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风马牛（修订版）》编著者启之。

《中西风马牛（修订版）》文字轻松幽默、内容活泼易读。在轻松的外表下是对中国文化的深刻剖析，其中涉及到中西方文化、风俗、政治，尤其还包括了对待电影艺术的态度，因此对中西方比较文化感兴趣，对中国老电影、主流电影评论感兴趣的读者会更容易被此书吸引。

《中西风马牛（修订版）》编著者启之。

《中西风马牛（修订版）》内容提要：一个中国学者远渡重洋来到欧洲，给一群所谓的“中国通”讲电影与文化。面对着各种光怪陆离的问题、强词夺理的抬杠，他只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这个过程中，中西两个阵营的文化差异以一种妙趣横生的论战风格被诠释出来。

《红河谷》如何成功让一个女人从黄河漂流到雅鲁藏布江；《地道战》《地雷战》靠什么成为了最受欢迎的民族战争片；白毛女何以坐上了奶奶庙的神坛；八十年代的北漂是如何《混在北京》的；冯小刚电影的价值体现在哪里，为什么他不让自己显得高深一点。作者以自己的独特思维，对这些荒诞不羁、故作高深的问题一一作答，令人捧腹的同时又蕴藏深意。

推荐语

再版前言

第一辑 瑞典：接触

 1 我是你儿子

 2 魏安妮的“人道”

 3 你们累不累呀？

 4 “你嫂子”，“我老婆”

 5 中国大片美国编导

 6 新人新世界

 7 日本人的逻辑

 8 螺丝钉精神

 9 事无两样人心别

第二辑 法国：苦难的历程

 10 法国老太给我上课

 11 “占领”？你干吗说“占领”？

 12 得胜还朝

 13 斯大林审片

 14 电影学院，水电系？

 15 历史成了鬼打墙

 16 你们想上断头台吗？

 17 “请关照”与掴耳光

 18 秦始皇与希特勒

 19 神甫与乞丐

第三辑 德国—瑞典：一个人的遭遇

 20 美国电影毒害了我

 21 啤酒杯里撒了尿

 22 讨价还价红灯区

 23 “奶奶”是何方神圣？

 24 美国左派

 25 阴阳大战

 26 “孙子”与“村子”

 27 “混” 与“玩”

 28 “卖炕的”与“带把的”

 29 在羡慕中仇恨

第四辑 隆德：钟为谁鸣

 30 好莱坞精神

 31 虐待狂与被虐待狂

 32 真梦，假梦

 33 托马斯的悬念

 34 屁股的问题

 35 显圣与奇迹

 36 后新国骂

 37 斯德哥尔摩症状

 38 将畅想进行到底

附录 与隆德大学师生来往信件

瑞典隆德大学东方语言系学生给作者的信

致 瑞典隆德大学东语系诸生

沈迈克来信，谈瑞典学生读《中西风马牛》的感想

瑞典学生致北京的大学教科书中心部的信

再版后记

出版后记

1　我是你儿子

开课的头一天，教室里只有四个人：索菲娅、魏安妮、费米和托马斯。我扫视了一下教室，心里不大舒服——怎么才这么几个人？心情破坏了记忆，精心准备的英文开场白马上忘掉了一半。其实没忘也白搭——我刚说了两句，所有的人就都起来抗议。

索菲娅朝我嚷嚷：“我知道你会说英文，可我是来听中文的。”

魏安妮也怪腔怪调地跟着凑热闹，“系秘书说，这门课用中文讲。”

费米搂着托马斯的肩膀，“我们相信你的中文比英文好。”

他奶奶的，本想好好练练英文，没想到碰到这帮捣蛋鬼。方寸一乱，剩下的那一半英文也逃之夭夭，只好改说中文：“我很高兴，你们选修这门课——中国文化与中国电影。在开课以前，请各位做一下自我介绍，讲一讲选这门课的想法和要求。”

索菲娅从本子上撕下一张纸，飞快地写下了她的名字，魏安妮、费米也如法炮制。三张纸迅速地集中到我的面前，在我低头研究他们的中、外国名字的时候，托马斯大摇大摆地走到前面，在黑板上写了一行中文：托马斯——司徒苏华。

他敲敲黑板，“托马斯，是我的德国名字；司徒苏华，是我的中国名字。托马斯在德国满大街都是——很多人都叫托马斯。但是，我相信，司徒苏华在世界上只有一个。”

