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编辑，胡适先生所著。本书以胡适的思想关怀为主题，分三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精选当年具有广泛影响的原作十九篇，以当年文章回应当今时代主题。

为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胡适先生所著《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由台湾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先生重新编辑。《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选取在当时即引起很大反响的十九篇文章，并分为三卷。第一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选录了胡适对于思想文化和学术教育领域之思考。第二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选录了胡适关于自由民主的文献。第三卷，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选录了胡适思想如何推动社会改革的文献。

《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不在高深的理论，而在对大众普及胡适先生改造社会的重要思想，本书配以大量珍贵图片、历史背景、延伸阅读等材料，最大限度地还原胡适先生思想精华，以当年文章回应当今时代主题。

序：要把金针度与人

编辑说明：打开胡适思想世界的第一扇窗

卷一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明？

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新思潮的意义

杜威先生与中国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

争取学术独立的十年计划

卷二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自由？

胡适致陈独秀

自由主义是什么？

人权与约法

从民主与独裁的讨论里求得一个共同政治信仰

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序

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

容忍与自由

卷三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社会？

易卜生主义

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

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

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

为学生运动进一言

贞操问题

胡适年表

延伸书目

附录：“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胡适研究”前景的一些反思（潘光哲）

编辑后记：我的“胡适阅读史”：被阉割的“五四火种”在台湾（潘光哲）

《国学季刊》发刊宣言

近年来，古学的大师渐渐死完了，新起的学者还不曾有什么大成绩表现出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期，只有三五个老辈在那里支撑门面。古学界表面上的寂寞，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所以有许多老辈遂说，“古学要沦亡了！”“古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

在这个悲观呼声里，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有些人还以为西洋学术思想的输入是古学沦亡的原因，所以他们至今还在那里抗拒那些他们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西洋学术。有些人还以为孔教可以完全代表中国的古文化；所以他们至今还梦想孔教的复兴；甚至于有人竞想钞【抄】袭基督教的制度来光复孔教。有些人还以为古文古诗的保存就是古学的保存了；所以他们至今还想压语体文字的提倡与传播。至于那些静坐扶乩，逃向迷信里去自寻安慰的，更不用说了。

在我们看起来，这些反动都只是旧式学者破产的铁证；这些行为，不但不能挽救他们所忧虑的国学之沦亡，反可以增加国中少年人对于古学的藐视。如果这些举动可以代表国学，国学还是沦亡了更好！

我们平心静气的观察这三百年的古学发达史，再观察眼前国内和国外的学者研究中国学术的现状，我们不但不抱悲观，并且还抱无穷的乐观。我们深信，国学的将来，定能远胜国学的过去；过去的成绩虽然未可厚非，但将来的成绩一定还要更好无数倍。

自从明末到于今，这三百年，诚然可算是古学昌明时代。总括这三百年的成绩，可分这些方面：

（1）整理古书。在这方面，又可分三门。第一，本子的校勘；第二，文字的训诂；第三，真伪的考订。考订真伪一层，干嘉的大师（除了极少数学者如崔述等之外）都不很注意；只有清初与晚清的学者还肯做这种研究，但方法还不很精密，考订的范围也不大。因此，这一方面的整理，成绩比较的就最少了。然而校勘与训诂两方面的成绩实在不少。戴震、段玉裁、王念孙、阮元、王引之们的治“经”；钱大昕、赵翼、王鸣盛、洪亮吉们的治“史”；王念孙、俞樾、孙诒让们的治“子”；戴震、王念孙、段玉裁、邵晋涵、郝懿行、钱绎、王筠、朱骏声们的治古词典：都有相当的成绩。

重要的古书，经过这许多大师的整理，比三百年前就容易看的多了。我们试拿明刻本的《墨子》来比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或拿二徐的《说文》来比清儒的各种《说文》注，就可以量度这几百年整理古书的成绩了。

