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治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先生所撰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传略评述文章的汇辑。先曾由《传记文学》杂志数年连载，结集出版后即成名著，在海内外华人读者中享有声誉。书中收录了《黄克强与辛亥革命》、《“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旷代逸才”杨度》等文章。

《民国政治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先生所撰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传略评述文章的汇辑。先曾由《传记文学》杂志数年连载，结集出版后即成名著，在海内外华人读者中享有声誉。

关于这部《民国政治人物》，作者着重提示：“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费词，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这些正是此书独具价值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的读者，“多读点近代史”不应沦为空话，更不可只去读那些教科书中的分题论述，而应具体地了解近现代史中生动的人物和事件，获得实在而有教益的感知。

黄克强与辛亥革命

宋教仁为宪法牺牲

蔡松坡为国民争人格

“遁甲术专门之袁世凯”

“慰廷总统老弟”之杰作

“五路财神”梁士诒

康梁与复辟运动

“旷代逸才”杨度

“项城劲敌”岑春煊

陈炯明“造反出身”

徐谦制造赤色政权

江亢虎与中国社会党

“今之寇准”黄膺白

居正革新司法

石瑛——民国以来第一清官

张之江与西北军

吴忠信安定边疆

朱执信知行合一

谦让容众的朱培德

东京湾受降的徐永昌

戴传贤菩萨心肠

陈果夫的一生

陈辞修生平大事

奉行以德报怨国策的汤恩伯

后记

黄鹤楼是历史上的名胜古迹，是诗人骚客吟咏的好对象；自从民国十六年，改建为首义公园后，更使它成为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纪念圣地。登临楼头，一眼就可看到“放第一枪”的楚望台新军营地；而革命元勋黄克强先生铜像矗立公园高地，不仅使每一游客循阶步上的时候要肃然起敬，更可以使人意识到黄先生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密切的关系，这一设计布置的适当，确实值得赞美。

就史实来说：当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时候，克强先生并不在当地，可是革命党人的一切行动却可说是秉承克强先生的意旨，接受克强先生“遥制”的。辛亥年八月十二日(中华民国建元是壬子年的事，本文所述均辛亥年事，故纪时均仍依夏历)克强先生在香港寄冯自由先生的信于此说得很详细，原文有云：

“鄂代表居正由沪派人来云：新军自广州之役，预备起事，其运动之进步甚速……现人数已定二千左右……近以蜀路风潮激烈，各主动人主张急进办法，现殆有弦满欲发之势……盖鄂省军界久受压制，以表面观之，似无主动之资格，然其中实蓄有反抗之潜力，似此人心愤发，倚为主动，实确有把握，诚为不可多得之机会；若强为遏抑，听其内部自发，吾人不为之指挥，恐有鱼烂之势，事诚可惜；今既有如此之实力，则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急宜趁此机会猛勇精进，较之徒在粤发起者事半功倍。总之此次居君所云事在必行，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故特由尊处转电中山。”

这信文中听谓“弦满欲发”，“恐有鱼烂”，并不是信笔引用成语，实在是当时情势的写真。因为自“三二九”广州之役后，各地清吏对于革命党的防范搜查已特别的严密，对于新军官兵的思想行动更加注意，鄂省新军中弥漫的革命思潮，是早被当局所觉察了。因此一方面将新军队伍分散调开，使其力量不能集中，一方面更多方访求引线以搜捕新军中的革命分子——就在克强先生寄出这封信后的七天(夏历八月十九日西历十月十日)克强先生还正布置一切准备由香港北上沪汉的时候，武昌的新军就因革命党员名册被清吏搜获，不甘坐以待毙，也就等不及克强先生前来领导，即自动发难起义了。

当时起义的新军人数并不算多，枪械也甚缺乏，但是在熊秉坤“放出第一枪”以后，当地的清吏自总督瑞潋以下都仓皇失措，终至弃城而逃，于是革命党人因此而获得成功。

武昌城完全为革命党人所掌握了，革命党从此获得了根据地；但革命党的领袖孙先生尚远在美国，黄克强先生也未到达汉皋，新军同志们不得已只好拖出协统黎元洪出来作头目，担任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黎元洪上萨镇冰书云：“洪当武昌变起之时，所部各军均已出防，空营独守，束手无策，党军驱逐瑞督出城后，即率队来洪营，合围搜索，洪换便衣匿室后，当被索执，责以大义，其时枪炮环列，万一不从，立即身首异处，洪只得权为应允。”可见元洪的出任鄂军都督是如何的勉强，因此元洪和一般人都盼望黄克强先生早日到鄂领导。夏历九月初七日(即武昌首义后十八日)，克强先生终于在万千人的热望下乘轮到达汉口，元洪得讯，就赶忙派人肩着写上“黄兴到”三字的高脚牌游行街市，使全城军民知道革命领袖到了，因此当克强先生与宋教仁(渔父)先生等由汉口渡江到达武昌时，自汉阳门江岸以迄军政府，沿途店宅居民，都大鸣鞭炮以示敬礼，接着汉阳汉口各地也都鸣炮庆祝，军民人等都因这一“革命实行家”的来到，感觉兴奋，有些人甚至以为革命大业可一蹴而成了。