尽管系秘书给我介绍过这位德国汉学家的厉害，我还是有些吃惊——他居然知道“满大街”！

“你为什么选择司徒这个姓？”

“它表明了我的职业和爱好。司徒的意思是管理学生的人，也就是教师。这种职业很适合我。”

“那你为什么叫‘苏华’呢？”

“苏代表苏联，华代表贵国。在这个世界上，我最关心苏联和中国，我用了将近十年的时间学习这两个国家的语言，又用了五年的时间翻译这两个国家的书，又用了五年讲这两个国家的课。我想，苏联和贵国都不会反对我用这两个字作名字。”

“中国人叫‘华’的比德国人叫‘托马斯’的还多，所以，中国大概不会反对。至于苏联，似乎没法反对——你能让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反对你吗？”我想难为一下这个不守课堂规矩，随便溜达的家伙。

不料托马斯突然激昂起来，“不，苏联仍旧存在！它存在于历史之中，存在于现实之上，存在于青年人的梦想之国。”说这话的时候，他身体前倾，右手叉腰，左臂平伸，乱糟糟的红胡子像团火一样在胸前跳动。那样子让我想起了某位去世的伟人。大概是表演欲还没满足，伟人先生迈开大步，溜达回自己的座位，在入座之前，神情肃穆地扫视了一眼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以手指心：“作为人类的伟大实验，它在这里永存！”  像看到外星人一样，我盯着托马斯，暗自惊疑：这位仁兄八成是个原教旨！

不管他信奉什么主义，我也不能让他如此张狂，“你是不是认为你是中国和苏联的老师？”

托马斯郑重地摇摇头，“正相反，苏联和中国是我的老师。”他用右手食指敲敲前额：“这里面的大部分东西都是中国和苏联给我的。”

“能说说你为什么选这门课吗？”

“我刚才说了，因为我关心中国。这个理由还不够吗？”

“你对讲这门课有什么要求？”

“我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占上课的时间放电影，请把录像带事先交给我们，让我们在下面多看几遍，以便上课讨论。当然，这一次可以例外。”

事儿明摆着，这个红胡子不是等闲之辈，也不是省油的灯。对付他的最好办法，就是少理他。我把目光转向索菲娅。

不用我请，她早就按捺不住了，“我选这门课有三个原因。”

她竖起三个手指，我发现，她的手指甲上好像写着字。

“第一，我正在写博士论文，想受点启发。第二，我希望有人跟我说中文，听我说中文，并且纠正我的错误。第三，我爱中国，我喜欢中国人。我在中国有很多朋友，我们经常通电子信。”

她举起手，伸开五指，八个指甲上写了八个汉字——难得糊涂？恭喜发财！两个小手指上面分别画着问号和惊叹号。字是黑的，写在白色的指甲油上，格外清晰。

费米等人围过来，费米惊叹道：“真漂亮！这字是谁写的？”

索菲娅得意地说：“当然是我！”

托马斯虎着脸，“你相信‘难得糊涂’吗？”

“我的中国朋友相信，他说，这是一位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话。这位哲学家认为，人类的最大问题就是想把事情弄明白，这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明白’是上帝设计的陷阱。所以，人类应该学会糊涂，但是糊涂是最困难的事。因此，战胜这个困难的人，将是世界上最明白的人。”

我暗自惊讶：真是人不可貌相，这个洋妞居然还懂得郑板桥。

托马斯不依不饶，“那么，它和发财有什么关系？”

索菲娅说道：“我的中国朋友相信，只有‘难得糊涂’的明白人，才能发财。我无法理解这种东方的神秘哲学。可是，它很好玩。不是吗？”

“是的，它很好玩，但是并不神秘。它不过是无可奈何的牢骚，是……”托马斯想不起来对应的汉语，说了一句洋话。

我一头雾水。  托马斯抓起魏安妮的电子辞典，查出来了中文，他指着屏幕念道：“犬—儒—学—派。对，它不过是犬儒学派的表述，这个学派产生于古希腊，它算得上神秘吗？”

托马斯的说法让我讨厌，我倒宁愿他们把郑板桥看成是神秘主义哲学家。我明里打圆场，暗里替国粹说话，“索菲娅，你能不能把你的作品保留到明天？我想给它们照张相。中国人一定会为此而骄傲——你看，东方神秘主义已经传播到了北欧！”

索菲娅高兴了，“我已经照了，我会送给你的！”

托马斯不屑地回到了座位上。

下面轮到费米了。

“我选这门课，因为我研究的就是中国传媒——电影、电视、报刊。我有一些问题，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

