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小学到底失去了什么？什么才是好的小学？什么才是好的小学教育？傅国涌所著的《过去的小学》继《过去的中学》后，历史学者傅国涌历经五年的搜罗，打捞鲜活的民国小学记忆，最终选编成册。借由40多位过去的校长、老师、学生之口，进一步体认那个时代的小学教育。

傅国涌所著的《过去的小学》内容简介：小学提供的是文明的底线教育，它绝不是今天升学流水线上一道工序、一个环节，而是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熏陶与训练，是全方位的人的教育，是精神成人的起点。

《过去的小学》讲述许多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可能就是小学，不一定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但他在一所健全的小学所获得的滋养，足以在精神上支撑他的一生。

第一辑 我的小学

 回忆新育小学 季羡林

 插班南华学校 何兹全

 天津私立第一小学 何炳棣

 大观小学和荣隆场小学 李 新

 咸水沽的小学 周汝昌

 我的小学 汪曾祺

 关于立本小学回忆点滴 许良英

 从息县到开封上小学 赵浩生

 我爱穆源 范 用

 我的母校灵山小学 周大风

 心中永恒的圣地——杭师附小 袁 鹰

第二辑 小学生活

 在福州读小学 萨孟武

 武昌琐忆 赵景深

 我在小学 梁实秋

 叶圣陶在甪直小学 商金林

 终身受益的小学教育 焦菊隐

 从入学到逃学 萧 军

 老师为我“开小灶” 徐铸成

 我曾是班上唯一的女生 刘德伟

 海棠树下开始 赵俪生

 上小学的日子 柏 杨

 小学时代 许渊冲

 在我起步的时候 徐开垒

 金庸主编级刊《喔喔啼》 傅国涌

 读小学与教小学 吕实强

 人生识字糊涂始 庞 朴

 我的小学生活 陶世龙

 儿时北碚琐忆 白化文

 背起书包上学堂 胡伯威

第三辑 小学杂忆

 回忆我的恩师“老胴头” 楼适夷

 小学校长和国文教员 金克木

 师恩似海 冯英子

 我作文的第一个引路人 严文井

 感念三位启蒙恩师 黄鸿森

 初为校长 钱 穆

 我的同学朱英诞 何炳棣

 生动有趣的国文课本 郭廷以

 忆小学乡土教育 费孝通

 难忘的一课 周大风

 我所受过的语文教育 徐朔方

 回忆儿时的唱歌 丰子恺

 穆源校歌 范 用

后记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

附录

 淮安新安小学第六年计划大纲 汪达之

 中心小学 王人驹

回忆新育小学

季羡林

我从一师附小转学出来，转到了新育小学，时间是在一九二○年，我九岁。我同一位长我两岁的亲戚同来报名。面试时我认识了一个“骡”字，定在高小一班。我的亲戚不认识，便定在初小三班，少我一年。一字之差，我争取了一年。

我们的校舍

新育小学坐落在南圩子门里，离我们家不算远。校内院子极大，空地很多。一进门，就是一大片空地，长满了青草，靠西边有一个干涸了的又圆又大的池塘，周围用砖石砌得整整齐齐，当年大概是什么大官的花园中的花池，说不定曾经有过荷香四溢、绿叶擎天的盛况，而今则是荒草凄迷、碎石满池了。

校门东向。进门左拐有几间平房，靠南墙是一排平房。这里住着我们的班主任李老师和后来是高中同学的、北大毕业生宫兴廉的一家子，还有从曹州府来的三个姓李的同学，他们在家乡已经读过多年私塾，年龄比我们都大，国文水平比我们都高，他们大概是家乡的大地主子弟，在家乡读过书以后，为了顺应潮流，博取一个新功名，便到济南来上小学。他们还带着厨子和听差，住在校内。令我忆念难忘的是他们吃饭时那一蒸笼雪白的馒头。

进东门，向右拐，是一条青石板砌成的小路，路口有一座用木架子搭成的小门，门上有四个大字：循规蹈矩。我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但觉得这四个笔划繁多的字很好玩。进小门右侧是一个花园，有假山，用太湖石堆成，山半有亭，翼然挺立。假山前后，树木蓊郁。那里长着几棵树，能结出黄色的豆豆，至今我也不知道叫什么树。从规模来看，花园当年一定是繁荣过一阵的。是否有纳兰容若词中所写的“晚来风动护花铃，人在半山亭”那样的荣华，不得而知，但是，极有气派，则是至今仍然依稀可见的。可惜当时的校长既非诗人，也非词人，对于这样一个旧花园熟视无睹，任它荒凉衰败、垃圾成堆了。

花园对面，小径的左侧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大院子，没有多少房子，高台阶上耸立着一所极高极大的屋子，里面隔成了许多间，校长办公室，以及其他一些会计、总务之类的部门，分别占据。屋子正中墙上挂着一张韦校长的碳画像，据说是一位高年级的学生用“界画”的办法画成的。我觉得，并不很像。

走下大屋的南台阶，距离不远的地方，左右各有一座大花坛，春天栽上牡丹和芍药什么的，一团锦绣。出一个篱笆门，是一大片空地，上面说的大圆池就在这里。

出高台阶的东门，就是“循规蹈矩”小径的尽头。向北走进一个门极大的院子，东西横排着两列大教室，每一列三大间，供全校六个班教学之用。进门左手是一列走廊，上面有屋顶遮盖，下雨淋不着，走廊墙上是贴布告之类的东西的地方。走过两排大教室，再向北，是一个大操场。对一个小学来说，操场是够大的了。有双杠之类的设施；但是，不记得上过什么体育课。小学没有体育课是不可思议的。再向北，在西北角上，有几间房子，是教员住的，门前有一棵古槐，覆盖的面积极大，至今脑海里还留有一团蓊郁翠秀的影像。校舍的情况就是这个样子。P3-4

过去的小学

傅国涌

法学家、政治学家萨孟武一八九七年出生在福州，从家塾进入小学，功课很少，除了唱歌、体操，只有算术、国文和习字。他读的国文课本是商务印书馆的《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多年以后，他在海峡对岸写回忆录《学生时代》时，还能背诵很多课文，他记得第二册第一课是：

学堂暑假，一月已满，今日早起，穿新衣，入学堂，先生授我新书，

告我日：“汝读此书，当比百册，更有味也。”

其中一课《鸭》，有“羽毛滑泽，逐水为戏，自以为乐也”等句子。当时老师问鸭为什么自以为乐？全班同学都回答“逐水为戏”，只有一个同学回答“羽毛滑泽”，老师说只有他一个对，全班哗然。

第二册的最后一课是“放假歌”：

学堂乐，乐如何，请君听我放假歌。吾曹同到此，一岁忽将过，同学

相亲爱，先生勤教科，读书已二册，识字一千多，学堂乐，乐如何，请

君听我放假歌。

第三册第一课，他记得是：

元旦兄偕弟，赴叔父家贺年，闻乐声，弟悦甚……

这些课文由浅入深，更关键的是和孩子的学校生活结合得很紧密，充满了生活气息，容易让孩子接受，不仅在不知不觉中认了字，获得了知识，还让他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健康的价值观。

后来他升高小，用的也是商务印书馆的教材，第一课是“立宪”，慈禧太后的圣谕，第二课是“议会”，还配有图画，议长席、议员席、新闻记者席等。他猜想，习惯席地而坐的日本人以“席”来代“座位”，“席”大约就是受了日本的影响。这类课文与时代的变化有关，对于小学生来说已有一定难度，不像初小那些课文与学生的生活密切相关，读了一辈子难忘。然而，正是在这些课文中，他们从小开始认识社会，学会关心社会的公共事务。

