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甄选这十几位民国学人，性情各异，志趣相殊，但其所同者，乃胸怀天下的赤子之心，乃真学识、真风骨、真性情，即所谓“底气”。作者王学斌通过轻松平实的言语叙述其生平轶事，却给读者展现出了民国文人的名士风范与卓绝气度。

气象者，重在“象”，清峻通脱为象，烟云水气为象，风流自赏为象，傲骨绝尘为象。此等气象，可见于林纾、黄侃、刘文典诸辈。

气度者，重在“度”，忧国忧民为度，书生言政为度，指点江山为度，不畏权贵为度。此等气度，可见于章太炎、张君劢、辜鸿铭诸辈。

气势者，重在“势”，境界高峻为势，见多识广为势，煮酒论道为势，至大至刚为势。此等气势，可见于王闿运、刘师培、梁实秋诸辈。

“气韵生动”为中土士人之最高境界，此境界历朝历代均有，民国尚有遗存，只是已难挽“三而竭”之颓势……

《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由王学斌编著。

《民国底气：腹有诗书气自华》取材民国之世，那时风起云涌，诸多往事，颇令人慨叹唏嘘。作为该段历史的创造者，民国文人无不挺身而出，欲图扭转危局。章太炎、黄侃、辜鸿铭等，狂狷桀骜，却皆胸怀天下，勇担重任；傅斯年、张君劢等以学术文章名扬天下，亦臧否人物，指点江山；蒋廷黻、翁文灏等更是难耐参政救时之热诚，入主中枢，尽职尽责；蒋梦麟、罗家伦作为民国教育界之佼佼者，执掌名校，功绩炳彪……

第一编 魏晋气度

 章太炎：“民国祢衡”章疯子

 刘文典：我狂亦即我存在

 黄侃：亦庄亦谐真醇儒

第二编：元气淋漓

 傅斯年：书生本色终成憾

 张君劢：“一代宪章空有愿”

 梁实秋：饕餮未必非名士

第三编 老气犹存

 林纾：笑骂由他我自聋

 辜鸿铭：菊残犹有傲霜枝

 王闿运：空留高咏满江山

第四编：志高气短

 刘师培：为何总是我失足？

 蒋廷黻：怎奈何阴差阳错

 翁文灏：为他人作嫁衣裳

第五编：大学气息

 蒋梦麟：最是遗憾教育梦

 罗家伦：治校从政两喟然

 钱玄同：生前身后两重天

后记

气象：

“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鲁迅

气话：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

气质：

一惊叹章之风骨竟与祢衡如出一辙；二赞叹章之言行足令袁世凯畏惧三分；三喟叹章之精神在当下社会已不复流行。掩卷沉思……呜呼！遥遥斯世，“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可以为太炎先生咏矣！

想必读过《三国演义》的人，大都会对其中第二十三回《祢正平裸衣骂贼》印象深刻。狂士祢衡裸身朝堂，击鼓骂曹，其视权贵如粪土之豪情令后人景仰。一千七百年之后，民国又出了一位“祢衡”。此人不畏当道，倡言革命，且清狂之风骨丝毫不输于前人。他便是章太炎。

革命急先锋

1869年，章太炎出生于浙江余杭的一个书香世家。其祖父章鉴、父亲章濬皆是知书达理之士，章太炎自小便接受了较好的传统教育。然而，传统封建教育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忠于满清统治的“顺民”，革命反满的观念很早便在章的脑中扎根。章太炎十二岁时，一日外祖父领着他阅读《东华录》，当读到曾静案时，外祖父说：“夷夏大防，同于君臣之义。”章太炎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父答道：“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祖父这番话激起了少年章太炎的思绪，他愤然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外祖父急忙说：“今不必作此论耳。”可见，革命思想已潜伏于年幼的章太炎心中。

成年后，章太炎拜师于诂经精舍的经学大师俞樾，研习经史，度过了八年寒窗苦读的求学生涯。然而，内忧外患，时变日亟，动荡的政局已迫使章太炎不能再安心地稳坐书斋了。1897年的夏天，他告别恩师，奔赴上海，开始了自己倡言革命的历程。

初出茅庐的章太炎先后担任《时务报》、《正学报》、《经世报》等刊物的编辑，但由于种种原因， 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情与思想。直到1903年，章太炎主笔《苏报》，一改该报以往保守的政治立场，大张旗鼓地宣传革命主张。此时的章太炎才思泉涌，一篇篇战斗檄文如出膛炮弹，炸向清政府的要害处。在一篇文章中，章太炎对慈禧太后奢华铺张的寿典进行了无情地冷嘲热讽：