“你有什么要求吗？”

“没有。不过你要是允许我转录你带来的录像带和光盘，我将十分感谢。”

“我们可以做个交易——我用我带来的录像带，跟你换瑞典电影的录像带。怎么样？”

“没问题！”费米高兴了。

我转向魏安妮。

魏安妮说：“我的中文说得不好，希望你纠正我的发音。”

阿弥陀佛，这个沉重的开场白总算结束了。承蒙托马斯开恩，允许我在上课时放电影，我的计划是，先给他们讲讲中国的主旋律——英雄模范题材。让他们了解中国，受受教育。事先准备好的中文故事梗概和英文语言点发下去了，录像带塞进了录放机，教室里突然安静了，八只洋眼睛都盯住了屏幕。

《焦裕禄》放完了，我宣布休息。可这四个人没有一个动弹。费米接上手提电脑，忙着查什么文件。托马斯翻一个黑皮本本，魏安妮在本子上记着什么，索菲娅在旁边看着，两人还不时地嘀咕着什么。

我刚刚宣布上课，托马斯就站了起来发难，他扶了扶眼镜，扬起一脸毛茸茸的红胡子，“焦裕禄是不是想继承那家老贫农的遗产？”

我有点发瞢，“你……说什么？你……是不是没看懂？”

托马斯的脸腾地变得通红，一直红到脖根，红脸、红脖加红胡子，更像孙悟空。他一言不发，径直走到录像机旁边，倒出“继承遗产”的一段，按了一下PLAY。

这是影片中最感人的一幕——

大雪纷飞，黄沙路上，李雪健扮演的焦书记拉车，几人推车，车上装着救济粮。寒风挟着雪片打在人们的脸上。河南民歌《共产党是咱好领头》响起，歌手（据说就是李雪健）为这一行人的爱民行为拼命地吼唱着。  雪花飘飘，洒遍一身还满。焦裕禄推开一农家院的破栅栏门，通讯员小赵扛着粮袋跟在后面，两人踏着厚厚的雪来到一间破土房前。

破土房的门被推开，焦裕禄和小赵出现在门口。屋里的一对老夫妇，老头躺在炕上，老太婆站在地上，惊异地看着这两位不速之客。

焦来到炕前，坐在老头身边：“大爷，您的病咋样呀？快过年了，我们给您送点粮食和钱来，您们先用着。”

说着，掏出钱放到老太婆手里：“大娘，这是二十块钱。”老太婆感动得喃喃自语：“这可怎么好呀！”躺在破棉絮中的老头双手抱拳不胜感激。

小赵扶起老头，老头睁开昏花的老眼，看着焦裕禄：“你，你是谁呀？”

焦裕禄拉着他的手：“我是您的儿子！是毛主席派我来看望您老人家的。”

老人的胡子颤动着，泪水涔涔。

老太婆伸出手，顺着焦裕禄的头从上往下摸索，帽子、围脖、棉衣：“感谢毛主席……给我们派来了这样的好儿子！”

那粗犷的民歌配合着画面将电影推上高潮。

托马斯关上录像机，像个角斗士，盯着我，“这个电影我在中山大学时就看过。请问，焦裕禄是不是那两个老人的儿子？”

“当然不是。”

“既然不是，他为什么要说是？”

“因为……因为他想向他们表示亲近，这是中国的习惯。”我随口答道。

“如果我想向你表示亲近，就应该说，我是你的儿子吗？”托马斯右腿向前一步，左膝弯曲，假模假式地给我鞠了一躬，“Father大人。”

他的滑稽动作引起一阵哄笑，教室里开了锅，穿着肚脐装的索菲娅居然坐到了桌子上，那肚脐就像只没长睫毛的独眼，偷偷地朝我眨眼睛。

这本书2004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当时把它打扮成电影类的书，2010年该社改了主意，又要把它作为文化类的书再版。而选载它的刊物们对它的认识更加五花八门，《新华文摘》把它看作随笔，《东方》把它视为思想评论，《名作欣赏》把它纳入人文，《视野》把它归为影评，社科院外文所的一位翻译家竟然把它说成是“新小说”。而最先连载它的《北京文学》则把它当做散文，还把其中的几篇评为年度最佳。

