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躁动与迷惘的未来)(精)》编著者约翰·内森。

索尼被称为最没日本特色的日本公司，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曾是基辛格和克林顿的座上宾。

然而，2013年1月，就在盛田昭夫举家移居纽约50年后，索尼宣布出售美国总部大楼。

索尼回到原点。苹果、三星这些对手一个个绝尘而去。是时代变了？还是索尼变了？

40年的辉煌，10年的挣扎，索尼为何会迷失？

索尼需要回到自己的传奇年代，从中寻找遗失的英雄精神，反思基因中的错配。

《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燥动与迷惘的未来》，最私密的采访、最真实的记述，索尼公司官方认可的企业传记。

任何想走向世界的中国公司，也许都要先跨越索尼。

《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躁动与迷惘的未来)(精)》编著者约翰·内森。

《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躁动与迷惘的未来)(精)》内容提要：索尼从东京轰炸后的废墟中起步，最初只是小作坊，后来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及大众文化的代表，索尼的故事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传奇之一。在《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燥动与迷惘的未来》中，作者约翰·内森对索尼公司的传奇故事进行了剖析，掀开了这个曾经是全球最成功、最神秘企业的面纱。他揭秘了索尼公司的那些重大胜利——从彩色电视机到CD机，以及那些灾难性的失败——从Betamax盒式视频录相机到付出重大代价的哥伦比亚影公司收购案；在这些事件中，索尼高层之间的紧张关系得到现场回放般的细致呈现。

凭借对日本文化无与伦比的了解，加之可以不受限制地访谈索尼任何人员、察看任何内部资料，内森绘制了一张复杂的索尼情感地图，这一点是前所未有的。内森在翻译三岛由纪夫和大江健三郎作品的过程中磨炼了小说写作的技巧，他深刻刻画了谜一般的索尼公司创始人盛田昭夫，贵族气派、独断专行的首席执行官大贺典雄，以及实行痛苦变革的激进领导人出井伸之。内森还揭秘了索尼帝国怎样发明了革命性的彩色电视机，如何用大胆营销打败产品质量稍逊但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对手，在与主要竞争对手飞利浦缔结伙伴关系时如何放弃了传统的观念，如何在日本经济萎靡不振时取得成功，以及在新世纪打算作出哪些创新、实施哪些战略。

内森权威睿智地揭开了索尼帝国的种种神话，精心推出了一部独一无二的企业大剧。《索尼秘史：奇迹的崛起、帝国的燥动与迷惘的未来》既是一部令人振奋、鼓舞人心的创业史，也是对忠诚及其结果深刻痛切的记录。

第一章 索尼创始人：战后逐梦

第二章 灵魂人物—井深：从“会说话的纸”到特丽珑电视机

第三章 盛田昭夫：开拓美国市场

第四章 引人瞩目的盛田：面具后面的人

第五章 第一位美籍总裁：来自哈维·沙因的逻辑教训

第六章 大贺大师：赢利的艺术

第七章 索尼大家庭的壮大：米奇·舒尔霍夫的崛起

第八章 为了昭夫董事长的一个梦想：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

第九章 好莱坞之梦的继续：混乱时期

第十章 大贺与舒尔霍夫：真情与傲慢交响曲

第十一章 出井继任：帝国的终结

出井继任：帝国的终结

1994年底，离大贺的65岁生日还有几周时间，公司上下已然山雨欲来，大贺早已暗下决心，彻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两难境地。即使是在索尼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公司，资历也显得非常重要，而他却绕过16位高级管理人员，无视盛传中的热门人选和黑马，直接挑中了出井伸之—一名负责全球广告宣传和市场营销的公司员工。1995年1月的一天下午，天气阴沉，稍晚的时候，出井接到了通知：大贺在办公室等着见他。在乘电梯去往7层的过程中，出井细细回忆了一天中的所有事情，以寻求被召见的原因，可是却百思不得其解。对出井而言，和大贺进行私下会见并不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情。在老板面前，交流往往单向而乏味。

