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时代作证，为农民工立传——首部全方位关注农民工、阐述当代中国巨变的历史实录。

《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编著的《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是一部大历史。它不是空泛数字、纸上的迁徙路线，也不仅是农民工的集体群像，而是由一个个生命组成的鲜活的历史，个人的，家庭的，家族的，进而是国家的历史，世界的历史。

农民工改变中国，中国农民工的迁徙史，照应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它，也是一段世界历史。

没有改革开放的历史机遇，就没有中国农民工的历史性流动。30多年前，中国农民开始怀抱梦想，舍弃土地，离开家园。到城市去，到工厂去，在那里，血汗可以换来希望……这超过全国总人口十分之一的“迁徙的中国人”，在中国大地上流动了30多年，创造一段伟大的历史；他们用血肉之躯撞开层层壁垒，开辟了一个时代；他们以其几代人的劳碌奔波、廉价劳动力、零福利待遇，带来了一个积贫多时、封闭僵化的国家经济腾飞的奇迹。他们改变着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其负重坚韧的肩膀，是中国崛起的基石。

《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以社会底层的视角，真实再现了30年间中国农民工的生活变迁，并从中探究中国社会巨大改变的底层原动力，很好地诠释了“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历史是昨天的新闻”的媒体使命。《洪流(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由《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编著。

代序 农民工与中国现代化黄常开

第一部 反叛土地的农民（1981-1984）

 综述

 观察

 第一组 样本从田里拔出脚，变成一个商人

 第一篇 温州永嘉：像老鼠一样贩卖纽扣

 第二篇 安徽枞阳：货郎走天下

 第二组 样本摘衣帽做工人

 第三篇 乐清柳市：就算被抓，也要办厂

 第四篇 山东桓台：挥瓦刀斩穷根

 第三组 样本输出劳务，翻越城乡高墙

 第五篇 四川仪陇：农民工“闯京城”

 第六篇 广东电白：“筑”梦他乡

 第四组 样本走天涯，闯世界

 第七篇 福州长乐：偷渡美国讨生活

 第八篇 福建福清：丢掉锄头闯东瀛

 大事记

第二部 跨一只脚进城（1984-1988）

 综述

 观察

 第一组 样本农民工造城办厂，离土不离乡

 第一篇 浙江苍南：中国第一座农民城

 第二篇 江苏无锡：先上田再上班

 第三篇 四川绵阳：小镇上的“丝妹”

 第二组 样本、城市拓荒者“打工妹”群像

 第四篇 深圳蛇口：流水线上的寂寞青春

 第五篇 四川金堂：川妹南下探路

 第六篇 黑龙江哈尔滨：离开热炕头当保姆

 大事记

第三部 洪流席卷中国(1989—1999)

 综述

 观察

 第一组 样本中原动，全国起大潮

 第一篇 河南信阳：中原第一县农民工突围

 第二篇 河南固始县：呼亲唤戚，家族迁徙

 第三篇 山东荣成：离乡与出国，交汇两股“民工潮”

 第四篇 四川凉城：迟来的骚动

 第五篇 山西平遥：上田下矿，旧村“空心”

 第六篇 西藏拉萨：高原淘金梦

 第二组 样本打工梦想，当自己的老板

 第七篇 江西广丰：开着挖掘机去“打工”

 第八篇 湖北监利：两代农民的波铝突围

 第三组 样本潮来潮往，潮起潮落

 第九篇 湖南湘西：打工归来的村支书

 第十篇 湖北恩施：苗寨回流创业难

 第十一篇 四川成都：登广告喊乡亲回家

 大事记

第四部 留不下的城回不了的乡(2000—2008)

 综述

 观察

 第一组 样本城市户口，一道跨不过的政策坎

 第一篇 山西店湾：挖煤20多年仍看不到希望

 第二篇 广东深圳：20年打工难换“市民”身份

 第三篇 广东东莞：他们是世界工厂里无法标准化的“机器”

 第四篇 新疆石河子：种地和进城的两难

 第二组 样本无名分，城市白居不易

 第五篇 北京：打工老师的遭遇

 第六篇 浙江宁波：隔阂与融入

 第七篇 重庆：拆户籍篱笆，农民工望城却步

 大事记

第五部 新生代农民工迷失在城市里的一代(2009— )

 综述

 观察

 第一组 样本新生代农民工上岗

 第一篇 广东韶关：90后打工妹和老板谈工资

 第二篇 河南信阳：让工日本人来种地

 第二组 样本农村城市两茫茫，路在何方?

