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这是来自余秋雨的《吾家小史》。

薄薄一本《吾家小史》，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阴影，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余秋雨的《吾家小史》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第一章

一 秘史朦胧

二 秘史渐近

三 还债

四 墓碑

五 朱家小姐

六 乡下

七 那天下雨

八 叔叔二十岁

第二章

一 无产地主

二 妈妈下楼了

三 夜晚l

四 姨妈和表哥

五 上海的事

六 饥荒

第三章

一 大民主

二 同一个省

三 那个冬天

四 裸体

五 稍稍打开的窗

六 老人和老N

第四章

一 紫玉楼梯

二 齐华

三 祖母无名

四 在位和退位

五 绣花婴儿鞋

六 妓女和口红

七 逃向海边

八 爸爸的秘密

九 悬崖守护

十 天人对话

归结

一 侍母日记

二 为妈妈致悼词

三 远方的海

二 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

二妈妈下楼了

妈妈历来不问政治，对一九四九年的政权变更，没有什么感觉。后来，见到那么老实的外公、外婆变成了需要抄家的“破产地主”，而神气活现的竟然是李龙这样的人，她心里有点窝火。

土改工作队走后，来了几个复员军人担任村干部，村长是一个跛脚的残疾军人。妈妈对军人有成见，因此心里还是灰蒙蒙的。除了做一些家务之外，她成天躲在楼上，哼一些上海流行的歌曲，看着我，等我一点点长大。

有一天，村里一片热闹，很多人奔走相告，说几个村的干部联手，配合解放军，领着民兵，把匪首陈金木抓住了。

那天，妈妈不再哼歌，下楼了。她陪着祖母坐在家门口，与邻居谈这件事。看到跛脚村长在远处走过，妈妈和祖母还破天荒地招呼他来喝茶。

妈妈端着一杯绿茶送到村长手上，说：“为民除了害，你们辛对村里的隐秘还不摸底。

妈妈直到晚年还记得很清楚，她发现笃公的秘密，是在刚嫁过来不久的一个晚上。

那天晚上，她在朦胧的睡梦中被一种声音惊醒。是一个女人在唱戏，幽幽的，让人毛骨悚然。妈妈连忙划了火柴点灯，几次点不亮，像是被风吹了。后来发现不是风，是自己慌张的喘气。

第二天问祖母，祖母居然没有听见。正好李龙过来，祖母向他打听，李龙说：“那是隔壁楼上的一个女疯子在唱，唱给北村的笃公听。”

女疯子？笃公？祖母和妈妈都好奇极了，细加盘问。李龙说不明白的，再问别人，终于弄清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笃公和那个女子是邻县一个流浪戏班的男女台柱，两人早已日久生情，形同夫妻。一天，笃公的父亲派人带来口信，说自己已不久于人世，命他快速回家完婚，对方是出生时就由双方父母订过婚约的族亲。笃公一听就回家了，去看望病重的父亲，再看看有没有可能解除那份婚约。但是，他的立即回家，让这位女子误解了。她解散了戏班子，自己削发为尼，进了余家村东边的尼姑庵。但那时尼姑庵中只有她一人，难以为生，又只好嫁给了住在我家隔壁的一位老木匠，不久就疯了。等到笃公在家乡为老父送了终，又解除了婚约，已是半年之后，回来已经找不到戏班子和这位女子。他苦苦打听了一年，才找到余家村，但那时，老木匠已死，那个疯女人把自己锁在楼上从不出门。笃公去敲过门，喊过话，都没有回应。只有在晚上，能听到她的哼唱。笃公也就在余家村找了一个屋子，住下了。

……

P63－65

一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毛病。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是它纵容谣言。

在《何谓文化》一书中，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

造谣无责，

传谣无阻：

中谣无助，

辟谣无路；

驳谣无效，

破谣无趣；

老谣方去，

新谣无数。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因为实情确实如此。只要是中国人，一读就能会心微笑。

但是我必须指出，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贤臣、诗人、智者未得善终，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

“青史因高尚而立，高尚因谣诼而溃”。在我看来，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邻家的悲泣了，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谣言之祸害，刻骨铭心。

我叔叔在“文革”中自杀，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我爸爸被关押十年，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他们两人一死一关，我家经济来源断绝，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生死挣扎，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

叔叔刚烈，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革命群众”明白，那些都是谣言。但他一死，“革命群众”齐声说，他是“畏罪自杀”。他们让他的鲜血，加固了谣言。

爸爸老实，原来也想自杀，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这种长文，他连续写了十年，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一手擦泪一手执笔，直到眼睛几乎失明。因此有时，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由他口述，由我记录，一份份往上送。但事实证明，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平反”。他们墓头的草树，枯了又青，青了又枯，不知多少年了，但是直到今天，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连个“副科级干部”都挨不上。当时，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直到国家主席、学术权威、艺术大师，全被谣言困住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都发生了“谣言井喷”，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特务、汉奸、流氓，而且都有大量“细节”、大批“证人”。于是，全国几百万个“专案组”为这些谣言而设立，一设十年，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这么大的数量，这么长的时间，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

