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64岁作家弗朗索瓦·威尔冈的这部小说以六票对四票，击败米歇尔·乌勒贝克的《岛的可能》，摘取今年的龚古尔文学奖。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的人应该写一本书，并在书中创造双重自我的故事。小说采用的嵌套式结构并非评论重点，那些已张开的温柔的陷阱和许诺给读者的愉悦令本书散发着难以言语的魅力。

一位作家为了写完一本已经答应过出版社的名叫《在我母亲家的三天》的书，决定去看望他那住在南方的母亲，准备在跟母亲聊天、打开记忆的闸门后，把小说写完。然而他一直未能成行，女人、旅行和其他出版计划纠缠着他。他一直忙于旅行、阅读、做爱和游手好闲。为了完成这本书，作家一直在痛苦中挣扎，税务机关跟踪他，编辑们对他绝望，亲人们对他忧心如焚，他自己也得了超级忧郁症，只有母亲一直在鼓励他。直到有一天，母亲突然晕倒住院，生命危在旦夕，这时他才真的回到了母亲的身边，终于能在母亲家里呆三天了。母亲重新恢复意识之后，微笑着对儿子说：“我没有为你的书提供一个结局，但我为你栽了一个跟斗。”

戴芬娜没有说我让她提心吊胆。可这“所有的人”从何说起呢?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两个女儿，两个非常清楚她们的父亲正陷入困境的成年女子吗?肯定包括她们。可能还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可是，戴芬娜就像我一样，几乎不去看望我的家人；我不怎么去看望我的母亲，心里愧疚得很。我几乎每一天都对自己说，应该到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看望她，她的家在那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电影《八部半》[1]里，墓地的那组镜头中，当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那位导演看见他父亲突然出现，他难过地发现他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爸爸，我们之间的话那么少!”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轮到我悔恨，不是悔恨自己跟妈妈说话太少，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是后悔太少见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我那八十高龄的老母说的比我还要绝。她在电话里下了结论：“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将不怎么会见得到你。”

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可是，见我不言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是真的!你很早就离开了家门，你那时多少岁来着?十七岁，还是十八岁?”

“十九岁，妈妈!”

“是啊，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多大一把年纪还呆在他们的父母家里，就知道你离家也太早了一些。”

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她每年都要来巴黎好几趟，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我妹妹玛德莱娜家里住几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来看我。如今，她几乎足不出户了。要来一趟巴黎的话，她事先还得跑去咨询一位专家，而且她觉得最好的专家在马赛。马赛离她住的地方不到一百公里，她都嫌路途遥远。

我的一些朋友也一定把他们内心的忧虑告诉过戴芬娜。我敢打赌，在我睡觉期间(我一般情况下要到下午过完一半的时候才睡醒，有的时候还要晚些)，她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弗朗索瓦怎么了?他都杳无音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他。”当戴芬娜告诉我，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她的声音低沉得就像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中的钢琴声，或者像维瓦尔第《海上暴风雨长笛奏鸣曲》中的巴松管的声音，总之，天空中有暴风雨，这绝不是一杯水中的暴风雨。我们的共同生活跟一杯水没有任何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刮起飓风。风从两个方向刮来会生成旋风，我这么回答，还补充说“风暴角”因为有了“好望角”这个名字而举世闻名，说希望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与爱恨之问没完没了的冲突相比，更不在正常状态。我还说到拉丁语中的暴风雨(tempestas)，既有好天气也有坏天气的意思。我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困境，但戴芬娜看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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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叫弗朗索瓦·威尔格拉夫的人应该写一本书，并在书中创造双重自我的故事。小说采用的嵌套式结构并非评论重点，那些已张开的温柔的陷阱和许诺给读者的愉悦令本书散发着难以言语的魅力。

——玛丽一弗朗索瓦，《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