我对这本书的定位很明确：这是一本以散文为形式，以中外电影为容器，以思想文化为内容，具有多解性的书。

书中的四个主角——经常听我课的两男两女：索菲娅、托马斯、费米和魏安妮——需要略作介绍。

索菲娅上高中时就开始学中文，大学二年就被送到北大，一年半后回到隆德大学，拿下了中国学学士。在北京上学的时候，她是中戏小礼堂、电影学院的常客，什么实验话剧呀、独立电影呀，她不分良莠装了满脑袋。一到暑假，她就背起行囊走南闯北，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欧洲女人事事不让须眉，索菲娅更甚，非但不让，还常常以女性主义自居，找机会向男权叫板。

至少从身高上讲，索菲娅有跟亚洲男人叫板的资格。北欧女人个子都很高，我身高一米七五，索菲娅比我矮一公分，可她一站起来，我就比她矮一大截——她穿着高跟鞋。在我的印象里，高个女人没几个长得漂亮的，北欧女人证明这一观念是个严重错误。索菲娅就是一个美女，金发碧眼，弯眉高鼻，白颈红唇，唯一的缺点是嘴大。她是个好玩主义者，念博士是为了好玩，学中文是为了好玩，选修这门课也是为了好玩，上课捣蛋也是出于好玩。

说到捣蛋不能不提到托马斯，他的捣蛋主要是为了显摆。他的显摆颇具韬略，上课伊始，沉默不语，冷静得像条黄瓜。等别人吵累了，他才慢吞吞地站起来，走到讲台前面，在黑板上写上几个字，一边用碳素笔敲打着黑板，一边口沫四溅地发表惊世骇俗的演说。这家伙博闻强记，思维敏捷，辩才无碍，且中文极好，最后一点要归功于他的妻子——一位台湾籍的女博士。

托马斯比我矮一头，而我又比高大的瑞典男人矮一头。可想而知，在瑞典人面前他只是个“小不点”。这位“小不点”出生在慕尼黑，青年时代受“文革”影响，向往社会主义，想到中国学汉语。办签证的时候正赶上多事的1975年，他等不及，就跑到台湾学了两年，后来又转到大陆学了三年。学成回国，一边教汉语，一边攻学位。他的博士论文讲的是中苏关系，他又跑到了苏联、东欧和美国待了一阵子。回来拿了博士学位后，就满世界转悠。这一回，算是跟我有缘，转到了瑞典。

费米上课时喜欢往嘴里扔口香糖，经常跑出去喝免费咖啡，还时不时地把椅子拉到离桌子老远的地方，把大腿跷到二腿上。他之所以不断地吃口香糖、喝咖啡，是为了缓解烟瘾——瑞典不允许在建筑物里吸烟，下课的时候，学生们常跑到楼门口吸烟，费米是其中的常客。把椅子拉远，是因为他身高两米，一双长腿放在桌子底下不舒服。中国人喜欢高个，可费米不喜欢。他解释说，高个在体育上才有用处，在学术界不但没用反而有害。为什么呢？因为搞学术比的不是体力和技巧，而是活的长短。同一个专业，你活得长，把同辈同行全熬死了，你就是这个行当里的权威。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因为你长得高而给你一个格外坚强的心脏。在心脏相同的情况下，高个的心脏负担重，容易早死，矮个就占了便宜。他还把这个歪论推而广之，认为，如果毛泽东的个子与邓小平换一下，那么中国历史就会改变，我和他的命运也会随之改变——我不会到瑞典，他也不会对中国传媒，尤其是中国电影情有独钟。

魏安妮出身书香门第，从她的父母到祖父母，到祖父母之祖父母都是大学教授。她从小就在书堆里长大，读书是她的最大乐趣。她的家给我的最深的印象就是书——整整一层楼，所有的房间里全是高至天花板的书架，有两间屋子的书架不是靠墙而立，而是一个紧挨一个，书架是钢铁之躯，下面装着轨道和轮子，要想移开必须摇动书架侧面的摇把。

在她看来，人生除了读书做学问，念博士当教授，授道解惑，著书立说之外，没有别的可为。跟这个书呆子在一块，你也休想谈别的。这个书呆子不但是个素食主义者，而且是个环境保护主义者。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用塑料袋、不穿化纤制品，在城里不乘汽车，五公里之内步行，五公里之外滑旱冰。她滑旱冰的技术相当高超，可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穿行自如。滑旱冰上学在我看来是个奇观，而在瑞典则是大众文化。

这“四大金刚”，使我的课堂变成了奇谈怪论的集装箱，刀光剑影的辩论场，他们破坏了课堂秩序，打乱了教学计划，让我穷于应付。我能坚持下来，全凭出国前自订的“三个坚持”——坚持挣到最后一个克朗，以增加国家的外汇储备。坚持爱国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坚持宽容宽松的心态，表面上接受一切对中国的正确批评。