小说家茅盾一八九六出生，在故乡浙江桐乡乌镇上高等小学，英文的课本用的是内容相当深的纳氏文法。他喜欢的是沈心工编的音乐课本，其中一首《黄河》，共四节，曲调悲壮，他很喜欢，到晚年都还记得第一节：

黄河，黄河，出自昆仑山，远从蒙古地，流入长城关，古来多少圣贤，生此河干。长城外，河套边，黄沙白草无人烟，安得十万兵，长驱西北边，饮马乌梁海，策马乌拉山。

这首歌词是主张君主立宪的湖南留学生杨度写的，与茅盾的记忆稍有出人。

报告文学作家、剧作家夏衍一九o o年生在杭州，八岁上小学，一年级读的课本是新《三字经》，已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而是“今天下，五大洲，亚细亚，欧罗巴，南北美，与非洲……”

与夏衍同年的女作家冰心是福建人，随父亲在烟台度过了少女时代，她回忆：

我启蒙的第一本书，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线装的《国文教科书》第一册。我从第一册一直读了下去，每一册每一课，都有中外历史人物故事，还有与国事、家事、天下事有关的课文，我觉得每天读着，都在增长着学问与知识。她从小接触的便是商务的最新教科书。

民国诞生，蒋维乔应蔡元培之邀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即拟定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十四条，凡各种教科书，务令合乎共和国民宗旨。清学部颁行之各种教科书，一律禁用；凡民间通行之教科书，其中如有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应该由各书局自行修改；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等等。

图书馆学家、海宁人蒋复璁当时十四岁，在杭州的钱塘高等小学堂读的是中华书局新出的“中华教科书”，“学校改用新式教科书，并加入了课外活动，我们曾举行游艺大会，我被分派到演讲‘共和政治’，因为中华书局小学教科书三年级国文课本第一课就是共和政治”。

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高小第一册，第一课是《国体与政体》，第二课是《民国成立始末》，第二十三课《共和政体》说：

考共和国之原则，全国人民，俱有与闻政事之权利，唯国中事业至繁，不能人尽与政，故必选举议员，以组织国会，选举总统，以组织政府。议员与总统，即由国民选举，委托以全国之政权。

初小的课文还是比较贴近日常生活的。一九。七年出生的报人徐铸成，一九一四年在家乡江苏宜兴上小学，用的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初小国文教科书》第一册，开篇几课是：“人手足刀尺，山水田，狗牛羊，鸡犬豕。……”

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出版、一九二四年起风行全国的《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充分考虑儿童阶段的接受能力，贴近他们的生活和心理，低年级前面都有一页彩色印刷、非常精美的插图，里面也多配插图。第一册第一课“狗，大狗，小狗”，第四十课“猫欢喜，一只老鼠到嘴里。狗欢喜，两根骨头丢下地。鸡欢喜，三个小虫—把米。羊欢喜，四面都是青草地。人欢喜，五个朋友在一起”。

第二册，有“谁把铜铃挂在猫头上”、“狐狸想吃肉”、“狐狸怕狗”、“蚂蚁搬米”、“猫的宝贝”、“小老鼠喝酒”、“喜鹊与乌鸦”等，多以小动物为题材，但也不乏寓意和启发性，如三十九课《公鸡的脸红了》：“公鸡知道鸽子出去了，到鸽笼里去吃米，鸽子从外面回来，看见公鸡在他的笼里，忙问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公鸡给米梗住了喉咙，说不出什么；心里一急，脸就变红了。”第三、第四册也几乎都是动物和小孩的寓言、童话。

虽被有些人讥为“猫狗教育”，却合乎人性和教育的规律，代表了商务小学国语教科书开始走向成熟，原来担负的公民教育功能由公民课去承担了。

编译过《爱因斯坦文集》三卷本的科学史家许良英，一九二。年生在浙江临海一个叫做张家渡的小镇上，八十八岁那年对我说：

我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的教科书全部是商务出版的。我记得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还附有图，引起我强烈的读书兴趣。

与许良英同一年生在江苏高邮的小说家汪曾祺记得，那时的语文课本有些篇是选得好的。一年级开头虽然是“大狗跳，小狗叫”，后面却有《咏雪》这样的诗：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七片八片九十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这一年他虚岁七岁，已能感受到“飞人芦花都不见”的美。他说自己后来写小说、散文用的方法，也许就是从“飞入芦花都不见”悟出来的。

他晚年仍记得二年级的课文中有这样的谜语：

远观山有色，

近听水无声，

春去花还在，

人来鸟不惊。

谜底是“画”，这样的课文当然有助于拓展儿童的想象力。他希望教育学家能搜集各个时期的课本，研究研究，吸取有益的部分，用之今日。

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江苏镇江的出版家范用，读的第一本是商务印书馆的《新学制国文》第一册，他记得是油光纸印刷线装，有字有图，第一课：  “夕阳西下，炊烟四起，三五童子，放学归来。”

画面上有两间小茅屋，烟囱在冒烟，还有柳树、飞鸟，两个背书包的学童，走在田埂上，水田里有条拉犁的牛。这样的课文、这样的画面又岂止是田园牧歌？

一九三五年出生的气象学家胡伯威在《儿时“民国”》里回忆，抗战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小学课本都很精致讲究，用的是厚实的铅画纸，有很精美的彩色插图，和糖果饼干一样吸引人。

从晚清到民国，教科书多元，很多出版社都推出自己的教科书，最有名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几家，都是民营的，他们占有大部分的教科书市场。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民政府官办的正中书局才推出国定本教科书，但有些学校的校长并不买账。一九四六年，浙江永嘉的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就不用“国定本”，而用叶圣陶编的《少年语文读本》，好在当局没有为难他。

萨孟武读小学时，对算术也有兴趣，在他看来，四则问题，不过龟兔、时针、父子年龄以及工程数种而已。每次做习题，老师一定先叫学生想想，全班都想不出来，陈老师就问他：“算术师，你以为如何解答？”他毫不思索地立即回答“以一代之”。因为他的算术在全班最好，老师以开玩笑的口吻叫他为“算术师”。可见课堂上的轻松氛围，学习的愉悦、师生的亲切尽在一声“算术师”当中。每天学校还教他们珠算一小时。

历史学家何炳棣一九一七年生在天津，在天津私立小学六年级下学期时，老师在历史课上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宋、明两代亡国之际死难之士特别多？两三秒内无人回答，他举手回答：是由于朱熹和王阳明的影响。老师点头。

多年后，他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史学博士学位，并且成了具有世界影响的史学家，反思这次课上的回答，他认为史实因果要比他童年的答案复杂得多，但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历史教育的内容和水准。

自学成家的无锡人钱穆十八岁开始教小学，先后做了十年半小学老师，一九一四年他在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国文，有一夜月照墙壁，他联想到“壁”和“臂”，然后再联想到“避”、“嬖”、“璧”、“譬”、“劈”等，凡是“辟”声都有义，兴奋不已。第二天早上的第一堂课，他不讲课文，而讲昨夜枕上所得，正好县里派督学来视察，进了课堂就不走了，一直听完一堂课才离开。这堂课他没有涉及课文，离题漫述，督学竟然大加赏识，写了一篇详细的报道，登在县里发布的月刊上。当时，无锡与南通都以开明著称，相互重视。这篇报道在南通小学界教师中也传开，几年后，钱穆到南通考察，有人当面问他，你就是当年讲“壁”、“臂”、“譬”的钱某啊。同行者对他说，你已名扬外县了。我不知道后世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督学？

许而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故乡的立本小学求学，七十年后回忆当年的课堂还是历历在目：自然课，教师带领学生野外捕捉昆虫、采集植物茎叶制作标本，以增强学生感性知识；地理课，教师组织学生去山头附近一个地方挖掘化石。帮助学生理解化石成因；美术课，教师则让学生到马横溪实地写生山水，领略家乡自然风光；五六年级设置了实用的珠算课程；至于体育课更是丰富多彩，有踢毽子、跳绳、滚铁环、打乒乓、跳高、跳远、拔河等活动。

