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猛将军走了……

一位戎马一生，极富传奇色彩的将军……

一位盐山情结深厚，始终乡音未改的将军……

一位坚持每年清明回乡祭祖，爱吃曲曲菜蘸酱的将军……

一位兄弟侄孙终生在家务农的将军……

本书是关于讲述王猛将军一生的传记……

本书是关于介绍王猛将军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重灾区”的危急关头、周总理点的猛将、高屋建瓴抓“牛鼻”、刚正不阿宁折不弯、保护性调离、王猛离开后的两年、振兴体育的战略举措、王猛答八问、体育老人话王猛等内容。

前言

一、“重灾区”的危急关头

二、周总理点的猛将

三、勇解首道难题

四、高屋建瓴抓“牛鼻”

五、大胆彻底解放干部

六、正气凛然顶江青

七、在风云突变前后

八、刚正不阿宁折不弯

九、保护性调离

十、王猛离开后的两年

十一、重返国家体委

十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

十三、打开奥运之门

十四、振兴体育的战略举措

十五、王猛答八问

十六、体育老人话王猛

后语

附：祭英魂悼王猛

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在贺龙元帅的领导下，得到了飞速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出现了新的高峰。第2届全国运动会于当年9月举行，全面检阅了体育运动的成就，群众体育活动蓬勃开展，仅挥拍打乒乓球的群众就达9000万人，大大增强了人民的体质，竞技体育水平显著提高。在这次全运会上，有24名选手10次打破9项世界纪录。尤其是在1965年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对徐寅生在国家乒乓球女队的讲话给予了高度评价并作了重要批示：“讲话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处处反对唯心主义和任何一种形而上学。多年以来，没有看到过这样好的作品。他讲的是打球。我们要从他那里学习的是理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民日报》于1月17日全文刊登了徐寅生的讲话并加了“编者按”，号召全国人民学习。紧接着《解放军报》和《中国青年报》都全文加以转载，并分别配发社论《更好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更好地运用辩证唯物论》和《一篇充满辩证唯物论的好作品》。中国乒乓球队乘势而上，于4月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举行的第2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男队奋勇卫冕，女队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一举夺得五座冠军奖杯。全国群情激奋，掀起了学习乒乓球队、学习辩证法的热潮。体育战线成了红极一时的先进典型。

但好景不常，风云突变。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以贺龙为首的国家体委立即从高峰被打人深渊，成了“重灾区”。林彪集团和“四人帮”为了打倒贺龙，捏造了贺龙要利用体育系统搞“二月兵变” 的谎言。1968年4月22日，江青、康生在接见“中央专案组”二办全体人员时，江青大骂：“贺龙是个大刽子手。”康生阴险地诬陷说： “我提醒你们，体委是贺龙现行反革命活动的重要地点。他给体委发了枪炮，炮安在什刹海，炮口对准中南海。海军、空军都有他的国防俱乐部，有无线电俱乐部。”他还指使二办的人员调查国家体委拥有多少枪支弹药、飞机、船只、通讯设备等等，起草了一份对体育系统实行军事接管的命令，于1968年5月12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名义发布，人们简称为“5·12”命令：

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为了彻底揭开体育系统阶段斗争的盖子，把坏人揪出来，搞好各单位的斗、批、改，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为此，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一、各级体育运动委员会机关及所属运动系(队)，由所在地区的大军区、省军区接管。

二、各航空俱乐部(包括飞机、器材)和滑翔机制造厂，由各军区空军接管。

三、各航海、潜水俱乐部(包括船只和航海器材)，由海军各舰队接管。

四、各无线电俱乐部(包括通信设备、器材)，由各军区通信部门接管。

五、各射击、摩托俱乐部(包括射击场、武器、弹药、摩托运动器材)，由各大军区、省军区指派军训、军械部门分别接管。

接管国家体育系统的工作，由各大军区统一组织实施。根据实际需要由陆军、海军、空军分别派出军管小组或军代表。

各单位接此命令后，立即遵照执行，并将接管情况及时上报。

这五百多字的“5·12”命令，宣判了贺龙和体育系统的极刑。这在中央机关中是独一无二的，对一般行业和部门只是派驻军代表，而体委却是全部实行军事接管。这实际上是要使贺龙领导创建的体育事业倾家荡产，把体育干部扫地出门。