（2）发现古书。清朝一代所以能称为古学复兴时期，不单因为训诂校勘的发达，还因为古书发现和翻刻之多。清代中央政府，各省书局，都提倡刻书。私家刻的书更是重要，丛书与单行本；重刊本，精校本，摹刻本，近来的影印本。我们且举一个最微细的例。近三十年内发现与刻行的宋元词集，给文学史家添了多少材料？清初朱彝尊们固然见着不少的词集，但我们今日购买词集之便易，却是清初词人没有享过的福气了。翻刻古书孤本之外，还有辑佚书一项，如《古经解钩沉》、《小学钩沉》、《玉函山房辑佚书》，和《四库全书》里那几百种从《永乐大典》辑出的佚书，都是国学史上极重要的贡献。

（3）发现古物。清朝学者好古的风气不限于古书一项；风气所被，遂使古物的发现、记载、收藏，都成了时髦的嗜好。鼎彝、泉币、碑版、壁画、雕塑、古陶器之类：虽缺乏系统的整理，材料确是不少了。最近三十年来，甲骨文字的发现，竟使殷商一代的历史有了地底下的证据，并且给文字学添了无数的最古材料。最近辽阳、河南等处石器时代的文化的发现，也是一件极重要的事。

但这三百年的古学的研究，在今日估计起来，实在还有许多缺点。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而究竟还只有这一点点结果，也正是因为有这些缺点的缘故。那些缺点，分开来说，也有三层：

（1）研究的范围太狭窄了。这三百年的古学，虽然也有整治史书的，虽然也有研究子书的，但大家的眼光与心力注射的焦点，究竟只在儒家的几部经书。古韵的研究，古词典的研究，古书旧注的研究，子书的研究，都不是为这些材料的本身价值而研究的。一切古学都只是经学的丫头！内中固然也有婢作夫人的；如古韵学之自成一种专门学问，如子书的研究之渐渐脱离经学的羁绊而独立。但学者的聪明才力被几部经书笼罩了三百年，那是不可讳的事实。况且在这个狭小的围【范】围里，还有许多更狭小的门户界限。有汉学和宋学的分家，有今文和古文的分家；甚至于治一部《诗经》还要舍弃东汉的郑《笺》而专取西汉的毛《传》。专攻本是学术进步的一个条件；但清儒狭小研究的范围，却不是没有成见的分功。他们脱不了“儒书一尊”的成见，故用全力治经学，而只用余力去治他书。他们又脱不了“汉儒去古未远”的成见，故迷信汉人，而排除晚代的学者。他们不知道材料固是愈古愈可信，而见解则后人往往胜过前人；所以他们力排郑樵、朱熹而迷信毛公、郑玄。今文家稍稍能有独立的见解了；但他们打倒了东汉，只落得回到西汉的圈子里去。研究的范围的狭小是清代学术所以不能大发展的一个绝大原因。三五部古书，无论怎样绞来挤去，只有那点精华和糟粕。打倒宋朝的“道士《易》”固然是好事，但打倒了“道士《易》”，跳过了魏晋人的“道家《易》”，却回到两汉的“方士《易》”，那就是很不幸的了。《易》的故事如此，《诗》、《书》、《春秋》、《三礼》的故事也是如此。三百年的心思才力，始终不曾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外去！

（2）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学问的进步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材料的积聚与剖解；一是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前者须靠精勤的功力，后者全靠综合的理解。清儒有鉴于宋、明学者专靠理解的危险，所以努力做朴实的功力而力避主观的见解。这三百年之中，几乎只有经师，而元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只有校注，而无著作。这三句话虽然很重，但我们试除去戴震、章学诚、崔述几个人，就不能不承认这三句话的真实了。章学诚生当乾隆盛时（乾隆，1736～1795；章学诚，1738～1800），大声疾呼的警告当日的学术界道：

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为学，是犹指秫黍以为酒也（《文史通义·博约篇》）。他又说：

