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冯积岐而言，他太熟悉和了解当初给了他生命的土地，同时也给了他历史创痛的乡村，这些都构成了他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印记，也是他不断写作不断拿出力作的源泉。他的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他用文学思考着人的命运，这是他身为作家所能讲述出来的打动人心的故事。《村子》便是他的一个作品。

《村子》的作者是冯积岐。

《村子》从不同侧面展现了作者用他的情感和心血营造出的艺术世界，也集中显示了冯积岐“写时代的变迁史、写人物的心灵史”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的集中展示，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冯积岐，了解这位西北作家独具面目的文学成就，也试图对冯积岐文学创作的价值作出一种新的定位和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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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祝永达在村口那棵松树下碰见马秀萍是很偶然的事情，当时，他不可能产生这样的念头：有朝一目娶马秀萍为妻，从此甜甜美美地活人过日子。

那是1979年早春二月的一个晌午。

走在田地里的祝永达觉得明媚的春天仿佛是从他脚底下生长出来的，解冻了的土地酥软而仁慈，从枯萎的色泽中挣脱出来的麦苗儿扑面而来。远远近近的村庄里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鸡鸣狗吠声和空气中逸散出的各种细微的声音在表示大地苏醒了、活跃了。他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没有回家去，独自一人来到了田野上。他心里激荡得厉害。他用右手抚了抚浓密乌亮的头发，抬起眼注视着前方。二十五六岁的祝永达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年轻些，他消瘦、白净，目光深沉而略显忧郁，那张猴儿脸和母亲吕桂香的脸庞极其相似。文质彬彬的样子不像个农民。

他庆幸他活下来了，活到了今天。

在松陵村，像他这样的地主富农的娃死了五个疯了两个。他没有料到三十年以后(从1949年他家被定为地主成分算起)，只有一纸文件，或许只是某一个人的一句话，地主成分就没有了。一个人的命运的改变原来这么简单!简单得使他难以置信。成千上万人的命运可以被一纸文件或一句话左右几十年，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呀!他既高兴又悲哀。

现在，套在脖子上的枷锁终究被解开了。动手给松陵村地主富农的娃们解开枷锁的是村里的支部书记田广荣。宣读完文件，田广荣进一步解释：“社员”是地主富农第三代子女的家庭成分，“社员”不再是“黑五类”了。会场上鸦雀无声。会散了，祝永达顺手抓起坐在屁股底下的半截子砖头毫不迟疑地扔出去了，砖头在一堆瓦砾中砸出的响声干脆有力。走出大队的院子站在路边他痛快淋漓地尿了一泡，朝着脚下他生活过的这块土地尿。他回头看时，赵烈梅还没有走，她站在大队院子门口，脸上挂着丰富而灿烂的笑，正在不错眼地看着他。他不止一次地从赵烈梅的目光里捕捉过脉脉温情。虽然，他不知道他在这女人心中的位置，但他明白，这女人很同情他。她是田水祥的婆娘，大他六七岁，椭圆形脸盘，肌肤微黑，极其丰满。她的眼睛说话时在笑，不说话时也在笑。他回过身来系裤带时赵烈梅莫名其妙地朝他点了点头，赵烈梅那喜滋滋的心情结结实实地写在她那表情饱满而润泽的脸上。

是田广荣把他叫到大队办公室去的。田广荣暗示他，要调他到大队里来工作。他没有表态也没有感激田广荣，出了大队院子朝那棵白皮松走去了。

这棵白皮松有一半枝丫已经干枯了，干枯的树枝仿佛老人的手瘦骨嶙峋地伸向饱满如籽的蓝天。松陵村人谁也不知道这棵白皮松有多少年岁了。松树下曾经有一座陵墓，陵墓是唐代末年被唐僖宗封为岐王的节度使李茂贞的儿媳的。因为有了这棵松树因为有了松树下的这陵墓，村子才叫了松陵村。

祝永达在松树下站立了片刻，信马由缰地在麦地里徜徉。太阳很嫩，跟路边浸出的小草一样。自由自在的春风如同脱了缰的牛犊子，很随意地把太阳抓过来给祝永达洒在脸上和身上，他觉得，一丝暖意跟线一样从他心上掠过去了。