但是，克强先生当时的心情，却是“感愧”多于“兴奋”。这可于他日沪来鄂途中和谭石屏(人凤)先生武昌首义诗中见到：“怀锥不遇粤途穷，露布飞传蜀道通，吴楚英雄戈指日，江湖侠气剑如虹，能争汉土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而克强到武汉的当日，正逢清军冯国璋挟新式枪炮猛攻汉口民军阵地，民军总数不过五千余人，枪炮既缺，加以军官人数不足，士兵亦多新募，因此未能阻挡久练的清军，汉口市街大半陷于清军手中。克强先生曾经在粤桂各地领导民军与清军作战，深知清军的内容。现在武汉军民既是如此的热望他的来临，因此，在他到武昌与黎元洪晤谈略悉军情后，就满怀着戒慎的心情，莅临汉口前线视察，计划施行反攻，收复失地；但清军竞制机于先，挟优势炮火再度猛攻，民军阵地终被突破，克强先生亲临最前线督战也没有能够挽回颓势。九月十二日汉口不守，克强先生返回武昌，在军政府会议席上，他分析挫失的原因说：“兄弟前日来鄂，即往汉口督队，意欲反攻，恢复汉口，不料各队新兵最多，秩序不整，加以军官程度太低，均不上前指挥，至战时因与兵士穿一样服装，辨别不清，亦极复杂，而兵士中在武汉附近所召募者甚多，一到夜问，即潜回其家，以致战斗员减少，各军官因仓卒招募亦无从查实。重以各队战斗日久，伤亡过多，官与兵均已疲劳太甚，毫无勇气，且一闻机关枪声，即往后退，盖民军军火全在步枪，无一机关枪，每与敌接近，即较敌人损伤较重。民军炮队，又系山炮，子弹射出，又不开花，且射出距离太近，不及清军管退炮效力之远。但民军冲锋时极为勇敢灵敏，清军虽为久练之兵，每闻民军冲锋喝杀声即往后退，此民气之盛，可恃者仅此耳”。这一番“知此知彼”的话语，使当时与会的人士获得深刻印象，大家都为以非迅速加强军队的组织训练不可，而统一指挥更为首要急务，于是一致公推克强先生为战时总司令。十三日晨，就在都督府前由黎元洪登坛拜将，仪式非常隆重，克强先生于拜受大旗关防令箭后，即席发表演说云：“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惟清廷仍未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敌，我辈宜先驱逐出汉口之清军，然后进攻，收复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

当克强先生决定就任总司令职务的先夕，在武昌的革命党同志曾有人拟拥戴他出任“湖南北大都督”；也有人劝他不要接受总司令名义，以便迅速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出任中央首领的。总之一句话，有些人很不愿意克强先生屈居在黎元洪之下，但克强先生不计较这些，他极愿亲上前线领率军队驱逐清军直捣幽燕，立一战功后再行组织中央政府。这种实干苦干不计名位的精神，是值得我们钦仰的——有位曾参加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在他所著书中却颇责备克强先生不应持这种“礼让”态度，以一堂堂的革命元勋而屈居“革命军俘虏”(指黎元洪言)之下；这就未免太不了解克强先生宽厚恢宏的个性了。P1-4

《民国政治人物》是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1912～2007)先生所撰民国时期著名政治人物传略评述文章的汇辑。先曾由《传记文学》杂志数年连载，出版后即成名著，在海内外华人读者中享有声誉。

吴相湘的研究一向以注重史料发掘和见解扎实著称，上世纪60年代初曾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他撰著的《民国百人传》、《宋教仁传》、《晏阳初传：为全球乡村改造奋斗六十年》、《民国人物列传》及《民国政治人物》等民国著名人物传记，都被公认为民国史之人物研究的必读书。他主编的一系列史料丛书，如《中国现代史料丛书》、《中国现代史丛刊》、《中国史学丛书》、《民国史料丛刊》、《乡村建设史料汇编》等，为史学界提供了丰富而有价值的史料长编。

这部《民国政治人物》以民国前后革命性人物为主要研究和评述对象，如黄兴、宋教仁、蔡锷、岑春煊、黄膺白、居正等对中国近现代史进程发生过较大影响的人物。但作者又着重提示：“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费词，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这些正是此书独具价值的地方。特别是对于我们年轻的读者，“多读点近代史”不应沦为空话，更不可只读读那些教科书中的分题论述，而应具体地了解近代史中生动的人物和事件，获得实在而有教益的感知。

故此，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重新排录《民国政治人物》简体字版，列入“百科史学·传记丛书”予以出版，为史学界近现代史及民国人物研究提供一部必备参考书。

自一九四九年春，渡海来台，每有余暇，辄喜阅读传记文学作品，因而引发了撰写近代现代人物传记的兴趣。十余年来，先后写成三十余篇刊布各杂志。今特将其中现代部分汇集成册印行，就是这本《民国政治人物》。

应该指出的是：本书各篇内容之所以显现详略参差不齐；执笔时间有先后，并非一气呵成，只不过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是笔者以为开国元勋、护国军神、盗国巨魁的若干事实，国人类多知晓，不必再多词费，只需提要钩玄指陈一二重点，就可有助于读者们的记忆。至于祸国的武夫，误国的文人，其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行径，世人多不了了，如今实应着意描述，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殷鉴不远，以警国人。因之在本书内若干“问题人物”如杨度、徐谦、陈炯明、江亢虎等就占据比较多的篇幅。

自古以来，知人论世，每因立场不同而难得平实；何况近五十年来内乱外患交相迭乘，政局多变，是非淆乱，秉笔更是不易。但本书内涉及的人物，对于国家的功罪，非常显明，举国早有公论，今后无论如何不致再有争辩。至于列举事实如有不周，则笔者孤陋寡闻之过，惟有祈求读者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