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7日上午，七时半。深圳弘法寺本焕长老法堂隔壁小餐厅。引路的小和尚请我稍等，说是本焕老和尚要来同我一起用早餐。实话说，我没料到这么快就要见到这位著名的百岁高僧，而且缘分竟是这样开始的，内心不觉有些紧张起来。
为了这次采访，我提前半年开始做“功课”，又得到了广东省民宗委陈绿平主任的支持，他说内地媒体此前还未曾获得采访本焕的机会，这个“第一次”给了《羊城晚报》。
在约定的采访时间的头一天下午，我从广州赶到深圳，直接上山住进弘法寺，当晚同应顺大和尚就采访内容作了详细沟通。山里空气好，不需要太多睡眠，自以为起了个大早，却听院里扫地的小和尚说，本老凌晨四点就开始早课了，不觉惭愧。小和尚将我引到小餐厅，本老就在应顺大和尚的陪同下出现了。我说：“方丈好！”本老操一口湖北官话说：“我是个老和尚。”我心领神会，因为应顺大和尚告诉我本老最喜欢的称呼就是“老和尚”。老和尚的微笑平和而明朗，令人感到了安详。在这过程中，早餐陆续送来。餐桌转盘上，摆放了一大钵水饺，一小钵汤圆，配有四样小菜：豆芽炒木耳、枸杞叶、豆腐皮炒辣椒、土豆丝。小和尚用托盘送来本老的专用早餐，为一小碗饺子，五只；一小碗番茄烧玉脂豆腐，三件；一小碗小米粥。
三人入座。本老、应顺闭目合什祈祷，顷刻毕。
本老捧起了他的小碗饺子，又指着桌上的菜对我说：“吃菜吧。”我正要应答，本老从他碗中夹起一只饺子，送到我的碗里。我受宠若惊，连声说“哎呀，谢谢谢谢！太有福了！”在我不迭声感谢时，印顺为我舀起一勺饺子。我见状忙说：“等等等等，让我先把这只饺子吃了，这是本老给的。”印顺等我吃完这只饺子，为我连舀两勺饺子，我忙不迭声地说：“够了够了，吃不了可要浪费了。”我发现本老和印顺都手捧着碗，低头快快吃，不言语，便问“可以说话吗”，“食不语”，印顺小声说。我知道造次了，小声说“知道了”，赶紧专心吃饭。本老吃完饺子，端起玉脂豆腐，又是先从碗里夹出一颗来给我，才再自己吃。在这连连惊喜中，我紧张的心放下了。本老吃饭，一小碗一小碗地清，每吃完一样，把空碗摞起。
本老饭毕，操着湖北话开始说起了闲话。“今天是对你的特别照顾。”本老说。我指着一桌食物说：“特别为我做的？”“对。平时我在那边吃早餐(手指方丈室)，今天你来了，我特意过来陪你。”“哎唷，太有福了，谢谢谢谢！”又似感到不妥，忙说：“我专门从广州跑过来陪您吃早餐。”本老笑起来，问我“你哪里人”。“我湖南人。”“我是湖北的。”“您的胃口很好。我这次采访的都是九十岁左右的老人，多数九十岁以上，您年龄最大，身体最好。”印顺说：“老和尚每天四点钟就起来诵经，一直到晚上十点才睡，天天如此。”
吃完早餐，我们来到隔壁本老法堂。本老在桌前宽椅上坐下，指着倚在一边的小木椅对我说：“你坐这里。”我乐得紧挨着他坐下，一时间竟模糊了佛门与俗世的区别，就像祖孙一对。国家领导人尊他为佛门泰斗
记者：我第一次同102岁的人坐得这么近。
本焕长老：我102岁，减去100岁，我两岁。
记者：我的年龄减去整数，也两岁呢。
本焕长老：那你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呢？
记者：您的名字原来是释本幻，后来为什么改成了释本焕？
本焕长老：我原来叫本幻，这个“幻”字是幻化的“幻”，佛教认为一切皆是幻象。为什么改成现在这个光“焕”的“焕”呢？1948年，我接法于虚云老和尚宗下，在他的宗门里，我也是排本字辈的，所以虚云老和尚就给我改动一个字，改为光焕的“焕”。你觉得焕发的“焕”好呢，还是幻化的“幻”好？
记者：在您面前不打诳语，以我个人的喜欢，我喜欢原来那个“幻”。
本焕长老：不错，本来就是幻化啊。呵呵，你还有这种幻化的幻想啊。
记者：那您呢？您自己喜欢哪一个名字？
本焕长老：不是我喜欢不喜欢的问题。当然我喜欢以前那个“幻”。本来幻化有幻化的作用，光焕有光焕的作用。虚云老和尚的意思是要我光焕佛法。1948年我在南华寺接了他的法，第二年做了南华寺的方丈。那时虚云老和尚111岁了，他从百里之外的云门寺步行来为我送方丈座。
记者：南华寺是禅宗六祖惠能弘扬南宗禅法的道场，之后形成了临济、曹洞、云门、法眼、沩仰五大流派，因此南华寺有“祖庭”之称。您在南华寺接虚云老和尚的法，成为禅宗临济宗的传人，您是第几代？
本焕长老：第44代。
记者：现在临济宗的规模有多大？
印顺法师(本焕长老的弟子)：目前中国禅宗大多数都是临济宗。
记者：本老，在您的经历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来果禅师。他对您的影响又是怎样的？
本焕法师：来果老和尚与虚云老和尚齐名，是当代禅宗两大宗师，都是已经明心见性了的。1930年我到了扬州高曼寺，在那里参禅七年。来果老和尚对我最好，教导我苦修苦练。我给他当过侍者，也当过衣钵，他要我在高曼寺当方丈，可是我发愿去五台山修行。
记者：据说前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同本老的缘分也很深。
印顺法师：1986年落实宗教政策，广州光孝寺庙产归还佛教界，是赵朴初居士礼请本老出山任光孝寺住持的。光孝寺是达摩初祖东来创立的禅宗祖庭，地位崇高。当时庙宇年久失修，佛像法器严重毁坏。在主持光孝寺的十多年中，本老不负使命恢复了光孝寺。本老先后修复和新建的寺庙共有11座，修建深圳弘法寺时，也是赵朴初居士亲自礼请本老再度出山主持大局的。