田野上没有人影，没有牲畜，没有蚊蝇，没有机器，没有噪音，没有病毒，没有阶级，没有另类，没有恐惧，没有学习会、讲用会、斗争会；田野上有庄稼，有树木，有青草，有脚印，有汗水，有色泽，有宁静，有呼吸，有生长，有生存，有温馨，有骚动，有鲜鲜活活的空气，有蓬蓬勃勃的阳光，有平平安安的气氛，有丝丝缕缕的感情。祝永达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突然觉得很轻松，欲望蓬勃得厉害，他只是想搂住他爱的或者不爱的女人把她们的衣服扒光，扒得一丝不挂，揽在身底下尽情地发泄一番：要一览无余要淋漓尽致要痛痛快快。他要人模人样地做一回男人，大喊大叫地做一回男人。似乎这些年来他等着的就是这一天。他不得不承认，他确实被“解放”了。

祝永达恍然看见有一个女人朝他走来了，步子迈得很碎。直至走到他跟前走到松树底下他才看清了，是马生奇的大女儿马秀萍。马秀萍一只手挎在书包上——他第一次注意到女孩儿的手是那么纤细柔嫩那么招人注目。马秀萍先开口叫了他一声永达叔。他抬眼一看，女孩儿的脸红红的，粉粉的。她长得十分俊俏。伤感的松陵村似乎因为有了她而变得光彩了，她给晌午的田野新增添了“有”——有了鲜艳的色泽。

“秀萍，放学了?”  

“没有哩。”

……

P5-7

第一次注意到冯积岐的名字，还是在凤凰网读书频道的连载栏目中。当时，在连续数月的连载书目中，《村子》的名字一直赫然在目，给人印象深刻。虽然当时没有仔细阅读小说文本，但作者的名字却是记下了。后来，承蒙《文艺研究》主编方宁兄的介绍，冯积岐的新作《非常时期》被推荐到文化艺术出版社时，“冯积岐”已不是陌生的名字了。《非常时期》在2013年初出版，这已是他的第九部长篇小说了。

其实，身为陕西作协副主席的冯积岐早已不是文坛的新人。这位西北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作家，是一位勤勉的耕耘者。三十年来，不论流行的风气如何变化，也不管外界对他的作品如何评价，冯积岐一直守着自己的信念，执着地前行着，犹如一头饱经沧桑的黄牛。从1983年第一篇短篇小说问世以来，三十年笔耕不辍，迄今已经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除了九部长篇小说以外，他还发表了大量的短篇小说。这些短篇小说，结构精巧，语言特色鲜明，在当代作家中独树一帜，为作者在圈内博得了“短篇王”的美誉。

在作品的风格上，冯积岐的创作与柳青、路遥、贾平凹、陈忠实等众多陕西作家的创作有着天然的血缘相似，他凭借深刻的生活体验，以浓烈的感情色彩和朴实的叙述语言，勾勒出一幅幅描绘关中风情的世俗画卷，浓墨重彩、撼人心魄。

冯积岐对自己的创作要求甚高，“不仅写时代的变迁史，主要写人物的心灵史，写出人性的复杂性、变化性；写人的文化心理”。然而，特殊的经历以及随之而形成的心理个性，使得冯积岐的作品往往呈现出一种特有的凝重和灰色。他的小说中，几乎所有故事都发生在一个叫做凤山县松陵村的地方，这是一个虚构的乡村世界，也是作者试图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焦虑、困惑、不安和迷茫的平台。通过“松陵村”形形色色人物的纠葛和挣扎，在荒诞与暴力叙述中揭示人生的无奈和人性的弱点，读来常常给人一种挥之不去的压抑和纠结。著名作家陈忠实曾经赞扬冯积岐“以执拗的个性和已具备的强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乡村社会，以几近完美的艺术表述，把自己独特的乡村社会的体验呈现给我们，让我不仅认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裂变，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个可资信赖的参照”。

