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如实地记录了当年丁玲受极左路线的迫害，硬是被人为地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北大荒劳动，生活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历程用事实表达她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记述了这位早在30年代就蜚声中国文坛的左翼著名作家，身处逆境，蒙受不白之冤，坚贞不屈，沉入生活底层，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真实经历，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1955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就扣在丁玲头上；1957年，丁玲没讲一句话又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夫妇俩被发配到荒凉寒冷的北大荒，从此一直到1970年转到秦城监狱，开始了12年的无罪流放生涯。12年，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女人，在寒荒地带，是如何熬过来的？

在北大荒，丁玲既感受到纯朴群众的友情关爱，也受尽奚落歧视，特别是在“文革”中，遭受非人待遇。但她奋起“飞蛾扑火”的精神，以钢铁般的意志在冰锋刺骨的环境下熬炼，最终和北大荒建立了难以割舍的情缘。

本书是丁玲的朋友、原光明日报社高级记者郑笑枫根据采访陈明等人，并深入北大荒实地访问后写成的一部纪实报告，真实再现了丁玲在北大荒的感人经历。同时附有丁玲、陈明等回顾北大荒生活的文章，是深入流放者内心世界的一个难得文本。

我的自传

序

题记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

“向左村”

农场来了“大右派”

“我愿意留在北大荒继续锻炼”

纤笔一枝谁与似

在宝泉岭农场

 附：三访汤原

 附：追叙夜审丁玲

 附：记入狱

重返北大荒

归来华发苍颜

永不消逝的活力

最后一篇作品

飞蛾扑火 非死水止

 附：我怀念她

 附：风雪人间

跋

再版后记

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黑头目”的帽子，扣在丁玲的头上。1957年，她没讲一句话又被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丈夫陈明首当其冲，被发配到北大荒。羁留在北京多福巷的丁玲迫切想飞到寒冷的北大荒去，她说：不要留恋这死寂的庭院。到暴风雨中去……我是人，是一个尊严的人，我怎么能披着一张癞蛤蟆的皮。日夜聒聒地叫。说着不是自己心里的话？

严寒的日子，已经降临

全国解放后，丁玲本来决定留在东北从事写作，她感到解放战争已经胜利，要写的东西太多了。但革命工作需要她无条件地服从党的决定：来到北京，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1950年到1954年期间，她历任中宣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中国作协副主席和《文艺报》、《人民文学》的主编。1955年一阵政治上的狂风暴雨突然降临到她的头上。年底，她被无端地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黑头目之一。

“这年年底，哪一天我记不清了。”陈明回忆说：“我接到通知，去听传达中央文件。会议开了三天，谈的都是丁玲的问题。文件列举丁玲的头一个大问题，就是曾经自首变节，这是指被特务秘密逮捕，关押在南京的那一段历史；第二个大问题，列举了全国解放她到北京工作后的四大罪状，我一听，全都不是事实。”

陈明感到迷茫：在前些时侯的一些会议上，有人提出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这些会，丁玲参加了，她是知道的。她光明磊落，相信党会澄清事实，从未想到会被无端地给戴上这顶大帽子。她一点也不知道，完全被蒙在鼓里。

陈明感到迷茫：对人的处理，尤其要慎重，这是党历来的传统，也是党的组织原则。现在，他听了三天的传达、讨论、批判，有中央的红头文件，而且是结论性的文件，大会之后，就要向全国传达，这是一个关系到一个在国内外享有盛名的作家、一个共产党员命运的大事，而她本人竟一无所知。组织上既未找她谈过话，更设有让她在“结论”上签字，她的“帽子”就这样被戴上了；她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1955年冬，在北京多福巷16号幽静的小院里，丁玲安静地伏在书桌上，聚精会神地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续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她看到陈明听传达回来，很不在意地问：“会开完了？”

陈明强作欢笑，若无其事地说：“还没有完，要传达、讨论三天。”

开会，听传达，这是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两人在两个不同部门工作，谁开什么会，谁也不问谁，这已成为习惯了。吃晚饭时，丁玲还兴致勃勃地谈起《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人物构思……

