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五老峰”上种“高梁”
莫言的意义当然远远不止于军旅文学的范围，他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的。他的集子《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家族》等在法国、西德等西方国家的译介和在港台地区的出版，以及电影《红高粱》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获“金熊”大奖等，都说明这位作家已经开始了与世界的对话。
1985年，当莫言以反映中国北方农村生活的《透明的红萝卜》、《球状闪电》、《爆炸》等批量作品震动中国文坛时，也给军队文坛造成了不小的骚乱。当大家纷纷对他说长论短却又还没弄清他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猜测他可能要给军旅文学带来这个或那个时，他又突然闯入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五老峰”，劈荆斩棘，令人瞠目地种下了一片汪洋血海般的“红高粱”，开辟了新时期军旅文学的“第三条战线”，领导了历史战争题材创作的新潮流。
是有点儿怪，一个抗日战争结束10年后出生的，肯定只在小说《苦菜花》、 《烈火金刚》中嗅到过一点硝烟味儿，只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中听到过假日本喊几句“八格亚鲁”的青年人，居然洋洋洒洒神神道道地写出了一大堆关于土匪打鬼子的故事，而且写得是那样的有血有肉、有哭有笑、有死有生、有恨有爱，让年青人看了不得不信以为真，让老年人看了点头说本来如此。当然，这部分地要归结于莫言的文学天才：奇异超人的艺术感觉、颠三倒四的叙述结构、天马行空的文学想象以及披头散发的语言文体，等等。但在我看来， 《红高粱》的成功，还得益于两条。一是莫言对抗日战争独到的认识——“我认为抗日战争是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战争。……不仅仅是人力和物力的较量，也不仅仅是正义与非正义的较量，而是两种文化的交锋，两种精神力量的抗衡。这样的战争就不仅仅是物质的毁灭，而是精神的毁灭与复苏”。二是莫言对战争文学的深刻理解——“比较非功利的战争文学，它不应该停留在对英雄主义和伟大牺牲精神的表面化的歌颂上，还应该考虑战争中人的地位，战争把人变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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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时代”的文学记忆
——我与首届军艺文学系
朱向前
一个电话帮我“捡了大漏”
1984年暮春的一天下午，我突然接到原福州军区文化部王炳根干事的电话，他先是不无神秘地透露，经中央军委批准，解放军艺术学院决定创办文学系，秋季开学，目前正在全军物色学员……最后，他郑重说道：“经研究，我们军区拟推荐你和XXX同志，请尽快准备两部报考作品，并立即着手文化考试复习。如无意见，正式通知即日发出。”
当时我嘴上哼哈却心头撞鹿，凭直觉感到与我人生重大相关的历史机遇来到了，但又确实不了解文学系，既不易权衡，更难以深思，便脱口而出两个反问：“学制?学历?”
王干事稍显迟疑了：“好像是两年学制，可能是大专学历。”
“啊?哦，这个，这个……”这下轮到我含糊了。因为我当时已读了四年申大．听课虽少，却把中文本科课程和教材都拉了一遍，光古典
文学就学过六个学期，还背过《诗经》、《离骚》和若干先秦散文，写
作考试多次名列福建省第一，并被评为全国优秀电大学员。这眼看本科
文凭和学士学位就要到手了，再退而求其次去读‘‘大专”，有必要吗?
