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分为政治、经济(国内、国际)、法治、社会、外交五部分，每部分的作者均是目前华人世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剖析现实、直击重点，进而提炼出可操作层面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不是虚玄的坐而论道、空泛的清流之语，而是着眼于夯实一座伟大建筑的思想基础，其观点或可商榷，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拳拳之心青史可鉴。

不管世事如何演变，时间巨轮且自滚滚向前。体量无比庞大的中国，数十年来高速运行，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惯性，每个人都被这股惯性带着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急刹车或急转弯，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能够以适当的速度安全平稳地前行，需要掌舵者对大局做出清晰的判断，需要理性的思辨水平、务实的操作手法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代伟人早年发出的深沉叩问，惟具有大担当、大历史感的人士能够回答。

  《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分为政治、经济(国内、国际)、法治、社会、外交五部分，每部分的作者均是目前华人世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剖析现实、直击重点，进而提炼出可操作层面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不是虚玄的坐而论道、空泛的清流之语，而是着眼于夯实一座伟大建筑的思想基础，其观点或可商榷，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拳拳之心青史可鉴。

作为长期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长期发展的顶级战略智囊库，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以深入研究利害循环变换线，寻找可能性空间与可行性空间的最佳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影响长远的战略研究学派为学术目标。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党九十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即是我们在这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节点上的一个全新尝试。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

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

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

2011年中国外交：大国外交经验考验中的一年

中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2000～2030年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以上结构失衡呢？目前流行的看法认为，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的下降来自于一次收入分配的失衡，而经常项目盈余来自于对出口的过分依赖。沿着这个思路下去，解决失衡问题的途径是提高劳动者报酬和降低出口。但是，这种看法太表面化了，没有说清问题的实质，因此它的政策主张也是不可取的。劳动者报酬应该由市场决定，政府不可能人为地提高工资。出口发挥中国的比较优势，出口多并不是错；而且，出口多也不一定带来高经常项目盈余，如果我国的进口量赶上了出口量，就不会产生过量的经常项目盈余。由于经常项目盈余也等于国内储蓄减去国内投资，我们也可以认为，出现大量经常项目盈余是因为国内投资不足。这似乎有些奇怪：国内投资已经达到GDP的42%，难道这还低吗？但是，相对于占GDP总量52%的国内储蓄，国内投资的确太低了。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投资总量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投资的结构以及谁来做投资才是问题的症结。但不管怎样，把过量经常项目盈余归结为出口太多是太简单的看法。

我们应该首先认识到，结构失衡和中国的基本国情有关。当前我国最显著的国情有两大特点：一是处于人口红利最高峰时期，二是深入地融人全球经济。衡量人日红利的最重要指标是劳动人口(16～65岁人口)和被抚养人口(低于16岁和65岁以上人口)之间的比例，我国的这一指标是2.5，即2.5个劳动人口只负担一个被抚养人口，是世界上最低的(相比之下，印度的同一指标是1.7)。同时，尽管农村人口大量转移到城市，我国仍然有40%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农业产出只占GDP的11%，这意味着中国尚未脱离剩余劳动力的阶段。然而，我国的基础教育却是相当好的，科技和制造业水平也不低，因此，当我们在人世之后全面融人世界经济之后，我们的人口优势就发挥出来，成为“世界工厂”理所当然。

融人世界经济扩大了我国产品的市场范围，提高了企业的效率，而人口红利和大量未加充分利用的农村劳动力意味着我国的工资水平上涨不会很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卢锋教授的研究表明，在过去二十年里，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即人均增加值)以每年14.6%的速度提高，而同时期制造业职工的工资的增长速度平均只有7%。在企业层面，GDP表现为企业增加值，而后者由职工工资(劳动者报酬)、企业利润和政府税收构成，因此，工资增长慢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就意味着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下降，而企业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上升。由于企业和政府的消费有限，国民总储蓄自然上升，并进而逼迫更多的出口。从这个意义上说，结构失衡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副产品；清华大学李稻葵等人的研究表明，其他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劳动收人占比下降的情形。