 第三篇 安徽阜阳：此生已是城里人

 第四篇 湖北黄石：宁愿在城市的角落漂

 大事记

 记者手记

 专家视角 党国英

 附 《南方都市报》特别报道组名单

 跋 张蜀梅

 编后记 王钧

改革春天农民工破土萌动

2011年12月29日，广州开往湖北宜昌的K932次列车上，在中山市南头镇某电器厂务工的孙涛(音)与他的湖北老乡——一名69岁的老太太谈论着一个老套的话题：“究竟是农村好还是城市好”。

孙涛是湖北省松滋市洈水镇人，常年在外打工，去过内地不少城市。2001年，他从宁波来到珠三角，如今俨然是个“广东通”，如果不是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在老家，他很少回家去。

“老家的房子，还是比较简单，全家只有一个卫生问。不像城里，楼上楼下各有卫生间，用热水也比农村方便。”

实际上孙涛在城里没有房子，在那个规模不大的工厂里，他还是住宿舍。工厂里都是本地人，宿舍里只有他孤零零住着，房间里的卫星电视都是自己装的，打麻将斗地主也没有时间。

但是孙涛的话让对座的老太太很有同感，她的老家在松滋市的农村。

“你的老家在街上(原西斋镇，已被合并)还好点。我们回老家那区别大哦，那黑通通的，晚上就见不到一个人，窝在床上就看电视，好寂寞哦”。

老太太数落着，农村的路也比城市差太远了：“2008年春节，我两个儿子从广州开车回家，夜里给我打电话，说快到家了，我在门口等着，远远地看到车灯照过来，但是路上的泥浆啊，有这么深，”她用手比划出近40厘米的厚度，“车灯一会儿歪向左，一会儿歪向右，两里路走了两个多小时。”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时至今日，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快，都市越来越大，对农村人口的吸引力也一如从前；而反观30多年来的一些农村，却越来越荒凉，越来越让生活其中的人想逃离。

30多年前，中国的农民就是在这种城乡的悬殊对比下，汇成一股农民工的潮流，从环境极端恶劣的农村环境中逃离而涌向城市的。

得而复失的土地

关于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出现了最早的农民工，难有准确的答案。已知的是，农民工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群体，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此后这一群体逐渐庞大，流动性逐渐增强。

那么农民工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出现的内生动力来自哪里，以及促使农民工产生的历史条件是如何具备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先了解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农村在发生着什么，中国的农业处在何种地位，中国的农民处在何种境况。

在一个农业国家，土地是生存之本。土地的数量、质量、耕作方式，以及采用何种土地制度，都深刻地影响着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经济形态、政治模式和社会结构，更决定了农民的生存状况。

在中国历史上，土地极少能为农户或者农民个人所有。农村土地集中于地主手中，这也成为三千年封建社会的顽固基石。

1840年以后，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进入中国。中国的城市，尤其是沿海和长江沿岸的城市开始进入了近代化，但在广大的农村，面貌并无改变。

之后，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之初，才率先开始改变土地分配方式。为了早期革命的成功，中国共产党人于1927年到1937年在根据地实行了土地革命，开展打土豪、分田地。土地革命极大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l生，纷纷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革命队伍。

此后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分别在1941年和1947年领导了两次土改。前者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敌后的长期生存创造了物质条件；后者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大战进行了准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土地制度经过多次调整。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巩固草创的新政权，中国共产党在1951年到1952年领导了第三次土改，进一步瓦解地主阶级，把土地分到农户手中，以此作为肃清国民党残余的主要措施，令工农革命政权的性质更加纯净。

这次以土地私有化为目的的土地改革，符合革命的初衷，但很快就被调整。

实际上在1951年的土改开始不久，当年12月开始，中共中央就颁发了一系列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1953年，农业开始走合作化道路。农户自此实际上逐步脱离了对土地的处置权，通过互助会、合作社，以及之后的人民公社等形式，农户的所有生产资料包括土地，都被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

