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写于1950年代的写实小说《旷野》，“明显被忽略”，其中表现出的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和处境，“是战后初期台湾这个殖民社会一幅生动的写照”，应为文学史家所重视。

《旷野》是一部约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里面有五、六个故事在连贯中又能够各自独立，男女主角也不限于只有一个。

五十年代台湾新移民小说系列之《旷野》是一部约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里面有五、六个故事在连贯中又能够各自独立，男女主角也不限于只有一个。柏杨交代了《旷野》形成的过程，他说这部小说是他的朋友戴瑞生和文兰华夫妇告诉他的一个真实故事，原本想再请两位更深入地叙述，但终不能如愿，于是柏杨靠着记忆完成了这部作品。故事从岳政芬因家人反对，和在国外的男友李士淳提出分手，痴情的士淳因此而发疯展开。政芬在得知士淳生病的消息，在几番挣扎后，答应士淳的家人协助他复原。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士淳的病果然有了起色，然而在他们两人结婚的那天，士淳又再度发病。

除了政芬与士淳的爱情主线外，还有许多男男女女的恋情穿插其中，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爱情观。整部作品以爱情为主，有很强的悲剧性。

序

阅读柏杨(序二)

旷野

提要

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一〇

一一

一二

一三

一四

一五

后记

君山号正缓缓进港。

船头激起的浪花正愤怒地捶击着堤岸，堤岸下面那些小艇摇摆得像浮漂在沸水上的碎蛋壳。几个新理过发的水手跑到艇尾，一面抛着垫木，一面发着只有水手们才懂的那么多花样的咒骂。他们咒骂天下所有远洋航轮，和远洋航轮上所有的船长，以及所有的领水员。有一个戴着眼镜，看样子很有点资格的老头子，咒骂得声嘶力竭之后，向他的同事吹大气说，如果是他掌舵进港的话，即令是一艘一千万吨的巨轮，也不会使它惊动港里一根海草。

君山号上的乘客们都跑到甲板上，形成了一条像是被耗子咬坏了一边的黑色绷带，缠绕着那高耸天际的船身上缘，戴着雪白手套的手举到半空中挥动着，帽子也彼起此落地飞舞起来。码头上迎接亲友的人群从遥望到君山号轮廓时起，就掀起狂欢的呼喊，等到君山号慢慢地越驶越近，他们更是兴奋得像着了魔，有的把孩子顶到头上，有的跳跃起来往上蹿着，有的扯起嗓子叫名字，这种喧哗声音最初很大，后来大概发现即令都是世界上第一男高音和女高音，也不能使他们的亲友听见，才慢慢地停止了。

政芬和世信站在远远的一棵罗汉柏底下，那棵孤独的罗汉柏像一个断了线的气球，一味地向天上升起，终于和人间脱了节。站到它的下面，只不过心理上觉得应该阴凉一点，实际上它一点也遮不住那盛夏的骄阳，所以政芬不久就感觉到热得难受，不断地掏出手帕拭她额上的汗珠。

＂你不舒服吗？＂世信问。

她摇摇头。她目前厌恶任何谈话，只四下张望了一眼，迫切地寻觅另外一个女孩子，那是和她一道前来，她最要好的朋友王淑敏。可是，直到现在，她还不敢自信她是不是真的和她一道前来，也不敢相信当她和自己至爱的男孩子在一起的时候，竟会这么渴望有第三者参加。

她终于看见了，淑敏已从海关楼上挤下来，头上鬈蓬着刚烫过的头发，露出动人而皙白的脖子，仍然穿着学校的制服，翻领上写着蓝丝线绣成的＂海大＂两个字，两手捧着三个苹果，走到跟前，塞给他们。