近日学者风气，征实太多，发挥太少，有如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章氏遗书·与汪辉祖书》）。

古人说：“鸳鸯绣取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单把绣成的鸳鸯给人看，而不肯把金针教人，那是不大度的行为。然而天下的人不是人人都能学绣鸳鸯的，多数人只爱看鸳鸯，而不想自己动手去学绣。清朝的学者只是天天一针一针的学绣，始终不肯绣鸳鸯。所以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乎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替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这也可见单靠功力而不重理解的失败了。

（3）缺乏参考比较的材料，我们试问，这三百年的学者何以这样缺乏理解呢？我们推求这种现象的原因，不能不回到第一层缺点——研究的范围的过于狭小。宋明的理学家所以富于理解，全因为六朝、唐以后佛家与道士的学说弥【弥】漫空气中，宋明的理学家全都受了他们的影响，用他们的学说作一种参考比较的资料。宋明的理学家，有了这种比较研究的材料，就像一个近视眼的人戴了近视眼镜一样；从前看不见的，现在都看见了；从前不明白的，现在都明白了。同是一篇《大学》，汉魏的人不很注意他，宋明的人忽然十分尊崇他，把他从《礼记》里抬出来，尊为四书之一，推为“初学入德之门”。《中庸》也是如此的。宋明的人戴了佛书的眼镜，望着《大学》、《中庸》，便觉得“明明德”、“诚”、“正心诚意”、“率性之谓道”等等话头都有哲学的意义了。清朝的学者深知戴眼镜的流弊，决意不配眼镜；却不知道近视而不戴眼镜，同瞎子相差有限。说《诗》的回到《诗序》，说《易》的回到“方士易”，说《春秋》的回到《公羊》，可谓“陋”之至了；然而我们试想这一班第一流才士，何以陋到这步田地，可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高明的参考资料吗？他们排斥“异端”，他们得着一部《一切经音义》，只认得他有保存古韵书古词典的用处；他们拿着一部子书，也只认得他有旁证经文古义的功用。他们只向那几部儒书里兜圈子，兜来兜去，始终脱不了一个“陋”字！打破这个“陋”字，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寻参考比较的材料。

P31-35

要把金针度与人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以下简称胡适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南港区，初建于一九六二年，迭经兴革，屹立无间，始终是海内外纪念与研究一代哲人胡适的最重要殿堂。

胡适纪念馆是缅怀纪念胡适的天地。胡适纪念馆由三大部分构成：一为台北南港胡适故居，是他在一九五八至一九六二年间在台湾担任中研院院长的住宅；故居的建筑、廊道、摆设等格局，大体上仍保持胡适生前起居生活的原有风貌。二为陈列室，由美国美亚保险公司史带（C.V.Starr）先生捐赠，建造于一九六四年。陈列室以“常设展区”展示胡适的著作、手稿、照片、遗物与纪念物，播放纪录片等；又设有“特展区”，专题介绍胡适生命世界的轨迹，不定期更换主题。三为胡适墓园与胡适公园。进入胡适公园，依丘阜拾级而上，即至墓园，曲径浓荫，深有山林幽静景致。瞻仰凭吊之余，另有游观登临之胜。凡仰慕怀念胡适或有所兴趣的朋友，胡适纪念馆是必到参访的园地。胡适纪念馆必将继续努力，让来访的朋友享受感性与知性兼具的感动，流连而忘返。

