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学批评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是《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作者：乔治·斯坦纳）的核心议题。语言不只是语言学中的概念，而是文化的代表。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从而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因此：在经历了这些浩劫之后，语言及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批评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又该担当何种责任？

乔治·斯坦纳的代表作，也是20世纪西方人文批评的经典著作。《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的核心议题是语言、文学批评与人道主义（及反人道主义）。其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但都共有一个根本的主题——语言的生命。在斯坦纳看来，语言是文化的代表。而现代西方的几股非人道主义逆流（尤其是纳粹）导致了语言文化的滥用与污染，使西方文学的创作陷入“沉默”。因此，在经历了种种浩劫之后，语言及其相关的现实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批评家与知识分子在这一过程中又该担当何种责任？

《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由乔治·斯坦纳编著。

序言

人文素养

人文素养

逃离言词

沉默与诗人

教化我们的绅士

夜语——高雅色情文学与人的隐私

毕达哥拉斯文体——一份猜测，为纪念恩斯特·布洛赫而作

走出黑暗的语言

空洞的奇迹

君特·格拉斯札记一则

K

勋伯格的《摩西与亚伦》

一种幸存者——献给埃利·维瑟尔（Elie Wiesel）

后记

经典

荷马与学者们

《圣经》

莎士比亚400年

两种翻译

大师

利维斯（F. R. LEAVIS）

俄尔甫斯及其神话：列维—斯特劳斯

马歇尔·麦克卢汉

小说与今日

梅里美

托马斯·曼的《菲利克斯·克鲁尔》

劳伦斯·达雷尔与巴洛克小说

建构一座丰碑

“死亡是一门艺术”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家

乔治·卢卡奇与他的魔鬼契约

美学宣言

走出中欧

作家与共产主义

托洛茨基与悲剧想像力

文学与以后的历史——纪念乔治·卢卡奇

译后记

人文素养（1963）

当批评家回望，他看见的是太监的身影。如果能当作家，谁会做批评家？如果能焊接一寸《卡拉玛佐夫兄弟》，谁会对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复敲打最敏锐的洞见？如果能塑造《虹》（Rainbow）中进发的自由生命，谁会跑去议论劳伦斯的心智平衡？所有的伟大写作都源于“最后的欲望”，源于精神对抗死亡的刺眼光芒，源于利用创造力战胜时间的希冀。“光明从天降”：这句五言诗不过是故作深沉的把戏，却流传了三个世纪。如果能赋诗传唱，如果能从自己有限人生中取材并铸就不朽小说，创造永恒形象，谁会选择作文学批评？大多数人不过是灰头土脸地活在旧电话号码簿中（谢天谢地，这类电话簿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从生存的实况而言，他们比福斯塔夫（Falstaff）或盖尔芒特妇人（MadamedeGuermantes）更缺少生命的真实和丰收。

想想这一切吧。批评家过的是二手生活。他要依靠他人写作。他要别人来提供诗歌、小说、戏剧。没有他人智慧的恩典，批评无法存在。尽管凭借风格之力，批评也可能成为文学，但往往情况不多，除非是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作评论或为自己的诗学辩护，就像柯勒律治的批评是正在孕育的佳构，艾略特的批评是用于宣传的作品。除了圣伯夫之外，谁是纯粹的文学批评家？使语言保持生命力的，不是批评。

这些都是简单的道理（在破晓时分，诚实的批评家会如此对自己说）。但是，我们有忘记这些道理之虞，因为当下尤其强调批评的力量和自立的威望。批评刊物上充斥着评论与诠释文章。美国甚至出现了众多的批评流派。批评家凭能力成为了人物，他的劝导和争议发挥了公共作用。批评家相互吹捧。聪明的年轻人不再视批评为挫败，不再视批评为与自己有限才华的灰沙逐渐忧郁地妥协；他们认为批评是声名显赫的志业。这不仅好笑，结果也有害。前所未有的是，无论学生，还是对文学潮流感兴趣的其他人，都在读书评，而不是阅读书籍本身；或者说，在努力作出个人判断之前，他们在阅读他人的评论。利维斯博士说乔治·爱略特（GeorgeEliot）女士的成熟智慧是现在情感通货的一部分。同意这说法的人中究竟有多少真正读过《菲尼克斯·霍尔特》（FelixHolt）或（（丹尼尔·德龙达》（DanielDeronda）？艾略特论但丁的文章是文学教育中的老生常谈；如果有谁知道《神曲》，那也只是在几个简短片段之中（《炼狱》第二十六章或最后死于饥饿的乌格尼诺那一部分）。真正的批评家是诗人的仆人。现在他却当起了主人，或者说被当成了主人。他忽视了扎拉图斯特拉最后也是最有生命力的箴言：“现在，离开我吧。”