农民对土地享有私有权的政策仅仅存在了几年。自此到人民公社废止，土地对农民形成了强有力的牵制，甚至是钳制。

土地集体所有制与大地主所有制相比，农民依然没有私人土地，而且前者带有劳动的强制性。

进入集体化时代的农民完全失去了脱离土地的自由，无论是从事手工业、商业，甚至外出乞讨，未经批准都不被允许。这使得农民主观上逐渐形成了在土地之外寻求空间出路的强烈冲动。

低效的集体化

新中国成立之初，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国先建设新民主主义，经过二三十年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下，农村实行土地改革，实现耕者有其田，让个体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繁荣农村经济。待国家工业化有一定发展后，再根据农民的意愿，兴办合作社，逐步对个体农民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但是1950年1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东北地区解放早，土改也早，在农村实行了互助组，农户根据自愿原则，对生产资料进行调剂互助。报告中提到：土改后，大部分农民生活好转，有的开始雇佣长工；一部分农民的生活保持原状；还有小部分农户生活反而下降，开始出卖出租土地，有的开始做雇工。

报告认为农村一部分发展较快的农户，尤其是其中的部分党员，出现了“富农”思想，农村出现了“新富农”。

1951年4月，山西省委向中央和华北局报告，称农村经济有所发展，但趋向涣散，而且是向着“富农”的方向。

两份报告都建议中央提高农村互助合作组织。

报告中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在当时被一部分人认为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纯洁性的破坏，是一种倒退。尽管副主席刘少奇和辽宁省委书记王稼祥认为，在进入社会主义之前，应该允许这一阶段存在，但是毛泽东和副主席、东北局书记高岗都有不同意见。

最终，在毛泽东的推动下，中国快速地开始朝社会主义迈进，1953年开始了以公有制为核心的“三大改造”，到1956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这一过程原来预计需要18年，实际上3年多就匆忙宣告大功告成。

原定的个体农业发展不再继续，取而代之的是合作社，初期还允许农户经营副业和自留地，随着高级社在1955年的推广，农户的土地所有权消失，副业和自留地取消，农民必须参加集体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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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与中国现代化

黄常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副总编辑、南方都市报总编辑

写此文时，2012年春运正开始。据最新预计，这个春运全国客流人次将达31．58亿，相当于平均每个中国人出行两次以上。在这场人口大迁徙中，农民工无疑是最显眼的一群。

且不论数亿人在城乡间钟摆式移动，堪作人类史上的奇观。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谋求富强之际，农民工更以廉价的机械式劳动，创造了中国经济的一轮腾飞，堪作中国现代化的一股强力。

农民工，一个千百万个中国共用的名字，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称谓，一个注定要消亡的词汇！

一、农民工的产生与作用

农民工的产生，起于1978年前后，蓬勃于1984年左右，约在1988年达到爆发，开始在全国大规模跨区域流动。

这股劳动力资源的出现和壮大，是中国各种历史因素和现实条件综合作用下的结果。

农村率先改革了，人民公社逐渐成为过去式，代之以包产到户。有限的耕地上立即释放出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出路，包括进城务工。

随后而来的是城市改革，外资进来了，楼房建起来了，车间机器转动了，以城市为据点的工业化，一时间丰富了社会分工，大大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城市与农村互为选择，形成了一股农民工进城的潮流。

在浙西、闺西、粤西等沿海二线地区，农民开始拥向附近的城镇；在苏北、皖南等长江流域地区，农民向长江边的传统码头城镇靠拢。从1978年到1988年，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兴起了大批乡镇企业，成为就近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渠道。

1989年，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当年农民工从10年前的200万人激增到3000万人，并开始跨省际区域流动。

苦难深重的中国农民，在忍受了20年城乡二元体制造成的隔绝之后，冲破了城乡间的第一层束缚——空间地理的障碍，如血液般流动于中国的机体。他们给未来中国带来了无限可能性。