那头王干事显然猜到了我的心思，不由也急得语无伦次起来： “朱向前，你不是渴望深造吗?渴望名师指点吗?学历能说明什么?我不知道军艺文学系有多么好，但我知道它肯定能解决学历所解决不了的问题。我敢说你一旦错失良机将后悔终生，一失足成千古恨……”
结果当然是我奉命行事，欣然赴考，而且凭着四年电大的底子，以当年福州军区干部考生第一名、军艺文学系考生文化第二名的成绩被录取了，成了福州军区唯一的幸运儿。入学报到后，我才发现这下真搞大了——所谓军艺首届文学系，实乃全军作家班，面向三总部各军兵种和十大军区，总共招735．A。其中最著名的同学如1982年就以《高山下的花环》名动天下的李存葆，其他获得过全国文学奖的还不在少数，至于军队或省部级奖的就稀松平常了，只是因为各大单位分配名额，才让我在福州军区的矮子里面拔了将军，用古玩行的～句话说，算是捡了大漏啦！
开学伊始，著名老作家、总政原文化部老部长刘白羽先生就来给我们作动员。他在系主任徐怀中先生陪同下走上南阶梯教室讲台的情景至今历历如在目前。白羽先生身材魁伟，脚穿布鞋看上去也足有一米八五，虽年近古稀却鹤发童颜，面如朗月，腰板笔直，慈眉善目中透出一种威严，十足大将风度里又显出九分儒雅。他的动作、语速略显迟缓，但高瞻远瞩甚至有些居高临下的思考与谈吐，分明又显示出一种扎实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学修养、很高的美学眼光和领袖群伦的风范，以及一种“居高声自远”的恢弘大气。他从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作代会致辞中提出的“文艺的春天”到王蒙由衷地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讲到军事文学的异军突起，既和“前17年”遥相呼应但又差距甚大。要深刻、持久、全面地表现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伟大的军队，目前军队的作家队伍、文学阵地和体制机制都还远不能适应形势需要。因此，我们下决心办军队的作家摇篮文学系，办自己的大型期刊《昆仑》，并分批组织作家深入南线战地采访……这是战役行动，更是战略决策；我们既要及时出击，集团冲锋，更要养精蓄锐、厚积薄发。同学们都风华正茂，来自军队第一线，有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创作经历，但由于“文革”的耽误，大家缺的就是读书修养与文化底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磨刀不误砍柴工啊!这就是把各位请来的初衷，就是要让你们更快更好地加油、充电，听课、读书，反思提高。未来更大的舞台等待着你们，全军广大官兵在注视着你们，军事文学的未来属于你们。好好努力吧，同学们!
应该说，此时此刻，我才真正认识到文学系的意义，她正是军队高层和刘白羽、徐怀中诸公深谋远虑的战略举措。自己无意中走进了时代的潮头、同时也就走进了历史。听着刘白羽先生的谆谆教诲，我一边不时跳出来提醒和感叹自己的幸运和幸福，一边又渐渐将这种暗自庆幸升华为一种庄严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朱向前啊朱向前，你一定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以优异的成绩回报前辈作家的厚望与厚爱!
同时，我也常常感念王炳根先生的那个电话。
“密集型轰炸”的“天才式教育”
1984年北京的金秋，天高云淡，风清气爽。我整天陶醉在庆幸和惊喜之中，而天天都有新的惊喜接踵而至。说的就是课程设置和来给我们讲课的老师，那真是个顶个的棒，一个更比一个牛。
按说，当时文学系草创之初，只有系主任徐怀中带一个老师、一个参谋和两个干事，真可算得上是“白手起家”。可一张白纸，正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没有师资，正好可以利用天时地利人和，广招天下名士，“入我彀中”，为我所用。