百年前，阿诺德（MatthewArnold）看见了类似普遍而明显的批评冲动。他认识到，批评的冲动比起创作的冲动次要，创作的快乐和重要性绝对更高级。但他认为，批评的喧嚣阶段是诗学新时代来临的必要序曲。我们是后来者，这是我们的痛处。在我们到来之前，时代的政治暴行已经将人文价值和希望前所未有地毁灭。

任何对文学及其社会地位的思考，都得从这毁灭出发。根本上说，文学持续关注的是人的形象，关注的是人类行为的方式与动机。无论作为批评家还是只作为理性的人，我们行动的时候都无法再假装，就好像我们对人类可能性的看法没有深刻变化，就好像在1914年到1945年间大约七千万男人、女人、儿童在欧洲和俄罗斯因饥馑和暴力而灭绝之后，我们意识的质地没有根本改变。我们不能假装贝尔森集中营与负责任的虚构生活没有关联。在不久之前，人施于人的暴行已经影响到作家的主要材料（人类行为的极限与潜能），并用新的黑暗挤压着大脑。

而且，一种人文素养的基本观念随之受到质疑。这种登峰造极的政治暴行从欧洲的内核中生长出来。两百年前，伏尔泰宣布过政治暴行已经终结；两百年后，蹂躏再次变成政治行为中的准则。文学与文化价值的流布不仅难以钳制极权主义；相反，有许多著名例子表明，人文学问和艺术的重镇实际上欢迎并助长了这种新的恐惧。在基督教人文主义、文艺复兴文化和古典理性主义的地盘上，暴行肆虐。我们知道，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设计者和管理者，有些受过教育，阅读过并将继续阅读莎士比亚或歌德。

这与文学研究和教学显然有着令人吃惊的关联。我们不得不追问，人们想到和谈起的最优秀知识，是否真如阿诺德断言，丰富并提升了人类的精神资源。我们不得不思考，利维斯博士所称为的“人文主义核心”是否教育了人类行为，或者，在文学研究中培养出的道德智慧思路和在社会政治选择中所要求的思路之间，是否有巨大的鸿沟和对立。后一种可能性尤其令人不安。有证据表明，一种对于文字生活的训练有素而坚持不懈的献身以及一种能够深切批判地认同于虚构人物或情感的能力，削减了直观性以及实际环境的坚利锋芒。相比于邻人的苦难，我们对文学中的悲伤更为敏感。在此，近代再次提供了残酷的证据。那些为《少年维特之烦恼》或肖邦而掉泪的人，他们没有认识到，自己正行走在不折不扣的地狱。P9－11

首先，这是部关于语言的书：关于语言与政治，语言与文学未来；关于极权主义谎言与文化衰败对语言产生的压力；关于语言与其他意义符号（音乐、翻译、数学）的关系；关于语言与沉默。

本书辑录的文章写于不同时期，大多都是回应某个特定时刻：一本书的出版、一部戏剧或歌剧的上演、一起政治事件的发生。但这些文章都有个根本主题——关乎语言的生命，关乎我们社会文化中语词的神秘能量。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语言与它讴歌的危险谎言之间是什么关系？在大众消费者的民主制度下，语言与它重载的庸俗、模糊和贪婪之间是什么关系？语言，这种传统意义上用来表达有效关系的笼统用语，面对精确话语（如数学和象征符号）日益迫切的全面要求，将会怎样反应？我们是否正在走出语词至上的历史时期，走出文字表述的古典阶段，进入语言衰败、“后语言”形式，甚至局部沉默的时代？这些正是我要提出的焦点问题。这些问题后面的观念是：文学批评，尤其是当前与学院派同流合污的文学批评，不再是有趣的活动、负责的活动。太多的文学批评满足于19世纪学院式或新闻式的价值观念和表达习惯。谈论书籍的书，谈论这种方兴未艾的文体，谈论文学批评的书（与批评对象有三重距离），毫无疑问，将继续大量涌现。但是，日益清楚的是，这些书大多都是有经验的内行人的游戏；如果有人问，在人文主义与历史现状之间，在文化交际观念与历史现状之间，到底可能有怎样的共生与互动，这些书没有给出答案。克尔恺郭尔（SorenKierkegaard）最先指出，学院式纯文学批评，与文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意义或颠覆作用，其间有着惊人的反讽；今日，这反差之巨前所未有。