对于冯积岐的创作成就和作品的水平，业内早已有了充分的肯定。但是，从世俗的标准看，冯积岐似乎并不出名，他的作品也没有引起市场充分的关注。这种名实不副的现象伴随着冯积岐在创作道路上的执着而显得日益突出，以致现象本身也都成为人们研究的课题。对此，作者自己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沮丧：“我有时感到很凄凉，有一种惨败感，就像匈牙利获诺贝尔奖的作家凯尔泰斯所说：这是一种‘无法选择的命运’。我渴望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做不到。”熟悉中外文学史的读者，对于这样的喟叹应该是并不陌生。在一个浮躁和迷茫的时代，冯积岐的挫败感多少带有几分宿命的味道。

不过，有些东西的价值，是需要时间来证明的。此次，文化艺术出版社推出的“冯积岐作品集”(第一辑)集中收录了冯积岐的八部长篇小说，这里面包括已负盛名的《村子》《遍地温柔》，也包括颇有争议的《沉默的季节》《粉碎》。这些作品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冯积岐用他的情感和心血营造出的艺术世界，也集中显示了冯积岐“写时代的变迁史、写人物的心灵史”的艺术追求。这些作品的集中展示，不仅有助于读者更好地认识冯积岐，了解这位西北作家独具面目的文学成就，也试图对冯积岐文学创作的价值作出一种新的定位和诠释。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3年4月

最近，在整理有关我的评论文章的时候，翻出来了朋友刘谦写的一篇叫做《积岐小记》的文章(刊于1991年第2期《小说评论》)。刘谦在文章的开首这样写道：“许多日子的黄昏，我总看见积岐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影瘦消而孤独地悬于都市之喧哗上，痛苦地冥想。每次看见这个情景，我总感到心中隐隐有锥刺之痛，有无限悲凉。我无法猜破他当时的心态，也无法直译那只属于上帝的人生奥秘。但黄昏中，都市里，一个孤独的单身男人之宁静和安详所传导出的人生信息，总让我深深不安和愧疚。”刘谦的每一句话都像钉子似的把我当时的精神面貌钉在纸上了，无论什么时候读起来，都使我能看见自己20世纪80年代末的面目。那时候，自己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状态，刘谦是这样告诉读者的：“积岐是那种忧郁得让人看几眼便想大哭的男人。他的忧郁痛苦，使人一见便会生出些许宗教般的情愫。一个需要养家糊口的男人，在那样的时候，却又坚守着心底的圣地，表现出那样的宁静和超然，他内心的意志力是多么坚强!他在痛苦地挣脱着一切俗世的浮华，在一片厚重的黄土之中寻觅一种属于上帝的、达于彼岸的途径。”刘谦用睿智的目光冷静地审视他的一个兄长、一个同路人，远距离地透视了一个友人一个写作者的心态。

从1983年发表第一篇小说算起，二十多年过去了。可以说，我一直在忧郁、不安、痛苦、自我煎熬和折磨中朝着一个目标而奔走，时至今日，留在我心底的是苦涩的绝望和凄凉的惨败感。失败的感触中不乏我对世俗意义上的成功的渴望，对我所从事的这种劳动能够被承认的盼望。我不由得怀疑自己，怀疑自己的才华，怀疑自己的能力。

怀疑之后又是苦行。

朋友曹谷溪给我的定位是：沉默的苦行者。六个大号字印在他办的那刊物上，再配上我那张苦脸，真是一个人的精神的绝妙版本。

凯尔泰斯说，沉默就是真理。而我以为，沉默只是一种回答。回答心灵，回答遥远的天籁之音。我既然在喧嚣之外，沉默就是最好的方式。我宽慰自己：我没有被叫好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悲哀。威廉·福克纳即使到了获诺贝尔奖前夕，还没有中国大陆的三流作家红火呢。

