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斯泰隆编著的《苏菲的选择/胜利译丛》是一部反映二战的小说，通过回忆苏菲在战时的选择和最后对爱情的选择，表达了对人性的思考。在纳粹集中营里，苏菲选择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她像一只摇尾乞怜的小狗，卖命地为纳粹打印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她违心地用自己的色相去诱惑纳粹司令官……战争结束后，她来到美国，与犹太人内森相爱。怀着对犹太人负罪的心情，她默默地承受着多疑、狂躁的情人的暴虐，以解脱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痛苦中走向死亡。

威廉·斯泰隆编著的《苏菲的选择/胜利译丛》讲述了：在纳粹集中营里，她选择让儿子活下来，而把女儿推向了焚尸炉；为了活命，她被迫为纳粹打印屠杀犹太人的报告；她忍受着德国医生、看守、甚至女管家的调戏、强暴、变态的凌辱……

战争结束后，她来到美国，与犹太人内森相爱。怀着对犹太人负罪的心情，她默默地承受着多疑、狂躁的情人的暴虐，以解脱沉重的精神负担。每每如此，他们的精神和肉体，痛苦和快感，才交织着达到高潮。

深爱她的作家丁哥带她离开了内森。但她却在一次狂热的做爱之后，选择了回到精神已经失常的内森的身边，重登那交织着痛苦与欢乐的眠床，走向死亡……

正文

我回答：“每个人?”

他毫无表情地说：“每个人。”

当然我即刻思考他所说的话，发现那确是真的：每个人都戴帽子。早上上班、傍晚下班，还有午餐时间时，电梯和走廊上是一片由草帽和毡帽形成的帽海。至少对男士而言的确如此，至于女士——主要是秘书——则似乎是可以自行选择。“鼬鼠”所言无可置疑完全正确。直到此刻我才意识到戴帽子不仅只是时尚，而且是麦克劳一希尔服装的一部分。这套服装还包括从头扣到底的雅乐衬衫、宽松的韦伯条纹西装，这幢绿色大厦里的每一位男士——从参考书推销员到“处理废物杂志”的焦虑的编辑们——全都是这么穿的。在我毫无所觉的情况下，我一直没有穿制服，此刻一了解事实，我感到又恼怒又得意，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复“鼬鼠”的暗示。很快地我发现自己以和他同样冷酷的声音问道：“请问我该怎样才合适这个轮廓?”

“我不能决定你看报的习惯，我也不想这么做。”他说，“不过被人看见麦克劳一希尔的雇员阅读《纽约邮报》却是很不明智的。”他停顿了一下，“这完全是为了你好。不用说，你下班后私下里可以阅读你想看的任何刊物。只不过……麦克劳一希尔的编辑最好不要让人看到，在办公室里看激进派的报刊。”

“那我该看些什么?”我习惯午餐时刻到四十二街去买份中午出版的邮报和一份三明治，再回到办公室里利用中午休息的一个钟头消磨。我一天只看这么一份报纸。那时候我的政治意识是中立的，我所以阅读邮报并不是为了自由党的社论或马克斯·勒那的专栏，而是为了它活泼的大都市新闻以及极吸引人的报道。然而我在回答“鼬鼠”的问话时，心知我绝不会放弃这份报纸，也不打算为自己买一顶卷边软帽。“我喜欢邮报。”我略为激动地往下说，“你认为我应该改看什么?”

‘《前锋报》可能比较合适些。”他那种田纳西腔未曾流露出一丝温暖，“或者《时报》也可以。” “可是这两份报纸都是早报。” “那么你不妨看看《世界电讯报》或《美国新闻报》。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

我正想说邮报根本算不上激进，却又把话咽了下去。可怜的魏瑟，虽然他是个冷酷无情的人，他的态度却使我领悟到，他对于这些愚蠢无聊的限制并不感兴趣。我也看清了就他的年龄和地位而言，他确实是麦克劳一希尔的囚犯，屈服于公司的欺瞒、低俗的风格及唯利是图——一个绝不可能再回头的人。而我，至少还有整个世界展现在我眼前的自由。我记得当他寂寞地宣告“时尚主义比激进主义要讨好些”时，我暗自低喃近于狂欢的告别：“别了，魏瑟。别了，麦克劳一希尔。”

我仍然为我缺乏当场辞职的勇气而哀叹。反之，我开始进行一种减速的罢工——也许说“停工”更为妥切。接下来几天，我虽然准时上下班，那些手稿却逐渐堆积在我的办公桌上，原封不动。中午时，我不再随意翻阅邮报，却走到时代广场附近的一处书报摊，买一份《劳工日报》，毫不掩饰地坐在办公室里阅读，一边嚼着腌黄瓜和熏肉三明治。我怀疑当时我大概有些疯狂了，因为在我上班的最后一天，我穿了一套麻布套装，配上一顶以前在陆战队时戴的退色绿帽到办公室去；故意让“鼬鼠”看到我这一身荒谬的打扮，并设计让他在当天下午逮到我最后一次背叛的动作……

在麦克劳一希尔上班令人可以忍受的少数原因之一，就是从我二十楼的办公室所见到的风景——使我昏倦的精神为之一振的曼哈顿区。狂风在麦克劳一希尔的墙垣打转，我最喜欢的消遣是从窗口丢下一张纸，心醉地看着它飞过屋顶，心醉般地微颤着消失在远处时代广场周围的霓虹灯里。那天中午，我除了买了一份《劳工日报》外，还买了一管吹塑胶泡的材料——现在的儿童时常吹着玩的那种，不过当时是一种新上市的玩意儿——一回到办公室，我就吹了六七个可爱而脆弱的彩色气球，预备让它们随风逐沉。

P14-15

那些不曾亲身经历战争的人，不会明了这些伤痛。

——美国文学评论家乔治·斯坦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