陈明的心头一酸，可又不敢向她说明：严寒的日子，已经落在了她的生命之中。

最后一天的会实际就是一场对丁玲的大批判会。会前先指定发言人按照定下的调子“批判”。发言批判丁玲的人，也感到茫然。天津作协接到通知，派几个人去北京参加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会议，要确定在大会上的发言人，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你推我推，有人就推孙犁。孙犁想：这太意外了，什么都不明白。他以身体有病为由，坚决辞谢。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在场，帮了孙犁一把，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孙犁压在心上的一头石头落地了。这位负责同志为他排忧解难的这句话，他一直铭刻难忘。

会后，陈明回到家里，丁玲书房的台灯亮着，她连陈明推门走进屋来，似乎都没有觉察，还在埋头写她的《在严寒的日子》。此刻，陈明的眼眶湿润了，他再也不忍心瞒着她，但他还是不敢如实地把这三天批判丁、陈的会议情况和盘托出地告诉她。她在生命的历程中，所受的折磨太多了，他怕她承受不了这意外的打击，而且是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无情的打击。

他轻轻地走到她的书桌前。丁玲抬起了头，向他微微一笑。陈明顿时感到：经受过那么多折磨的她还是那么单纯，那么天真。此时此刻，他感到一种沉重的责任，不能让她那颗纯真的童心，再蒙在鼓里了。

“老丁！”

丁玲“嗯”了一声。

“你的小说，暂时，是不是停一下，不要写了？”

“为什么？”

陈明婉转地说：“我听说中央有一个什么文件，谈到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丁玲爽朗地回答说：“我已经向党作了详细的说明，根本不可能有这回事嘛！”

陈明劝她：“你是不是给中宣部党委会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有这么个文件？如果真有，请他们送来给你看看。”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给丁玲送来了文件。丁玲据实向党中央提出申诉，中央接受了丁玲的申诉，批示由中宣部对丁玲的问题进行复查。张际春同志担任复查组组长。复查组收集的证言材料达80多万字，经过分析核实得出结论：什么“独立王国”，什么“反对党的决议”，什么“一本书主义”，都不是事实。

1956年夏天，作协党组召开了扩大会改，由党组书记邵荃麟主持。他说，“丁、陈反党集团不能成立，这个会，讨论一下，丁、陈的错误在哪里？今天开的是一个团结的会。”

这个会，也开了三天。丁玲本来不想在会上讲什么，事情澄清就可以了。但参加会的很多同志，都一再要她谈谈，她就即席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样大的事，为什么在我本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中央就把结论批了下来？”

周扬同志在会上作了明确表态：我们汇报的情况不准确，我和有关同志负有责任。

作协党组已在研究，要摘掉丁玲的“帽子”，决定再召开一次大会，给莫须有的“丁、陈反党集团”平反。

这时轰轰烈烈的“反右”运动，像龙卷风一样，在全国铺天盖地掀起满天的飞沙走石，许多许多的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阵旋风卷起来，摔倒在地。在作协党组再次召开的原打算为丁玲公开平反的大会上，权威发言人突然宣布：丁玲不仅是“丁、陈反党集团”的头目，而且在历史上还有三次叛变，其一是在南京“自首变节”，其二是在延安写《三八节有感》；其三是进城后搞“独立王国”。另外还宣布，下次批判大会将在文联大楼礼堂召开。

第二天，作协党组书记找丁玲谈话。陈明看到：回到家里的丁玲，那双又圆又亮的眼睛，红肿了。

在“大鸣大放”中，丁玲没讲过一句话便戴上了右派帽子。有些为复查“丁、陈反党集团”调查取证的同志，也受到株连，划成右派，当时《文艺报》的总编室主任唐因就是其中之一。唐因全家被发配到黑龙江。“文革”中，他的老伴在自己房里上吊自杀了；唐因平反后，带着唯一的女儿回到北京，老伴却永远留在了黑龙江。