我做了二十多年的农民，我的父辈、我的兄妹依然在故乡那块黄土地上为了生计而劳作。作为农民，他们的那一双手从不停歇，除非病倒爬不起来。劳动对他们来说是一种需要，也是一种安慰。在这一点上，我和他们是相通的，因为，我是他们其中的一个。尽管，那失败感不时地提醒我，折磨我，可是，我的劳动不能停歇。假如你要告诉农民，繁重的体力劳动会折损你的阳寿，农民会以为你是天外之客。生命如果为了生命而存在，那就毫无意义了。所以，我依旧安安静静地写作。就像我做农民一样，每天扛着锄头或镢头去上地，并不因为来年薄收或无收成而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分田到户，一些农民开初接受不了这一变化，就闹事。然而，最终还是顺应了。顺应的结果并非仅仅是粮食的大丰收，不仅仅是衣食无忧。生活使他们明白：分田到户并不是百病可治的良药。他们无奈、痛苦、挣扎以至失态；他们难以容忍自尊和尊严的被剥夺，于是，就反抗。

而像田广荣这样的村官，面对被石灰水呛死的小孩子也如此麻木，无疑是其变化中的另一种农民类型了。其实这种类型和祝永达在西水市的建筑工地上见到的那些农民没有什么两样——工头欠了他们的工资，他们不但不敢讨要，反而要去讨好。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过去了，村子里的农民回过头来反思，最终还是要建祠堂，生活中还得依赖“族长”去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必须跪倒在祖先的牌位前——这是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一个侧面。生活变了，文化心理没有彻底变化，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个民族，不仅仅需要技术层面的改革或改良，而是需要改变文化心理。

在现实生活中，祝永达是一个道德比较完善的人，但并非一个“强者”，而田广荣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他是生活中的“强者”。当下的村子里，究竟需要什么人去治理呢?这也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

我对村子里的农民有难以割断的情感，我不仅触摸的是农民的兴奋点和痛点，触摸的也是自己的兴奋点和痛点。我知道，村子里的农民日子过得很艰辛，但是，有祝义和、赵烈梅、马志敬这样的善良而能干的农民的支撑，农民的生活不会垮掉的。令我最痛心的是村子里的下一代，像马林科兄弟俩这些年轻农民，面对欲望，他们将经受更多的磨难。

我只能按照我的体验去写我们村子里的农民。

到头来，我只能说，我这样写了，我这样写过。

当然，我并非一点儿自信都没有。我的一位朋友曾说过，说我是走在一条正道上的作家。这是对我最透彻的理解。我想，既然走的是正道，我就无所畏惧，不必顾虑了。我将艺术视为生命一样贵重，不可能像有些人一样如同数钞票般地去码字，我是蘸着心血来书写的。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和生命方式。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留下的只能是文字。文学不会枯竭，文学是不朽的。文学创作是对我的生命的最佳完成。

农村人有一句话，叫做“年过三十不学艺”。而我学艺时已过了三十岁，因此，我不可能像有些大作家一样，给自己规定，到什么年龄段写出什么样的作品来。虽然学艺晚了，但是，我还是由衷地感谢生活。因为，生活使我诸事不如愿，常常有使我愤慨使我不安使我痛苦的事来撞击我。我时不时地陷入精神苦难之中；生活猛不防从身后给我一拳头，这种强刺激，非但没有把我放翻，反而使我对文学创作更加虔诚了。

我还是那句话：痛苦孕育大作。我敢说：那些生活滋润，悠闲自在，一脸荣耀的写作者只能是时代这杆长枪上的饰缨。

这是一部确凿令我感受到心理震撼的长篇小说。震撼来自于作品丝毫不见矫饰的巨大的真实感。我尤其看重冯积岐在这部作品里面对生活和社会的姿态：直面。

——陈忠实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冯积岐是我陕西省一位重要作家、优秀作家。写实写得很到位，人物刻画得细腻动人；议论则有哲理，闪动着泥土一样的智慧；抒情又出乎意料，有诗人气质。

——贾平凹

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得主

对冯积岐而言，他太熟悉和了解当初给了他生命的土地，同时也给了他历史创痛的乡村，这些都构成了他与生俱来的生命的印记，也是他不断写作不断拿出力作的源泉。他的笔背负着沉重的历史，他用文学思考着人的命运，这是他身为作家所能讲述出来的打动人心的故事。

我敢说，他笔下的每一个人物，他所写的每一段历史，都有着石头一般的重量。

——方宁

著名学者，《文艺研究》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