大贺的口吻不容置辩。“我告诉他，”他这样用英语重述当时的情景，“我已经决定由你来接替我的位置。”出井惊呆了，他毫无思想准备，此前连一点儿迹象都没有。他记得当时只想迅速离开大贺。两个人都不记得当时还说过什么内容，但是双方都印证了对方的记忆—会见不到15分钟便结束了。

在3月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出井被正式介绍给索尼和全世界。此前一周，大贺与桥本冈男悄悄去往火奴鲁鲁，到盛田位于卡哈拉的海滨寓所拜访他，自1994年以来，他就一直待在那里。公司方面称，盛田当时听取了建议并表示同意。有记者问，当获悉接替大贺的人选是出井时，盛田有何反应，大贺回答：“他当时大致这样说道，‘哦，是的，我知道了。我想这大概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了。’”实际上，自从他中风之后，就一直不能说话，由于盛田的意识日渐模糊，这次朝圣只是例行公事。对大贺本人而言，这种做法更多的是出于个人感情，同时也是表示对盛田的尊敬。

在结果公布之前，出井到井深位于三田的寓所拜访他。自1992年中风之后，井深的健康每况愈下；到此时，井深在大部分时间里均卧病在床，没有近亲或其秘书仓田宽子的帮助，便无法与人交流。当他知道出井要来看他时，他坚持要从床上起来，穿上西装，戴上领带，以便能够坐在轮椅上较为得体地接待出井。“这可是索尼的总裁，”他告诉家人，“我必须有礼貌地迎接他。”

出井的任命震惊了整个公司。索尼帝国中的许多人还从未听说过出井伸之。其他人则显得焦虑不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总爱唱反调的人，而且以思维敏捷、善于分析、为人倨傲、语言刻薄而名声在外。“索尼公司的100个人中，”大贺说，“有99个人反对我的选择。‘不能选他，’他们说，‘你选他不会是认真的吧！’人们认为他不可信任。”

而那些熟悉出井职业生涯的人感到更加迷惑不解。大贺所选接班人出井身上最突出的一点是，纵观出井在该公司35年的任职经历，没有任何突出的证据表明，他要么拥有商业头脑，要么拥有领导索尼这个大型企业所需的领导才能。大贺声称，盛田本人从未推举过出井，他还时不时地刺激出井说，如若盛田健康状况良好，便不可能选他。这样的说法或许并不完全准确。70年代早期，出井及其家人在巴黎定居，曾细心地照料盛田当时在法国上学的女儿直子，而且，当盛田的两个儿子从威尔士和科尔切斯特的寄宿学校来欧洲大陆游览时，出井一家为远离家乡的他们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据盛田良子讲，两家人的关系很亲密。出井一家人是盛田家举行聚会时的常客，而且经常陪他们去参加音乐会。出井的妻子照代成了良子支持团中的一员，在良子迁居前收拾东西需要帮助时，她总是第一个出现。出井为盛田选择要读的书，在带给他之前，还将其中的重要章节标出。

盛田曾向大贺许诺，将来有一天，大贺将成为索尼的总裁，同时，盛田要求大贺挑选一名工程师作为其继任者。大贺在进行所有有关继任人选的考虑时，都没有忘记这个限制条件。显然，他向盛田秀夫坦承过，他的感觉糟透了：1994年夏天，秀夫催促他母亲创造良机，帮一帮大贺叔叔，以便让父亲改变初衷，扩大候选人的范围。在盛田位于箱根的避暑别墅中，良子的确作过这样的努力。当她提议时，大贺也在场，她说，继任的人选不应仅限于工程师。那时的盛田已经暂时恢复了有限的语言能力，他这样回应道：“好主意！”良子便利用此机会谈了谈自己的看法：“我当时说，我认为，无论选择谁，他的配偶必须得具备一些社交、娱乐和外语技能，而工程师的妻子很少有机会学习这些东西。我当时并没有提及任何人的名字，因为我对此很谨慎，但是，我当时肯定在考虑一对像出井和照代这样具有国际经历的夫妇。”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盛田曾经特别授意选择出井，但是，我们同样不清楚的是，当大贺继续提出建议时，盛田否决了他的提名。