造成这种现象，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文化土壤很难改变。

广大民众喜欢谣言、企盼谣言、参与谣言、庇护谣言，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结果，造谣在中国，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在这一点上，我对中国“国民性”的评判，比鲁迅更为严厉。原因是，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那么多民粹，那么多谣言，那么多灾难。

二

我原以为，经历过“文革”，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后来发现，完全不是这样。

“文革”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而现在，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那些造谣者，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

中国古人说：“谣言止于智者。”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而不是社会真相。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仁者未必是勇者，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相反，他们的智能极易成为谣言的动力，使谣言更精致、更耸动、更有传播力。因此，无数历史事实证明，“谣言止于智者”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谣言。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但在整体上，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搅起新的社会灾难？几乎难于避免，而且难于预测。在如此无奈中，我能做的，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那就是：不为谣言自戕，不与谣言争辩。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我对谣言的这一系列深刻认知，居然，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

为什么说“前所未有”？只要与叔叔、爸爸的遭遇一对比，就能明白。

第一，叔叔遭受谣言攻击，半年就自杀了，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而我，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文革”；

第二，叔叔、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主要集中在本单位，没有报刊参与。而对我，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利的英勇老将，终于牺牲，为了他的儿子。

三

对这件事，我写道：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

予以原谅；但我又l是一个中国人，终身不会淡忘“杀父之

仇”。我即使把“必要仇恨”缩得再小，也会永远记得爸爸

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仇恨使我双目炯炯。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却不反对我流浪。前思后想，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只是年纪已大，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寻个安全，已无须汗颜。但是，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欺骗领域更大，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以色列、南非，而在这本书的最后，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在密克罗尼西亚，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但是，看来只能羡慕了，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

当然，不管到哪里，还是阐扬中华文化。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我展卷而叹，抚伤而忆。而马兰，则拭泪而歌，仰天而吟。

临了，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对谣言表示感谢。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那就是，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但在平时，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黯淡了，褪色了。等到谣言一起，。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

我自己，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所感动。

前面提到，爸爸在“文革”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我发现，一切反驳都是回忆，点点回忆连成逻辑，很快，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我毕竟懂得文学，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结果，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珍藏在抽屉里，我在他去世后找得。一页页轻翻旧纸，一次次眼湿鼻酸，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我开始了“长辈寻访”，这就是《借我一生》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记忆文学”。因为是文学，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

书出版后，更多的长辈、亲友、同事、邻居参与了回忆。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但他们提供的素材，又互相矛盾，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于是，我再度一一拜访，细细追问，认真比勘，小心排除。结果，素材越来越多，篇幅反而越来越少，历史的筋骨出现了。因此，我把《借我一生》删改成了《我等不到了》，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有了这本书，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不必再出。

有趣的是，在这一过程中，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福建、湖北、安徽、四川、湖南、江西等省份的诸多《余氏宗谱》，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搜集、名录、事迹、诗文。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

你看，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哪里会有这本书的起点，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主要写我们一代，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

我甚至认为，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

因此，我要告诉年轻读者，祸福相依、善恶相随的古典哲学，一点不错。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那么，千万不要沮丧，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

试想，如果没有那个有关“文革写作”的谣言铺天盖地，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我在悬赏中宣布，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例如我写过的一句话，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法律担忧和金钱向往，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居然一无所获。这个结果，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因为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于是，由爸爸、妈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与此同时，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反向刺激，写出了开启我的一段记忆。例如，这个，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那个，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这个，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那个，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

他们的骂声后面，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他们的假话后面，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于是，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获得了真正的自在。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造谣者，我更要深深感谢了。正是他的坚持，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和亮度。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的过去，记得我的绝交信；他更加可爱地以为，他已经成了文化界的翘楚，而我的存在却掩盖了他的这种地位。正是这些“以为”，使他不停地细读我新发表的每一项文化成果，总是坐立不安。于是，有了他心结绵绵而又梦话滔滔的二十年，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

我为什么能“不动如山”，又“疾步如风”？还是要感谢他。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使我成了一个谁也不知真相的“雾霭人物”。他不知道，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雾霭”成了一个隔离层，使我能够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走那么多路，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

因此，没有他，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当然，更没有这本书。这，还不值得感谢吗？

由此，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那就只能偷偷一笑，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可惜他衰年失智，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致使“毕生谣业，毁于一旦”。这一来，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写不下去了，真是遗憾。

照理，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

四

就这样，薄薄一本书，从“文革”的囚室写起，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直到为母亲写出悼词。回想起来，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阴影，一是造反，二是造谣，可以概括为“两造”。  “两造”在中国古典文化中是一个重大词汇，因此我也不忍糟践，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我相信，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

这本书，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

这历史，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

而正是这区别，与生存良知有关，与文学本性有关。

癸巳春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