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的国境之后，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鸟儿应当飞向何方？

这是萨义德饱含激情与忧伤的杰作，与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堪称双璧。

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相反，它将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意识。

这个世界，没有一天会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闻。他们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凶残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惨的难民。他们的真实境遇却鲜为人知。萨义德的文字连同吉恩·莫尔的摄影，描绘出了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实肖像。从以色列的建立到贝鲁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连续的土地剥夺中流离失所，备受苦难。这其中也包括萨义德本人及其亲人的真实遭遇。但在这部苦难的流亡史中，萨义德也辨认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识的萌动。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认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相反，它将根植于坚持、希望和被唤醒的共同体意识。

致谢

前言 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第一章 国家

第二章 内部

第三章 涌现

第四章 过去与未来

后记 贝鲁特的衰落

在单调的阿拉伯城市、难民营和接二连三发生灾难的时空之外，一个贫穷而无名的地方正在举行一场婚礼，令人惊讶、哀伤，还有一点不安。这里靠近黎巴嫩北部的黎波里，这些人的风格和姿态确凿无疑地说明他们是巴勒斯坦人。在拍摄这幅照片的几个月后，这个难民营就被巴勒斯坦人的内部战斗所破坏。正在婚礼小径上通过的是在这里经常可见的梅赛德斯汽车，车上装饰着一个特大的标志，那是一个代表德国的骄傲的“D”。虽然梅赛德斯在西方是罕见的奢侈品，但在累范特这些梅赛德斯——通常是二手或者走私来的——却是最为常见的轿车。梅赛德斯承担起了马匹、骡子和骆驼的职责，甚至更多。梅赛德斯在这里被当作是通用的出租车，标志着被本土化的现代科技、西方对传统生活的入侵以及非法的贸易。更为重要的是，梅赛德斯已经成为全功能的运输工具，被用于各种用途——葬礼、婚礼、婴儿诞生、骄傲地展示、离家、回家、维修、盗窃、转售、逃亡以及躲藏。然而，由于巴勒斯坦人没有属于自己的国家来庇护他们，梅赛德斯那模糊不清的来源和目的，就像是一个入侵者，代表着那些既扰乱又紧紧包围着巴勒斯坦人的力量。诗人马哈穆德·达威什曾经写道：“大地在我们面前关闭，逼迫我们进入最后的通道。”迁移和不安之问充满矛盾。不论我们巴勒斯坦人身处何方，都不是在我们的巴勒斯坦，因为巴勒斯坦已经不复存在。从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尽头旅行到另一边，或者去往欧洲、非洲、美洲和澳洲，你在那里找到和你一样的巴勒斯坦人，他们就像你一样，受制于某些法律、某种身份地位，标记着某种并非属于你们的力量和暴力。不论是流散在原来的土地还是流亡到国外，巴勒斯坦人仍然栖息在从前巴勒斯坦的疆域之内（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他们的处境却悲惨地比过去更加糟糕。他们或者是“朱迪亚与撒马利亚的阿拉伯人”，或者是以色列的“非犹太人”。有些被称作是“在场的缺席者”。在除了约旦以外的阿拉伯国家中，政府发放特殊的卡片来鉴别他们是“巴勒斯坦难民”，即使在那里这些人是有名望的工程师、教师、商人或技师，他们知道在他们东道国的眼中，他们将永远是外国。不可避免地，拍摄今天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包含和显示了这一事实。

回忆增加了巴勒斯坦人离散的从未减轻过的强度。巴勒斯坦对于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而言都十分重要；东方诸国和西欧诸国把巴勒斯坦变成了一则传奇。人们不会遗忘它，更不会忽视它。世界新闻经常充斥着在巴以间发生的事件、最近的中东危机，以及刚刚发生的巴勒斯坦爆炸。巴勒斯坦的风景、货物和纪念碑成为商业、战争、朝圣和礼拜的对象，以及文学、艺术、歌曲和幻想的主题。东西方高度的商业文化突然袭击巴勒斯坦。新娘和新郎穿着不合身的欧式结婚礼服，在他们身后和周围却都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服饰和物品，对他们的朋友和婚礼出席者来说十分自然。这个场合的快乐与他们身为难民无处可去的命运毫无一致。在附近玩耍的孩子与周围毫无吸引力的环境形成鲜明对比；新郎那巨大的工匠般的双手与新娘精巧模糊的苍白相互冲撞。当我们穿越巴勒斯坦进入其他国家时，即使我们在新的地方过得很体面，那些过去的场景就会在我们身后迫近，如同再生的回忆和现状中的缺失那样，既真实又虚幻。