与出井相比，大贺和盛田均出身富商家庭。而出井伸之却在书香门第长大。其父亲是早稻田大学政府与经济学系的教授，这所大学是日本最负盛誉的私立学校之一。他研究的领域为世界经济学。在战争爆发之前，他是位于日内瓦的国际劳工组织中的第一位日本职员，此组织是国际联盟的一个机构；1941年至1943年，他居住在中国，出任哈尔滨日本工商业学院的院长。出井的国际经历或许部分得益于其父亲的经历。

出井的家业殷实富裕：其祖先数代一直在枥木县北部经营大米和木材生意（大贺的父亲也是一位木材商），直到他父亲放弃这项生意之后，才来到东京。出井在成城长大，是五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成城是东京郊区一片绿树成荫的富人住宅区，是实业家、电影明星和文学家的聚集地，像三船敏郎等著名艺术家及诺贝尔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均居住于此。由于是家里最年幼的孩子，而且，自其哥哥夭折之后便成了家里唯一的男孩，因此，其父母亲和三个姐姐对他都很娇惯纵容，这不禁使人联想起大贺的童年时代。出井一家在轻井泽避暑，那是一个山区高原，树木郁郁葱葱，位于东京的北面，到东京车程为3个小时。世世代代以来，这里一直是日本宗室家族、皇室成员、高级政府官员及出井父亲（其诸多显赫身份之一便是大学教授）之类的作家和学者的避暑之地。

在轻井泽避暑的那些夏天里，与出井相伴的都是富有的年轻人，他们的家人是轻井泽高尔夫俱乐部成员，因此，出井养成了特有的气派和举止，这使人们在评价他的时候，会说他具有“上流社会”气质，尽管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出井家庭生活的其他方面也与大贺的童年相似。出井的母亲是一位医生的女儿，毕业于名流的御茶水女子大学，是一位很有教养并多才多艺的女士；其家庭中不乏艺术和关于世界大事的开明讨论。在家人和朋友看来，出井伸之是一个安静、敏感的孩子，十分热爱读书，此习惯他迄今仍保留着，他还是一位小提琴手。在成城中学上学时，他曾与成城的另一位居民小泽征尔一起演奏四重奏，如今，后者已是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总监。出井考上了早稻田高中，然后，从那里考上了早稻田大学并主修经济学。他父亲希望他能够成为一名学者和教师。

出井最初对索尼产生兴趣完全与电子无关；他无技术背景，也从来不是一个爱设计小玩意儿的人。他的毕业论文发表在《早稻田大学学报》上，是一篇对欧洲共同市场动态的分析文章，因此，他希望找一家向欧洲拓展的公司。1960年春，当他向索尼提出申请时，才刚刚大学毕业，当时他的另一个意向是味之素调味品公司。在参加索尼的面试时，面对令人敬畏的口彰，他居然十分狂妄地要求面见更高级别的人士，并最终在同一房间中短暂地面见了井深和盛田。出井解释说，他计划去欧洲读研究生，但是希望在走之前找到一份工作。盛田答应雇用他，并说好允许他离职去上学；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盛田正计划把索尼推向西方，一位日本一流大学的经济学毕业生对欧洲而非美国表示出兴趣，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在新成立的出口销售部—很快被命名为索尼海外部—工作了一年之后，出井考取了日内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研究生专业，在那里师从德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诺布克，学习了18个月。他在日内瓦向公司提交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他所写毕业论文的扩充，阐述了欧洲联盟的进程。盛田和索尼公司的其他人读了这份报告，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出井的父亲也喜出望外，催促他儿子报考博士。而此时的出井更感兴趣的并不是作为学科的经济学，而是现实世界中的商业。他开始设想自己的未来—在一家公司中任职的经济学家，而这家公司并不一定是索尼。今天，他所扼腕慨叹的是，自己的员工中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实际上，在1963年准备返回东京时，他已经决定离开索尼而另谋高就。可是，当他到达羽田机场时，口人事部办公室里的一名员工却在那里等着为他接机，这名员工以责备的口吻说，“有传言说你要辞职”。后来出井说，当时被人看出破绽的尴尬迫使他对谣言进行了否认，并当场决定继续留在公司。或许，正如莫里哀曾经说过的那样，索尼的新总裁在当年是一个“身不由己”的索尼人。