今日到南苑，明日到北海，何时再到古长安？叹黎民膏血全枯，只为一人歌庆有；

五十割琉球，六十割台湾，而今又割东三省，痛赤县邦圻益蹙，全逢万岁祝疆无。

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他更是毫无忌惮地写道：“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呼当今圣上之名，且斥其无能，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论。按照刑律，当属杀头之罪。正因此故，清政府认定章为“反清匪人”，密电上海道照会会审公廨出票拘人。别人劝他躲避，他却说：“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慷慨入狱，而他“章疯子”的外号也得于此时。  在狱中，尽管受尽狱卒的百般折磨，但章太炎苦中作乐，斗志高昂。为了鼓舞年轻的邹容，章太炎特意写下一诗：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灜洲。

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回赠章诗一首：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身陷牢狱，二人却心系反清大业，互相往来唱和，此种大无畏之气概实令人景仰！

可惜天不假年，一年后，邹容身患重疾，庾死狱中。两位革命挚友，不久前还赋诗共勉，转眼间却已分隔阴阳两界，章太炎怎么也无法接受这一事实。抱着邹容的尸体，他不禁悲不自胜，痛哭失声。

三年的刑期很快过去，章太炎出狱后东渡扶桑，继续从事革命事业。由于在狱中坚贞不屈的表现，此时章在士林中之声望日隆，俨然成为义薄云天之楷模。众人对其敬仰备至，大有“平生不识章太炎，访尽名流亦枉然”之架势。

流亡日本后，章太炎看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很是愤慨，然又因密谋革命，不能不尽力忍耐，气无处可泻，有时只好用诙谐幽默的办法出这口恶气。一天，日本警察到其寓所调查户口，要他填一份表格。章太炎写的是：

职业：圣人

出身：私生子

年龄：万寿无疆

这是因为人家都称他为“圣人”，而私生子则以日本为最多，面对章这份充满调侃意味的回答，日警们哭笑不得。

1906年7月15日，章太炎在东京神田町锦辉馆举行演讲，两千多人慕名而来，一时间会场内外人头攒动，甚至有人爬到屋檐上，以一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在演讲中，章太炎就所谓“疯癫”谈了一下自己的看法：

大概为人在世，被他人说个疯癫，断然不肯承认，除那笑傲山水诗豪画伯的一流人，又作别论，其余总是一样。独有兄弟却承认我是疯癫，我是有神经病，而且听见说我疯癫，说我有神经病的话，倒反格外高兴。为什么缘故呢？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敢说。说了以后，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有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的神经病。近来有人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略高一点的人，富贵利禄的补剂，虽不能治他的神经病，那艰难困苦的毒剂，还是可以治得的，这总是脚跟不稳，不能成就什么气候。兄弟尝这毒剂，是最多的。算来自戊戌年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捕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但兄弟在这艰难困苦的盘涡里头，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懊悔，凭你什么毒剂，这神经病总治不好。……但兄弟所说的神经病，并不是粗豪鲁莽，乱打乱跳，要把那细针密缕的思想，装载在神经病里。譬如思想是个货物，神经病是个汽船，没有思想，空空洞洞的神经病，必无实济；没有神经病，这思想可能自动的么？

演讲将毕，章太炎大声疾呼：“我要把我的神经病质，传染诸君，传染与四万万人！”听过这番“疯言疯雨”，我们不难发现，对于“章疯子”的外号，章太炎非但没有丝毫自卑不满，反而处处显得自鸣得意。他的这次演讲有激情，有学理，且不乏幽默，战斗性也极强，堪称近代演讲中之精品。章太炎那富有魅力的“有学问的革命家”的形象也由此呈现在众人眼前。难怪章之好友宋恕曾半开玩笑地说：“像章君这样手无缚鸡之力的儒生，竟欲颠覆满洲三百年的帝国基业，为啥会如此的不自量力呢？莫非是明末遗老们的魂魄附体了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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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咽下这口气！

时下出版界，民国史写作已渐趋热潮，各类论著林林总总、汗牛充栋。章太炎的“疯”、刘文典的“狂”、辜鸿铭的“怪”、傅斯年的“猛”、蒋廷黻的“犟”、陈布雷的“悲”、胡适的“雅”……也成为百姓街头巷尾、茶余饭后的谈资。其人其事被后世拿来把玩议论，自然证明民国这一代知识人有其特立独行、异于别代之处。不过，换个角度，此种“民国热”恰又反映出当下社会缺的正是这一口底气。寻思起来，不免让人心生今不如昔之感慨。

