨着肩出生的我们哥仨清一色是男孩。按我妈的说法，雷家一大窝孩子，除了大姐这一枝花，其他都是饿死鬼托生的土驴子。
大哥叫雷立家，二哥叫雷立人，三哥叫雷立国，我叫雷立忠，老五叫雷立德，老疙瘩老六叫雷立本。
老叔叫雷锦海。
几十年过去了。长风流沙，吹散昨天的往事。斗转星移，时光倏忽流逝，让我们本来就平淡琐屑的生活卑微得如尘土飘落。岁月几乎带走了一切——青春、苦难、眼泪、欢笑……包括我爸妈和二哥的生命。但是，有一样东西它带不走，也永远不能销蚀磨损半分，那就是我们雷家世代传承的勤劳俭朴、孝顺谦和、友善待人的家风。正是因为有了它，补丁衣服才变得高贵，我妈的七个孩子和一个小叔才没有一个因贫穷而沉沦。特别是，我的文盲母亲竟让他们中的五个接受了高中等教育。这是家风创造的奇迹，也是爸妈一生最值得炫耀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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