但是，人口转型的基本国情不能掩盖政府行为对经济的扭曲作用。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最大特征是重投资、轻消费，重生产、轻公共财政，“生产型政府”是对中国政府行为的最好概括。它的主要表现如下：首先，在全部政府支出中，有20%是用于经济事务的；相比之下，世界上多数国家这个比例不超过10%。其次，政府也是国民储蓄的主要贡献者之一。虽然找国的居民储蓄率很高，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有37%用于储蓄，但政府的储蓄率也不低，在政府收入中，30%以上用于储蓄(即投资)，少数年份达到50%，而多数其他国家政府的储蓄率在8%以下。在全部国民储蓄中，政府储蓄占到20%以上。再次，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对生产者进行补贴，如压低能源、信贷、土地、劳动力和环境的价格。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黄益平教授的计算表明，2008年价格扭曲对生产者的补贴达到2.1万亿元，为当年全国GDP总量的7%。对于许多被民粹主义所困的政府而言，中国政府是它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榜样，但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政府过多的参与经济活动，大大增加了经济失衡的严重性。

第一，政府把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和其他经济活动，必然会减少政府的社会支出，从而打击居民消费。比如，医疗支出只占政府支出的7%，远低于其他国家的比例。由于社会保障缺失，居民不得不为未来进行预防性储蓄，从而降低当前的消费。

第二，政府投资需要银行贷款的配合，从而导致大量银行贷款被政府占用。比如，截止到2009年6月，各级政府融资平台占用的银行贷款总额达到5.56万亿。这必然会挤出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中小企业又是提供就业的主力，对它们的打击就是对就业的打击，从而也是对居民收入的打击。一般而言，中小企业职工属于中下收入阶层，他们的消费倾向(即消费占收入的比例)高于高收入者，他们的收入增长缓慢，会拖累国内消费的增长。

第三，地方政府投资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对开发区的投资。为了吸引投资者，地方政府往往斥巨资建设开发区，但只对进驻企业收取很低的土地转让价格。这实际上是对资本的补贴，从而鼓励资本密集型企业，而打击劳动密集型企业。事实上，多数开发区对进驻企业有投资额的要求，并以亩均投资额作为考核指标。这种倾向蔓延开来，就会抑制居民收人的增长。

笔者和陈斌开使用1978～2008年省际数据的研究表明，如果一个省的基础设施投资占该省全部政府支出的比例上升一个百分点，则该省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就要下降0.31个百分点。我们还研究了这其中的机制：一个机制是基础设施投资更多地鼓励第二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低于第三产业的劳动者收入份额；另一个机制是基础设施投资补贴资本，提高工业资本的收益率，从而挤占劳动者收入。

有人会问，生产型政府支持生产者，而生产者把生产盈余用于投资，这有利于中国的长期增长，有什么不好呢？对此，笔者给出两个层次的回答。首先，依赖投资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一方面，资本积累服从边际报酬递减原理，随着资本积累的提高，经济增长速度必然下降；另一方面，投资夺身的需求效应很弱，只有消费才会产生持续的需求，因此，如果只重投资，不重消费，经济增长就会减速。其次，即便投资可以拉动经济增长，政府的干预也不一定是必要的。这就涉及政府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所扮演的角色这个大问题，下一节会讨论这个问题。P8-11

2010年之后，哪怕最为平庸的观察者，即使他没有对世界历史大纵深和全球政治大格局有多少深入的研习，也大抵感受到国家发展的内在紧张和深化改革的现实困境，难免对于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

经过三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和一百年来的制度探索，国家已经步入一个大价值认同和大规则确立的关键时期。然而，一个骨髓里的小农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充满着太多的艰难与障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深信繁复的现实自有逻辑，饱含启示。它曲折，但方向恒定；它混乱，但又清晰可见。在此关乎国运的重要阶段，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拖延，没有时间抱怨，选择阻力最小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是当务之急。

认清位势，方能明晰目标。基于在浩荡历史长河面前诚惶诚恐的紧迫感，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篇之际，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推出了这份2010年年度报告。我们把它命题为《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为什么定这个题目？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身处大国崛起、现代转型的大历史之中。经由几个重要时期的变迁，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对当前大势有如下判断供各界同仁商榷：