二、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与农民工的角色使命

未来中国，必然是一个现代化的中国。

160年来，在现代化道路上，中国走得坎坷，错过了多次发展机遇。在欧美发达国家完成了多次产业革命后，中国如何从一个农业国开始其追赶型的现代化过程，其中的路径选择只能是与众不同。

近代西方国家，都是先着重发展工业，由农业国成为工业国，再利用工业的资本和技术积累进行国家的知识化建设。但是落后的现实紧迫感催促着中国三步并作两步。

首先，中国的工业化本身加速，用30年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100年才做到的工业规模。  其次，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须同时有计划地参与全球化，进行知识和科技的储备，并使之转化为生产力。

再次，具备一定的科技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后，国家立即开始产业升级换代，注重绿色与可持续。

30年来，中国在工业化道路上一路快跑，甘冒牺牲发展质量的代价追求发展的高速度，目的就是快速进行一定程度资本和技术积累，在新一轮全球产业革命——信息化中能够赶上头班车。

在这种以劳动密集型换取资本密集型，进而实现科技密集型的现代化三步走过程中，农民工承担着重要的历史使命。

回望改革开放30多年，诚如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所言，有两股力量功不可没，一日邓小平，一臼农民工。

在世界经济格局中，中国能够从落后国崛起为“带头大哥”，创造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量，首先是依赖于农民工提供的廉价劳动力成本。凭此一点，“中国制造”就具备了强劲的全球竞争力，赚回了大量原始资本。

这是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贡献的第一作用——为国家工业化积累资本。

同时，农民工的廉价劳动力成本，也让中国成为吸引外资的热土。如邓小平所预料，随资金而来的，是国际先进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经验。它们被中国学习和借鉴，助推了中国的自主创新。

这是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贡献的第二作用——为国家信息化积累科技。

此外，农民工前赴后继进入城市，带着农业文明与城市文明进行碰撞。他们感受城市的跳跃节奏、学习城市的行为习惯、接受城市秩序规则，不断调适和改变自己。经过数代延续，如今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表现出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进一步融合。

这是农民工为中国现代化贡献的第三作用——为人的现代化身体力行。

遗憾的是，尽管农民工的作用非凡，当下他们的所得与付出仍高度不协调。

三、农民工的未来在于城乡一体化

如前所述，“廉价劳动力”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优势，也是农民工沉重的价值特点。

一个悖论在于，只有劳动力由过剩向短缺转折(即“刘易斯拐点”出现)，才有助于农民工工资性收入的增加，以及在市场中变被动为主动：但是对于国家经济而言，“刘易斯”拐点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在国际贸易中失去了一张好底牌。随之而来的是宏观经济结束高增长期，开始低水平增长。

论的另一面是，眼下在宏观经济光鲜的背后，代价却是一代代农民工的整体寂寞。他们变成了冷冰冰的零件，被嵌入中国庞大的生产链条中。他们获得微薄工资性收入，代价却是整个乡村社会的溃败和数代人的城乡尴尬。

几乎每一个农民工，都能讲出一番在城市务工的心酸事。直到如今，他们进入了城市的壳，但依然进不了城市的心。

一个不能忽视的新情况是，按照现代化的路径设计，中国已经开始着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将逐渐被淘汰或升级改造，取而代之的是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产业。

那么农民工是否会消失，何时消失，以及用何种形式消失，都颇为学界所关注。

现实的结果是，农民工不可能大规模回到农村去。在中国现代化的远景规划中，包含了农业的现代化。一个充分现代化的农业体系，必然抛弃小农经济，转而依托机械化、规模化，这将使得农业对劳动力的容纳量进一步减小。

理想的结果是，农民工将逐渐融入城市，直至消失成为城市的一员。

如今第二、第三代农民工已经进城，或者本来就已经在城市了。这些接受过义务教育的年轻农民工，具备了接纳新事物和融入新环境的能力。他们的知识构成和学习能力，使得他们将逐渐适应产业升级后的用工要求。

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的推进，城乡之间在教育、就业等方面将逐渐取消差别。届时农村劳动力将和城镇劳动力一样，以同样的标准参与到社会的各行各业。

最新的消息是，在广东、河南等地，官方已经表态要逐渐取消“农民工”的概念，代之以城市新居民的称呼。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城乡之间的这种一体化，农民工与城市居民之间的这种无缝对接转化，都能够实现。届时，“农民工”将成为一个历史词汇。一代人也就完成了历史使命。