除了这“四大金刚”之外，我还得介绍一下两位师长辈的人物——我的四舅，巴黎大学的退休教授。他原来是中法大学的高材生，抗战爆发前夕去了法国，一去就是半个世纪，十多年前退休。他娶了一个法国太太，叫维昂，维昂退休前是个德语教师，因为在俄国待过几年，俄语也不错，因为嫁给了四舅，中文也会说。自七十年代末，这对老伉俪就不断地来中国，几乎隔一年一次。我住在北京，自然就成了主要的接待者。四舅的爱好是电影，维昂的爱好是国画。我给他们买过不少录像带、光盘、笔墨纸砚一类的东西。

另一个人物是塔吕，他是法国驻外的前外交官，后转到大学教书，退休后与四舅当了邻居。此公灰目弯鼻，小耳阔嘴，一撮山羊胡挂在下巴上，说起话来，胡子一抖一抖的，走起路来，昂首挺胸，腰板僵直，与四舅站在一起，让人想起堂吉诃德与桑丘。他对中国电影并不在行，但是对中国的事极关心，既爱发议论，又爱揭短——哪壶不开提哪壶是他的强项。比如，他问我，为什么电影学院的院长出身于清华水电系？为什么党委书记可以当教授？为什么中国的影评家见风使舵大搞两面派？为什么毛泽东要批《武训传》？为什么……你还没回答出一个，他有十万个为什么等着你。这些为什么古怪刁钻，就是国内一流的理论家也难以回答。没办法的办法就是跟他胡搅蛮缠。

这次出国使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生活在洋人中间，少见必然多怪，怪而没处说，只好跟日记说话。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里说：“勇于求知的人决不至于空闲无事，虽然我并不担负任何重要职务，却总是忙着不停，我以观察为生，白天所见、所闻、所注意的一切，到了晚上——记录下来。什么都引起我的兴趣，什么都使我惊讶。”我跟孟先生当然没法比，但在“忙着不停”方面一样。我也是“到了晚上——记录下来”，也是见什么都感兴趣，都惊讶。但这与“勇于求知”无关，而完全是空闲无事的缘故。

2003年12月写于北京

2013年9月修改

这本小书自2004年问世以后，就被沈迈克教授选为瑞典隆德大学的汉语教材。他每年都要跑到中国来买书，买不到，就找我。两年下来，我的存货被搜刮干净。新朋旧友跟我要，我一本也无，人家不信，说我阿巴公。

无独有偶，此书在国内也编进了教材——湖南商学院艺术设计系李湘树教授将“四大金刚”的文艺见解收进了他编写的《艺术概论》（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9年）之中。还赠书给我，其笺云：“书中议论，极对口味，以至课堂宣讲，又大受欢迎。弄得学校图书馆仅有两本《风马牛》被翻烂。”

这种事，我听得多了，什么图书馆里的《风马牛》被看得卷了边，什么被借走了N月后才还，还时已经没了皮，等等。按理说，听了这些消息应该高兴。尤其是它要再版时。可是，我的感情很识抬举，而我的理性却不配合，它只让那愉悦心情持续了三十秒，就把它变成了满腔悲凉。

或嗔日：你悲哪门子凉？

此书初版时，我就说过，我写的书老出不来，出版社说它们不合时宜，要我改改文风。这本书换了笔法，改了文风，侥幸问世了。别的书呢？并不是所有的书都可以这样写的呀！那些出不来的书，比这本小书花费的心血要多得多，九年过去了，仍旧无法面世。你说，悲凉不悲凉！

悲凉之外还有点烦——瑞典的学生们不断把他们用汉语写的读后感（这是沈教授给他们布置的期末作业，详见附录）发来。这些读后感用鬼神莫测的句子、随心所欲的标点、稀奇古怪的错别字对此书评头论足，对作者说三道四。而我在连蒙带猜地拜读之后，还得装出笑脸回信表扬之，鼓励之。你说，烦不烦！

北京人用语的活色生香，令我佩服的五体投地。王朔趣味低俗，但我不能不承认他的语言是当代小说家里最好的。　　——张远山（学者，职业作家）

这是一本竭尽狡狯之能事的异书，叙述之洗练老到，台词之精彩尖新，均属骇人听闻。　　——周泽雄（文学评论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