有时面对重新定居就像是在模糊的铅笔痕迹上书写黑体字。身体和新的环境并不适应。角度是错误的。本来应该被用来装饰墙面的线条却构成了一个有缺陷的装配盒，把我们放在其中。我们就座于椅子上，不确定是否应该和对面的人讲话。孩子被提起，但又被压抑着。男人和女人们重复表达着他们周围不讨人喜欢的事物：女人的长袍在脸上形成的角度让墙壁的图案双倍惨白，男人交叉的双脚重复并且抵触着向外延伸的椅子腿。他显得不安定，准备要离开。现在怎么样？现在去哪里？突然，我们的形象正表现出我们的短暂和无常，人们把我们看作是可以强迫放到另一座房子、另一个村庄和区域的对象。就像我们曾经被人从原先生长的环境带到新的地方一样，我们可以被再次搬迁。  P1-3

写作这本书的念头最早来自吉恩·莫尔和我的首次见面。1983年，我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国际会议(ICQP)的顾问，我提出建议在日内瓦主会场的入口大厅里悬挂有关巴勒斯坦人的照片。当然，那时我已经知道并且十分推崇莫尔为约翰·伯杰拍摄的照片，因此我推荐联合国委派他去拍摄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几个主要场所。这个提议最初受到了热情的回应，于是莫尔便在联合国的特别资助下前往近东。他带回来的照片确实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应却莫名其妙，或者对某些喜欢讽刺的人来说是微妙的。我们被告知可以悬挂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说明，也不能有图片解释。最后的折衷办法是，那些放大的图片可以附上国名或地名(约旦、叙利亚、黎巴嫩、约旦河西岸和加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临这样一个奇怪而又顽固的规则时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机构一样，有关禁止文字之事我们也只得到了官僚的解释，而我必须说我已经完全不记得其中的任何一条。不过，我非常确定地记得反对的理由被归于“一些联合国成员国”，这些国家在ICQP会议的准备期间，感觉任何有关巴勒斯坦人的不变的文字都是令人讨厌和在原则上难以接受的。哎，这些成员国主要都是阿拉伯国家，他们甚至对于召开ICQP会议这样的想法都存在各种意见，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遗憾和可耻的记录。巴勒斯坦对于他们而言只有一项用途，那就是攻打以色列、抗议犹太复国主义、帝国主义和美国，以及叹息被占领土上兴建定居点和阿拉伯土地被没收、征用的理由。除了这项用途以外，当涉及巴勒斯坦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紧急需要，或者是许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所处的极其糟糕的境况时，则必须划清彼此的界限。在会议开始前的一年中，我曾受联合国大会命令委派了至少20项研究，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lCQP会议的参加者——清一色为政府——提供关于我们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三份报告幸存下来，成为会议的官方文件。其他的则全都被删去或否决，原因是一个接一个阿拉伯国家反对这条或那条原则，这处或那处暗讽，这个或那个假定的对他们主权的伤害。而以色列和美国则不愿意屈尊去理会有关该会议的任何方面。

吉恩·莫尔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决定一起工作的。我们对彼此说，让我们来使用这些照片和文字说明，讲述巴勒斯坦人从未被人提及过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种新鲜的方法来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从字面的任何意义上来说，却成为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因为并非没有人谈论或描写过巴勒斯坦人，困难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内，都谈论过很多。大量的文字已经形成，其中大部分是争辩、控诉和恐吓。在目前这个时刻，没有人从零开始描写巴勒斯坦，事实上没有人还前往巴勒斯坦。我们过去都曾经去过那里，或者通过阅读有关巴勒斯坦的文字，体验它千年的历史和力量，或者确实曾经在那里生活过一段时间。那是一个极度拥挤的地方，对于历史或历史解释对它的诉求而言，几乎太过拥挤。