那只是一个地处偏远的山镇小学，今天不能想象。

从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六年，一九二三年出生的音乐家周大风在家乡浙江镇海的灵山小学读书，有班级却不受班级的束缚，低年级学生可以到任何高年级班级去听课，或参加实验。高年级学生也可自到低班去补课。比如数学可以在五年级听课、语文可在四年级听课、体育可停留在三年级。班级只是生活班级，或学科班级。选择教师，选择班级，选修不同学科。一切以学生的兴趣及承受能力为前提。国语、算术、常识为必修课，其他作为选修课或称活动课，“党义课”和同样党派意识很浓的“公民课”，课程表上有，但常常变成自由活动，或“学习恳谈会”。下午一般不开必修课，体育、音乐、劳作、戏剧、舞蹈，学生可以“各择其好，各选其美，各得其趣，各悟其妙，各尽其兴，各享其乐”。他参加最多的是音乐、劳作等课，体育则不大感兴趣。

新学堂最初出现时，地位很高。一八九六年生在浙江富阳小城的作家郁达夫回忆，由书塾到学堂是个飞跃，洋学堂在当时完全是新生事物，离城五六十里的乡下人都成群结队、带了饭包雨伞来看新鲜，一县当中唯一的高等小学堂校长更是了不得的大人物，进出都是蓝呢小轿，知县请客，总少不了他。每个月第四个礼拜六下午的作文课，如果县官来监课，学生们每人还有两个肉馒头可吃。乡间学生往往把馒头带回家孝敬邻里尊长。

一八九二年生在四川乐山的作家郭沫若也说小学毕业时，是县官亲手来给他们发毕业证书的，可见郑重。

钱穆十岁在无锡一个叫做荡口镇的小镇上新式小学——果育学校，那时教理化自然科学的老师不容易找，教体操、音乐的也很难得，所以他们学校的体操、音乐老师不仅是一校也是一镇的众望所归。教体操的是他同族人，启发了他一生。教唱歌的老师华倩朔曾留学日本，是全校师生共仰的中心，不仅擅书法，也能画画，而且能诗词，音乐更是他的专长，自编的教科书由著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风行全国一二十年，里面的歌词都是他自己写的，尤其“西湖十景歌”，全国传诵。他在小学高年级时，国文老师精通历史地理，经常有精辟之论，他说自己中年后喜欢史地，即源于这位老师的影响。还有一个终生不忘的老师，是小学时，暑期讲习班教过他古文，他说自己做学问喜欢从历史演变着眼，寻究渊源宗旨所在，就是从这个班上得来。他在这里读了四年小学，七十年后追忆，他感慨在离县城四十里外一个小镇上的小学，竟能网罗这么多的良师，既有深厚的旧学基础，又能接受融会新学。以后的岁月要在乡村再求这样一个学校，恐渺茫不可复得。那时，科举初废，老师在镇上受到普遍尊敬。他举了一个例子，华倩朔曾在苏州一个中学兼课，每周往返，每当他乘船穿镇而过，当地人沿岸注视，如同神仙白天而降。这样的故事此后哪里去找？

一九００年生在湖南耒阳的金融学家资耀华赶上了废科举、办新学的时代，他九岁上公费的淝江小学，学杂费不收，连吃饭也不花钱，纸张、笔墨都是学校供给，还给学生发一套操衣、帽，蚊帐。学校是由书院改过来的，礼堂、图书室、饭厅、教室，教师住宅和学生宿舍都有，室外操场和室内操场。他八十岁时回忆，自己很钦佩、也很喜欢那些老师，每年暑假都不愿回家，只是寒假才回家过年。他对这个学校深有感情。后来他留学日本，回国进入银行界。

茅盾小时候在故乡乌镇当地第一所初级小学——立志小学上学，就是立志书院的旧址，大门口的那副对联：“先立乎其大，有志者竟成”，他一辈子牢牢地记住了。

一九一一年生在宁波的法学家、北大教授龚祥瑞，一九一八年进入当地的三一中学附属初级小学，是教会办的一所完全新式的学校。他在回忆录《盲人奥里翁》里说，这所小学的宗教色彩不浓。教室的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分年级上课，教室外有一块让学生踢皮球和做体操的场地。他印象最深的是姚校长，经常说“神火不灭，爱心永存！”一辈子校长的慈祥形象都在他心中明亮地显现。后来他进了四明中学的附属小学走读，在诸暨来的王老师等指导下，勤奋学习，智力提高得很快。他把旧约中有趣的故事、地名记得很多，在毕业时还得了“宗教”课的优秀奖金。他更难忘诚挚非凡的马校长一次次登门恳求他母亲同意他继续升学。马校长一次次冒着酷暑到他家，每次都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去。在多次的失败之后，马校长第四次到他家，他母亲那天正在后房灶间洗澡。马校长恭敬地守侯在门口，坚持要他母亲同意让他升学，中学的校长已答应给他免费，终于感动了他母亲。如果没有这位校长的坚持，他后来的命运也许完全不同了。

史学家吴相湘一九一四年生于湖南常德。在《三生有幸》中回忆，小时候上楚怡小学，“设备完美，校长陈夙荒先生注意日常服饰，办公室陈设尤新式，但其在学校附近的家庭却很简朴。这是给学生一个深刻显明的实际教训：公私分明。每年举行菊花会，陈列日本诸国名种二三千盆，内有浅绿色花朵，尤引人注目。其中有些是学生自己种植的。学生家长及各界人士多来参观。这对培养学生高雅心情上很有裨益。”

菊花会上的花能陶冶人的情操。成绩展览上的一副对联可以引发少年学子的好奇与遐思。何兆武回忆，他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有一次举办成绩展览，其中有一副对联是高年级同学写的，上面写着：“仁义礼智信，德谟克拉西”。他不懂什么是“德谟克拉西”，就回家问，姐姐笑着告诉他：“这个你不懂。”其实就是英文里的Democracy（民主），这副对联的意思是说，中国文化传统是“仁义礼智信”，西方精神的传统是“德谟克拉西”。

“五四”时代，偏远的四川，教育变革的浪花四溅，一九二一年，女权运动先驱之一胡兰畦到泸州川南师范附小教书，校长告诉她，教职员和学生是共同生活的，吃的是一样的饭菜，饭堂里八个人一桌，学生和学生，教职员和教职员，不分男女席，男女教员可以随便坐。那时，新人物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主张社交公开，男女合校，男女受同等教育，高小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附小的女教员都剪短发，穿短喇叭袖的短衫，黑裙子，加上都很年轻，特别显得精神。男教员则有西装皮鞋的，也有长衫的，但都很整齐干净，一样显得精神。

语言学家周有光一九一四年在苏州上小学，他说，那时已经男女同班，只是互不接触。

一九一八年，女作家丁玲小学毕业时十四岁，考上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她晚年回忆，那时师范是政府供给，除了十元保证金，食、宿、书籍纸张都免费，学生大半是中产阶级的子女，富人不屑，穷人连小学都上不起，只有中产人家的子女，读师范是一个出路。（后来成为名医的林巧稚本来是厦门女士师范学校毕业的。女作家冰心最初读的也是福州女子师范学校预科。）

一九一六年出生在临海张家渡的洪绍炳在当地立本小学上学，他晚年还记得，一进校园，大门两侧是两株对称的一人多高的桂花树，教师办公室前一桃一柳，共六株，教室附近有花草，屋后有葡萄架……春日桃红柳绿，夏日葡萄累累，秋天桂花飘香……在他记忆里，校园就像花园一般。全校男生约四五十人，女子班十多人，他两个妇妇都在那里，上学时一同进校门，他去左边，她们去右边。