这样，出井一直在位于东京的索尼海外部工作，直到1967年他被再次派往欧洲，任总部位于瑞士的销售部经理，负责公司在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和荷兰的业务。1968年，盛田将其调往巴黎，命他为在法国开设一家索尼销售子公司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在那之前，索尼与欧洲市场进行接触的唯一渠道是通过当地的分销商，这与当初的美国市场是一样的：当时索尼产品在美国的经销是通过盛田的朋友阿道夫·格罗斯。这位法国经销商名叫乔治斯·特伦钱特，他既是一位商人，也是一位在议会中拥有席位的政治家。对于在法国将要成立索尼子公司，特伦钱特十分不悦，因为它将同自己的生意形成竞争，于是，他便利用在政府中的关系对工商部施压，阻止索尼的投资。出井在法国共待了5年，直到1972年，才试图在法国政府的反对下建立一个子公司。如今，每当人们说起这件事情时，总是称赞他为索尼法国公司（起初是索尼和苏伊士银行集团共同创建的合资企业）的创建立了大功，但是，盛田也积极参与了谈判，并利用其与财政部长及诸如达能集团的安托万·里布等颇具实力的商界领袖的关系，来实现他所期望的索尼业务拓展计划。

出井在欧洲的6年对其影响甚大。他逐渐可用法语和英语与人交流，而且还喜欢上了佳酿葡萄酒。在应付西方商人方面，即使不能称得上得心应手，也算得上十分娴熟。由于远在帝国首都之外逐渐“成长起来”，作为索尼的一员，他个性的塑造也受此影响。这时是索尼向外拓展的早期岁月，这段时期的任何时间内，索尼在欧洲的员工数量均不到10人，不要说任何的指导原则，就是东京对他们的监管也微乎其微。出井逐渐习惯了自作主张，完全无视总部或公司实体的存在。实际上，正是这种放任，才逐渐养成了他古怪的个性。

回到日本后，他在索尼海外部的电视出口业务部门工作，直到1979年，他的职业发展规划才有了转机，时任索尼总裁的岩间和夫将他提升为负责音响产品的总经理。这个重要职位的职责之一便是在一线负责CD播放机的发布，为此，他团队内的工程师们疯狂地努力工作，以便在大贺规定的1982年11月这个最后期限之前按时将产品开发出来。产品发布那天，出井因发烧而在家卧床休息。当回顾这个时刻时，大贺微笑着暗示，他那时是被压力给压垮了。

1984年至1986年间，作为微型电脑办公自动化部门（MCOA）的总经理，出井负责索尼首次进军日本电脑市场的尝试。其计划是推出一款多媒体家用电脑，为此，出井组织多方合作，协调了包括索尼、飞利浦、苹果和微软等各方的努力。可是，当这个项目的支持者、苹果公司的韦恩·罗辛被史蒂夫·乔布斯解雇并在太阳微系统公司就职之后，这个项目便流产了。随后，出井的团队设计出一款名为MSX的家用电脑，采用的是MSX平台，由摩托罗拉芯片驱动。出井负责这款机器的推广，但是却未能赢得市场份额。1991年，索尼的MSX产品退出了日本市场。

1988年，作为家用视频业务的高级总经理，出井极力主张录制冯·卡拉扬指挥的全系列歌剧的视频影碟，而沃尔特·耶特尼科夫则宣称，这无疑是愚蠢至极的行为，最终，此举耗费了索尼大笔的资金。次年，即1989年，出井被任命为董事会成员。1990年，大贺安排他负责全球广告和市场营销；尽管他明确表示出对广告业务的不屑，而实际上，他是一个天生的广告行家，与媒体的关系非常融洽。1994年，他接管了企业传播与“创新宣传”部。到了1994年7月，距其即将被任命为总裁不到一年时间，57岁的他被提拔为常务取缔役，即常务董事—最高管理层中最低的级别。相比之下，尽管盛田的赏识使大贺的晋升显得十分罕见，但大贺到达同样位置时只有42岁。