记者：本老出自前辈高僧门下，自己也修成高僧了，现在是弘法寺的镇寺之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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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原地”
这是我的工作，但又不完全是工作。如果仅仅为了工作，不需要做那么多功课，采访那么多内容。应该说，这是兴趣所在。我在新闻媒体工作29年，前10年在《广西日报》担任文学编辑和文化记者；后19年，在《羊城晚报》干时政和科教文新闻。在我50岁的时候，管理干部年轻化的时代潮流到来了，我从部主任位置上退出，选择重新当记者。于是，在退休前的最后3年里，我做了这件自己最想做的事情——访问中国的文化老人。
这是从2006年初开始的工程，我开始寻访那些尚存于世的文化老人．他们处于中国人文科学领域的顶尖位置，其中像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等都是90多岁的老人了，年纪最大的是禅宗临济宗第44代传人本焕长老，当时他102岁。他们中相当部分人出生时，慈禧太后还在世，这是一种特别奇特的感觉。每当在他们身边坐下，仿佛坐在一条源远流长的大江旁边，这是我最为期待的时刻。
这些文化老人，任何一人都是一本大书。同他们聊，会生出一种遗憾，就是可惜不能常常随从他们左右。有时候，好不容易找到名单上的电话，可是人已于不久前逝去，永远地带走了他们的故事，比如钟敬文。于是，我踩着生命的脚步拼命追赶，赶上他们了，就坐下来聊一阵，有如坐在生命长亭，那是一个可以暂时歇歇脚，讲讲往事的地方。他们把一生经历都浓缩在这貌似随意，却意蕴隽永的交谈中了。每当这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尽量在他们身边多坐一会儿。所幸的是，那时我已经不是一线记者，心态已从浮躁状态有所剥离，看问题的角度也有所不同。我醉心于面对面倾听他们从容诉说，准备好的采访提纲有时也就搁置在一边，因为我们的谈话内容，已经超出事先的计划，我已被领入到一个更为迷人的境地，看到了另一片更为广阔的天空。
采访这些老人是困难的，不是他们的问题，而是我自己的问题。尽管他们大部分属于社会科学界，但各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其中多数领域于我而言非常陌生。他们不会同我讲基本的东西，那都是需要我自己去做功课的。如果我的提问击中了他们愿意重视的话题，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在我面前敞开一扇历史之门，甚至打都打不住(当然我巴不得他们多讲，可是往往有家属或保姆在一旁紧盯着时钟，生怕谈久了会累坏老人。我最担心的是如果问来问去都不到点子上，他们就要去睡觉了)。所以，我特别重视谈话前做功课。我得看书，查资料，做笔记，找学界人士作前期“备课”。打下了这样的底，才能去揣摸哪些话题能形成交谈的兴奋点，从而理出思路，列好提纲。
我所接触的这些文化老人，大多数具有自由知识分子之特质，这是我尤为敬重他们之处。即使有一些看来一度同“意识形态”贴得很近的人，骨子里面也仍然向往自由。我曾倾听汤一介先生谈到他在“文革”中参加北大“梁效”写作班子的经历，痛苦的回忆和深刻的反省令我震撼。当他以沉静的声音说出“自由的思想最重要”时，我感觉那是内心深处爆发的一声呐喊。同他们相对而坐，我曾有过一个感觉，好像他们是一块钢，曾被历史的手臂扭曲，扼颈之力稍一松弛，就又回到了原地。我一直在想，这个“原地”是什么？至少，它意味着不变。在思想或精神领域，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即使处于万物速生异变纷呈的时代，也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就在原地呆着。他们以一辈子的学术人生告诉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而不是别人要求的方式)去生活，去思想，去做事，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地”。在人类所有愿望中，这是多么贴近人之本性的要求，即使遭遇扼颈之危，也无法将其泯灭。为何如此说道？因为即使已经百岁高龄的中国知识分子，也无人能够有如饶宗颐先生那样的幸运，可以免除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羁勒，可以免除时代大潮的裹胁而倾注毕生精力以探求真知。尽管如此，他们毕竟是受到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熏陶的一代，是曾经耳濡目染中国最纯粹的前辈文化大师独立自由风骨的一代，他们于内心保留了一间纯净的书斋，对理想执著于坚守。也正因为如此，当经历过十年、二十年的历史劫难之后，他们仍能凭借着强烈的自省意识，重新爆发思想创造力，加倍地焕发智慧之光。
还记得那是在2006年冬，香港所有高校联手为饶宗颐先生庆贺九十大寿，这是莫大的尊荣。那天采访完，已是深夜，坐进被中，把手提电脑搁于膝上，这样的句子从脑海里涌了出来：