胡适纪念馆也是研究胡适生平事迹和思想的基地。胡适纪念馆得天独厚，收藏胡适的资料（特别是晚年部分），举世无双。曾经亲临胡适纪念馆，利用馆藏资料进行研究的学者，遍布寰宇。胡适纪念馆现在已经向全世界公开开放“胡适档案检索系统”，利用计算机网络，研究者不必亲临现场，经过简单的申请手续，进行在线检索系统查诃，就可以非常方便地找到与研究相关的原始资料。而且，经过前贤费心耗神，整理编纂，并与民问出版机构通力合作，胡适纪念馆主持或协助出版的资料成果，有口皆碑。举凡《胡适手稿》十册、《胡适作品集》卅七册、《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十八册、《胡适日记全集》十册、《胡适英文文存》三册、《胡适未刊英文遗稿》、《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升往来书札》、《万山不许一溪奔——胡适雷震来往书信选集》、《远路不须愁日暮：胡适晚年身影》等，美不胜收。这些资料与出版品，都为开拓“胡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促成“胡适研究”的天地绽放灿烂的花朵，供应了无穷的动力。在“胡适研究”的领域里，胡适纪念馆愿意持续向研究者提供服务，扮演好应尽的角色。

胡适纪念馆还应该是将胡适象征的意义发扬光大，使之得以经过批判继承而可历久弥新的助力。在华人世界里，环绕着胡适的话题，从来不曾间断，代表着胡适永远是人们感兴趣的人物。“胡适研究”的学术成果，更是佳作频出，蔚为显学，彰显了胡适必然是理解历史趋向不可或缺的一环。可以说，在瞻望未来进程的时候，胡适的生命旅程与思想世界，无论成败得失，都是我们永不枯竭的“思想资源”。那么，因应时代与社会的需要，结合“胡适研究”的成果，持续推陈出新，让胡适在历史长河里贡献过的心血，可以散发永恒的光芒，能够刺激无限的反省，胡适纪念馆自然责无旁贷。基于这样的信念，这部《容忍与自由——胡适思想精选》，就是我们谨以敬怀之心，实现这样的责任，推动进行的第一步尝试。

胡适毕生著述不辍，遗存的文字财富超过千万，实非一般读者可以问津通览。挑选精华之作，汇为一编，导引初学读者略窥其间美富，进而体会吟咏其旨趣，承继宏扬其精神，批判转化其遗产，是胡适自己已经做过的事业，一九三○年问世的《胡适文选》，正是其例。在此之后，类似的著作，层出不穷，始终是文化出版界的热门主题。本书借鉴既有的成果，企望有所突破，自呈特色。在卷帙浩繁的胡适著述里，本书以胡适的思想关怀为主题，尽量避免纯粹学术理论的作品，精选犹然深具现实意义并可激发思考的原著十九篇，以期提供多样角度的认知。本书的选文，基本上也力求依据最原始的资料版本刊印，以免贻误读者。本书尝试与众不同，选文附刊相关图片，图文并茂，并在每篇选文内设计“解题”与“延伸阅读”两个单元，书末并另附“进修书目”一篇，以期有助于初学读者的理解和掌握。“解题”部分，摘述各文论说主旨，解释相关的时代或思想脉络，偶作简要评论。“延伸阅读”单元则举引相关文献，或举列胡适其他原著，以便读者得以再登堂人室；读者于研读胡适原著之后，倘若意欲更为深入认识相关历史场景或思想脉络，可就各文举列之研究成果，按图索骥，继续追查考究，或可广增识见，或可开展研究。“进修书目”一篇，精要举列胡适的著作与史料、研究胡适的著作以及与胡适相关的网站，从初学读者的角度撰写按语，简单介绍各种文献资料的价值和贡献，有心进入胡适的生命与思想世界的初学朋友，或可依序而进，不至无可依傍，无所归向。“要把金针度与人”，是胡适独创并力行不辍的心得。本书的选编，正是师法其意的结果。是否成功，期待读者的批评指教。