那所谓的“民国底气”究竟是一种什么气？依笔者拙见，这首先是一种气度。民国之世，政治上变动不居，思想上极为活跃，一批内心自信、风流萧散、简约云澹、不滞于物的名士应运而生。这与阮籍、嵇康等人的“魏晋风度”何其相似。章太炎、黄侃、刘文典，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傲骨绝尘，惹来后世的景仰与追捧。虽在清末被好友出卖，险遭黑手，章太炎依旧视刘师培为“天下第一读书种子”，撰文呼吁“一二通博之材，如刘光汉辈，虽负小疵，不应深论。若拘执党见，思复前仇，杀一人无益于中国，而文学自此扫地，使禹域沦为夷裔，谁之责耶”？其度量之大世人罕匹。黄侃亦有乃师之风，不顾尘俗偏见，不避自损之嫌，于民初毅然登门拜刘申叔为师，“《三礼》为刘氏家学，今刘肺病将死，不这样做不能继承绝学”。其胆识绝非常人可比。

诚如王船山所言：“孔融死而士气灰，嵇康死而清议绝。”章黄之后，此种名士风范、卓绝气度便风流云散，一去不回。学界少了份清气，多了点铜臭：文坛没有了傲骨，滋生出媚颜；世间找不到名流，满街是“大师”。缘何至此，值得思量！

其次是一种气势。晚清湖湘名臣左宗棠于困顿不堪、尚未显达时，曾撰有一联，日：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虽无权位，但一心忧国忧民，书生言政；学富五车，方可以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此不啻是对民国知识人最佳的精神摹写。清末危局，读书人抛开青灯黄卷，投身变革大潮，章太炎、，刘师培倡言革命，世称“枚、申二叔”；民国动荡，教授们告别三尺讲坛，参与政务运作，傅斯年、蒋廷黻披肝沥胆，人送“大炮”、“猛牛”。正因为身具真学问，胸存大抱负，心底有苍生，眼中无权贵，知识人的所言所行才气势磅礴，元气淋漓。看不惯袁世凯倒行逆施，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受不了蒋介石的军阀做派，刘文典坦言“青年学生虽说风华正茂，但不等于理性成熟，些微细事，不要用小题目做大文章。如果说我是新学阀的话，那你就一定是新军阀”！二位是何等之气魄！不满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贪污腐化，傅斯年大呼“政治的失败不止一事，而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的事”：痛心国民政府颟顸无能、人浮于事，蒋廷黻决心改革，虽屡屡受挫，依然坚信“我唯一要出卖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愿望。根据这种意念，我认为循一般方法处理事务会令我一无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虽然也可能失败，但是将来不会使我感到遗憾”。两人又是怎样的架势！

潮有进便有退，势有起便有落，此为常态，本不必辩。只是民国知识人这股气势落得过于迅即，这数十年，似总在谷底徘徊。如今的读书人，或许受市场经济之熏染，深谙“稻粱谋”之规则，一门心思写论文、评职称、搞课题、拉项目、当领导，为所谓的学术巅峰乐此不疲。殊不知，在获取某一领域专家身份的同时，他们却丢失了社会良心这一关键的公共角色。没有了知识分子的声音，亦即意味着这一群体已趋于社会边缘，难堪领头羊之重任。试问当今的知识分子们遗失了精神贵族这一桂冠，还能以何种气势来面对手握大权的官员和腰缠万贯的大款？更为可悲的是，现在的社会“官二代”与“富二代”横行，“穷二代”与“农二代”受辱，唯独没有“知二代”的身影，可见读书人颇不受待见，民国的那股子气势已全无踪迹。