然而，即使有所有这一切关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写，依然无人真正了解他们。尤其是在西方，特别是美国，与其说巴勒斯坦是个民族，还不如说是号召武装的借口。我们这个民族肯定还不如和我们同样声称拥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来得有名。自从1948年以来，我们就一直是一个次要的存在。我们大量的经历都没有被记录下来。我们中的很多人被杀害，很多人留下永远的伤痕，并且从此沉默，毫无踪迹。而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只是更进一步地削弱了我们的真实。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是战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贱民。如果说到“恐怖”这个词，一个人头戴阿拉伯头巾和面罩、扛着卡拉斯尼柯夫步枪”的形象立即跃于眼前。有些时候，悲惨无助的难民形象也会取代这个危险的恐怖分子成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标什。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变化继续让我们的真实状况复杂化，这种变化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在某个季节，我们中的一些人在萨布拉一夏蒂拉难民营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马龙派民兵集体屠杀(分清楚这场屠杀是由黎巴嫩马龙派还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样才能搞清楚谁应当为此负责)；而在另一个季节，就在这场大屠杀成为以色列残暴行径的可怕记号后不久，什叶派阿迈勒民兵，多半是在叙利亚的指使下，同样围攻了萨布拉一夏蒂拉难民营并且犯下了许多同样的暴行。

今天，每当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总是在讨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主题：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敌人是如何对待我们的。有的时候，很难说是谁在哪里对我们更糟糕。虽然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清楚地知道，我们在最近30年中的遭遇是由1948年以色列破坏我们的社会所直接造成的，但问题是——政治上的和我们认知上的——在我们1948年的灾难和今天的不幸之间，是否能够划上直接的联系。

我不认为可以划出这样的联系：一个清楚和简单的叙述能够说明我们复杂的经历。即便以色列的确在阿拉伯国家内外对我们无情地紧追不舍，自1948年以来一刻不停地打击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甚至是巴勒斯坦这样的观念，我们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遭遇毕竟是阿拉伯人自己的经历，这些遭遇都是独立的。不论我们身处何方，都无法甩开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却创造了新的现实和关系，它们既无法进行简单的归类也有异于我们过去所碰到的情况。

复杂性还不止这些。我们无人能忘记暴力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异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是1948年我们被斩尽杀绝的暴力和社会被毁，或者是敌人对我们所施加的暴力，我们施加在别人身上的暴力，还是最为可怕的，我们在彼此身上所发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这些经历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也强化了我们作为远离他人群体的自我意识。虽然我们中很多人会立即回应说，我们所遭受的暴力多过我们在别人身上所施加的，我们所采取的任何行动都是为了自我防卫，而且在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国政府之间更有不公开的默契要消除我们这支政治力量，我们中的很多人也会承认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动态，尤其是在1967年以后，已经形成一种特殊的逻辑，这种逻辑不容许有如此简单和简化的辩解。是的，我们是受害者，我们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胁，但是，不，我们也不是被动或无辜的。换句话说，我们所激起的激情，已经证实为属于我们自己的一股相当独立的力量，否认它的存在是不诚实的。

自然，我们不能说每一个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数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样：我们的命运太过多样和分散，因而无法达成这样的一致。但是毫无疑问地，事实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共同体，虽然本质上是一个建立在受苦和离散上的共同体。但是，我们又应当如何把这一切告诉别人呢？我们的流离失所，很大一部分是无形的，完全是我们的特殊经历。我们这个共同体，形成的时间太短，经历又太过多样，因此很难用系统的眼光来准确记录我们离散的经历，同时我们也太过健谈，并且经常制造麻烦，无法单纯地做一大群可怜的难民。一位年长的亲戚在过去二十五年来一直对我说，“巴勒斯坦人是一种疾病。”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尽管因为我们不符合很多分类标准，这毫无疑问地为我们的朋友、敌人，还有我们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难；可以肯定，它还普遍地为描写和表现巴勒斯坦人造成麻烦。