许绍棣也回忆，母校立本小学是一个美妙的乐园，校园内两棵桂花树天天迎送他们，教室北侧一行柏树，校内几株参天的银杏树到老都经常浮现在他的思绪中。内外两个操场，篮球场上“咚咚”的投篮声，仿佛不定期地在他耳边回响。他还记得教室两面玻璃窗，宽敞明亮。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也曾做过不少的好梦。

一九一六年出生的诸暨人陈亚先到故乡的紫北小学上学，九十岁时，她在《此生此家》中这样回忆。当时班上十七个男生，只有她一个女生，她到得早，就坐教室的前面。男生则远远坐在后面，与她保持距离。班主任杨少逸（他们都叫他小杨先生）有一天对全班同学说：“现在是什么时代？你们用这种态度对待一位新来的女同学，问问自己究竟为什么？说得过去吗？”而且给他们排了座位，不得擅自改动，她个子小，与一个男生坐第一张课桌。从此她认定小杨老师是个好老师。他的课也讲得不错。从那以后，同学非但不歧视她，还很友好。一九三二年她小学毕业时，小杨先生也要走了。她去送行，老师对她说：“好好读书，认真做人。”态度特别诚恳，如同自己的尊长。从此一别，再无音讯。

一九一七年出生在山东安丘县一个村里的历史学家赵俪生到老都记得在故乡私立育才小学院中那棵巨株海棠：

花开得真繁盛，真漂亮。桃杏花瓣薄，里外一个颜色；海棠里色淡红，外色呈朱砂色，宋朝工笔花卉中有这种颜色的记录。

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的诺贝尔物理得主杨振宁，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曾在厦门读小学，一所比较现代的小学，他一直记得一个姓汪的老师，教学很认真。

汪曾祺难忘小学五年级和初中的语文老师高北溟，六十岁后还写了以老师真名为主角的小说《徙》，真挚感人。

一九二三年出生在江苏无锡的思想家李慎之晚年口述，二年级转人当地第三师范附属的实验小学，完全是新式的教育，他一直记着校长叫顾述之（顾倬一八七二～一九三八），是日本留学归来的，“中国大概大半所谓先进人物里头就有他的名字”。

范用只读过两年私塾四年小学，然后就失学了，其中他最怀念的是穆源小学的两年，这是他唯一的校园，是他心目中圣洁的殿堂。他一生都记住恩师沙名鹿、周坚如，还有校长黄建平，教他学文化，学做人，规规矩矩做人，做有用的人。周坚如老师生活清苦，很节省，每天清晨只花一个铜板喝碗豆浆，却舍得花一元八毛为这个爱读书的学生订一份全年的《新生》周刊。这所小学已被日本飞机扔的炸弹炸毁，只有一九三六年毕业生立的一个纪念碑至今还在，上面有校长写的一段话：

要知，学校固将偕斯塔永垂千古，而诸生前途事业，抑能若塔之巍然矗立于人群中，斯乃诸校董殷勤之望，亦为我诸教师之所托也。

这几句话或许简单，却满含着诚挚与瞩望。

在周大风的生命中，小学校长曹静渊、教务主任毛尹的名字是忘不了的。曹静渊懂教育，他早就悟到，聘请教师要防止同一学校毕业的，或采用同一教材体系的，以免知识上的“近亲繁殖”。每学期膳宿学费需银二十八元，因为家境困难，周大风几次要辍学。但许多教师在暗中帮助，他才继续读下去。至于是哪些老师呢？他从不知道。

也是一九二三年出生的许而权记得可亲可敬又讲究规矩的“老先生公”许竹亭，他是秀才出身，一辈子在临海张家渡教书，他的讲课方式以朗读为主，先是自己朗读一遍，把课文逐字逐句解释清楚，然后大家跟着他一遍一遍地朗读，读到差不多了，再让大家放开喉咙自己自由朗读，于是整个课堂书声琅琅起来了。

在金树煜的记忆里，兼教算术的立本小学校长潘宅安、教唱歌的项灿如、教自然的林元凯、教史地的何元本、教图画的董沧苇、教语文的龚瑞荪、教数学的洪宗贤……他们都是师范或大专毕业的合格教师，教课水平高。他特别记得林元凯老师知识渊博，教课深入浅出，常联系一些故事，使他们听得有兴趣。董老师能说会画，印象深刻。龚瑞荪老师，精通中文，．记忆过人，滔滔不绝，吐沫四溅，一手好书法，要求他们写好作文，能背古文，练习写字。算术老师洪宗贤课外常拿些兴趣题：童子分桃、鸡兔同笼、归一、九头鸟、各种方阵等给他们猜猜练练，对他以后喜好数学打下了基础。他也记得那位教课一丝不苟、人高大、长胡子的“老先生公”，称之为“严师”。

许绍菜同样记得当时的校长潘宅安，更记得教他们语文的龚瑞荪，博学多才，讲课时指点天下，谈笑风生，对他启发很大。教数学的洪宗贤讲题清楚，重于启发。教史地的何元本知识面宽，好像有说不完的故事，开拓他们的视野。教音乐的项灿如美妙的歌声，很吸引人。他感谢这些好老师，给他们这些生长在农村的人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户，萌发了闯天下的志气。在这里走出了驾机与日军战斗的金炜，学者许良英、许荣炳等人，还有很多人在宁波、上海等地经营工商业。

一九二五年生于武汉的女作家聂华苓在汉口市立六小，一开始不喜欢上学，每天早上赖床，都是她母亲把她从被子里拖起来。直到小学四年级，一切都改变了，上学成了她的快乐，原因是她喜欢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级任老师，教国文，她在写回忆录《三生三世》时，仍记得老师清瘦的个头，一身灰布长衫，走起路来，一手提起一边衣衩。她后来读到徐志摩的诗“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就想到这位潇洒的老师。她的记忆里，老师喜欢她，课外看到，一根指头点点她的鼻尖，在堂上讲课，望着她的眼神，就好像是专为她讲的。问她：懂了吗？她点点头，老师笑笑。她的作文还起来了，老师经常要她在班上念给同学听。在聂华苓心目中，这个老师一直是最好的男人形象。

抗战岁月动荡，上海人胡伯威从重庆到昆明，换了多所小学，正课学习的情况几乎都忘记了，两个女教师却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一个是在重庆，他的级任老师，—个身材娇小的年轻女老师，脸相有些酷似他家扑克牌上的皇后：

她很年轻，在我们面前只能算大姐姐，但是她对待学生有一种深切的母性的挚爱，总觉得她一年到头为她带的这个班的学生操着心，她认真地教，带我们活动，责备起学生的时候在严肃中带着感情。虽然我如今记得的具体事例很少，但我一直记得我当时深爱这位老师。

他在云南读南箐小学，女校长张邦珍是欧洲留学归来，还是当时云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的主任，约四十岁，梳着光亮的、紧贴在头上的男式短发。

四

萨孟武在小学成绩虽好，但因为顽皮，品行每次都不能达到一百分。有一天习字课，老师叫他们各写小楷一百字，写完可以回家，他忽然异想天开，全纸都写“一”字，乘老师没注意，放在老师的桌上，就走了。第二天，他进校门，告示牌上扣去他品行十分。

茅盾在乌镇读高小时一次会考，作文题目是《试论富国强兵之道》，题目很大，考的是学生的见解。他把父母平时议论国家大事那些话凑成了四百多字，结尾写上他父亲生前反复解释的：“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阅卷老师对这句加了密圈，并作批语：“十二岁小儿，能作此语，莫谓祖国无人也。”