四、本书的价值

长期以来，学术界与社科界对农民工有许多观察和研究，并且形成了很有分量的学术性著作。但是如何从改革开放30年的跨度，去对农民工产生、流动作历史纵深的观察，如何对农民工给城市和乡村带来的改变作更入微的展示，如何跳出把农民工作为单纯的生产资料，而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独特群体，本书在这些方面作了尝试和努力。

本书是南方都市报与花城出版社合作的结果。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为本书的形成提供了智力支持。

《南方都市报》是一份具有全国影响的都市类日报，本身就是中国改革时代的产物，它反过来也一直关注着中国的改革命运。“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的大问题，《南方都市报》对此抱有深沉的感情和长期的理性关注。农民工作为“三农问题”的重要支脉，也一直被《南方都市报》所牵挂。

本书涉及的农民工当事人，多数是从未被大众媒体所关注的普通人。他们的经历更具普遍性，他们的讲述更平和而未加渲染。本书希望以此谦卑的视角，还原历史最真实的面貌。

为农民工写史，一次大浪淘沙的艰难历程

一、现状及源起

2010年5月始，深圳富士康发生多起员工跳楼事件，经济增长模式与新生代农民工诉求之间的矛盾，引起媒体和社会关注和讨论，情感伦理、工厂封闭管理制度、农民工与社会关系诸多方面都被涉及，但始终无法停止跳楼的持续发生，那几乎成为当年的一个魔障。《南方都市报》开始从更长时间维度来考量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我们注意到，一些生产力结构及社会制度转型正在被无形力量推动发生着变化：2009年，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3亿人，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5亿人，其中，16岁—30岁的占61．6％。据此推算，2009年外出新生代农民工数量在8900万左右，如果将8445万就地转移农民工中的新生代群体考虑进来，我国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总数为1亿人左右。这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我国2．3亿(2008年为2．25亿)职工中，已经占将近一半。

201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一号文件《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提出“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20字基本思路方针。新华社撰文分析称，“强力推动资源要素向农村配置是其最大亮点”。文件首次突出“城乡统筹概念”，并首次提到“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同年6月，广东出台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指导意见，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可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8月，重庆第一次允许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商品房的农村居民自由落户城镇，并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权利。

关于农民工的历史及正在更迭的代际变化，让全面看待和梳理改革开放30多年农民工历史进程变得顺理成章。

就在这年8月盛夏的一个下午，时任《南都》执行总编庄慎之在《南方都市报》工作平台上召集部分编委成员发起了一个讨论：有一个农民工历史的选题，大家觉得是否值得做该怎么做？他个人认为这个想法非常有价值。话题一抛出，即刻得到时任南都总编辑曹轲常务副总编辑任天阳的支持。那一刻，我提出了对这个题材的想法：它的难点在于站在写史的角度，农民工迁徙路线的权威性广泛性(特别是数据)，以及具体人物和个体乡村所要承担的标本意义。所以难在样本的选择和数据的获取和观点的突破。一是人物要有雕塑感，要能代表30年的各个节点，并能打动人，从里面产生时代人物是必须的。二是乡村史。乡村经历数次放空和回流，30年农民工史离不开乡村处境。乡村的选择和叙述也很关键。三是制度的变迁与思考，考验我们这个题材能走多远。综上所述，首先要解决一个智囊团队的问题：寻找到当代研究农民工问题、正在做农民工迁徙问题的专家和研究团队，达成合作，进行初期研讨，确立基本观点、路径，这是开题第一步。然后考虑建立我们的采访团队去落实每一组样本的搜集筛选。最后才是筛选样本进行采访写作。基于以上见解，报社委派我来牵头执行。

一切因此而拉开大幕。我为之有跃跃欲试的激情澎湃也深感浩如烟海的茫然无序。如上所述，首先需要建立方法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我们翻阅并参考了诸多书籍，我写下最初的农民工操作方案指引。最后定题为《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从1978年算起，基于30年的坎早过，其实这里提30年更是个时代的概念，而不拘泥于某个具体的时间刻度。