最有活力的现代批评——卢卡奇、本雅明、威尔逊（Edmundwilson）、利维斯的批评——对此情景了然于心。他们虽然眼界风格各异，但都将文学批评当成了社会批判，当成对人类行为中的事实与可能之间的乌托邦或经验的比较。他们成就斐然，本书的许多文章明显受惠于他们。遗憾的是，他们的成就看起来开始过时。孕育他们成就的文化契约现在受到质疑。

本书的第二大主题是关于我们的意识在当下所处的位置及其中的新颖与独特性。我意识到历史学家没有说错，野蛮和政治暴行是人类事务中的流行病，没有时代可以幸免。我知道，19世纪和20世纪的殖民大屠杀，以及随之而来对自然资源和动物资源无所顾忌的摧毁（动物群灭绝或许是土著居民灭绝的逻辑结果和象征性结尾），都是极其邪恶的现实。然而，把野蛮与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关联性，将这些令人愤怒的事件想像成万世不易、四海皆宜的准则，我认为，这种想法也有些虚伪。我的意识专注于野蛮在现代欧洲的突起，专注于犹太大屠杀，专注于在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统治之下“中欧人文主义”（我设法在一些文章中为其定义）精神的毁灭。我不认为这类野蛮有任何特权地位，但它是理性人文主义的危机。这危机改变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对它特别在意。

这种黑暗与野蛮，不是来自亚洲的戈壁沙漠，不是来自亚马孙流域的热带雨林，而是来自欧洲内部，来自欧洲文明的心脏。受戮者的悲鸣，在大学外清晰可闻；虐待的暴行，在与剧院和博物馆一墙之隔的街上肆虐。18世纪末期，伏尔泰颇有自信地认为，酷刑即将终结，意识形态的屠杀即将灭迹。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文艺和哲学创作的重镇，却成了贝尔森（Belsen）集中营的幕景。

我无法接受这种轻描淡写的安慰：大屠杀只是德国现象，或者说，只是某个极权独裁者引发的不幸。盖世太保退出巴黎仅十年，伏尔泰的同胞就在同样的监狱中蹂躏阿尔及利亚人和持有异议的法国人。古典人文主义的大厦，激活着西方社会的理性之梦，几乎已经崩溃。对于文化进步的观念，天赋理性的观念——自古希腊就存在，在马克思的乌托邦式历史主义和弗洛伊德的斯多葛式威权主义（两者都是希一罗文明的新近先驱）中仍然非常有效——人们不再抱有信心加以强调。科技时代的人类，成为易受政治仇恨和施虐暗示控制的生灵，其活动范围正可怕地逼近毁灭之境。

在思考文学、教育和语言的时候，如果似乎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发生，也没有挑战我们对这些活动的观念，那么这样的思考在我看来不切实际。阅读埃斯库罗斯或莎士比亚（更别说“教”他们）的时候，似乎这些文本、这些在我们生活中的权威文本，完全与新近的历史无关，这样的阅读虽然巧妙，但无知得有害。这并非意味着对“现实关联性”任意或新闻报道式的测试；这意味着我们要尽量严肃对待伟大艺术得以传承的神秘奇迹，尽量严肃地从我们自身的生命中给出答案。

我们是大屠杀时代的产物。我们现在知道，一个人晚上可以读歌德和里尔克，可以弹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会去奥斯维辛集中营上班。要说他读了这些书而不知其意，弹了这些曲而不通其音，这是矫饰之词。这些知识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文学和社会产生影响？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对从柏拉图到阿诺德的时代几乎成为定理的希望——希望文化是一种人性化的力量，希望精神力量能够转化为行为力量——产生影响？那些公认的文明传播媒介（大学、艺术、书籍），不但没有对政治暴行进行充分的抵抗，反而经常主动投怀送抱，欢迎礼赞。为什么会这样？在高雅文化的精神心理定势和非人化的诱惑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尚不为人所知的纽带？是不是在文明内部生长出来的那种十分厌倦和过度抽象的观念，为野蛮的肆虐铺就了道路？本书不少篇幅都试图圆满准确地回答这些问题。