何炳棣一九二五年进天津私立第一小学，插班三年级，每星期都有作文，白话与文言隔周对调。校董中有个书法家、前清举人，关心学生的文言作文，每次都要亲自评选级任老师的“荐卷”，每次最好的一篇他要亲写评语、加盖图章以示奖励。同学都以得他的评语、图章为荣。有一个学年，八岁的何炳棣就得了八九篇，得以直接跳班进入五年级。跳班以后他除了上学期的算术感到吃力，其他功课都不落后，只是总成绩从三年级时的第一跌到全班第七。

郁达夫上小学比他要早，因为平均成绩超过了八十分以上，受到校长和县官的提拔，和其他四位同学，跳了一班，在富阳县城里曾经成为耸动视听的新闻。

钱穆读小学时，也因为作文写得好，受到老师奖励，几次跳级。

何兆武在《上学记》里口述，小学三年级就有英语，他还记得英语老师极为严厉，每天默写十个生字，写不出来不准回家，他每天能背七个生字，算是及格。（比他更早，在晚清上小学的郁达夫、茅盾他们就有英文课。）他小时候就不大学文言了，小学时只正式学过一篇文言《桃花源记》，因为老师喜欢，其他的只是几首比较简单的唐诗。国学的根底大不如前人，不过所学的内容比过去要全面得多。

李慎之小学没有读完六年，只读了五年半，他父亲让他跳半年去考县初中。虽然考上了，但他觉得这次跳班很吃亏，本来他在小学一直稳拿前三名，初中三年的成绩总在中上或者上中、中上，永远上不去了。

周大风回忆，他在宁波镇海的灵山小学读书，平时没有什么作业，但每人每天都要写随笔一二篇，把一天内体会最深的事记下来，长短不限，几十字也可以。更令他难忘的是，学校并不单纯看笔试成绩，而是按各科平时的成绩、平时的表现综合评估，每个学期和毕业的成绩报告单只是给家长参考。一九三六年六月他毕业时，成绩报告单得到的综合评估很有意思，音乐、美术相当专科一年级，国语相当初中三年级，其他史、地、物、化、生、矿相当于初中二、三年级，而算术、体育只相当于小学二年级。

钱穆在小学二年级因一篇作文得了老师奖励的一部课外书《太平天国野史》，他八十几岁写回忆录时称，自己生平爱读史书，从头到尾通读的这是第一本。跳级后，一篇作文受到老师奖励，一本书《修学篇》，是从日文翻译过来的，里面介绍了欧洲国家自学成为名学者的几十人，钱穆说自己中学毕业，没有上大学，有志于自学，受这本书的影响很大。

一九一六年生在杭州的诸暨人陈亚先在故乡的紫北小学上学时，同桌的男生借给她一本王统照的小说《黄昏》，是她看到的第一部新小说。有一次，有同学从老师那里拿来两本书，借给她看，一是左翼作家蒋光慈的遗作，一是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高语罕《白话书信》，这是高在芜湖商业夜校上课的讲义，却让小女孩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一种格调，给父亲写信，称仁兄大人，内容先是批“男尊女卑”、“三从四德”、“女子无才便是德”，再是提倡男女平等、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自强不息等新潮的观念，甚至有赞扬十月革命的。高是陈独秀的同道，这样的课外书到她晚年仍记忆犹深。

二００八年七月一日，一九二三年出生的许良英给我的来信说：

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是我少年时主要的启蒙老师，……高小时读了商务出版、郑贞文编的十二卷本《少年自然科学丛书》，启发我学习科学的兴趣，决心要做一个科学家。课余主要时间都在图书馆里看书，小学图书馆里主要的书是商务出的整套《万有文库》。

同一年生在海宁的报人、武侠小说家金庸在袁花镇上读小学时，就饱读课外书，不仅有三国、水浒等古典名著，有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等外国名著，还有大量当时流行的武侠小说。课外书给他打开的这扇神秘之门一直通到二三十年后的香港，他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无疑包含了少年时代的那些阅读记忆。

一九三三年，曾做过永嘉、海宁教育局长的王人驹在故乡永强集资千余元，购买了《万有文库》、《小学生文库》等，创设了农村流动图书馆，农家子弟可以免费借阅。

周大风记得他小学的图书馆一天开放十六个小时，星期天全天开放，藏书和报刊很多，还有一部《万有文库》、三部《小学生文库》。学生自己管理，高年级同学一学期每人要轮到三天。学校里有学生管理的的小邮局、小银行、小商店、小卫生室，有各种墙报及油印报刊。实验室里备有各种物理仪器、化学实验器材和原料，及各种动植物、矿物标本（多是历年来师生采集或自制积累的），图表更多。每当有学者来宁波，校长会千方百计请来作专题讲座，丰子恺、夏丐尊、经亨颐、陈望道等名家都曾给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文明的种子。学校鼓励学生按自己的兴趣发展，他对音乐、绘画有着特殊爱好，十一岁就能作多声部的乐曲《送别》，这和学校的环境、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

许绍菜记得在立本小学时，语文老师龚瑞荪家里有很多新文学书籍，他都借来看，郁达夫的《沉沦》、《迷羊》，郭沫若的《女神》等，他都借来看，半懂半不懂，却爱之入迷，诱发了他对文学的兴趣。

范用终生记得读小学时沙名鹿老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那是巴金的《家》，自此，他就自己去找巴金的书来读，他说他们那一代人是读巴金的书长大的。很多年后，他在主持三联书店时推出了巴金提倡说真话的《随想录》，风行了一个时代。

范用终生感念他在江苏镇江读的穆源小学（一九０六年创办），专门写了一本书《我爱穆源》，为自己的小学写一本书他可能是第一人。离开学校三十六年后，他一个人悄悄回去，旧时的校舍片瓦无存，在他的记忆里却是清晰如昨。回到北京，他用硬纸片做了一个当年穆源的模型，郑重地送给母校，安放在新大楼里。他上小学，印象深的是图书馆里可以看到《儿童世界》、《小朋友》、《新少年》这些杂志，可以看到商务出的几百本《小学生文库》，各门各类都有，小说、故事、童话、游记、传记、科学等。他每星期借几本，不到一个学期就差不多全看了，他还自愿担任图书馆的出纳员，做义工。高年级时老师还给他看成人的刊物，包括《东方杂志》，邹韬奋办的时事刊物《大众生活》、《生活星期刊》等。

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下，一九三六年，他读五六年级时，小小年纪就和同学在老师指导下编了一份《牧园》的手抄刊物，实际上是一份壁报，用端端正正的毛笔字抄在红、绿格子的作文本上，都是学生自己的投稿，和学校的公告栏并排贴着。每期都有“编者的话”。他还办了个《大家看》的手抄刊物，编辑、出版、发行一个人包了，材料来源就是那些杂志，每期还要抄一首陶行知的诗歌。老师是牧羊人，孩子就是小绵羊。他喜欢漫画，还办了一个手工的漫画刊物《我们的漫画》，其实就是把报纸、杂志、画报上选的漫画描下来。原来只是黑白线条，他用蜡笔、水彩、粉笔加上颜色，更好看，在同学中传阅，一共出了九期。暑假期间，他还请老师讲文学作品，跟几个同学自己刻钢板．油印“活叶文选”，刊录周作人、朱自清这些作家的文章。他在小学时代做的这些事，对他最后成为出版家到底有多大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他在老师的指导下，在《江苏日报》副刊上发表了十篇散文，他有一个剪贴本，一直带着。