系主任徐怀中时年五十有五，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在中国当代文坛深孚众望，又深谙创作规律。可他经常只带一个参谋，上高爬低，登门造访，坦诚相邀。这种诚实谦逊，遇事端肃、亲切平和又一丝不苟的为人，感动了所有的应聘者。于是乎，丁玲、刘白羽、魏巍、汪曾祺、林斤澜、王蒙、李国文、刘心武、张洁、李陀、张承志等著名作家来了；李泽厚、刘再复、张炯、吴元迈、刘梦溪、刘锡庆、陈骏涛、雷达、曾镇南、何西来、刘纳、赵园、汪晖、季红真等著名学者们来了：吴组缃、吴小如、袁行霈、严家炎、谢冕、叶朗、乐黛云、徐晓钟、王富仁、童庆炳、孙绍振、洪子诚、钱理群、丁涛、赵德明、曹文轩等著名教授们来了……这都是当代中国一流的作家、学者和教授，其中如丁玲和吴组缃先生，都已多年不登台演讲授课了，但他们却把毕生的最后一次演讲留给了军艺文学系。一时间，京西魏公村风云际会，名动海内。各路神仙、十八般武艺，手挥五弦，目送飞鸿，耕云播雨、点石成金。直弄得我们天天如坐春风，如梦方醒，如醍醐灌顶，如浴火重生。徐怀中先生笑眯眯地看着这帮弟子们天天都在凤凰涅桀般地进行自我扬弃与更新，欣喜之下非常得意。他将这种集授课者毕生研究之精华为一次讲座的授课方式称为“高信息强输入”的“密集型知识轰炸”，称为“就高不就低”的“天才式教育模式”。就在这种信息密集而系统松散之中，体现了徐怀中的匠心：冲击学员们固有的文学观念，让他们迎着八面来风的洗礼，山高水低随形发展，保持个性，挖掘优势，“各行其是”，最终培养出非标准化的“天才”。
实践证明，当年徐怀中先生所倡导的“讲座式”是有先见之明的，今天早已为全社会广为欢迎。而他所网罗的那支院外名师阵容也基本成为了文学系一直沿用的固定师资队伍。其中，从学生到老师，我认为自己受益最多。当然，至今我也说不好上述三路名师、三类讲座，究竟谁家对我启发最大、教益最深、影响最远，应该说是各有千秋，各擅胜场，各领风骚。但有一个角度可以比较，那就是1986年我毕业留系任教之后，有意识地观摩学习各路大家的授课艺术，自以为有了一点心得，不妨在此略作披露。
以我在文学系先学生后先生的双重身份观之，仅以授课效果或授课艺术论，一般说来，作家一路富于激情和经验，而弱于理性和概括，虽然生动风趣，最具可听性，但不便记录，难以复述；学者一路，一二三四，甲乙丙丁，逻辑严密，条分缕析，新见卓然，但容易流于刻板和枯燥，时间一长，学生们难免恹恹以致昏昏；比较之下，教授一路似有综合前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之意思，既有逻辑的架构，又有知识的重点，既有理性的归纳，又有感性的表达，课堂效果普遍偏好。尤对我这个初登讲台的青年老师而言，较具可模仿性。譬如，吴组缃先生的幽默谈吐，袁行霈先生的声情并茂抑扬顿挫，孙绍振先生的快人快语一剑封喉，钱理群先生的激情与尖锐，王富仁先生的深刻与沉重，丁涛先生华丽的措辞与炫技，曹文轩先生夹带乡音的朗诵，以及王扶汉先生用漂亮的板书大段大段地默写先秦散文……都从不同层面和侧面给我以影响，使我在较短时期内潜心揣摩授课效果(包括练习书法以提高板书水平)而有较明显提高，课堂上常在鸦雀无声中爆出笑声，课后也常被学生包围和追问，很快就在军艺脱颖而出，留校第三年便获全军优秀教员称号。
从1984年到1997年，从学生到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上世纪90年代中期，文学、戏剧两系合并为“文学戏剧系”，文学方面只
配备了副主任，实际上是以副代正)，我前后在文学系待了13年。13
年中，无论是当学生、老师还是领导，凡有名师名家来讲课，我都始终
如一在讲台下洗耳恭听。也许授课老师和内容多有重复，但我观察学习
的角度却不重复，从内容到形式，从观点到例子，从声调到语气，从手
势到眼神，从站姿到板书，总觉得有听头，有看头，百听不厌，常看常
新。打那以后，我的授课经验也渐积渐多，授课范围愈来愈广。尤其近
年来，我的专题讲座《诗史合一——毛泽东诗词的另一种解读》广受欢
迎和邀请，从国防大学、北大、清华、中国传媒大学等名校到中国现代
文学馆、北京鲁迅博物馆等学术机构，从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月末讲
座”到全国各地论坛，直至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周末开讲”，讲了100
多场，还大有方兴未艾之势。虽说无心插柳、歪打正着、撞中了选题、
托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福是主要方面，但我的演讲风采也要对得起他老人
家吧。如果这也算一个缘的话，那就是在军艺文学系13年尤其是首届文
学系两年听课听来的缘啊!