岁月悠悠，浪起潮落，胡适的时代已远，胡适的墓木已拱。只是，作为“人”的永恒问题与现实的挑战，则仍无或已时；自由、民主与科学这些理想的内涵意义与落实途径，始终有待思索实践。胡适期待的理想世界，和我们的梦想处境，不可能一成不变；胡适响应自己时代问题的解答，自然也不会是我们面对自身现实的万灵丹药。胡适的遗泽所在，不是提供了解决人生问题的标准答案，而是设定了突越生命困境的金科玉律。相对地，叩问追索胡适多彩多姿的生命历程，体验品味胡适独特鲜明的精神遗产，总有“功不唐捐”的结果。正如胡适说过的：“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关心思考自己与群体命运和将来的朋友，通过理解胡适，应该能够借以知晓前此历史发展的轨迹，建立现实批判反思的基本能力，从而找寻可供抉择的方向，建构理想的未来。希望本书的选编、内容设计与相关文献资料的指引介绍，可以帮助读者开始认识和理解这位影响深远的一代哲人。如果本书能够引起读者对胡适更浓郁的兴味，进入胡适丰富多样的生命世界，必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主任潘光哲敬序

二○○九年五月四日

我的“胡适阅读史”：被阉割的“五四火种”在台湾

自从渐渐地不需要仰赖注音符号就可以读书阅报以来，父亲的书架，便是我开始进行探险的天地。那正是一九七。年代初期台湾离开联合国的时候，身为职业军人的他，放在那里最多的，或是“国防部”编印的《处变不惊庄敬自强史例》之类的书，都是白色封面的精装本；或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编印的《中央月刊》，花花绿绿的封面，每个月各不相同。这些书的基调，千篇一律，外加不认识的字实在太多了，读没多久，就觉得乏味之至。意外的是，胡适的《四十自述》与冯爱群编的《胡适之先生纪念集》，居然与国民党党国体制的那堆宣传品夹杂在一起。前者是台南大东书局的版本（现在看来，当然是部盗版书），后者是台北学生书局出版的。两部书的出版时间与父亲题写在内页的收藏时间，都是一九六二年三月，恰是胡适去世后的一个月，台湾追悼胡适的情绪最为热烈的时候。显然，一介军人的父亲，也受到这波热烈的感染。这两部书的封面装帧，绝不出色，本来难能吸引幼童的目光，它们是无可选择之后的最后选择。不过，意外发现之后，它们成为《国语日报》与《王子杂志》等儿童读物之外，最能吸引自己的书本。

刚捧起《四十自述》的我，最初根本不知道胡适的本名“嗣糜”和他的二哥“嗣柜”、三哥“嗣桎”究竟该怎么念。胡适注记了“糜字音门”，可是，“嗣”、“柜”与“栖”呢？非知道不可的冲动，让我从摸索里学会了查《辞源》的本事。知道答案之后，自然越查越起劲，越读越过瘾。等到被允许单独出门去逛号称“书街”的台北重庆南路，在众多书店里寻觅胡适的书，是自己的“第一志愿”。那套得到胡适授权，由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四大卷《胡适文存》，是在那家书店里发现的，已不复记得，却永远忘不了，那是我第一次享受到找书觅书居然“美梦成真”的快乐滋味。只是，快乐之后，马上就是痛苦了。那不是家里买得起也愿意买给孩子的书；眷村和小学里都没有图书馆，这套书无从借起。可怜那时我也不晓得有公立图书馆可以满足自己的阅读好奇；只好有空就去书店里“站岗”，企图毕其全功。然而，胡适的文字再怎么浅显易懂，不可能是小学生站在书店里看得完，而且全部都看得懂的。只有再三翻读《四十自述》这两部书，聊以藉慰。小学毕业典礼上颁发的台北市“市长奖”奖品，会是一套《胡适文存》吗？一直是我的幻想。当然，这两样我都没拿到。