陈明更难免要遭劫难。当时他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丁玲被揪出来后，他便首当其冲地成了右派。处理右派，有所谓“六类七种”的政策。“罪行”最严重者属一类，处理有二种：一种开除公职，劳动教养，一种保留公职，劳动教养；二类者，监督劳动，撤销一切职务，每月发28元生活费；三类者，降职降薪，留用察看；四类、五类者，降职降薪。按这五类处理的右派，一般都将被送下去劳动改造，但若年过半百，可以留在机关劳动。一些得此“照顾”的右派，留在机关当杂工，做些打扫厕所之类的活，遭人白眼，备受凌辱，心里还后悔没一起下去。都是右派在一起，日子还好过一点。受六类处理者，须是“头面人物”不论其“罪行”大小，工资和职务只降一级，并可不送去劳动。当然，不论受哪一类处理，是党员则开除党籍，是团员则开除团籍。陈明被划定为二类右派，每月发28元生活费。他已经接到通知：春节过后，就要同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右派们一起，到北大荒接受监督劳动。丁玲是全国政协常委、著名作家，当然属“头面人物”。经全国政协讨论，按六类处理，留在北京，不必去北大荒。

1958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丁玲夫妇两人安静地坐在寂寞的家里，他们在考虑：今后怎么办？

那时小兴安岭林区正在建设，丁玲特地从报纸、画报上剪下小兴安岭伊春的建设图片，她还买了介绍贵州山区的一些书籍。她对陈明说：“我们国家的林业太落后了，听说森林覆盖率只占全国土地的12％还不到，我们去小兴安岭，或者到贵州山区，去搞林业吧？”

陈明说：“我们都作了这样充分的精神准备，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丁玲又恢复了她那革命的乐观主义和爽朗性格，说：“中国有旬绿林豪杰的壮语：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鲁迅不是早就说过：路是人走出来的。”

陈明为丁玲担忧：“我先走了，你身体又不好，怎么办？”

“你去吧！”丁玲说，“不要不放心我。”

陈明征求丁玲的意见，是不是把他将被遣送到北大荒的事，告诉作协党组一声？

丁玲连忙阻止说：“不要说了。说了，会照顾你，把你留下来。我们俩不是都心甘情愿地要到东北去嘛！”

陈明临行前一天，老两口凄然地坐在一起，拍了一张临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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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顽固地认为，一个写文章的人，只需要写文章。写各种各样的人、事、心灵、感情，写尘世的纠纷，人间的情意，历史的变革，社会的兴衰，写壮烈的、哀婉的、动人心弦的，使人哭，使人笑，使人奋起，令人叹息，安慰人或鼓舞人的文章。总之，什么样的文章都可以写，只是不要絮絮叨叨地在读者面前表白自己，这是很乏味的。因此我拒绝过许多人，留下了一些使人不快的影子。但这次徐州师范学院的教师们为了编辑《作家传略》而对我提出了殷切的要求，使我没有办法推辞，只得试一为之。这原不合我的本意，而时间又紧迫，写得不能如愿，请编者、读者共谅之。

我生于1904年，今年七十六岁。

我是湖南人，出生在临澧县，长在常德。我父亲的家庭属官僚地主。但我幼年丧父，四岁便跟着贫困的当小学教员、后来当校长的寡母辗转漂流。我本人成分是学生，我的家庭出身应该是自由职业者。

1930年在上海，我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主编左联的机关杂志《北斗》月刊，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和书记处书记。

我一生当过编辑，编辑过党报副刊、文艺杂志、基层单位的黑板报、墙报、油印的小报，领导过培养青年作家的中央文学研究所；也当过生产队的扫盲教员、夜校教员，辅导职工家属学文化、学政治；当饲养员、喂鸡、喂猪、种地；还当过短时期的红军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当过八路军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主任；1936年冬，担任苏区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主席：担任过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全国解放后担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和第五届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理事。作为中国作家的代表，妇女的代表，争取世界和平运动的代表，我参加过一些国际性的会议和活动，接待来华访问的国际友人。但我主要的工作是写文章，是一个写书匠，或者叫作家。