2006年12月14日，香港维多利亚港湾著名的会展中心灯火通明。这个晚上，香港的主角是一位九秩学者——饶宗颐先生。
国家领导人许嘉璐、特区首席行政长官曾荫权、华人首富李嘉诚、中联办主任高祀仁、学界名流、知名作家……全都甘当陪衬——在国际汉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九十华诞之际，舞台灯光为他而聚焦。
所有枯灯独坐、皓首穷经的日子都退隐到幕后，他与等身著作相伴而来，走到盛宴中央，拱手一揖，对众人说：“无量感恩！”我一直认为这些句子融入了对所有那些执于理想、甘于坚守的人们的理解和认知。对他们了解多了，有时就会这样想：让漂浮的泡沫往前去吧，就在水湾安静呆着，这样很好。
2008年夏初，我同我的一群文化教育界朋友聚会，一位教授朋友对我说，年初他介绍我采访他的博导王元化，这可能就是导师最后的绝响了。王元化病危了，他刚去上海探望过他，情况不是很好。到了4月份，就传来王元化和贾植芳先后去世的消息。这年秋初，同事打来电话，说季羡林和任继愈刚刚去世。说实在的，我不是很惊讶，他们都是过九望百之人啊。可是我的内心为何仍然有着如此深切的惋惜？他们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而标本般存在着，标本没有了，永远失去的将会是什么？
2010年底，我退休，决定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新整理这些原始录音和文字笔记，让它们基本保持原貌而留存。当有一天，人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或许会思考一些问题，会想：“哦，他们曾经说过这些话呢。”
安静地坐下来，回过头一句句重读那些对话，仿佛重新回到了与那些智慧老人相对而坐、娓娓交谈的场景。有时读到某一段对话，心里会猛地一咯噔，就想，怎么不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追问下去呢？从某种角度上说，这种采访永远都是有遗憾的。很有意思的是，在这重新的阅读中，心理不期然地发生着一些变化，似乎比当时更能领悟其中一些话语中的机锋，更能体会言语的本意。就想，当时怎会把这节忽略了？这是因为没有了工作的负累，变换了一种心境的原因吧。如果说，当年在为报纸供稿时，必须考虑新闻纸的特点，必须重视“即时”、“新鲜”以及版面字数诸多要素，并以此作为标准作出取舍，那么现在，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能够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能够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
整理这些原始采访笔记，用了一年多时间，慢慢地做，也不着急。他们都是年事很高的老人，记忆也会有误，核对、查实相当花时间。而且．他们谈到的一些内容，我自己若是不懂的，也要先搞懂，所以恶补知识也是必须的。现在终于完成了，感觉上像是又读了一次大学，而且学得相当杂。尽管如此，我学问终究肤浅，想必仍然有错，若不幸果然，先于此致歉了。
当初，同报社领导商谈这个选题的时候，报社领导要求我带一带年轻的记者，目的是能够延续羊城晚报的业务传统。也因此，青年记者邓琼参与过其中一些题材的采访。比如对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樊锦诗、叶嘉莹的采访她都在场，我们一起工作的时间紧张、充实而又快乐，那是一段永远难忘的回忆。
樊克宁 2012年8月
《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记录本焕长老、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等文化大师的心路历程。在思想或精神领域，总有一些东西是永远不变的，即使处于万物速生异变纷呈的时代，也有那么一些人愿意就在原地呆着。他们以一辈子的学术人生告诉我，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而不是别人要求的方式）去生活，去思想，去做事，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地”。在人类所有愿望中，这是多么贴近人之本性的要求，即使遭遇扼颈之危，也无法将其泯灭。《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由樊克宁所著。
《呆在原地(与世纪学人面对面)》——《羊城晚报》首席记者樊克宁访问文化老人的精神之旅。本焕长老、饶宗颐、季羡林、任继愈、杨绛、贾植芳、侯仁之等文化大师的心路历程。
基本完整的原始对话，还原他们的真实想法，还原一些历史真相，也更能体现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品格，以及他们从漫长人生经历中凝聚而来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