无论在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大贺一再表明，他是经过筛选之后才确定任命出井的，因此，没有理由怀疑他是否适合这个位置。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他暗暗地左右权衡，毫无疑问，对照高级经理们的名单，他逐个排除了可能性：岩木健是一个非常敏锐的战略家，对全球性的业务有着总体的把握，但是缺乏坚毅的性格和领导者的感召力。人们曾一度谣传说，森尾稔是最有可能的人选，虽然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工程师，但是对软件业务却一窍不通。就这样逐个排除，直到眼光停留在出井的名字上。大贺是第一个承认选定出井并非是看重其既往业绩的人：“按照逻辑性思维，应该将他排除。他以前的职业生涯并没有显示出他可以胜任。作为音响部经理，他并不是非常成功。当我们首次尝试进军家用电脑行业时，他一败涂地。但是我看重的是他的未来，而非他的过去。”

大贺十分清楚，索尼正处在十字路口。为了领导索尼开创新的未来，他的继任者必须拥有十分执着的非传统远见，同时在采取超前行动时必须具备与众不同的坚毅及勇气。自从在欧洲开拓市场的早期岁月以来，出井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一个勇敢的斗士：他曾与大贺关于法国市场营销战略展开过激烈的讨论；他的勇往直前，可与大贺本人相媲美。同时，大贺特别关心的是，应当继续维护索尼在全球的形象。令人记忆犹新的是，出井不仅一手重塑了索尼的广告模式，而且更新了索尼产品的外观和品质，他或许是将索尼品牌的感知价值当作其事业上的巨大成就。自1990年以来，出井就一直负责索尼的全球广告宣传，作为大贺的下属直接向大贺汇报：出井是一个形象设计师，是娴熟地推广索尼梦想的营销者，因此，大贺一定认为，自己喜欢的“四个字母，S–O–N–Y”可以托付给这个人。

在向我解释为什么选择出井时，大贺道出的原委大致与上面相同。那是一个周日的晚上，我们在空荡荡的方舟大厦的阁楼里入座，过去盛田就是在这里协调其经济团体联合会的竞选工作的。大贺的逻辑显得十分主观、拐弯抹角，但是，毫无疑问，他所吐露的尽是肺腑之言：“索尼必须始终与众不同。井深先生和盛田先生都是杰出的人，他们是一对天才。我遵循他们前进的方向，在发展索尼的过程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我总是扪心自问，公司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东西是什么。最近，我总是在思索一个汉字‘闪’，它的意思是‘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熠熠生辉。它不是单纯的亮度问题，‘闪’意味着耀眼的光辉。自从投身这个公司以来，我都在勤奋地工作，以确保索尼发出那种炫目的光芒。这一直是我工作的重点和主题。因此，当我开始考虑我的继任者时，我十分清楚，他必须也是一个非凡的人，能够确保索尼继续像太阳一样发出耀眼的光芒。究竟谁能够实现这个目标，我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当我听说岩木只专注于工作时，我失望地认为，他不是合适的人选。当大家讨论森尾时，我同样认为他也不合适。无论这个人选是谁，他必须具备一种鉴赏力和辨别力，可以理解索尼耀眼光芒的特性，而这个人也须具备非凡的内在魅力，以使其能够延续索尼的辉煌。我对名单进行了细细斟酌，当我看到出井的名字时，我想，或许，仅仅是或许，他可能拥有做我的继任者所需的潜质。”