在命令中还莫名其妙地挂上了“刘仁”的名字。刘仁是当时北京市委第二书记，与国家体委毫无关系，竟然生拉硬扯充当体育界的“罪魁祸首”，这种张冠李戴、乱点鸳鸯的谬误，竟然堂皇地出现在权威的中央文件中，实为“文革”史上的一大笑柄。

“5·12”命令颁布之后，军管会却迟迟不见进驻。国家体委的派性斗争更加激烈，局势混乱不堪，体育馆路上一片红色恐怖。国家乒乓球队首当其冲，不断传出令人心悸的消息，继著名教练傅其芳被毒打而自杀之后，1968年5月16日，又一乒乓功臣姜永宁被迫上吊了，到了6月20日又传出更加惊人的噩耗：容国团自杀了。我当时听成“荣高棠自杀了”，因为这两个名字听起来很容易混淆，同时在我印象中，容国团不太可能走绝路，因为他出身好，人缘也不错，没有受到冲击，更没有像傅其芳、姜永宁那样被隔离，遭到批斗和毒打。而荣高棠则在“文革”一开始就被揪出来，打成叛徒，受尽折磨，有一次在批斗会上我亲眼所见，造反派把他打翻在地，在他身上踩上一只脚，做出像《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描述的农民斗争土豪劣绅的样子，踩得他透不过气来。晚上还用日光灯照射，不让他睡觉。许多老干部就是这样受尽摧残而被逼致死的。

后来我弄明白是刚过而立之年的我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自杀了；心头格外震惊。往后我又了解到，当时乒乓球队风声很紧急，造反派已将张燮林关了起来，容国团预感到马上就要抓他了。傅其芳、姜永宁被凌辱的情景历历在目，他具有特别强烈的自尊心，珍膳荣誉，维护尊严，绝不能忍受对他人格的污辱。在他看来，失去了事业和理想，又要失去人的尊严，人生还有什么价值，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怀着对战友和亲人的负罪感和忏悔之情，写下三封遗书，以死来对这场历史灾难作抗争，完成他人生的最后一搏。容国团之死，使体委上上下下更加人心惶惶。

面对一片混乱，军事接管委员会却姗姗来迟，直到命令发布50天后的7月2日，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的军事接管委员会，才率领大批军队干部，进驻国家体委。这些军队的领导和干部，作为个人来说，也都是比较好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奉命执行林彪、“四人帮”的指令，按照“5·12”命令的主要任务就是把“坏人”揪出来，彻底砸烂“独立王国”。军管会组成了大量的专案组，对所谓有问题的体委干部一一进行审查，要清理阶级队伍，揪出隐藏的叛徒、特务、反革命。

到了1969年11月，军管会乘贯彻林彪的《一号号令》实行紧急疏散之机，将国家体委机关和直属单位的大部分干部下放到山西屯留的“五七”干校。我当时是体育报社的编辑，也随大队人马被赶往屯留，许多人家拖儿带女，捎上盆盆罐罐儿，准备一辈子待在农村。干校所在地原是一所滑翔学校，把教室、机库改成宿舍，将机场翻耕种庄稼，大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副主任李梦华养猪、黄中放牛拾粪，著名教练员黄健打土坯、垒猪圈，体育学院的许多老教授被戴上“臭老九”的帽子，从事艰苦的农业劳动，钟爱而熟悉的体育工作成了他们梦中的记忆。人们心如死灰，感到前途渺茫。体育事业陷入了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

1971年春天，体育形势出现新的转机，毛主席、周总理从政治全局出发，作出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派遣已经缺席两届世界大赛的中国乒乓球队，出战在日本举行的第3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并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打开了已关闭22年的中美交往大门，开创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乒乓外交”。在这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军管会的领导跟不上形势，屡犯错误，被毛主席下令撤职，为王猛来国家体委提供了历史机缘。P5-9