“地道战”与“借东风”
徐怀中的教育理念是包容大度，宽松自由，与北大的“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堪可一比。譬如文学系的两面大旗——主旋律大将李存葆和艺术前锋莫言，徐怀中都厚爱有加。对存葆这样的“特殊学生”——1984年9月30日晚上，李存葆就应邀到人民大会堂出席建国35周年国宴。10月1日大阅兵之后，游行队伍通过天安门广场，代表文艺界的唯一彩车就是电影《高山下的花环》的造型，尤其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自费购买72000@《高山下的花环》赠送老山前线将士，给了“文学黄金时代”的最好注脚。也因此，每天来自首都各高校团委、文学社的讲座邀请：各剧种的编剧、导演来洽谈“花环”的改编事宜；全国各大文学刊物的主编名编们来登门索稿者络绎不绝，不仅严重影响了李存葆的正常学业，我和他的室友李荃，整天笼罩在“花环”的阳光雨露里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干脆，徐主任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开学不久，就准其请假，躲到外面去赶稿了。结果第一学期末就赶出了10万字的大中篇《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在当年年度的全国中篇小说评奖中又一次夺魁，使得新生不久的文学系声威大震。而莫言这样的“千里马”则是被徐怀中一眼相中，本来考试报名莫言就晚了一天，单凭这一个短篇《民间音乐》就打动了徐怀中，不仅破例收下了莫言，而且还在第一次全系集会上就七分得意三分遗憾地宣布：“可惜当年全部短篇小说评奖时，我没有看到《民间音乐》，否则，一定要投它一票!”语音未落语惊四座。可以想象，一言九鼎而出言谨慎的徐怀中这两句话对尚未出道的莫言具有怎样的影响。事实上，莫言也很快就以《透明的红萝卜》、《枯河》、《白狗秋千架》以及稍后的《红高梁》等一批经典作品回报了徐怀中，并经徐怀中推荐发表，一下子就撼动了中国文坛，使文学系的育才功能几乎一夜之间变成了一个“传说”。而我从创作正式改弦更张做评论，应该说当自莫言始，并借莫言之红火也热了热身。正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得来全不费工夫”。(详情就此处从略吧)
徐怀中的胸襟决定了他的大家风范，即便在教学、文学以外，他也实事求是，不拘一格。譬如四人一间的宿舍本来宽敞明亮，忽一日就不知被谁革了新，用布帘将自个的小空间包裹起来与外“绝缘”。读书写作，各自为战。你熬你的夜，我睡我的觉，你面壁苦思冥想，我读书忍俊不禁，互不干扰，相安无事。于是就有人“报老爷，大事不好”!不料想，徐主任一巡视竞默认了。我想原因一是给这些老大不小的学生一点宽松优惠，二更主要的是尊重创作规律。当时我们的课程安排就是半天上课半天读书创作，创作这事嘛，恰如莫言一个不雅的比喻——精神排泄。“排泄”过程，岂能示人?你想，一会四人相对而视，一会外人推门探视，那谁还“创”得出“作”呢?于是乎，不出三日，全系都照此办理，倒也整齐划一了，只是进得任何宿舍，都是不见人影，只闻人声，你只能顺着布帘隔成的“地道”摸索前进，遂有“地道战”之美誉在首都文学界不胫而走，广为传播。
再比如服装与跳舞。当年军装款式少数量亦少，交谊舞对我们而言则有如天方夜谭。但随着文学系声名鹊起，社会各界的采访、座谈、对话、宴请、联欢、舞会络绎不绝。一时间弄得我们这帮基层来的土老帽们灰头土脸，手足无措。徐主任就鼓励我们先从“换装”入手。然而审美眼光不是一朝一夕炼成的，一不留神，某星期天就从文学系走出了很多“乡镇企业家”。于是乎，在系里第一个中秋节联欢晚会上，徐主任身着藏青色西服挽着夫人翩然入场。在大家目瞪口呆还没回过神来时，就见徐主任从容迈步舞台中央站定，清清嗓子，自报曲目：“我先清唱一曲《借东风》，为大家助兴。”然后就咿咿呀呀、有板有眼地一路唱将下去，嗓音苍凉，韵味十足，风神飘逸，俨然马派弟子。大家都傻得忘了喝彩和鼓掌。接着，徐夫人——总政歌舞团原资深舞蹈家、编导于增湘老师就笑眯眯地开始为大家讲解和示范几种主要交谊舞的基本动作要领。本来还要找一两个男同学比画比画，可把大家吓得不轻，差点就要抱头鼠窜了。这时徐主任才宽容地放大家一马，说，今天就这样子吧。跳舞其实很简单，毛主席跳舞就是散步嘛。关键是有机会多实践，出去别让人笑话咱军队作家哈……
徐主任如此苦心孤诣、身体力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我就直奔王府井，咬咬牙抱回了两套西服，引来全系一番热议和采购潮，一时间男女同学都纷纷以邀我为服装采购顾问为荣，并戏称我“领导文学系服装新潮流”(此事已有诸多同学回忆文章为证，此处亦不赘述)。
徐怀中惊喜道：“朱向前跳出来了!”