大贺认为出井是一位光芒四射的人物，这对人的想象力是一种考验：他的活力虽显而易见，却如即将来临的暴风骤雨般猛烈，因而显得怒气冲冲而非阳光明媚。尽管如此，他任总裁的前四年中所取得成就却十分出色。毫无疑问，出井听取了指示：他为公司确定了一条通向未来的战略路线，并在此过程中赢得了信任；在商业领袖中，他的地位逐渐确立起来，尤其在美国计算机专家中更是如此，出井认为，对其目标而言，这些美国计算机专家具有战略性的重要地位；此外，他还使索尼与其美国业务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感情用事。在此过程中，他本人所显示出的某些特质或许正是大贺以其艺术家的直觉所感悟到的：为了使公司能够从容地应对新时代的挑战，出井的狂傲使他敢于采取他认为必要的行动，甚至不惜破坏索尼的传统架构和运营模式。P55-P58

1995年春，索尼公司委托我拍摄一部纪录片，纪念其创建50周年。纪录片的主题大致定为“索尼创始人的精神”。1992年至1993年这一年之内，索尼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相继中风，致使二人彻底丧失了语言能力。于是，我便只能根据其日本和美国同事和朋友的回忆，通过将这些回忆的片段进行编辑整理，试图在片中反映这两位非凡人物的生平概貌。

索尼公司请我拍摄这部片子的初衷，是要制成一部周年庆典的精品，因此，纪录片中问题的设计应该能唤起被采访者的美好回忆，而对公司而言，此类片段不胜枚举。索尼是创造现代世界商业奇迹的众多公司之一，它在战后的东京废墟中诞生，通过一件件的热销产品逐渐成长，最终成为消费电子产品领域的市场领导品牌。索尼的传奇是日本经济复苏的生动写照。在战后的最初几年中，许多其他的日本公司也蒸蒸日上，本田汽车、京都陶瓷和佳能相机都成了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这些公司没有一家能够取得像索尼一样的国际地位：1998年，哈里斯民意调查数据显示，索尼成功地超越可口可乐公司和通用电气公司，成为美国最知名和最受消费者好评的品牌。

但是，展示索尼的非凡成就仅仅是这部纪录片拍摄的内容之一。我亲耳聆听了有关该公司在美国40年发展史的叙述，深切地感受到了公司所经受的根本性的文化困境和冲突。战后的那段时间里，在与西方交往的过程中，日本奋力创建和保持真正的个性。我渐渐感到，索尼公司发展的内在实质与日本战后的心路历程和社会体验如出一辙。纪录片拍摄结束之后，我信心十足：通过近距离考察索尼的拼搏历程，通过清晰展示处于该组织核心位置的个人的发展，该纪录片将打开一扇理解之窗，帮助人们理解日本在20世纪崛起的过程中所遭遇的决定性挑战：面对两种截然不同，而且常常无法调和的现实观以及对现实的处理方法—其一深深地根植于本国的传统，其二则与外国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996年9月，我去看望时任索尼企业传播部主管的大木充先生。我告诉他，我想写一本书。他问的第一个问题是，针对这样一个项目，我希望获取多少酬金。我解释说，为了得到读者的认可，腹稿在付诸笔端之时必须保持相对于索尼公司的独立性。事实上，为了接洽声誉卓著的出版商，我需要索尼公司出具信函，保证我能够联系到我希望接触的所有索尼人员，而且无须审核和批准。不出一个月，我便收到了一封英文信函，该信函对我提出的请求给予了认真答复。如果你曾经深入探访过一家跨国企业，尤其是在日本，你肯定会理解，这封信函为我带来了怎样不同寻常的自由：

尊敬的内森教授：

我们很高兴地获悉，您将写一本有关索尼公司的书，记述其在美国，包括在好莱坞的发展历史和业务运营情况。鉴于您对索尼公司的深刻了解，我们认为，您写这样一本书拥有诸多优势。我们已经准备好与您进行合作，安排所有需要的采访，提供我们存档中的相关文件和图片，以协助您完成为这本书所作的有关研究。