金庸在袁花镇的龙山小学堂读五年级时，办过级刊《喔喔啼》，他的老师记得，他的作文曾在当时杭州最具影响的《东南日报》副刊上发表过。

六

徐铸成回忆八岁随父亲在乡村小学读书，放学后，同学教他放牛、采菱，大雨后，则笼虾、叉鱼、摸蟹，初尝农村儿童生活的趣味。以后换一所小学，也是在农村，常于课余和同学到竹林深处游玩，得了不少关于竹笋出土的常识，以及农民如何群猎野猪的故事。

以《边城》等作品享誉世界的作家沈从文只在故乡湘西读过小学，他说自己不是一个乖学生，母亲给他换了一所学校，从城里到城外：

到这学校我仍然什么也不曾学得，生字也不认识多少，可是我倒学会了爬树。几个人一下课，就在校后山边各自拣选一株合抱大梧桐树，看谁先爬到顶。我从这方面便认识约三十种树木的名称。因为爬树有时跌下或扭伤了脚，刺破了手，就跟同学去采药，又认识了十来种草药。我开始学会了钓鱼，总是上半天学钓半天鱼。我学会了采榛子，摘蕨菜。后山上到春天各处是野兰花，各处是可以充饥解渴的刺莓，在竹篁里且有无数雀鸟，我便跟他们认识了许多雀鸟，且认识许多野果树。大自然是一所更大、更丰富的学校，他之所以成为第一流作家，和这段经历还是有关系的。难陉他说：“学校环境使我们在校外所学的实在比校内课堂上多十倍。”

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汪曾祺在《自报家门》一文中回忆：

从我家到小学要经过一条大街，一条曲曲弯弯的巷子。我放学回家喜欢东看看，西看看，看看那些店铺、手工作坊、布店、酱园、杂货店、爆仗店、烧饼店、卖石灰麻刀的铺子、染坊……我到银匠店去看银匠在一个模子上錾出一个小罗汉，到竹器厂看师傅怎样把一根竹竿做成筢草的筢子，到车匠店看车匠用硬木车旋出各种形状的器物，看灯笼铺糊灯笼……百看不厌。……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这一路的印象深深注入我的记忆，我的小说有很多篇写的便是这座封闭的、退色的小城的人事。

赵俪生回忆自己的小学时代：“按最好的情况说，也不过按时上学，按时下学，不迟到不早退，在卷子上多得圈圈少得叉叉而已。其余时间就是玩、玩、玩，一玩到底。玩中不免要打架。大不了就是这些事。”

一九二二年出生在安徽合肥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在《读书教学四十年》里说，他读小学时，父亲在清华大学任教，“在我的记忆里头，清华园是很漂亮的。我和我的小学同学们在园里到处游玩。几乎每一棵树我们都曾经爬过，每一棵草我们都曾经研究过”。

周大风讲到灵山小学时，每学期都组织大小不一的校外活动，远足、野营、社会访问、参观农村、工厂、名胜古迹，有与乡土教育有关的，也有与科技发明有关的。校内也组织各类兴趣小组，经常开展活动；如观摹或参加恳亲会（招待家长的文艺演出）、戏剧活动、诗歌朗诵会、音乐会、画展、工艺品展览、标本收集及制作、地形沙盘制作，等等。

他始终难忘化学老师江圣泗在一次恳亲会组织的演出。那是一出十几分

钟的短剧《火星人》，主角“火星人”由他自己扮演，其他十位左右小朋友，

由同学临时参与，不需事先排演，只是由江老师先说一说剧情梗概，这对训练

学生的创造能力、反应能力、联想能力、应变能力很有帮助。江圣泗老师说“我把课堂搬到了剧场，我把看戏的人也变成了剧中人了”，演出非常成功。从此，学校图书馆有关天文、农业、科学的书刊被借阅一空；学生的作文、墙报等，科学题材多了不少；三三两两自由结合谈科学的人比比皆是，大有“满校争说火星人”之势。七十年后，这一出短短的儿童幻想剧，仍常常浮现在他脑海里。（参看本书周大风《难忘的一课——七十余年前的一个幻想剧》）

范用在小学组织同学去广播电台唱歌，唱的都是救亡歌曲，组织儿童剧社去演戏，排演过陈白尘的独幕剧《父子兄弟》以及儿童剧《一个孩子的梦》，还有师生自编的话剧《洋白糖》、《我们来自绥东》等，到处演出。他们排练的儿童剧《最后一课》，因抗战打响而没有来得及公演。

金树煜回忆立本小学的课余生活，打球、跳高、跳远、跑步、唱歌之外，还有走棋、拉胡琴、吹箫、跳绳、“造屋”、走五子、滚铁环，还有到柏枝园、土地庙、李氏宗祠捉迷藏、打樟树籽战，节假日集体游览西山、象鼻岩等景点，清明节老师组织春游，远足到山头采化石，看大岭头石刻大佛、马料坑瀑布、谷溪岙水磨、车口溪香粉堆。夏日下午常去后门溪游泳，夜间到马横溪桥头赏月、乘凉、猜谜语，还会组织捉鱼队，到学校附近的池塘，个个下水捕捉鱼虾，晚餐合吃，晚年想起，仍觉得很有味道。

许绍菜在立本小学读五年级时，与一些同学住在校内，暑假约更多的同学寄宿校内，复习功课、打球、打乒乓。许良其为他们讲课，指导作文，举办月光会，请医专教授给他们讲科学知识，拓宽他们的知识面，以后还举办夏令会，大学、高中的同学为初中、小学同学辅导，禁止赌博，每逢集市，还张贴市报，向村民宣传文化知识。抗战期间，日本飞机曾两次轰炸立本小学，炸死教师一人、学生七人，炸伤学生四人。立本小学师生校友上街游行，张贴标语，出版“市报”（每逢张家渡集市日出版），演出《卢沟桥事变》等节目。

在立本小学毕业，一九四五年又到这里做老师的许则槎记得当时每年暑假有夏令会，还有文体活动，比如有一年曾演出大型话剧《卧薪尝胆》，演吴王、西施、伍子胥的都是立本的老师、校友。为了纪念立本小学的创办人金剑青、许卧松，他们发起组织了青松学会，使同学之间可以砥砺学行，加深友谊，外地大中学生都有参与。

一九四七年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惨死狱中，发生“于子三运动”

，立本小学老师许良舜以立本小学“一个生活在山谷里的执教者”名义发出声援信：

浙大自治会诸位先生：

读了你们的《天堂血泪》，释解了我费猜了将近一个月的疑谜。恨不得能飞舟渡江来尾随你们的“化眼泪为行动”的行列……我把心坎的仇、恨，试写在纸上了……

此信让我想起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叶圣陶他们在苏州甪直小学发出的《角直高小国民学校宣言》（发表于六月十六日的上海《时事新报》）。

溯自政象混沌，外交屈辱，爰有“五四运动”。政府横肆摧残，务拂民情，吾三校感此潮流，五中愤结。初以群众既为正当之表示，当局或有悔祸之良心，果肯改图宁非国利？顾倒行逆施，曾不少悛，吾三校忍无可忍，于六月十一日一致罢课，非特为对付日本之表示，作释放学生之要求，根本解决乃在满足民众之希望，标的既悬，誓必践之！

这是那个时代小学和小学教师的底气，虽然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四七年，二十八年来风云变幻，政治上屡经变故，还经历过外敌侵略，但没有从根本上摧毁中国普通人的精气神，包括小学教师这个群体，随这样的老师求学，无疑学生是有幸的。