＂周先生，＂政芬向世信不自然地笑了笑，＂有淑敏和我做伴，你可以回去了，天这么热，你还要上班，船靠岸恐怕还要有段时间，会耽误你不少公事的。＂

世信吃了一惊，政芬称呼他＂先生＂，使他意识到他这些时一直担心的那件事竟真的是十分严重，他紧靠着她站着，一动也不动。

＂世信在这里有什么关系呢？＂淑敏说，＂他也不认识他。＂

世信知道那个＂他＂指的是谁。

＂不，你还是先走一步。＂

＂我不会碍事的，＂世信看着政芬，＂我一句话也不说，也不和你在一起，只跟着你，或者站得远远的，我有点不放心。＂

他希望淑敏帮助他，淑敏却没有开口，一个读大学的女孩子，已经开始成熟了，她知道事情很是尴尬。

这时候，人群起了骚动，再度发出震天的喧嚷。君山号已经靠岸了。

＂世信，＂政芬焦急地说，＂有淑敏陪着我，我会平安回去，摸不错路的，别把两个大学生当作没有出过门的土豹子，你真该走了。＂

世信再不能继续抵抗，但他并不放弃挣扎，他想请求别的一件事－－和政芬叮咛一下晚上的约会。他望了一下淑敏，淑敏知趣地转过身子。

＂政芬，＂世信低声说，＂还是老时间，老地点，我在那里等你。＂

＂你最好等我的电话。＂

世信碰了个钉子，他只好假装着不在意地挥手告辞了，踉跄地转过圆环的时候，几乎撞到一个行人的身上。

＂我真是个傻瓜，＂他一面走一面对自己埋怨，＂为什么提出晚上的约会？在这么炎热而吵闹得心乱如麻的场合，她又是面临着一件不知道如何是好的重大事故，我不仅自讨没趣，还毫无遗漏地表现出我是个没有头脑的猪。＂

政芬正集中心思听淑敏谈话。

＂我在接待室看见李士沛，＂淑敏说，＂他提出医生证明文件，已经进入栅栏，大概现在已到船上了。他的几个朋友在外面等着，一个个粗眉浓眼，看样子好像准备应付什么天大的变故。＂

＂不知道李士淳现在成了什么样子，＂政芬叹口气，＂李士沛一定恨我入骨。＂

＂他是恨你的，但没有到入骨的程度，他说他认为女人们变心是天下最稀松平常的事，对爱情矢志不移的，只有小说上才有。＂

政芬脸上有一丝看不见的阴影。

＂我提醒你，＂淑敏说，＂你有没有考虑到马上要面对着的问题，你必须快些决定。我事先声明，我这个旁观者比当事者还要糊涂，你到底怎么办？＂

＂我不知道。＂

淑敏像慈母慰藉爱女一样地握着政芬的手。政芬的手冰凉，这和她额上涔涔的汗珠太不一致，淑敏扶住她。迎接的人群向出口处移动了，她想告诉政芬这时候退走还来得及，话到嘴边却又咽回去。

第一个乘客走出来，他的亲友们蜂拥上去，轮流握手寒暄，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立刻爬到他的肩上，重逢的父女，欢乐地吻在一起。接着，像从篓筐里往外拉香肠一样，乘客们从出口处顺序地被一只无形的手一连串地拉了出来，其中有一个大概是个什么角色，被一群拿着纸笔和照相机的记者们团团围住。乘客们和迎接乘客的亲友们，逐渐终于散尽，码头上的人潮和喧哗的声音，也逐渐跟着消失，除了来来往往的几个职员和维持秩序的几个警察，只剩下政芬和淑敏两个女孩子孤零零地站在那棵高矗着的罗汉柏底下。她们站得两腿酸痛，政芬的双眼也都望涩了，她下意识地盼望着李士淳根本没有回来，可是，不一会，淑敏轻轻地推了她一下。

那人终于出现了。P9－13

斗胆给柏杨先生的小说写序，是因为柏杨先生及其夫人张香华大姐的嘱托与鼓励。柏杨先生我神往久矣，以前一直不断读到他的杂文与说史著作，想见其为人，早已高山仰止，后来又多次承蒙他的关心和抬爱，然而至今未瞻道范。忽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手札，转告柏杨夫妇美意，说该社即将出版柏杨小说系列请我作序，冷汗当即冒将出来：小子何德何能，应承这等差事岂不自找附骥之议？几次欲连线台北，找香华大姐请辞，又自省接到这差事时，十分感动之余，内心深处还是有几分得意的。现在又＂虚情假意＂般谢绝，是不是有点＂丑陋的中国人＂的味道？呜呼，柏杨先生，一语成谶，真真让晚生我左右为难也。