您的这本书是完全独立于索尼公司的项目，我们没有任何编审方面的控制权，对此，我们表示理解。

我们热切期望，这本书不仅将有助于增进读者对索尼公司的了解，而且有助于增进读者对整个日本商业界的了解。

大木充

索尼公司企业传播部高级总经理

1996年11月14日

索尼信守了承诺。公司为我安排了多次采访，而且我可以采访任何一个我要见的人。1997年6月至1998年12月间，我曾7次奔赴东京，用日语进行了115次采访，采访对象包括索尼发展史中如今依然健在的关键性人物。在纽约和洛杉矶，我采访了索尼公司其他的管理人员以及现任和前任的公司合作伙伴，这些合作伙伴都曾在索尼的国际发展史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对于那些公司以外的人员，我均通过私下渠道会面。由索尼公司安排的对索尼员工的采访，有一个程序需要遵守。我必须事先呈交问题样例，而且，在采访的过程中，总是有一名，有时是两名企业传播部的员工陪同。他们记笔记并自己录制访谈磁带，以确保我不会错误地引用任何一个人的话语。随着采访的录制量达到数百小时，我提醒这些年轻的同伴，我只是从中选取一些七零八碎的片段而已，而且，我开玩笑地问他们，他们如何能够找得到原始的日语片段。而他们却看似一本正经地向我保证，每一个章节都分配给了不同的部门成员来处理。

起初，我还担心，房间里有其他观察人员的存在会影响到被采访者的坦率；我甚至揣度，他们的目的是避免采访者透露敏感信息。我很快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必要担心。无可否认，我对某些微妙问题的探询常常徒劳无功—再没有什么语言比日语更能闪烁其词了。不过，被采访者有时候也会告诉我一些从未在公司内部透露或向公司以外公开的事情。每当他们透露这些信息时—这简直是让人激动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刻（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并不少，这很出人意料）—我常常会观察这些与我身处一室的人，他们表情拘谨，像我一样，努力使自己显得泰然自若。为避免因我书中出现的敏感信息而致使他们受到责罚，我必须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采访的是索尼历史中的传奇人物，用日语说就是“站在云上的人”，故而打断他们以便将谈话引导至其他的方向均是让人无法想象的。随着我越来越深入地了解公司的个人历史，我逐渐担心起来，试图寻找公司开始有所警惕的信号。甚至我还预料，在完成研究之前，可能会收到公司的最后通牒，让我交出手稿。然而，结果什么也没发生。

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因病无法接受访谈，因此，时任董事长大贺典雄是唯一一位了解从战后早期至今索尼历史关键细节的人，而大贺先生十分慷慨地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不厌其烦地回答我再三的提问。这些采访的内容均无事先准备。有时，他会引导我将话题确定在我此前知悉的内容上，比如，关于索尼的品牌价值或盛田昭夫的“鼻子”和他关于未来产品的商业直觉等。另一些时候，他会带我徜徉于引人入胜的话题，比如，比较利尔和猎鹰喷气式飞机的驾驶舱设计，或回忆起某次下班后与伦纳德·伯恩斯坦在东京一家餐馆一同进餐的细节。

但是，他完全可以说一些心里话，把我当成他的一位老朋友，谈谈我最关心的那些事情，譬如他和“米奇”·舒尔霍夫的关系—后者是一位被他当作弟弟看待的美国人—或者他在痛苦地选择继任者的过程中所体味到的孤独感。大贺先生是一位稳重的人：在我和他共度的每个时刻里，他从未脱去上衣或松一下领带。但是，我的确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并逐渐认识到这是一个信号）：当他开始准备向我敞开心扉时，他的脚会从漆皮鞋中轻轻滑出。

在与大贺选定的继任者、索尼董事长出井伸之会面之前，我总是感到忐忑不安。就个性而言，出井是一个易怒的人，他所患的慢性时差综合征和消化不良往往使他脾气暴躁。每当我请求见他时—一年之中约有6次—他总是欣然同意。但是，当他情绪变得很糟糕时，他总是很不舒服地变换着坐姿，不停地看手表，对我提出的问题长吁短叹，并不时地抱怨。每当此时，我都十分渴望能回到位于圣巴巴拉的家里与家人待在一起。其他一些日子里，当他心情很好时，便同我分享对索尼历史离经叛道式的观点，并以令我惊奇的坦率冷静地描述美国业务的方方面面。尽管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那些保密协议并请我谨慎对待，但是，他从未向我声称，某些他告诉我的东西禁止采用。