国民党当政时代，曾在小学推行过童子军制度，在莘莘学子记忆中也留下了一些抹不掉的痕迹。何兆武在《上学记》中回忆：

我小的时候每个学校都有了童子军，也有军服，实际上就是体育课，除此之外还讲一些知识，比如救生的知识、野营的知识。北洋时期童子军军歌里唱“二十世纪天演界”、“不竞争，安能存”，唱的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理论。当然这种理论并不代表北洋政府官方的意识形态，因为北洋政府官方没有意识形态，也没有意识形态的教育，所以我们的教育实际上是所谓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教育，从童子军军歌就能表现出来。歌词里有一句：“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后来我们老师还说：“哥哥华盛顿没有问题，弟弟拿破仑恐怕有点问题。”拿破仑搞侵略战争，不过我们那时候还是把他的早期看做法国革命的代表，所以就这么唱下来。北伐以后，童子军军歌就改了，当时是言必称三民主义，所以歌词改为“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少年兵”，凸显意识形态。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小学四年级，不再是童子军了，所以我的弟弟会唱，我就不会唱了。

抗战时期在西南辗转上小学的胡伯威在《儿时“民国”》回忆，抗战结束前后，他在重庆黄桷垭的广益中学附小读了三个学期，参加过童子军。在他看来，跟后来的“少先队”相比，童子军更多的带一点军事化色彩。他从当时一本教材上得知童子军起源于英国，宗旨是锻炼少年儿童勇敢自强自立的品格和技能——

我记得当时四年级以上的学生都是童子军，每个人度身购置一套黄咔叽（或黄色斜纹布，咔叽也是斜纹布，但是比国产斜纹布的质地好得多）的短裤脚军装；一顶同样布料的船形士兵帽……一块方领巾我记得似乎是黄绿两色的布在对角线上缝接的（这一点我不太有把握，是否黄绿两色，也许记错了，不过肯定是双色的），一支系在墨绿色绳带上的管状铜哨子，塞在胸前上方衣袋内，绳带则自然潇洒地悬垂左右衣袋之间。还有一根缠绕成柱状的白色棉绳是供野外生活的各种用途。此外每个人还发了一根短棉绳，教练老师教过我们许多种绳子打结的方法，有平结、双套结、接绳结等等名堂，如今我也记不完全了。每个人还发一根长短齐眉的白木军棍。但是最得意的装备是一把有牛皮套的短刀，长不及尺，双刃呈宝剑形，铜刀柄上刻有“智、仁、勇”三个字（束腰的皮带铜扣上也有这三个字）。短刀本身也是铜的，镀成银白色，刀刃钝秃，不能切割，只是摆样子的东西。每次上操的时候要唱一首《童子军歌》……

一九一二年，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和教育次长范源濂之间经常有这样的辩论。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回忆：

范君说：“小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中学？中学没有办好，怎么能有好大学？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小学整顿。”我说：“没有好大学，中学师资哪里来？没有好中学，小学师资哪里来？所以我们第一步，当先把大学整顿。”把两人的意见合起来，就是自小学以至大学，没有一方面不整顿。不过他的兴趣，偏于普通教育，就在普通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我的兴趣，偏于高等教育，就在高等教育上多参加一点意见罢了。

在他们之前，晚清状元实业家张謇在南通大办学校，对当地影响深远。他说，办学本来要从小学开始，但是要办小学首先需要师资，所以他办学的第一步是先办师范学校。当时旧学未废，新学方兴，科举制要在一九。五年才废止。一九。二年南通师范学校开学时，张謇不无骄傲地说：“夫中国之师范学校，自光绪二十八年（即一九。二年）始，民间之自立师范学校自通州始。”

张謇陆续在南通、故乡海门常乐镇创办了多家私立小学、女子小学。一九。六年，他设想按纵横十六方里一所小学计，南通须办初等小学六百所，另要办高等小学十所。在他推动下，到一九二二年他七十岁时南通已拥有初小三百五十多所、高小六十多所，领先于全国。

就在偏远的括苍山下临海张家渡，一九。六年春天即出现第一所小学——“立本两等小学堂”，完全是私立学校，也是当时临海第一所新式学堂。创办人金剑青生于一八八一年，曾在马相伯创办的震旦学堂求学，立志教育救国，变卖家中田产办学，黎元洪任总统时曾颁“毁家兴学”金匾，民国初年，他曾被选为浙江省议会议员。一九二九年，受立本小学影响在临海创办回浦学校的陆翰文说：“偏僻的小县，荒凉的乡村，能有这样一个学校，正是空前之举！”他把立本小学视为“开辟草莱的哥哥”。

小学的重要可以十九世纪的德国历史为证，正是小学义务教育培养了一代国民，使德国在欧洲乃至世界崛起成为大国。武汉大学教授、德国史专家李工真说：

德意志从濒临亡国的绝境发展成一个令人瞩目的强国，采取了种种的措施，这些措施当中，其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就是它高度地重视对国民素质的培养，并以此作为它国家振兴的基础。战胜法国并俘虏法国皇帝的元帅毛奇就曾经说过：“普鲁士的胜利早就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了。”

此话非虚，一代代的中国学生都曾被都德的《最后一课》感动，何况德国的少年们。一九一一年生在宁波的法学家、北大教授龚祥瑞记得，一九一八年读初小的他，曾读到过胡适翻译的《最后一课》，描写普法战争时巴黎被困，连老鼠都吃光了。小学生即将丧失学习祖国语言的权利等悲哀气氛。他记得那时他从外城门到城门内一路经过的地方，都是那么悲凉而寂寞，失去了欢乐。

在德国一个不起眼的小镇才特尔镇，这是当年普鲁士王国最偏远最落后的乡村，保存着一个普鲁士时期原貌的小学博物馆。一张一八二。年讲授自然课时所使用的挂图，足以证明当时的小学生已了解到距他们上万公里的长城是什么样子。他们也可以了解到在五大洲居住的不同人种和不同的生活环境；在小学实验室里，他们可以接触到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当时给小学生们开设的课程包括：世界地理、自然、算术以及德语、书法、宗教和体操。他们上学几乎是免费的，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来支付，不上学却要受到处罚，学校里还保存着当年的罚款登记簿。

德国才特尔小学博物馆原馆长安特·桑德尔接受记录片《大国崛起》采访时说：

我们这里看到的是一八四五年六月份登记的才特尔镇学校，学生上个月缺课登记情况，比如第十六号学生，名字叫做弗里德里希·旺肯，这个学生在五月份里面缺了十三天的课，为此他父亲要付三十九个银币的罚款。  在普鲁士，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必须的义务，而国家则必须为它的公民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免费教育从十九世纪中期就已开始，德意

志统一前夕，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达到97．5％。（《大国崛起》第六集解说词）

一九。七年，张謇在大生纱厂股东大会上阐述为什么要支持办学时就说受到德国俾斯麦的影响，想从教育着手救国，办教育不能赤手空拳，所以先办实业。“父教育”、“母实业”是他著名的说法。

小学关乎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小学提供的是文明的底线教育，它决不是今天升学流水线上一道工序、一个环节，而是有自身独立的价值；不仅是知识的启蒙，更重要的是人格的熏陶与训练，是全方位的人的教育，是精神成人的起点，和大学一样重要，甚至更加重要。许多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可能就是小学，不一定有机会接受更高的教育，但他在一所健全的小学所获得的滋养，足以在精神上支撑他的一生。

小学既是为了奠定知识基础，发现和培养兴趣，更是为了打开文明的眼界，学者金克木、出版家范用、音乐家周大风等人都只读过小学，就失学了，他们永远难忘他们的小学。在周大风心目中，灵山小学不是一所“教师讲结论，学生背结论，考试考结论，升级看结论”的学校，而是充满了学习趣味和快乐的学校，他的音乐熏陶就是在这里完成的。许多第一流知识分子曾有过长期做小学教师的经历，比如现在被看作是国学大师的钱穆，教育家、作家夏丐尊、叶圣陶等人。钱穆在常州府中学堂毕业，在小学教书十多年，还做过小学校长。叶圣陶苏州中学毕业，长期担任小学教师，成为他们的学生是有福的。