写作这本书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战困难，否认这种对巴勒斯坦人的习惯性简单甚至有害的表现，然后代替以更能够捕捉巴勒斯坦人复杂现实的描述。它的风格和方法一一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风格一一既不讲述一个连贯的故事，也不构成一篇政治论文。既然我们当前生活的主要特点是剥夺、流散，但又拥有一种与无国状态不相称的力量。我坚信应当使用本质上非传统的、混合的和断续的形式来表现我们。于是，我故意设计了一种与在媒体、社会科学作品和流行小说中常见模式不同的表达形式。这是对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种个人化的表现一一掩饰、遵从、自豪、软弱、悲惨、滑稽、不屈不挠、讽刺、妄想、防备、过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这不是一本“客观的”书。我们的目的是要通过巴勒斯坦人的眼睛来表现巴勒斯坦人，但同时也不减少巴勒斯坦人感觉就算与自己相比也是不同或者“他人”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了吉恩·莫尔的照片后，觉得他看到了别人没有看到过的“我们”。但是我们也觉得他所看到的“我们”就和我们自己会看到的自己一样——在同一时刻，既在我们的世界之内又在之外。同样的双重视角渗透在我的文字中。在我的写作过程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变换着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词，从“我们”到“你们”，再换到“他们”。虽然这些转换很生硬，但我觉得它们再现了“我们”是如何体验自己，“你们”是如何察觉别人正在观察你们，孤独时又是如何感觉“你们”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种多面的视觉对于任何有关我们的表现都是必需的。失去国土，财产被剥夺，偏离中心，我们经常无法说明自己所经历的“事实”或者让我们的陈述为人所闻，通常我们并不控制那些被用来表现我们的形象；我们被限制在那些用来控制或阻碍我们的空间里；我们还经常被加诸身上的过多压力和力量所扭曲。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的语言，阿拉伯语在西方不为人熟悉，它属于一个常被人误解和诽谤的传统和文明。所以，我们对自己的所有描写都是翻译自我们的语言、经历以及对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然而，只有认识到这些复杂性，我们才能接近我们特性中难以捉摸的本质，或者结合公众与私人的现实，或者领会那被称作巴勒斯坦人的异常多样的个体和行为。就像吉恩·莫尔和我，一个瑞士人和一个巴勒斯坦人在这个过程中相互合作那样，我们希望你们——巴勒斯坦人、欧洲人、北美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亚洲人——也能同样合作。

爱德华·W．萨义德

细约，1986年

当代巴勒斯坦的历史在阿拉伯世界到处展开，具体表现为离散的人口(如今占到我们总人口的一半)和离散的地方——开罗、大马士革、安曼、科威特、巴格达、的黎波里、突尼斯、利雅德。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还没有一个地方像贝鲁特那样，充满着令人惊愕的暴力和无法预期的适应性。从官方角度来讲，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关系在1982年8月被切断，那时由亚西尔·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被以色列军队围困3个月后，撤离了贝鲁特。然而，超过30万巴勒斯坦人留了下来。对于那些仍留在那里的人们，以及我们这些已经离开但仍和那个地方有关联的人来说，贝鲁特的非凡戏剧继续在上演。

我从来不认为贝鲁特是中东的巴黎，或者黎巴嫩像瑞士。这并没有让这个国家当前的痛苦少可怕一些，让贝鲁特无情而复杂的自我分解——大部分都在主要时段的电视中上演——少不可预计些，或者对于目击者而言少些冗长而麻木的悲惨。整个过程如今已经变成了一部大型版本的劳雷尔和哈迪电影，电影中两个男人复仇心切地毁坏对方的汽车和房子，一件接一件，针锋相对，当他们怒目相视，并在很多个“接招”中自我鼓吹时，他们周围的世界被彻底毁灭。如果权力和领土的斗争在贝鲁特继续不受抑制，那么等到并且如果最终的胜利者出现时，权力和领土都不会还剩下什么。我的一个巴勒斯坦好朋友经历了整场折磨，他从贝鲁特打电话告诉我说，除了要忍受轰炸和混乱以外，仅仅是阅读当地的报纸也能让任何人发疯；没有两份报纸讲述一样的内容，试图弄清正在发生什么，或者谁正在为什么原因攻打谁，就像是捕捉云彩一样困难。