进入这个领域我们发现，至今无人无专门组织系统为30年来农民工参与改革开放带来的乡村、城市及农民工群体改变进行写作。当然，类似的书籍有一些，都是从局部、个案的角度来写，比如早年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以及最近出版的梁鸿新书《中国在梁庄》等。《南都》有最丰富的新闻人才资源，可以承担写史所需要的较长线和较复杂的任务；而《南都》一直以“记录时代进程为己任”，如果日常记录是碎片式的，那么这次可以完成较系统的以新闻角度写史的尝试。这次立足迁徙史，也是除了日常的个案关注之外，想借此机会寻找历史的必然逻辑：农民工是如何在中国完成一次次从乡村走出来，按照什么样的路径，从哪里走出来，又走向了哪些地方，最后又是出现了怎样的回流，回归农村。这个过程当它发生后，就会有路径显现，就成了一种不可随意涂改的历史，不会不存在，只是需要找出来，写下来。当然，依然会更多地使用讲故事的方法来写。

其实这个题材既有社会调研的要素在里面，所以跟专家合作是最好的。这个工作交给了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经过多方联系，确立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合作，由他们给我们提供智力支持，撰写基于学术意义的史纲方案。

二、研讨及策划

时间很快滑动到2011年初。在年初的编委会上，我郑重提交了操作方案并获得通过。3月12日在全国两会期间，为了汲取更多专家意见，我们在北京召开了一场专家座谈会。这场题为《中国的选择和路径——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大型调研启动》的会议，诸多研究农民及农民工领域的专家学者作家悉数到齐，为我们的想法予以高度鼓励并寄予殷殷厚望。他们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增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公共事务部总监范文，该机构是中国最大的从事农民工调查研究的独立机构，在1992年到2002年期间，每年都有关于农民工的若干研究项目，当然也包括与政府的劳动部门合作从事农民工就业的研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中国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委员会副秘书长崔传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迁移研究中心”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所副研究员，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总报告起草组专家成员顾益康，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中国在梁庄》作者梁鸿等。研讨会主题围绕：一、他们改变什么：(1)宏观角度，30年因农民工迁徙而呈现的地域特色及人文改变：(2)中观角度，迁徙对城市经济、村镇构成带来的改变；(3)微观角度，农民工的生存方式及家庭构成方式的改变。二、生存情境：法律与政策层面的演进，农民工面临的现实约束，未来的可能方向。三、比较：(1)纵向，与中国历史上迁徙之对比：(2)横向，从西方和其他转型社会的阶层迁徙中，寻求借镜。

研讨会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法论，会后，我们与华中团队确立了合作关系。执行方案进入到写作过程中。首先由徐增阳老师为我们撰写了专家方案，我们在此基础上，由南都新闻传播研究院首席研究员南香红修改成为新闻策划大纲。同时，团队开始组建。这将是《南都》历史上第一次长战线的采访，无法靠一个新闻部门来完成。因此，从一开始，就考虑从时事新闻中心300多名采编人员中进行遴选，考虑与日常新闻操作不产生冲突，最后是从10个下属新闻部门抽调了45名记者，10名编辑以及6名中层干部管理人员参与，视觉中心也先后投入10名摄影记者参与。在此基础上，我对这支庞大队伍进行了系统分组，按年代为序，再细分为5个小组，实行交替脱产和采写，每个小组配备了一位统筹人，负责所在小组执行年代的细化方案的制定并安排记者执行。南香红和我成为稿件的最终把关人。为了让来自不同新闻部门的记者编辑能对这个题材有更深远的历史把握，我俩还千方百计开出了一系列书单并进行了订购，下发给各组记者阅读。这些书单的名录包括：《农民进城就业与市民化的制度创新》崔传义(作者)、《中国农民流动观察》崔传义，《社区透视和制度变迁研究》侯亚非、张展新(作者)《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来自珠江三角洲的研究》蔡禾、刘林平(作者)，《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简新华、黄锟(作者)，《乡土中国》及《江村经济》费孝通(作者)，《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林耀华(作者)，《街角社会》威廉·富特·怀特美(作者)，黄育馥(译者)等。