真正值得在此一说并与我命运相关的是另一件事，是徐主任真正看重的学术交流，也即他所比喻的“搓澡”。意即鼓励同学们要像在澡堂子里一样赤裸裸地坦诚相见，互相切磋，互相砥砺，互相帮助。然而，就在全系第一次“搓澡”会上，我“跳出来了”。
那是入学第三天，徐主任召集全体座谈，希望以不同的文学观念和见解的碰撞和交流为契机，让大家迅速地互相熟悉了解。为了表示重视，他还事先找我们几个正副班长开了准备会，交代一旦冷场要我们带头发言。果不其然，主任讲完开场白后就冷场了。“搓澡”的愿望当然好，但35个“作家”，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互不熟悉，个性迥异，水平参差，观念不同，要袒露自己走进“澡堂”，是何等不易啊!尽管徐主任事先有估计，但也没想到水有这么深，足足有五分钟没人吭声吧。终于，我斗着胆子跳出来了!这一跳真是石破天惊。它留给人们的看法、感觉十分不同，但印象的深刻是一样的。
事后，陈道阔同学清晰地回忆道——
“徐怀中主任笑眯眯地宣布开会，说请大家座谈座谈艺术。那时，我们初来乍到，都惴惴地不知根底。大名鼎鼎的李存葆跷着二郎腿，只顾抽烟，好像那烟是公家的；‘不敢为天下先’的宋学武尽往阴影里躲，似混进来的见不得天光；莫言那时候还叫管谟业，整个儿小老幺一个，作一副憨厚态，很谨慎的样子……
“不知过了多久，没有人说话。
“突然——生活中常常有这种突然，一声小心的咳嗽，掀掉了那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的空寂。
“朱向前，发言了……我有些感激地望着他。”(见《他有两把
“刷子”》，载《作家生活报》1985年12月16日)
陈描写当时的尴尬情形与我的孤注一掷状，大抵是客观真实的。
16年后，莫言同学还依然对此记忆犹新——
“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之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ra，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望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见《部长·教授·批评家》，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显然，莫言有点调侃我的所谓“辩才无碍”。但不管调侃也罢，反感也罢，欣赏也罢，朱向前敢侃、能侃，恐个白就是我留给同学们的最初印象。
然而，各人的立场不同，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大相径庭。徐怀中主任就对此另有说法——
“我曾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届35位同学一起学习过一段时间，我所能给予他们的太少太少了，倒是他们，常常在许多方面启发了我，帮助了我。就说向前吧，他最初给我以深刻印象的，是在第～次全系学员的讨论会上。不知是由于新来乍到的生疏，还是作家的矜持，讨论会一开始就冷场了，我作为主持人，心中不免暗暗发急，只有把希望寄托在几个事先打过招呼的班长们身上。果然，朱向前跳出来了，侃侃而谈，云山雾罩，居然一口气就讲了四五十分钟，且大有欲罢不能之势。使我惊喜的是，他不仅为讨论会解了燃眉之急，还表现出了较好的理论素质…… 从那以后，向前的理论热情被点燃了，不断地喷射出闪闪烁烁的火花。”(见《理性激情的开发》，载《文艺报》1988年10月29B)
当然，徐主任的看法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决定和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一，经他鼓励和推荐，我在那次发言的基础上，写出了平生第一篇论文《小说“写意”初探》并很快就在理论批评的皇家刊物《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这对我此后走上评论之路的启示与激励作用不言而喻；其二，毕业前夕，在诸多高手竞争留校之际，在我与徐主任毫无个人交往的情况下，仅仅因偶然原因(我爱人突然被通知上中央党校)，我才最后写信向主任表达了留京(还并非留校)愿望，不料立即就被主任决定留校了!我敢说，如果我自诩为千里马，那么徐主任相中我的第一眼就是因为那次发言。其实，如此大胆张扬的“演讲”也是我平生第一次。为什么有这一次?我只能说是前定，在那一刻，命运之神向我招了招手，而我抓住了它，如此而已。我此生搞评论、做研究、当教授的道路，实际上在那一刻就已经决定啦!