＂附骥＂于柏杨，始于1984年。那年秋天我访美归来经香港小停，受到香港作家彦火（潘耀明）兄的接待。彦火请我回内地后，代为联系十位作家，编选各自的作品集，由他介绍在台湾出版。当时台湾还没有解除所谓的＂戒严＂，引入大陆作品是冒着极大风险的。作为十人中的一个，又作为这一批大陆书稿的牵线人，我不能不对彦火兄的创意提出疑问。这才知道在台湾岛上出面的，是柏杨先生。听到这大名心中一震，暗道这老倌已经为＂大力水手＂事件背了＂污蔑党国领袖＂的罪名，坐了九年零二十六天的大牢，看来仍有＂太岁头上动土＂的胆量啊！此公以＂前科＂之身，求朋告友，担冒风险，我辈若犹疑于后，岂不羞煞？由此便有了林白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国大陆作家书系＂在台湾之＂登陆＂。窄窄的一道海峡，数十年的人为阻隔，柏杨先生应算作最早衔石填海的一个。时至今日，回想先生＂导夫先路＂之功，焉能不感慨系之？

再次和柏杨先生、香华大姐取得联系，是在我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之后了。柏老与中国现代文学馆的缘分，源起于柏老香华夫妇与文学馆前任副馆长周明先生二十多年的友情。早在三四年前，柏杨先生就已经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过一批珍藏书籍，同时建立了柏杨文库。我到任后不久，即接周明通报，说柏老又要将自己一大批珍贵的资料和文物无偿捐赠到中国现代文学馆。闻知此讯，大喜过望，由此才有周明渡海，将柏杨先生的捐赠运回之举。据说这些藏品出岛来归，还引起了海外议论纷纷。由此我想起先生在讲史时说过的一段话。先生说，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前期时，我们固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唯一的立足点。我以为，理解了先生的＂立足点＂，就理解了先生的中国史观，也同样不难理解《丑陋的中国人》里所呈现的＂中国对全世界全人类文明所做的尊严贡献＂。那么，先生作为一个中国人，把自己毕生心血的结晶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也同样不难理解了吧。

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先生，早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写杂文，文笔犀利，时有新见，振聋发聩，世人瞩目。先生的许多文字都以猛烈抨击社会痼疾和社会黑暗面为主题，《丑陋的中国人》、《酱缸，千年难醒的噩梦》等代表作，以独到的思考和深刻的剖析，警醒着一代读者，也必将成为一代一代中国人传之久远的精神财富。先生的历史学著作如《柏杨版资治通鉴》同样生气勃勃，充满了新知和创见。先生在狱中完成的《中国历史年表》、《中国帝王皇后亲王公主世系录》和《中国人史纲》，也是具有开拓意义的著述。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柏杨，似乎还没有为大陆广大读者所熟悉。

其实，柏杨的小说是不可忽视的。柏杨自道，他的人生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历史。

作为一个作家，哪一个十年可以忽视？

柏杨小说系列中所选的小说，似可说是柏杨小说佳作之集大成者。

我喜欢这些作品，首先因为它好读。几个月来，出版社送来的该书校样伴我度过了愉快的时光。其中不少篇章深深吸引了我，令我难以释卷。＂好读＂，在一段时间里曾为士林所不齿，甚至还见过一些小说家的声明，称诘屈聱牙者方为小说上品。私心每以为惑。不好读的，还算是＂小说＂吗？不好读，小说家还有饭碗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柏杨先生对自己的小说，也曾有过一个＂声明＂，说他力争头几句话（或说头一句话）说出来，就把读者抓住。为这＂不装孙子＂＂不弄玄虚＂却深谙＂小说＂要义的坦诚，忝为同道的我恨不纳头便拜，引先生为师也。窃以为人文社所选先生诸作，实行了先生的＂好读主义＂，相信诸公读后，应感欣悦。