初中时代，国文课本选录了胡适的《我的母亲》，出自我早已读过的《四十自述》。然而，那三年却是绝对不容许人喘气找胡适来看的时候。等到一九八○年夏天高中联考结束，开始暑期打工，拿到工钱的第一件事，就是骑脚踏车去当时还位于台北光华商场旁的水准书局，买了一套与远东版内容一模一样却未署出版者的《胡适文存》。同样是远东出版的，《胡适文存》的售价为什么比梁实秋编的高中英汉辞典贵那么多，是我那时最大的好奇之一；无可奈何之下，只好买盗版的本子。同一时候，李敖突然“复出江湖”，他的《胡适研究》与《胡适评传》由远景出版公司新版上市，轰动一时。将《胡适文存》与这两部书合并而观，不仅引起我探寻李敖其人其书的“前史”的兴趣，他指责远东版《胡适文存》的错误和删节部分，更指示提醒了我，在旧书摊寻觅《文星》和《自由中国》之外，也得留心有没有“原版”的《胡适文存》。前面两种杂志与《文星丛刊》乃至于柏杨、钱穆、徐复观与殷海光，都找到了不少，后者则从来不见“庐山真面目”。沉迷于旧书摊（以及棒球场）的代价是沉重的，一定得补考才能升级的命运，让父亲气得说要把我辛苦找到的李敖和柏杨的书，统统都烧掉。还好，参加全国作文比赛拿名得奖的成绩和那堆胡适的书，成了“挡箭牌”，他老人家终究没有付诸行动，也逼得我把心非放回准备大学联考上不可。

始终挂念的“原版”《胡适文存》的本来内容，一直要到一九八六年当远流出版公司得到胡适纪念馆的授权，推出壮观的三十七册的《胡适作品集》之际，方始知晓。已经是大学生的我，读过胡适秘书胡颂平先生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十大册以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忠栋先生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一文，早就知道了《人权论集》的存在。所以，我更好奇的是，胡适在这部书里究竟是怎么批判国民党的？好不容易，辗转从张忠栋先生那里得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总算满足了我的好奇；它更一度是我揣摩再三学习撰写政论文字的蓝本。

原来，李敖批判远东版《胡适文存》删节的，主要是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的政论文字的部分，其中颇多对孙中山的“不敬”之语，甚至于对孙中山和陈炯明间的冲突纠纷，胡适更是站在肯定后者的立场上。当台湾对这段历史的诠释，以孙中山之“是”为“是”，以孙中山之“非”为“非”，称之曰“陈炯明叛变”的时候，要在台湾再度出版《胡适文存》，他当年的政论意见，绝对“不合时宜”，非删不可。只是，谁都料想不到，动手“阉割”《胡适文存》的，居然是胡适本人。直到远流版的《胡适作品集》，终于才“还它一个本来面目”。然而，胡适在《人权论集》里对国民党的批判，更为激烈，批判的矛头，更直接指向蒋介石。所以，在台湾总统还姓蒋的时代，远流即使可以“勇敢”地出版《胡适作品集》，却绝无再版《人权论集》的“勇气”。至于《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也只选录《人权论集》的《序》，却未可录其全文，自然都可以理解。我能读到《人权论集》的影印本，已经是桩“福气”了。

大江总是向东奔流的。从一九八○年代末期起，台湾政治上的一切禁忌，被怒不可遏的社会力“冲决网罗”，认识胡适全貌的可能性，也不例外。特别是，张忠栋先生在一九八七年将他的《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及其他文章汇为《胡适五论》，以这部书的出版为标志，胡适独特的生命旅程，从此不再是重重谜雾笼罩的历史命题。张先生的这部《胡适五论》，以严谨的学术规范为基础，秉史家如椽之笔，直书无忌，尽可能精确地书写过往岁月的纪录，既揭穿党国威权体制一贯“英明伟大”的真相，也像是万马皆喑的时代里的正义之声。可以说，在“胡适研究”的“复兴”浪潮里，张先生的研究成果，实位居新起浪头的第一波。以胡适的生命史为对象，让人能够贪婪阅读各种文献，窥视其间无限风彩，并且得到跳脱出政治神话囚笼的思想刺激的时代，终于降临。诸如《胡适的日记》手稿本的影印出版，以及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三大册的简体字本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相关文献资料，在台湾的大量出土与流通，阅读胡适，根本不再需要寻寻觅觅了。思想观念的禁区不复存在，研究胡适，可以自由自在地开展漫无边际的“知识探险”活动。当然，自由研究阅读胡适，与发扬实践胡适思想，是两回事。像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翘望以待的理想生活世界，仍是征途漫漫。