为此，我感谢徐怀中，感谢文学系，感谢军艺。
此后的情况如所周知，我在文学系前后13年，继续和文学系一道成长。尤其结合自己的评论专业，为以后的著名学员如阎连科、徐贵祥、麦家、柳建伟、石钟山、赵琪、陈怀国、李鸣生、王久辛、辛茹、张慧敏、唐韵等等的脱颖而出推波助澜，从推荐作品、撰写评论到作序、评奖，无不竭尽绵薄之力。待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根据全军文学干部生源萎缩的大势，遂着手“转型”，一是升格大本，面向社会招生；二是开办军事文学研究生教育，1996年获准招生，1997年正式招收第一届军事文学研究生(至今还担任军事文学研究生导师)，也开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研究生教育的先河。从此，军艺文学系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庚寅立秋日改定于江右袁州听松楼
(原载《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
部长·教授·批评家
——朱向前《莫言：诺奖的荣幸》代序
莫 言
17年前的初秋，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我有幸成为如今已是军艺训练部部长、文学教授、著名军旅文学批评家的朱向前大校的同学。我估计朱向前在他的部长、教授、批评家的头衔中，会更加看重最后一个，但我看重的是第一个。他有他的道理，我有我的理由。我的理由是根据我的感受、站在我的立场上得出的。
也许与我一辈子都是被别人领导有关系，我对能领导着一个部门、许多人的人，发自内心地钦佩。早年在农村，我一个叔叔当生产队的队长，早晨要早起敲钟、派活，晚上要给那么多社员定工分，鸡一口鸭一口，爹一份娘一份，稍有差池，立马就吵翻了天，但我的叔叔一言九鼎，无论多么难缠的角色都能摆平，真是不容易，真是不得了，把我佩服得不行，当时我就立志：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但当我把我的志向向他表白后，他用不屑的目光打量着我说：就你？三脚踢不出一个屁来还想当队长？知道不？当官首先要有好口才，反过来说就是“好口才带着三分官”。我叔叔一下子就把我的自信心给瓦解了。后来，为了有朝一日能当个官，我也曾站在树林子里练习演讲，但毕竟不是这块材料，练也白搭。想一想，我叔叔不过是个生产队的队长，而朱向前是堂堂的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训练部部长！我叔叔生了气可以破口大骂，甚至用那熊掌般的大脚踹社员的屁股，但朱向前领导着的都是些知识分子、艺术家，这些人一个个都是思想复杂，个性鲜明，别说用脚踹屁股，就是说话的态度稍微粗暴，马上就会不高兴。朱向前要把这些人领导好，需要多么好的口才啊！
朱向前的好口才在我们入学后不久就有了突出的表现。那是开学后的第一次座谈，彼此之间还叫不出名字。老师召集这次会议，其实也就是想借这个机会让大家各自做个自我介绍，彼此认识一下。但同学们自报家门后，说个三言两语就打住话头，会议禁不住冷场了。当此之际，这个朱向前自报家门后，竟然滔滔不绝地做起了报告，从国际到国内，从西安到延安，从文学到艺术，一通大侃，令我们晕头转向。事后，有一些同学对他的这种过分强烈的演讲欲表示了反感，但我的心中却对他深感钦佩。他的口才为什么那样好？他肚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要说的话？他怎么能把话说得滔滔不绝，好像话是从他的嘴里流出来的而不是用脑子想出来的？因为我那个当队长的叔叔的原因，我对口才好的人十分敬重，我觉得能够滔滔不绝地发表演讲的人都是大人物或者是未来的大人物。当年在农村无书可读，偶然得到了一本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在德国法西斯的法庭上为自己也是为共产国际所做的陈述和辩护，那犀利的语言锋芒，排山倒海般的语言气势，真令我热血澎湃，心驰神往，他的演讲甚至影响了我的小说语言。