＂好读＂之为某些人所不齿，也确实其源有自。商业化时代，一些小说借＂好读＂而媚俗，由此把＂好读＂变成了低俗庸俗的代名词。于是在某些＂纯文学＂作家眼中，＂好读＂便成了浴盆中的婴儿，和脏水一道被泼将出去。柏杨小说，＂好读＂却不俗，＂曲高＂而和者众。因为它们于＂好读＂中关注人性的复杂、关注人权的维护、关注心灵的尊严与救赎。我以为，关注＂人＂，恰是文学的最高境界。而柏杨的关注，更以＂形而上＂为其旨归，题旨所呈现的哲理化特色成为了柏杨小说的个性风貌。

按照大陆一般评论文字的规矩，往下该说到柏杨小说的艺术特色了。虽是晚辈，对作为小说家的柏杨，自认为心灵是相通的。一本正经地谈论先生小说的艺术结构、叙事风格，对于晚生我来说，实在是很别扭的一件事。对于先生来说呢？也未必不别扭。因为我想起早在十几年前，看过先生的《求婚记》，先看那＂自序＂便已忍俊不禁。先生之要作小说，似乎有点＂抬杠＂性质－－＂盖听说有些不开眼人士，认为柏杨先生其笨如牛，不会写学院派小说。咦，是何言欤？……我有啥不会的？逼得紧啦，我就生个娃儿教你瞧瞧。＂又想起先生的《古国怪遇记》前言－－＂夫柏杨先生，生有异禀，少有雄心，气壮山河，伟大卓然，年高德劭兼天纵英明，十八般文艺，件件精通。不但杂文天下第一，地上无双；小说也同样的天下第一，地上无双。……谁要说我不是旷世奇才，谁可得小心，万一黑巷子里有人飞砖，把贵阁下尊头上打一个大包，可别往我身上赖……＂以此等游戏心态来作小说者，已臻化境。嬉笑怒骂，妙趣天成。我若还人模狗样地＂柏杨小说之结构语言＂云云，岂不是在圣人面前卖《百家姓》？

被老爷子＂夫妻档＂哄将上来写什么＂序言＂，这已经折了寿。再班门弄斧一番，但愿别遭遇＂黑巷子＂里＂飞砖＂才好。阿弥陀佛。

打住。聊以为序。

2007年8月24日

抗日热血青年在台湾文学史最后的纪事，停留在四川沙坪坝的西南联大和武汉大学的珞珈山。这些青年在文史最后的身影停格在火车站拥挤混乱中的生离死别。之后，这些台湾入眼里的外省入，初来乍到刚从日本人手中接收的台湾，火车站人潮汹涌的逃难场景不再，代之以大萧条时期于海岛“异乡”寻求生存的寂寞小站；文学的长河中，柏杨小说补遗了失落的1949之后文学编年史。小说中刻画大陆知识分子的心境和处境，“是战后初期台湾这个殖民社会一幅生动写照”，应为文学史家所重视。然而十年牢狱之灾后，读者都将关注的眼神聚焦在让他入狱的原因——批判社会与时政的杂文。文史学家一致认为柏杨写于50年代的写实小说，“明显被忽略”。

柏杨小说表达方式非常前卫，在当时就已经开创了几十年后所谓的“极具电影感的对白方式”写小说。他习惯将人物的多面像，用一片一片对白，铺陈在同一个平面上；像一幅立体派油画，将每一个面像同时拼凑在一张画里。柏杨独具的小说风格，我试着以立体派的绘画语汇，呈现柏老当年开创性小说语法，在装帧设计中。

徐荣昌后记于人民文学出版社

抢救纸本书行动三号

作为杂文家和史学家的柏杨先生，早已为大陆读者所熟知。然而，作为小说家的柏杨，似乎还没有为大陆广大读者所熟悉。其实，柏杨的小说是不可忽视的。柏杨自道，他的人生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坐牢，十年历史。

作为一个作家，哪一个十年可以忽视？

柏杨小说系列中所选的小说，似可说是柏杨小说佳作之集大成者。

——陈建功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里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陈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