胡适作为“五四”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又归骨埋骸于台湾，在台湾传递“五四火种”的起跑者，他自是当之为愧。因此，胡适的各种著作，始终在台湾出版不辍，亦且盗版连连，正展现了胡适的吸引力。可是，现实政治却压制了人们对于胡适的认识与理解，“五四火种”在台湾的薪传空间，也逃脱不了党国体制“魔掌”的控制。我的“胡适阅读史”，从盗版书读到影印本，再读到经过授权的“合法版本”，而后又收集到来自大陆的各种简体字本，既展现了胡适在台湾流传轨迹的一个面向，多少也是台湾转变的象征。

当下台湾处境里的读者，不必品尝寻觅胡适的辛苦历程。然而，人们可能面对的问题，不是去那里才能读到胡适，而是描说胡适爱情世界的书更为流行的时候，除了“消遣”之外，为什么要读胡适。举例来说，对“统独”、“蓝绿”等让人好似困惑难决的问题，胡适那里自然找不到直截了当的答案。只是，在20世纪的华人历史舞台上，占据一个枢纽位置并自称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碰到的困难抉择，绝对不比我们少。胡适的抉择，叫好拍掌的响应，固然声振一时；批判詈骂的声浪，也是响彻云霄。胡适面对时代潮流与现实环境作出的选择，为什么“有所为”，“有所不为”，应该都有可供思考的借鉴意义；胡适作出抉择后的复杂心情及其历史结果，还值得细细地品味反省。在“爆料文化”主宰台湾的公共论坛，以“名嘴”的是非为是非不容讨论辩难的此际，胡适期望“我们若想别人容忍谅解我们的见解，我们必须先养成能够容忍谅解别人的见解的度量”，胡适主张不要“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的态度，应当犹具相当的启发意义。

在台湾已不再是被阉割的“五四火种”，还能传薪不已吗？重新阅读胡适，应该会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一道路径罢。

奉命负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的行政业务以来，在前人打下的基础上，如何将胡适的精神遗产，传承转化，成为我们持续共享的财富；怎样让年轻朋友不必再走上一趟苦苦寻觅胡适的历程，让阅读胡适成为思想的享受，使胡适是思考现实的可能动力之一，始终缠绕我心。以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体会为基础，呈现一愚之见，纂辑这部小书，是实现这份信念的初步尝试。对胡适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如果能够以本书作为开始阅读胡适的起点，进而得着些许益处，必将是个人最大的荣幸。

编辑本书的原始构想和创意，得到了文化总会杨渡秘书长的热心指教和支持，终可落实，谨此特别表示谢意。胡适纪念馆管理委员会的诸位前辈：陈永发、谢国兴、黄克武、杨翠华、翟志成与陈仪深等教授，提供馆务运作的睿见，赞助本书的纂辑，亦应特致谢悃。郑凤凰、许惠文、庄茹兰、苏育琇、李文仁及张家玲等胡适纪念馆同仁，同心协力支持本书的编辑工作，特别是郑凤凰女士总其烦琐，均应铭志其劳，并表谢意。本书正体字版的出版者：南方家园出版社的刘子华、洪于雯对本书的制作完成，其功更不可忘。承北京法律出版社之盛意，推出本书简体字版，编者稍有增埔易改，基本样态，则一仍其旧。一切谬失，自仍由编者负责。

潘光哲谨志

二○○九年五月四日，初稿

二○一○年二月廿八日，再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