在聆听朱向前的这次不合时宜的炫技性演说时，我的脑海里不时地跳出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的形象，朱向前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季米特洛夫相差甚远，他的语言的锋芒和力量当然也无法跟季米特洛夫相比，但这毕竟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流畅的演讲之一，这毕竟是我见到的第一个口若悬河的人。所以，我想，朱向前能当上并当好训练部长不是偶然的。有那样的好口才，还愁当不上大官吗？《三国演义》里夸奖英才时经常使用“辩才无碍”这个词，比如诸葛亮，譬如秦宓，譬如张松，无一不是雄辩家。到了近代，如果想当官，尤其是想当大官，不把嘴皮子练好是不行的。但话又说回来，好口才是天生的，不是练出来的。当年我躲在小树林里背诵着季米特洛夫的词儿练习演说，对着树时，好像也能眉飞色舞抑扬顿挫；但一到了人前，就喉咙发紧，额头冒汗，手足无措，事先想好的词儿忘得干干净净，脑子里一片空白。让一个口才好的人佩服另一个口才好的人不太容易，但像我这样一个笨嘴拙舌而又满心想练好口才当大官的人，见到“辩才无碍”的人没法不佩服。
就像古代那些韬略满腹、辩才无碍的人“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一样，现代很多有知识、有口才但因为种种原因当不上大官的人，多数都到大学里教书去了。因为有知识、有口才的人必定都是想对着公众发表演说的人，如果不让他们说话，那非把他们憋死不可。当了官自然有许多的机会对公众演说，不当官，要对公众演说，最合适、最方便的就是去大学当教授。人为什么想当官？除了那些大家都知道的原因之外，我看还要补充一条：对那些有知识、有口才的人来说，他们想当官，还为了能够在大庭广众下发表演说。朱向前当训练部部长之前是文学系的教授，好像还当过文学系的副主任(在我的心目中文学系主任不是官)，当然，他当教授，肯定不是因为想当官而没当上官的权宜之计，甚至可以肯定地说，他从来也没有想当官，是官想让他当。他当教授是因为他太喜欢发表演说了，是因为他的脑子里有太多的关于文学的新的感想与发现，仅仅用笔写成文章，还无法满足他急于想把自己的发现公之于众的欲望，而文学系的课堂为他提供了这种方便。
我除了佩服那些有好口才的官之外，然后就是佩服那些能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讲课的教授。我也曾多次被大学邀请去“讲课”，但往往是讲不了半小时就感到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然后就装模作样地让人家递条子、提问题，好歹糊弄上个把小时就仓皇收场。我估计凡是请过我去“讲课”的人，都对我感到失望，但嘴里又不好意思说，甚至还要违心地说一些好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管别人说什么好话，我当然知道自己的口才很差。我不但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是当教授的材料。去年我到复旦大学去，看到陈思和教授身边围绕着那么多的学生，无论是什么学生都对他恭恭敬敬，其势如众星捧月，如葵花向阳，让我感动又让我羡慕，当然还有深深的自卑。当然我也知道，要当一个桃李满天下的教授，光有好口才不行，还要有学问，当然我也知道，好学问是好口才的基础，而好记性又是好学问的基础，我没有记性、没有学问、没有口才，只好写点小说了此一生。
朱向前虽然没有陈思和那么多弟子，但听过他讲课的军艺文学系学生累计起来也有几百个了(系外和校外的学生就不计其数了)，几百个弟子站在一起，那阵势也颇为壮观了。而且还有好些个在他的鼓噪呐喊下引起了文坛注意，如今已经成为著名作家的弟子。譬如阎连科、柳建伟、陈怀国、赵琪、徐贵祥、李鸣生、石钟山、王久辛等，在成名之初，都得到了他不遗余力的荐举，成名之后，他们的创作也一直是他密切关注的对象。
朱向前的第三个身份是军旅文学批评家，这个身份的号召力是溢出了军艺校园的，甚至是溢出了军旅的。朱向前所关注和批评的对象是整个文学的，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军人，他批评的侧重点在军旅文学，所以人们习惯上把他认定为一个军旅文学批评家。朱向前原先也是写小说的，似乎也写过诗歌，在我们同学之初，他的《一个女兵的来信》、《地牯的屋·树·河》等几个短篇还是很有影响、很见功力的。但他突然地放弃了小说，转向批评，这在当时那种小说的热潮中，的确需要一点决断。恍惚记得他曾经对我说过他决心改行的原因，原话记不清了，但意思没有忘。他的改行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在对自己的才能和素质进行了客观分析后做出的决定。假使他当初坚持着把小说写下去，到如今可能已硕果累累，但能否得到像他如今在批评界的地位就很难说了。