整个四月，团队处于学习搜集材料并拟订更详细的执行方案的过程。根据专家建议，我们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来操作：1．“洗脚上岸”：农民工迁徙的萌动(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2．“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就地转移的农民工(1984年—1988年)：3．“进厂又进城，离土又离乡”：跨区域流动的农民工(1989年至今)；4．2008年一今：新生代农民工登场；5．增加迁入地专门调查。

三、采访及呈现

5月，第一拨团队出发，开始了为期半年的采访执行。在此过程中，我们对每一位记者提出了对样本所在地必须蹲点2周左右的死命令，许多记者经历了无数次改稿经历。这是一次痛苦的化蛹成蝶的过程。6月22日第一篇报道《农民工改变中国》中提出：“我们始终认为，农民工是中国过去30年发展最重要的人力驱动力；也是今后很长一个阶段内，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过程中最主要的人力资源。关注他们，就是关注未来中国。”定调准确有高度，引发读者共鸣。这组报道的开篇《第一批农民商人从浙江永嘉诞生》(6月22日刊发)，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末浙江永嘉一批普通农民从贩卖纽扣到形成全国首个农村专业市场的历程，展现了农民“洗脚上岸”时期迁徙的萌动。这组稿件推出见报的时候，正当广东潮州和广州新塘两起外来工和本地人冲突的社会事件余波未了，我们态度鲜明地打出大标题“农民工改变中国”，表明了立场，肯定了农民工的社会价值，在网络上传播后获得不少肯定。

7月6日推出的《四川仪陇：1984年副县长带领农民工“闯京城”》以1984年四川仪陇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张思智率先组织30多名农民闯荡北京城，从而引发后来的30万劳务大军的故事，讲述中国最早一批由政府组织向省外输出的农民工的故事。

8月9日推出的《河南信阳固始县：中原第一县的农民工突围》则展现了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到如今外来务工人员突破50万人的农民工大县的故事，展现了80年代农民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特点。

1989年—2008年这20个年头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迁徙史最为复杂波折、最为跌宕起伏的时期。国家政策数次波动、市场化浪潮席卷、与国际环境对接等诸多外部环境风险裹挟下，农民工迁徙的步调显得局促，甚至悲壮。

这组报道在历史大背景下展现改革大浪潮下，农民工群体洗脚上田，外出务工的勇气、艰辛与奋斗，有利于全社会了解、理解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缓和各阶层之间因误解导致的矛盾情绪，为社会管理创新提供一手资料和政策参考。

到2012年1月，持续半年的42篇编年史系列报道收官。记者的足迹横跨全国26个省份40多个县市。而这远未结束。基于社会学角度的专门史部分还将涉及至少24个样本，我们依然在路上，当农民工的历史一旦进入撰写，才发现是不尽的江水，滔滔不绝荡气回肠，未到终结时。在临近201 2年春节时，记者们还在为此报道继续奔忙，他们要为来年的第二个系列《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之专门史》继续着一线采写工作。四、得失之间

在这段埋头奔忙中，今年年初传来好消息，《南都》的这组系列报道为《看历史》杂志社及腾讯网以全国非常强大的专家团队独立评选为“国家记忆2011致敬历史记录者”唯一“年度历史写作媒体大奖”。感谢他们对我们努力的鼓励！它将激励我们更奋勇前行。南香红在回顾这组报道的统筹工作时说：让她最感慨的是《南都》的执行能力，这么多记者，大大夏天深入到农村采访，有的稿子往返几次，只能《南都》能做成这样大范围的调查。原本想做成一个社会学田野调查和新闻专业调查相结合的范例，但后来的呈现有没有完全达到设想，一方面是记者缺少经验，二是时间不够。但对记者队伍的培养是一个好的实践。这件事本身也为南都自己执行大的调查、大统筹策划运作方式上提供成熟的经验，以后的操作可依此进行。

得失之间，其实确有遗憾和经验：首先是因为第一期操作的是1978年到1984年，那个时期的历史资料比较少、比较难找，给我们选点和了解背景信息都造成了一些困难。而且这次抽调的记者来自多个新闻部，人员多，大家的特长也不尽相同，所以稿件的风格上面差异比较大，这也给编辑和统筹人员在后期处理稿件增加了难度。