我直系家庭中的一些成员仍然生活在贝鲁特，我的妻子是黎巴嫩人，她的大部分亲戚也都还生活在那里。这些勇敢到不可理喻的人们太过固执，太不愿意重新开始他们的生活，太过执著于这个城市，因此不愿意离开贝鲁特。作为一个巴勒斯坦人，自从1982年以来，我就不再认为访问黎巴嫩是明智的，尽管我的妻子玛丽亚姆以及两个孩子在以色列入侵之后，去过几次黎巴嫩。我寡居的母亲勇敢地坚持独自生活在她西贝鲁特的房子里，相当敏感地关注于自己的健康问题，供电短缺，电话故障，寻求帮助的困难，以及黎巴嫩镑的贬值。当我母亲和其他亲戚到伦敦和纽约之类的地方小住一阵的时候，我断断续续地见到他们；他们有办法旅行，还是幸运的。1983年前后至今，玛丽亚姆和我就不再尝试去注意他们脸上或举动中的变化，这发生在特别的尝试“轮”(就像杀戮较量的名字那样)之后。从某些方面来说，我们既不能追踪也不能重塑，仅仅是他们的幸存就已经显得如奇迹般的。我们发现自己在回避考虑，他们必然承受的内部伤痛。我们的大部分表弟、表妹和侄子、侄女，都成长于十年的不懈战争中，他们往往交替地说起电脑游戏、足球比分和大屠杀，他们能够轻易分辨出网络分析与显示系统、角色扮演游戏和喀秋莎火箭炮，这种能力令人寒心；然而他们的父母却坚持要给他们“普通的”生活。大部分的日常词汇并没有什么改变。怪异的政治仍然“在那里存在”，民兵、领导人和敌对政党也一样，尽管，战争当然地随处可见。

萨布拉一夏蒂拉、布尔杰—舍马里——这些丑陋的到处蔓延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就位于贝鲁特南部——再一次被包围、轰炸和蹂躏，这一次的凶手是什叶派阿迈勒民兵，最早由巴勒斯坦人武装和训练。尽管什叶派的胜利几率巨大，什叶派发言人也无数次发表关于胜利的宣言，巴勒斯坦人对阿迈勒的抵抗持续不减。1982年，萨布拉一夏蒂拉发生大屠杀，制造者是由以色列军队支持的马龙派民兵。虽然是不同的季节，但受害者还是一样。

我几乎已经放弃试图推算这些变化和转折，因为每一次都比前次更加密集和复杂，每一次黎巴嫩赚钱、阴谋、个人和集体谋杀的能力都让我吃惊。然而，所谓的传统领导人和他们各自平庸的后代并没有改变，他们伪造并且几乎立即就背叛了彼此之间以及与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伊朗人、美国人、以色列人和沙特阿拉伯人(似乎在资助所有人)之间的联盟。在这太过漫长和肮脏的白痴般的暴力，以及无止境的贪污的景象中，没有人值得仰慕或信任。有人认为，即便是那些无辜的平民，不断继续着他们勇敢的道路，能够数次重建和重新开始生活，勇于在枪炮下生存，即便是他们也一定在暗中纵容他们的领导人让战争继续进行。否则，战争怎么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这是贝鲁特，并不是什么巴黎或瑞士模式的异化。我第一次认识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个孩子，那是20世纪40年代早期，我们会从巴勒斯坦穿越贝鲁特的郊区，前往一个沉闷的山村，杜勒什维尔，我父亲喜欢那个地方到无法说明的程度。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之间往来是那时我生活中的主要路径。黎巴嫩的群山对我而言象征着我在其他地方从未经历过的不变的沉闷。在漫长的山中夏日，除了穿越进入和离开这个国家的两次以外，我们只会去贝鲁特一次。早晨，我们来到一家银行，父亲在那里兑换了一些货币；然后这天剩下的全部时间，我们都会在海滩上度过，在那里游泳是绝对美好的事情。

贝鲁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飞速，在那些年代中，遍布黎巴嫩全国的革命和政变给这个国家带来了相当数量的持不同政见者或者被剥夺的阶层，知识分子、政界和商界人土。巴勒斯坦人构成了其中最大也最有影响力的群体。黎巴嫩和巴勒斯坦以前就一直通过贸易、家庭纽带和历史互相联结。很自然地，被以色列建国驱赶出来的巴勒斯坦人会逃往黎巴嫩，在那里巴勒斯坦人和黎巴嫩人几乎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而非社会表面上的一层。然而，这些各色俱全的涌人，强度非常巨大，现在回顾来看，这种强度大到令黎巴嫩无法承受。人们可以从贝鲁特的外观上发现这一点，它从一座围绕中心区建造各种边远区域(大部分是基于不同民族和宗教构成的)的城市，变成了一座拥有无数建筑的城市，有些房子非常别致，有些则建造得很糟糕。少数区域——比如阿什拉菲耶，仍然是基督教徒和中上阶层的区域——保持着派别的区域结构；其他地方则完全扩张成任何能够创造利益和带来好处的区域。夜总会、饭店、时装店和银行是那个时期首选的增长行业。到70年代中期，西贝鲁特已经成为一个巴勒斯坦区；与那些最大的难民营接壤的法卡哈尼区，被人称作是“巴勒斯坦共和国”。