1927年我开始写作。先是写短篇小说，后来写中篇、长篇、剧本、散文、报道、杂文等。五十二年来，除最近二十多年写作上的空白外，共发表了二百六十多篇长短文章，约一百六十万字，但还没有写出一部理想的作品。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来看，量和质都是不够的。

在这五十二年间坐过两次监牢。第一次是1933年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秘密绑架，随即押到南方囚禁三年多。在这期间没有自首叛变，没有在国民党刊物上写过文章，没有给敌人做过一点事。直到1936年秋，在党的帮助下逃出南方，奔向苏区。第二次是在1970年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代，关押五年多，得有时间通读了马恩全集和其他的经典著作，1975年无罪释放。

解放前出版过七八种集子，1933年全部被国民党查封，禁止出售。全国解放后出过五六本集子，1958年在反右扩大化q-又遭到查禁，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时期，纸型全部销毁。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久即将发行。预计今年出版的还有短篇小说选集、散文集、杂文集，30年代写的中篇小说《母亲》和《韦护》；四川人民出版社将出版抗战前后写的短文《到前线去》和一本《丁玲近作》。

目前我正在从事一部搁笔中断了二十多年的长篇小说的写作。

1980年元月

《丁玲在北大荒》是1987年丁玲逝世后的第二年，我作为《光明日报》记者，时任报社总编辑杜导正同志亲自出的题目，让我去北大荒采写的。这篇纪实报告，也是针对当时中国文坛上“左右说丁玲”的是是非非，如实地记录了当年丁玲受极左路线的迫害，硬是被人为地戴上右派帽子，发配北大荒劳动，生活二十多年的苦难生活历程用事实表达她对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和一颗坦荡的赤子之心，记述了这位早在30年代就蜚声中国文坛的左翼著名作家，身处逆境，蒙受不白之冤，坚贞不屈，沉入生活底层，与人民生活在一起的真实经历，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

丁玲从人民中间重新赢得了人的尊严和最高无尚的评价，被北大荒人称为“不是共产党员的共产党员”。这篇长篇纪实报告，同年8月在《光明日报》上连续刊载半个月，第二年(1989年)9月，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当年与丁玲并肩战斗的老作家们，对《丁玲在北大荒》的出版，都表示十万分的欢迎和赞许。

感谢中共党史出版社，在丁玲今年逝世二十二周年之际，决定增订再版《丁玲在北大荒》这本小册子，让广大读者，尤其是今天年轻一代的读者，在风雨严寒的北大荒荒原的足迹上，重温这位杰出的左翼文坛上无畏的战士，走过的每一步艰难的岁月。从《丁玲在北大荒》这一视角，有助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更深刻地去理解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以及由那个历史时代所塑造和铸就的人的思想品质特征。

为了帮助今天的读者更贴近地感受当年那场反右派运动的大风暴的时代历史，在今天党史出版社再版《丁玲在北大荒》时，特附录了丁玲晚年写的《风雨人间》、陈明的《三访汤原》、蒋祖林的《反右派斗争中的六日》等篇章、今天重读附录中的这几篇文章，也使我重新感受到当年那种生离死别，妻离子散的人间亲情惨痛。附录此文，以史为鉴，也算是一种警示。

应该说，丁玲的革命一生，是历经坎坷，多年挨整，备受磨难的一生。但她乐观豁达，无私无畏，勇往直前。她在《讲一点心里话》的一篇短文中说：有许多人，甚至外国朋友们都问我，这二十多年是怎么熬过来的？……我只能说，我有信念。当年指挥十万林业官兵开发北大荒的王震将军，听到丁玲逝世的消息后说：“丁玲很了不起，她是提着自己的脑袋参加革命的。她长期遭受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出党，但她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艰苦的环境中，默默无闻地为党为人民工作，她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贡献，我们中华民族有这位女作家是光荣的。”

这就是《丁玲在北大荒》中的丁玲。

郑笑枫

2008年7月1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