当然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如此广袤，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农民工流入，样本区域究竟该如何选择？

以第五组为例：该组所负责的主题是：农民工在流入地。本组稿件要完成的任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覆盖中国农民工主要流入地，既呈现整体大趋势，又反映地区差异。需要选择若干样本，呈现农民工在流入地的工作生活状态，相对于前几组，本组更多是立足于流入地，呈现农民工当下的生存状态。要涉及的元素包括：工资收入、工种、工作时间、居住环境、家庭账本、心理状态、与本地人的融合及文化冲突、子女教育、社保、入户等政策、与故乡的联系、老乡间的组织形式、官方和民间社会组织的介入、金融危机及政府产业升级转型的影响，以及权力意识觉醒、甚至参政现象的出现。经过讨论，还是确定以中国几个主要经济区为代表，即在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华北、华中、西南，以及新疆、西藏分别选择一个样本，能从这些样本中反映出中国农民工的共性和区域差异。第二步就是将任务分解，组内记者分别认领一个区域，初步摸底，根据当地农民工实际情况，以及记者能联系到的采访资源，在各自区域内再确定一个具体的城市样本。最终确定了深圳、东莞、北京、大同、宁波、武汉、重庆、拉萨、石河子9个城市。第三步面临的问题是，每个城市样本的主题是全面综述，还是有所侧重？经过讨论，为了更鲜明的表达，还是确定每个城市样本要有各自的主题。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各样本拟定主题如下：深圳：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东莞：农民工的边缘化生存；北京：农民工在城市的社会保障问题；宁波：农民工的城市自治；武汉：产业转移背景下的农民工；重庆：户籍改革背景下的农民工。另外三个样本则更多地是从地理特征上的考虑：大同：矿难频发背景下的矿工生存状况；石河子：从内地农民到边疆农民的转变；拉萨：旅游业兴旺和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高原移民。

但是，在实际采访过程中，主题要根据现实不停地校正。比如，关于武汉区域农民工的采访，此前，综合媒体报道、专家研究得出的判断，应该是在这两年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有大量的农民工从沿海回流到中部。在记者实际走访中，这种情况确实有，但是，和想象的还是有差距，并没有想象中的规模。不可否认，在接下来这种现象会越来越鲜明，但目前还只是处于过渡期。所以，负责中部区域采写的记者王文杰不得不再次调整采写方向。在采访中，他了解到，产业转移，其实不仅仅是从沿海转到内地，在一个城市内部，这种转移也在悄然发生。在武汉有名的汉正街，曾经聚集有10万农民工，但随着城市的升级改造，汉正街也要从前店后厂的模式转型为更高端的商业街。这些拉板车的农民工也不得不跟着转移或转型。最终确定了这样一个主题：城市升级改造下的农民工生存状态。

第四步，具体样本对象的选择。最初的设想是，选择城市中某个城中村、工业区、街道作为样本，呈现和解读农民工的城市聚居生态。在叙述方式上，希望通过人物之间的关联性交叉展开，呈现同一个农村区域出来的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分野、聚合，折射出二元结构下的矛盾、困境，当然还有信心。在人物选择上，涵盖下面三种人物(以第二种为主，涉及另外两种)：成功摆脱农民工身份、融入城市者，比如通过各种努力和机遇取得正式城市户口者，张全收、胡小燕等虽然还打着农民工的旗号，但事实上他们已经明显区别于大部分农民工。处于中间地带者，长期在城市工作居住，但从户籍、子女教育、社保、固定房产等方面，又都无法得到城市人身份。这部分是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真实状态。灰色地带者，每个城市都有一部分农民工游走于违法犯罪、流浪乞讨等地带，这部分群体也不能回避。当然，不是每一篇都要涉及到这三种类型的人。

每一次的筛选和思考都是一次对中国农民工处境的重新认识和度量，就是这样，这个庞大的团队走过了过去半年，还将继续走下去。在此，向花城出版社和华中师大中国农村研究院对于这个项目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特别致谢林宋瑜女士和徐增阳博士及提出最初题材想法的南方日报机动部副主任张蜀梅女士。

《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王钧

2012年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