当贝鲁特变成世界金融和商业服务中心时，迎来了它的全盛时期，那是石油经济爆发的结果，加速和夸大了所有已经在黎巴嫩逐渐发生的过程，尤其是贝鲁特。在经过几乎30年令人不满意的转变后，1972年至1973年间，我在贝鲁特度过我第一个完整的一年，在我仍然清晰的关于那年的回忆中，最显著的就是感觉，在那时的贝鲁特任何事情都显得有可能——昕有种类的人、所有的主意和身份、所有极端的财富和贫穷—所有这一切不连贯又是如何减弱，甚至消失在那一刻的快乐或苦恼中，有关黎巴嫩南部的一次杰出的研究讨论，或者是以色列对那一地区的恐怖残酷的袭击。那一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在贝鲁特期间，我得以在阿拉伯语言和文学领域中重新自学；在之前的20年中，我一直专注地学习西方文学，而现在我终于能够体验自己民族的丰富传统。由于这同时也是巴勒斯坦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复兴时期，我在贝鲁特的这一年以及之后在那里度过的一系列夏天，成为对我而言十分重要的时期。

1970年代早期那些日子里的一段情节，令人忧虑地预示了即将到来的灾难。1971年我父亲去世后，我们计划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安葬在自1942年以来他就一直热爱的山村。父亲在那里十分知名，并且在很多方面都对杜勒什维尔进行过捐助。自从他1963年迁往黎巴嫩以后，他结交的大多数朋友都来自那个山村。然而，当我们要在当地的墓地购买一小块土地时，我们遭遇了荒唐的经历，直到如今这段记忆仍然令我愤怒，因此不愿意列举具体的细节。这样说吧，我们无法与杜勒的基督教堂达成购买协议，只除了一座教堂例外，但是当这座教堂接受我们的出价时，我们已经接到了如此之多的电话炸弹恐吓，以至于只能彻底结束我们的计划。我意识到父亲仍然是一个外人，一个巴勒斯坦人(陌生人，是比较婉转的说法)，无论当他在世时村民们是多么快乐，当地人绝不愿意忍受他的长期存在，即便是在他过世之后。

这发生在1975年的“事件”之前，然而在当时，黎巴嫩人日常生活中的分隔已经变得令人昏乱。突然间，在1970年代中期，人们意识到这些分隔已经存在，但分隔间却没有连接的走廊。这些分隔甚至不在同一片连续的土地之上。贝鲁特变成了互相交叠的区域的汇集，并且向外延伸到阿拉伯世界、欧洲、美洲和以色列——这些延伸和利益，将轻易打破黎巴嫩实际地理疆域内残缺的平衡。第一批路障出现在1975年的夏天，我还能记得自己那时被害怕和无常所震惊的感觉。那是8月的一个星期日，我驾车穿越东贝鲁特前往山间度假胜地布鲁马纳。在一条我几个星期来一直通过的街道的尽头，有一个用木头和带刺铁丝网做成的路障，还有挥舞着自动步枪的年轻人正在巡逻。那也是我第一次经历，在瓦解的贝鲁特中最通常的感受——作为一个平民，尤其是巴勒斯坦人，只能无助地任凭武装者处置，而这些武装者的官方指挥却在他处。你可能在任何地方被杀，而指挥这一切的人却正坐在遥远的叙利亚宫殿、美国使馆、以色列办公室，或是黎巴嫩的牧人小屋中。