我大概可以惭愧地说，朱向前的文学批评是从批评莫言起步的。他当时比较热衷于经典式的，即建立在认真地解读文本基础上的点评式批评，其美学理想直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他的方法看起来陈旧、保守，但在当时那种纷纷发明新批评方法的潮流中，他是有独特眼光的，在某种意义上，保守就是解放，向后退就是向前进。朱评莫氏早期创作的《天马行空—莫言小说艺术评点》、《深情于他那方小小的“邮票”—莫言小说创作漫评》等文是他这个时期的批评样板。作为原作者，读了这种解剖麻雀般精确的文章，也感到受益匪浅。后来，我毕业离开了军艺，与他见面的机会很少，对批评界的事情也不甚关注，所以不清楚在这段时间里他干了些什么。又后来，他的那篇长达4万字的《新军旅作家“三剑客”》的大块文章发表，在批评界乃至文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为这篇文章中涉及我，所以认真地阅读了。在军事文学的领域内，从作家的出身入手来研究作家的创作，以作家的出身为依据来比较作家的创作，是朱向前的一大发明。尽管文中诸多观点在我看来有点牵强，尽管把我和另外两个作家拉到一起进行比较有点勉强，但我还是被这篇皇皇大文的语言勇气所折服。这篇文章又一次让我想起朱向前的辩才无碍和他热衷的语出惊人的姿态。其实，文学界无所谓对错，只要能自圆其说就是对的。我只能判别出有无才气的批评文章，分辨不出、也不愿意分辨正确与否的批评文章。毫无疑问，朱向前的这篇宏文是才气横溢的，是有胆有识有灵魂的，当然也是对我有启发有教益的，当然也是我赞赏的。
“文革”期间，同学们毕业照相留念，都喜欢在相片上印上一句“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再狂妄一点，还可以印上“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我没有在“文革”期间上过学，自然也就没机会照这样的相，但我现在回忆起17年前的军艺文学系生活，心中竟然把毛主席这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默念了几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啦，“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啦，一股英雄气油然地从我的卑微的心底升起，诸位同学的生动形象在我迷糊的脑海里清晰地闪现，其中当然有朱向前。他领导了我们系里的时装新潮流，他是抗寒的优良品种，在滴水成冰的三九天里，只穿着单衣，神态潇洒地在我们面前晃来晃去……那时我很傻，但那时我年轻；那时我们都很幼稚，但那时我们都很年轻。在军艺时我犯过很多错误，伤害过不少同学，但年轻人犯了错误，上帝都原谅；我的同学比上帝宽容，想来他们都原谅了我吧？(原载《中国文化报》2001年12月13日)
《莫言--诺奖的荣幸(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权威解读莫言)》是国内唯一部零距离、长时间，及时而又深度解读莫言的权威读本。
《莫言--诺奖的荣幸(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权威解读莫言)》作者朱向前以莫言同学、最早的鼓吹者和诺奖预言者的三重身份，近30年来长期追踪研究莫言。其中有对莫言最早的发现，最热烈的鼓吹，也有最激烈的批评，更有最前瞻最大胆的预言。
莫序，道出了他们同窗同道之间的深情厚谊；朱文，更见证了莫言从北京魏公村走向斯德哥尔摩红地毯的神奇道路。附录中朱寒汛的万字散文《小鼠侃象》更真实地记录了一个“80后”文学青年对莫言的别样观察，前后呼应，形成了父子两代研读莫言的独特景观。代后记，全面真实地回顾了近30年前，莫言与朱向前们追逐文学梦想的小环境和大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