就连我自己也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给予我特许，也不清楚为什么随着时间的推移，索尼高管欣然降低了对我的警惕。人们将日本描绘成一个“沟通领域的宇宙黑洞—只接受信号而不发出信号”。在正式场合，这一点无可置疑，但是在私人场合中却截然不同。根据我自己40年来的经验，在合适的场合下，日本人十分喜欢他们所谓的“坦率的谈话”。而我以为，大贺典雄和索尼公司的其他人，是在对我的专注及我明确显示出的了解他们的决心作出回应。

对此，我的解释或有偏颇，即一些人在向我叙述时之所以会尽可能地开诚布公，是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索尼将会对我的手稿进行核查。这样的误解是有根据的。当我于1997年9月开始第一轮采访时，我看到了发给索尼高管的、介绍我的备忘录。我十分不安地发现，企业传播部竟出于自己的原因要将这本书确定为索尼的一个项目：  关于约翰·内森撰写一本新的“索尼精装书籍”所需的调查研究：

自从《日本制造》（盛田昭夫的回忆录）于1986年出版以来，索尼实现了快速的发展，国际业务不断拓展，并为满足数字时代需求而推行了多元化业务，因此，索尼经历了深刻的变革。我们企业传播部的想法是，现在需要出版一本英文版新书，以使世界各国对索尼的新面貌有深入的了解……因此，我们请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日本文化研究教授约翰·内森撰写上述书籍，该书计划于1999年秋季由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出版……感谢您的合作。

尽管我在每项采访开始之前均强调我并非受雇于索尼，而是在进行自己的独立研究，但是，我必须承认这样的事实，即一个外来人的任何解释都不能改变他们因一份官方文件而产生的看法。

在说明索尼对我的开放态度的同时，我并不想让大家认为我在书中已将索尼展露无遗—那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并且我也不想让大家认为我已经得到了所有重要问题的答案。相反，我常常不得不中断采访，因为那些知道答案的人在刻意回避。正如《罗生门》或皮兰德娄的戏剧中的情节一样，对于“事实”，我得到了多个相互矛盾的叙述。后现代主义者曾断言，历史是浮夸矫饰的幻象，这样的说法从未像今天这样贴切。

尽管如此，本书意在描述历史，虽然其中融入了推测性的看法，但是我深知历史学家不容虚构的责任感。我尤其抵御住了对那些我并没有亲耳听到的观点进行想象和重构的诱惑。文中标有引号的每一句话均为实际的直接引用。由于在进行大多数采访时采用的是日语，因此我不得不根据磁带录音进行翻译。尽管翻译永远不能完全还原本意，但是我猜想我的译文润饰既表达出了原有的语意，又表达出了原有的语气。

只有约翰·内森这样的日本问题专家才能深入索尼公司，为我们带来鲜为人知的内幕。他揭示了这家卓越的日本公司何以迅速攀上成功的高峰，又为何遭遇惨烈的失败。《索尼秘史》是一部引人入胜的商业传奇必读本。

——罗莎贝思·坎特，哈佛商学院

对于每一个对日本或日本的成败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知情人士眼中的索尼公司给读者带来了迷人的洞见。内森非常了解日本人及其企业文化，但最重要的是，内森是一名出色的作家。

——奥维尔·谢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院长

内森在采访及讲故事方面的才华令人惊叹……《索尼秘史》生动形象地展示了索尼这家最没有日本特色的日本公司。

——罗纳德·多尔，伦敦经济学院高级研究员

《索尼秘史》娴熟地刻画了索尼公司那些杰出人物的形象，他们在开发新产品和迎接新挑战的过程中齐心协力，铸就了索尼的成功。当然他们也会遭遇失败，也会发生意见分歧……读者会在这本书中看到作者对索尼公司幕后故事的敏锐探索，尤其是忠诚的力量和人与人的约定……本书见解独到，洞察深刻，妙笔生花！在企业和公司传记类的著作中，这本书独领风骚。

——《柯克斯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