第一，大趋势上，过度汲取、过度消费的工业文明疲态尽显，不断暴露出其所存在的重大缺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然资源渐趋衰竭，生态环境明显退化，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等，依次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工业文明先天的基因缺陷；同时，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完善，开启了文明转型的内生需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时期已见曙光。

第二，政治上，苍黄反复的革命哲学随着政治挂帅的运动时代早已渐行渐远，中国正告别一言九鼎的权威政治，迈向利益博弈的现代政治。政府运行模式发展的趋势正从“管理+控制”向“管理+服务”的模式转变。互联网的无中心模式和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法制大国到法治大国的历程，则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导致利益分化严重，话语分歧日益明显。国内的发展模式滞后、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地区差距、贫富不均、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难题、劳工短缺和国际上的同质竞争、贸易争端、货币战争等问题复杂交织，中国经济危机并存，未来发展亦充满不确定性。

第四，社会上，一个夹杂着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混杂时代出现。它们彼此割裂，但又如此紧密地塞在同一个容器中。在一个怨恨伦理和差序伦理的背景下，社会性的权利诉求与行政性的管制思维之间的碰撞日益成为矛盾的源泉。传统社会的结构失衡，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多发，群体性事件上升，社会戾气充斥和信仰危机等问题渐困渐重，而新兴社会空间的自主性发展，对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五，外交上，传统的外交模式已经随着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而受到极大冲击，既有的边界和杠杆遭遇革命性的改变。军事与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仍旧是国际格局的重心，但新领域外交和公共外交已经是外交领域的新趋向。崛起的中国正直面国际社会的新一轮猜疑与防范，如何巩固传统盟友，开创外交新局，对执政者而言是不小的考验。

第六，技术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一直处于被动或跟随地位，而目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粮食、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将倒逼出的新能源革命，为中国创造了超越的契机。历史上的每次重大转型时代，全新领域爆发的革命都是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的最佳机会。中国若能积极作为，引领新一代能源和绿色革命潮流，主导全球新技术革命，将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把握主动权和占领战略制高点。

第七，学术与文化上，中国部分学人因长期不能独立思考，并在各种现实利益上的依附性，随波逐流、各为其主的现象严重，没有使命感，没有目标，没有共识，很难发现真问题，提出真办法，更遑论产出。原创性重大理论成果，进而实现文化输出，影响全球主流价值观。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10年，各方面矛盾深刻凸显。内外形势的紧迫，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风险都迫切地需要我们注重探讨中国当前的大趋势与大动向。中国亟须对目前总体形势的深入评估及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战略规划。惟其如此，才能妥善处理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顺利完成全面转型，并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拟定每年发布的《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年度报告，其目标是为国家战略制定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持久繁荣和长远福祉的有志之士提供一份“价值方案”。这份方案既非单纯的建言文章，亦非单纯的学术辞章，而是基于独立思考、实证研究而对于我们目前所处位势的分析和国家战略的咨询方案。

本报告分为政治、经济(国内、国际)、法治、社会、外交五部分，每部分的作者均是目前华人世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剖析现实、直击重点，进而提炼出可操作层面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不是虚玄的坐而论道、空泛的清流之语，而是着眼于夯实一座伟大建筑的思想基础，其观点或可商榷，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拳拳之心青史可鉴。

作为长期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长期发展的顶级战略智囊库，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以深入研究利害循环变换线，寻找可能性空间与可行性空间的最佳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影响长远的战略研究学派为学术目标。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党九十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本报告即是我们在这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节点上的一个全新尝试。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诸君评判。

不管世事如何演变，时间巨轮且自滚滚向前。体量无比庞大的中国，数十年来高速运行，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惯性，每个人都被这股惯性带着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急刹车或急转弯，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能够以适当的速度安全平稳地前行，需要掌舵者对大局做出清晰的判断，需要理性的思辨水平、务实的操作手法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代伟人早年发出的深沉叩问，惟具有大担当、大历史感的人士能够回答！

编者

2011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