再次，既然气度不凡，气势磅礴，民国知识人势必个性张扬，气象万千。说到气象，不禁联想到一个词：“范儿”。陈丹青在去年接受《新周刊》专访时曾把“民国范儿”描述成“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笔者深以为然，双手赞同。在民国时期，知识人往往是趣味的开拓人，风尚的引领者，美学的践行家。文学大家梁实秋终生倾情于美食。虽几经颠沛流离、辗转各地，却对“吃”情有独钟，有钱时随心所欲，挥金如土。玩命地“作”，穷困时也从不亏待自己的一张嘴，独辟蹊径，别出心裁，花小钱照样能让盘中之物活色生香。总之，梁这一辈子，除了其令人仰视的文学成就之外，其对饮食之道的造诣也罕有人能与之匹敌。别看一日三餐，人家吃出了味道，吃出了学问，吃出了境界，吃出了真谛，真不愧是“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京城大玩家王世襄亦然。王以做菜为人生一大乐事。据说有时朋友请他上家里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有一次，几个朋友在一家会餐，规定每人备料去表演一个菜。大家个个都摩拳擦掌，不惜花费血本买来各种珍奇美味作为原料，以期烹出一道惊艳佳肴来长长自己气势，灭灭世襄威风。待王世襄到来，大家一瞅，又惊又乐：原来他手里仅提了一捆葱。只见他不紧不慢地掌勺倒油，做了一个菜——焖葱。结果其色其香其味其形俱佳，叫人口舌生津，馋虫蠕动。大家个个啧啧称奇，甘拜下风。

做得一手好菜也并非饕餮之最高境界，真正的“食神”能参透饮食之玄机，悟出人生之真谛。这不，钱钟书就从其中发现了“吃的哲学”：

吃饭有时候很象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佬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拐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份！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酒菜本不可分，好菜一桌，又岂能无佳酿一壶？民国名士中好饮者数不胜数。“疯子教授”黄侃对于杯中之物的贪嗜，绝非一般人所能想象也。黄侃每餐都要豪饮，至少人肚半斤。且黄对酒从不挑剔，汾酒、茅台、五粮液、杏花村，他来者不拒；糟醴、生啤、白兰地、伏尔加，他也一一笑纳。喝到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吐出胆汁、枕眠路边，实在是稀松平常之事。而这位“酒缸”黄侃居然还劝别人喝酒要节制。据其日记记载，有一次林公铎“自温州至，下火车时以过醉坠于地，伤胸，状至狼跋”，黄认为“似此纵酒，宜讽谏者也”。酒鬼劝醉鬼，莫贪两三杯，读至此处。笔者险些因其晕倒，真乃怪事哉！

《菜根谭》中曾有一句劝酒词，曰：“花看半开，酒饮微醺”，意即饮酒要喝到刚刚好，切勿贪杯。想必饱读诗书的酒中八仙、黄侃们肯定读过此句，也深知此句之真意，只是每每人坐酒桌前，鼻闻佳酿香，什么失态、伤肝之类的顾忌，早已被抛至九霄云外了。所以，那些男人们醒酒后对女人们所发表的“戒酒宣言”，大可不必当真，多是摆摆架子、说说而已。毕竟酒这玩意儿，诱惑实在太大，一旦沾上它，又能有几人安然脱身呢？

此外，民国知识人，有的喜好收藏，有的喜好旅游，有的喜好文墨，有的喜好戏剧，气象博大，实不能逐一道尽。颇令人惋惜的是，“民国是丰富的，是古典文化大规模转换的国家景观，回首前瞻，与传统、与世界，两不隔绝。只可惜民国的整体风范，民国的集体人格，才告确立，才有模样，就中止了，改道了，无可挽回”。继之而起的气象又该如何形容概括？至少在我心中，依旧是个悬而未决的命题。

当然，民国并非盛世，弊窦丛生，知识人的底气难免有不足之时，本书就此问题也多有交待。

俱往矣，然风流人物，未必在今朝。那等气度，那般气势，那种气象，我们当代读书人到底有没有？阎真在《沧浪之水》中曾如此刻画主人公池大为的内心纠结：

在世纪末的人生之旅中，我们不知不觉就进入了这样的境地，这简直就是历史的安排，而个人不过是被生存的本能推着走罢了。这是宿命，宿命，无需讨论，无可选择，也无法改变。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失去了精神的根基，成为了悬浮一族。我们在随波逐流之中变成了新型的知识分子，没有“三不朽”的使命意识，没有天下千秋的承担情怀，没有流芳千古的虚妄幻想。时代给了我们足够的智慧看清事情的真相，我们因而也不再向自己虚构神圣预设终极，不再去追求那种不可能的可能性。我们是胜利的失败者，又是失败的胜利者，是儒雅的俗人，又是庸俗的雅人。我们以前辈的方式说话，但本质上却没有力量超出生存者的境界。对世界我们什么都不是，对自己就是一切，我们被这种残酷的真实击败了，从内部被击败了。我们没有力量面对那些严峻的话题，关于身份，关于灵魂，于是怯懦而虚伪地设想那些问题并不存在，生存才是唯一的真实。我们曾经拥有终极，而终级在今天已经变成了我们自己。生命的意义之源突然中断，梦想成为梦想，我们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了永远的精神流浪者。天下千秋已经渺远，自己这一辈子却如此真实。当一己之瞬间成为天下之永恒，我们就与乐观主义作了最后的诀别，毕竟，人只能在自身之外而不可能以自己为目标建构崇高，建构形而上的意义世界。悲剧在时间的巨掌中已经注定，我们还没来得及细想就进入了铺就的轨道。对我们而言，这个事实只能接受，而无须讨论也无法抗拒。