八

汪曾祺有篇小说《徙》的开头：

很多歌消失了。

许多歌的词、曲的作者没有人知道。

有些歌只有极少数的人唱，别人都不知道。比如一些学校的校歌。

但是，这些校歌会长久留在那些莘莘学子的心中。

男儿第一志气高，年纪不妨小，哥哥弟弟手相招，来做兵队操。兵

官拿着指挥刀，小兵放枪炮。龙旗一面飘飘，铜鼓咚咚咚敲。一操再操

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

沈心工是音乐启蒙教育家，一九。三年，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堂最早传唱的这首《男儿第一志气高》，就是他填的词。

大江东下海潮上，潮潮都进青龙港。……父老勿愁荒，儿童勿愁伧。

大家爱国先爱乡，常乐之校真堂堂。

这是一九。四年张謇为家乡海门常乐镇初等小学写的校歌。到一九二四年，在黄海边的通海垦牧公司至少办了八所初小、一所高小。张謇亲自为垦牧乡小学写过几首校歌，其中之一：

通海垦牧乡，立宪皇帝二十七年初开荒。田里有井疆，小学家家上，

识字耕田相保为善良。新世界，垦牧乡。新少年，小学生。

一九。五年，瞿秋白六岁上常州冠英小学堂，学堂有《校歌》：

欧风美雨，飞渡重洋，横来东亚兮。睡狮千年，誓将惊醒兮。大有

为兮，冠英学生兮。

《春季旅行歌》：

方春之时作旅行，足力更奋迅，名区胜地恣遨游，处处好印证。花

花草草有精神，莺燕都成阵。少年世界春世界，努力向前行。 《春秋季运动会歌》：

天择由来因物竞，运动要竞争。胜固可喜，败欣然，都是弟兄们。胜

不相让，败相救，团体要坚韧。合群起兵视此行，勖哉我学生。

洪绍炳六岁进入当地立本小学，此时学校创办已有整十年，他到老都对创校人之一许卧松所写的校歌仍记忆犹新：

括苍之巅望海尖，地势莫嫌偏。上通永安下灵江，人文地理擅。象

岩狮山东西列，拱护中心点。必有忠信十室邑，天职毋弃焉。

丙午初春气象新，桃李植盈庭。开学歌唱乐融融，漫烂见天真。迅

速地球经数转，得失问寸心。吾侪少年须务本，本立而道生。

“必有忠信十室邑”源自《论语》的“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焉”。立本学生许绍禁回忆，曲谱据说来自日本歌曲，可能是当时日本流行的曲子，金剑青曾东游日本，熟悉这个曲子。

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七年在立本小学就读的金树煜回忆，上午课前，做早操，唱校歌“开学歌唱乐融融”。下午放学排队，唱晚会歌：“一天容易过，夕阳又西下……老师们，再见吧！同学们，再会吧！”

一九一七年春天，二十三岁的叶圣陶到苏州用直镇的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任教，校歌是白话的，既弥漫着江南田野的自然气息，也能呼吸到少年中国的开放空气：

吴淞江呀，你这样美丽光明。洋泾两岸的田呀，你这样的自然和美丽。

我们在这里考察、思虑，共做游戏，很感谢你们的美意。

我们是人类里的一群，人类之花快开了！我们应当快活奋励。我们

愿世界：更活动，更光明；更自然，更美丽！我们应当快活奋励！

赵浩生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河南开封的省立“四小”读书，到八十岁还记得无比可爱的校歌：

是人都当上学，上学就是学做人。小朋友啊，你看这校宇空敞，园

景美丽（据说与事实大相庭径，但无妨），唱歌跳舞何等有趣。我先生，

我同学，努力，努力，愿我河南省立四小，人人快乐，永享荣誉。（《八十

年来家国——赵浩生回忆录》）

汪曾祺读家乡县立第五小学，一辈子都完整地记着老师写的那首校歌，还写进了小说当中：

西挹神山双爽气，东来邻寺疏钟，看吾校巍巍峻宇，连云栉比列其中。

半城半郭尘嚣远，无女无男教育同。桃红李白。芬芳馥郁，一堂济济坐

春风。愿少年，乘风破浪，他日毋忘化雨功。

范用一直记得母校穆源小学的校歌，还记得放学时唱的《夕歌》：“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父母望儿归，一路上切莫徘徊。”李叔同填词的《送别》也是他爱唱的，不过范用记的歌词可能不全了：

光阴似流水，不一会，落日向西垂，同学们，课毕放学归。我们仔细

想一想，今日功课明白未？先生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

一路莫徘徊。回家问候长辈，温课勿荒废。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

一九三二年，上海经历“一·二八”战事之后，实业家穆藕初、蒉延芳和教育家黄炎培、会计学家潘序伦等在闸北等处调查战区破坏情况时，面对残垣断壁、满目疮痍，痛感只有推动普及教育、提高全民素质、激发爱国热情，才是切实可行的救国之举。当时上海有名的中小学许多是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于是，他们萌生了集资办学的念头，取《中庸》“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意，起名位育小学，请上海最优秀的教师，使用最新的教材，当年秋天开学，惊动上海各界。建校伊始，即以校风高尚、师资优良、教学认真、学子优秀而备受称誉。这是最初传唱的校歌：

小小门庭小小楼，

颜色绿油油，

小桌小椅小图书，  布置在上头，

别说地方小，许多问题供研究，

啊！研究，研究，对面是谁的花园，路上有何人巡守？

小手小脑小朋友，

会想会寻求。

做小工人读小书，

还玩小皮球。

别说年纪小，打起精神齐奋斗，

啊！奋斗，奋斗，幼时在校中活动，长大为国家奔走。

从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办校的理想，对孩子的希望。一九四三年起，位育在成功办好小学的基础上又创办了中学部。位育中小学请陶行知的学生李楚材为校长。这一年开始采用江问渔作词、吴逸亭作曲的新校歌：

黄浦江，水洋洋，

大小朋友聚一堂。

用我手，用我脑，

大家工作一齐忙。

莫怕工作忙，身心俱康强。

国旗兮飞扬，庭树兮芬芳，琴韵兮悠扬。

爱我国，爱我校，爱我先生，爱我同窗。

人生目的不可忘，将来国事谁担当？

创造，创造，生长，生长，

位育意义深且长。

一九四七年，王人驹在永嘉永昌小学当校长，撰写了这首校歌：

中沙路平坦，上横河浩荡，永昌堡城巍峨，我们的校舍闳壮。我们

在这里勤学勤做，生活即教育，社会即课堂，我们在这里，发荣滋长，

作为优秀的公民，共建康乐的乡邦。

其中可以看到陶行知教育理念对他的影响，在教学上他重视启发式而不是注入式，他把训导主任改为生活导师，体育课允许扭秧歌，音乐课可唱古怪歌。

这是一个时代即将落幕前教育家自主办学的最后故事，早已随他手草的校歌一起消失在时问的暗流中。

自二００六年春天，我编的《过去的中学》初版以来，一直有相识或不相识的朋友通过不同的方式，希望我也能编一本《过去的小学》，有人还给我转来了音乐家周大风先生的几篇回忆文章。经过五年的搜罗，这本书总算编成了。

感谢许良英先生长期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感谢穆家修先生和王丽、赵晓铃、卢礼阳等朋友的帮助，许良英先生不仅回忆了自己的小学时代，而且提供了《立本小学校志》，穆家修先生提供的位育小学的校歌，赵晓铃大姐提供的材料和王幼芙女士赠送的《王人驹文存》也都很珍贵。此书的编成，正值百年前商务印书馆的《共和国教科书》影印出版，合在一起，我们可以进一步体认那个时代的小学教育，愿这些资源在长期的断裂和遮蔽之后继续造福本民族。

二０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完稿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