就方法论和范围而言，我追求的目标与文学批评不同。我完全清楚这些文章的缺陷，但我希望它们暗示出要建立一门“语言哲学”的目标。如果我们希望更深地理解我们文化中作为特殊遗产的荒芜部分，更深地理解那些已经暗中削弱的东西、那些或许能够恢复对现代社会进行洞察的资源，那么，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建立那样一门语言哲学。按照莱布尼茨和赫尔德的理解，语言哲学必将转向对文学的悉心研究，但是语言哲学将必然让文学处于更大的语义、形式和符号交流的结构之中。语言哲学将按照维特根斯坦所指，将哲学视为最为审慎情况下的语言，拒绝想当然。语言哲学还要寻求人类学的帮助，证实或修正其他重要文化和结构的证据（我们明显以为我们是特殊的中心，我们该如何从这幻象中“退回”？）。语言哲学对于现代语言学的假定既有兴趣，也会警惕。许多一度活跃于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中的人才现在转向了语言学。文学和语言学密切相连，这早已为诗人所知。雅各布森（RomanJakobson）认为，“隐藏于语言形态和句法结构（简单点说，即语法的诗歌）与文学作品（即诗歌的语法）中的诗学资源，不大为批评家所知，大多为语言学家所忽视，但却被有创造力的作家熟练掌握。”语言哲学的目的就是要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

总之，带着与生俱来的惊奇（这种惊奇习惯性地在文学批评和学院派文学研究中缺失），语言哲学将回到这个事实：语言是人独特的技艺；只有依靠语言，人的身份和历史地位才尤其显明。正是语言，将人从决定性的符号、从不可言说之物、从主宰大部分生命的沉默中解救出来。如果沉默将再次莅临一个遭到毁灭的文明，它将是双重意义的沉默，大声而绝望的沉默，带着词语的记忆。

作为通向语言哲学的临时标志，本书中几篇主要文章为此目的而作。尽管不是对他作专门研究，但本文集出现的赫尔曼·布罗赫其人其作足资典范。赫尔曼·布罗赫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小说家和感觉大师。当我追问语言的连续有效性，当我探询面对非人化行为保持沉默的理由，当我厘清诗学与音乐和数学的边界，我经常从他的小说和哲学中获得启迪。赫尔曼·布罗赫的生活和作品本身就是文明的典型形态，拒绝廉价和喧嚣。

书中的一些文章最初在期刊上或作为序言发表，本次结集的时候，个别文字有所改动。我尽量纠正了谬误，丰富了索引，只在谈论达雷尔的文章结尾作了重大修订。观点炒冷饭，自然无新意。为了充实或更新原初的观点，我还增加了一些注释。

我要衷心地感谢Faber＆Faber出版社的桑托伊（PeterduSautoy）和Atheneum出版社的贝西（MichaelBessie）。由于他们宝贵的批评与鼓励，本书方能以此面目问世。

斯坦纳在本书《教化我们的绅士》一文中引用了卡夫卡的话：

如果我们在读的这本书不能让我们醒悟，就像用拳头敲打我们的头盖骨，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它？难道只因为它会使我们高兴？我的上帝，如果没有书，我们也应该高兴，那些使我们高兴的书，如果需要，我们自己也能写。但我们必须有的是这些书，它们像厄运一样降临我们，让我们深感痛苦，像我们最心爱的人死去，像自杀。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

对我而言，这本书就是一把冰镐，砍碎我内心的冰海。

我首先要谢谢斯坦纳，与大师同行的日子是幸福的。十几年前，读翻译理论，就读过他的名作AfterBabel，当时只惊叹于他的博学，对他是敬而远之。想不到我居然还有如此缘分：在37岁的时候翻译了他在37岁时结集出版的文集。

我要感谢季进先生的信任。我生性疏懒，此前只“读其文字，想其为人”。这次受命译事，诚惶诚恐，冀希不辱使命。学界前贤李欧梵先生慷慨赐予译序，借此一角，聊表后学“高山仰止”之情。感谢谢天振、张晓红、阮炜、蒋道超、刘毅、邓中良、刘波、吕晶珠、李致远、李炜、杜佳、肖梅、杨旭辉等师友，没有他们的帮助，译事难以顺利完成。

在译校过程中，本人申请的“乔治·斯坦纳文艺思想研究”（10YJC751047）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资助，特此鸣谢。

翻译是孤独的事业。在语言的极限地带，是一个人的“战争”。因此，某种意义上，是“抛家舍业”。无论如何，最需要感谢的是家人，尤其是Fragrance的理解和支持。

在《两种翻译》一文中，斯坦纳特别欣赏著名的荷马译者菲茨杰拉德的译文：

将来，死亡会从远海袭来，

温柔如雾之手，抚摩你，

值你衰疲的岁月，  富有舒适的晚年。

斯坦纳认为，译者应该把“温柔如雾之手”当成翻译的准绳。对于这样的标准，我虽然“身不能至，但心向往之”。我只是那个卑微的“侍从”，跟随在大师的身后，小心翼翼地牵着他的“衣衫”。译本中舛误难免，概由译者负责，敬希方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