黎巴嫩社会学家萨米尔·卡拉夫所构筑的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论说，拉斯贝鲁特，是从西贝鲁特伸向海面的海岬，在那里座落着美国大学，直到内战之前，拉斯贝鲁特区内一直存在着一个无宗派的、兼容和开放的社区，由知识分子、政治活动家、商人和艺术家构成，不同于阿拉伯世界的任何其他地方。巴勒斯坦文化和思想复兴的大部分都发生在拉斯贝鲁特。我想，卡拉夫是正确的，但是在他哀悼拉斯贝鲁特消逝(如今被分配给了德鲁士和什叶派)时可以谅解的愤怒当中，他并没有足够地承认，当拉斯贝鲁特陷入绝境时，大多数人已经持有潜在的宗教和派别的意识。而事实是，在拉斯贝鲁特，就像是在大贝鲁特地区，每个人都知道其他人的宗教、派别和种族起源。的确，一切几乎只是人们下意识的认识，但它们确实被注意着。你知道，也听人说起，瓦赫是从士麦那来的亚美尼亚人，活跃于马龙派政治中，或者莫纳是个逊尼派知识分子，很受萨特和阿卜杜尔·纳赛尔的思想吸引，又或者维奥莉特是个巴勒斯坦基督教徒，与阿拉伯民族运动共命运。

在我那些背井离乡的日子里，有关贝鲁特这个城市，以及它作为主要城市的抑郁的命运一直萦绕在我心头。其一是它的边际性。在这个拥有密集人口的大都市里，人们彼此分裂，却与任何一种核心对抗没有明显的关系——也没有任何可以详细说明的这么做的原因—世界相当着迷地在旁观看，却几乎没有卷入其中。贝鲁特是个自由的地方(对于那些有能力负担的人来说)，它拥有自由的媒体，它为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最为全球性的娱乐和休闲。这一切似乎都没什么留下，尽管荒谬，黎巴嫩的书籍、报纸和杂志仍然是周边地区最为活跃的出版物。

其二关于贝鲁特悲惨命运的，就是宗教和派别信仰所扮演的阴险角色。我惭愧地承认，有关我朋友和家庭表达宗教观念的大量早期回忆都是令人难受和不愉快的。1954年，父亲的一位好朋友告诉我，“穆斯林是灰尘，他们应当被吹走。”另一个优秀的基督徒、著名的哲学家和前黎巴嫩外交部长，则经常使用“纵欲”、“伪善”、“腐败”和“堕落”之类的词语，向我谴责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先知。后来我发现，这些并不是单独的观点。任何关注过黎巴嫩或者这个地区其他地方基督徒好战性的人都会知道，它们构成了少数派观点的核心，而这则反过来，为占大多数的穆斯林社会安排卜个永远的被激怒的理由。这样的表达往往而且显然已是互相的。结果就是一种统一的仇恨，威廉·哈兹里特把这称之为“仇恨的快乐”。哈兹里特说，这种快乐的一个特点是，它“腐蚀到宗教的核心，然后把宗教变成是怨气和固执；它拿爱国主义作为借口，把枪支、瘟疫和饥荒带入其他的土地：它事实上什么也没留下，除了吹毛求疵的精神，以及对其他人行为和动机的一种狭隘、妒忌、审问式的警觉”。这些话与扫荡黎巴嫩、以色列和伊朗——以及美国，历来都有介入这三个国家政治的历史——的宗教狂热和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联系显而易见。

无法否认，人们为贝鲁特的衰落感到极度悲哀和愤怒。我能肯定，这两种感情在我写下的文字中清晰可见。我无法完全了解，贝鲁特的公民们经历了些什么(虽然玛丽亚姆偶然会向我简单说起，那种非常深重的悲哀)，但是我能斗胆地代表如同我这样的离散者做出回应——贝鲁特为我们巴勒斯坦人提供了一个替代的家。无论我们说过多少关于黎巴嫩的腐败、肤浅和暴力的话，如今我们却发现自己被可怜地撇在一边。贝鲁特的天才在于，当阿拉伯世界里的阿拉伯人变得压抑、单调和无法容忍的平庸时，它立即对我们的需要做出回应。在几年中，任何人可以在贝鲁特燃烧出激烈的如宝石般的火焰；即便是这个城市的罪恶与放荡，也有你在其他地方无法看到的才华。当代贝鲁特唯一没有给我们的，是保持它的力量，或者说，在它耀眼的热情好客之下，贝鲁特没有对其易碎的基础给予足够的关心。在这些黑暗时期中的主要安慰，是认为既然贝鲁特曾经从黑暗中崛起，那么它将再次从灾难性的毁灭中复兴，并且会有更加团结、更加人道的公民。对于巴勒斯坦人来说——以及对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普遍来说——增强容忍和共性的好处是一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