“虚而不谦、清而不高”，恐怕才是这一代的本色吧？

没有底气，何谈治学；没有底气，怎言社稷？读书人，挺起胸，站出来，给力点，千万别咽下这口气！

作于2011年6月19日午后

党校蜗居中

前些日子，赴出版社跟彭明哲先生谈选题。彭总告知，之前我已出版的两本有关民国文人的作品销量还不错，希望我进行筛选修改，再次结集出版。虚荣心较强的鄙人颇受鼓舞，于是回去后开始整理这几年写过、发过的相关文章、材料。

虽然水平不济，但毕竟敝帚自珍，看着一篇篇发表在各种杂志、报刊上的长文或短篇，往昔的写作经历如流水般从脑海中涌出、畅行。呵呵，说句实话，这些随笔杂谈既无关民生，也不涉学术，可谓纯粹的一种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创作，拉拉杂杂，胡言乱语，兴致所至，文驻于此。

说起来很惭愧，从硕士到博士，弹指六年，一晃而过，学术上无甚造诣。却造了这一堆无聊文字、痴人梦语，难怪身边师长总劝我别心鹜杂事，应干点正事。如今木已成舟，米已成饭，把玩民国文人轶事已成生活之一部分，弃之不忍啊！

或许这已化为个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就好比你深爱一种款式的服饰，于是终身穿戴，你喜欢一支球队，倾其一生为它展欢颜、洒泪水。那么看来我有可能将不干正事的恶习进行到底了。再写个打油联，给自己壮胆：

神马是正事，为何是正事，哪里有正事？

不信有正事，不想有正事，不愿干正事！

横批：真没正事

行文至此，还要对我写作路上提供帮助的各位朋友表示感谢。首先是《书屋》杂志的刘文华兄。虽然彼此未曾谋面，却神交已久。记得2005年底，刚读研二的我不知天高地厚，斗胆向《书屋》投稿，刘兄竞欣然采用，嘱我用心修改。之后他更是在审稿会上力排众议，将拙文置于刊首第一篇，让我实在受宠若惊。后来回想，此事对我人生影响颇大，正是这个肯定，让我敢于在写作路上不畏艰辛，笔耕不辍。

师大六年，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更是一段快乐的岁月。自2006年夏天给《北京师范大学校报》投出第一篇短文后，四年间，我陆陆续续在这块园地上发表晚清民国各类随笔30余篇。郑伟主编、祁雪晶编辑面对我的来稿，总是来者不拒，尽快排版，还时不时就文章内容与我电话讨论，其认真态度让我感佩不已。

读书期间，还有幸与《百家讲坛》杂志结缘，杨志庆、王国念、孙琼歌三位编辑先后与我合作，约稿、策划、撰文，成了那几年我们每个月必谈的议题。静夜里，宿舍中，俯身桌前，奋指疾敲，整个空间中只剩下键盘声，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很惬意。

彭明哲先生是我的伯乐。硕士毕业那年夏天，去团结社谈书稿，彭总看过我的习作，决定让我负责丛书统稿，并把《大漠荒芜》一书写作重担交付于我。于是那个暑假着实充实，白天黑夜总是围着书稿转，看材料，想思路，拟提纲，写初稿，“宅”了两个多月，才拿出一本大体成型的稿子。心里暗暗的慨叹：“写书真不容易！”之后，便与彭总长期合作，既愉快又轻松。当然，天舟文化的柴桦、陈婧、王艳、周颐等诸位美女编辑也为我的书稿付出多多，‘特此致谢。

写作是一件充满遗憾的事情，每次拿到出版的新书，总是觉得遗憾不少。所以还恳请各位读者不吝赐教，我的电邮地址：canglangyun@163.com

因为你们的狠辣批判才是我不断成长的动力！

于2011年6月19日下午

党校蜗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