举世关注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步步向我们走来，祖国大地涌动着“我参与、我奉献、我快乐”的迎奥运热潮。作为一个已经退休10年的老体育工作者，欣逢盛世，我心潮起伏，思前想后，决定以自己的方式，也为2008做点儿事，出把力，就是以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写一写新中国体育史上一个特殊阶段的关键人物——一生戎马的王猛将军。他曾与体育偶然结缘，其人其事会给致力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和建设我国体育事业的人们一些启示，为有志于研究中国体育史的人们提供一些资料。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只有懂得过去，才能更好地创造现在，把握未来。

我曾参加过《贺龙传》中有关体育章节的写作，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比较了解。贺龙元帅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国家体委主任，共15个年头，他气势恢宏，呕心沥血，率领体育大军在一片废墟上开创了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新天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但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体育战线遭受灭顶之灾，被彻底否定，统统砸烂。在这危难之际，又一位人民军队的将领王猛奉命来到国家体委，他于1971年7月至1974年12月和1977年2月至1981年8月两度出任国家体委主任，先后共8年。面对一个混乱不堪的烂摊子，他在周总理和小平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充分依靠体委的干部、群众，落实一系列战略决策，大刀阔斧、力挽狂澜，为重建国家体委和恢复、振兴中国体育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我有幸见证了这段难忘的历史。

从1971年王猛到任开始，我就被选任国家体委党的核心小组(后改称党组)秘书；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王猛遭受江青打击迫害而离开，我也随之被撤下。待粉碎“四人帮”后，王猛重返体委，我亦复位。前后有五六年时间，当时正是风云变幻、起伏跌宕的特殊岁月，我一直列席王猛领导班子的各种会议，还多次随他出差，在多年近距离的接触中，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这位军队老干部身上，有许多与众不同的惊人之处。

王猛有高度的战略眼光，善于把握全局，抓住关键。他一到体委就高屋建瓴地抓住了“牛鼻子”，从领导体制入手，很快通过报批把国家体委从总参回归国务院领导。

王猛有胆识、有魄力，迅速将军管人员大部分调回部队，把国家体委的干部统统解放，从山西屯留的“五七”干校调回北京，打开恢复体育工作的局面。

当江青别有用心地插手体委，面对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权势和淫威，王猛不畏强暴、正气凛然地给予抵制和斗争，险些招来杀身之祸。

造反派大会斗、小会批，逼迫王猛承认执行修正主义和投降主义的“罪行”，他铁骨铮铮，宁折不弯，自始至终只讲自己在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中有缺点错误，欢迎群众揭发、批判，气得造反派只能狂喊“王猛不投降就n1他灭亡”！

王猛出生于冀鲁边界的盐山县农家，只上过私塾和小学，17岁就投身革命，一直在部队领兵打仗，但他却有深厚的古文修养。有一次我随他去南昌出差，路过滕王阁，他随口背诵起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千多字的古文居然从头至尾一气呵成。我惊讶得目瞪口呆。我算是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对此名作只记得开头四句：“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珍，地接衡庐……”在他面前，我羞愧得无地自容。

王猛的个性也颇具特色。他脾气刚烈，对工作要求特别严格，发现部下做错什么，他会立即发火，批评人一点儿不留情面。但在日常生活中，又很风趣、幽默，爱说笑话，往往妙语连珠，gl得大家开怀大笑。他有两个嗜好，一是爱喝酒，酒量很大；二是喜欢吃辣椒，一顿能吃一碗最辣的“朝天椒”，有时还要包辣椒饺子吃。这些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在我一生所直接接触的领导干部中，王猛在我心里是分量最重、最难以忘怀的一个。我对他除了充满敬仰之情外，又常常在思考，总想探本穷源，他的思想、品格、勇气、魄力是如何铸炼而成的，对后人有怎样的感召和启迪？我渴望能细细品读他的传奇人生。机会终于又幸运地降临于我了。

2004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要组织编写新中国成立前参加革命、最后任大军区正职以上高级将领的传记，收入《中共党史人物传》，关于王猛传记的编写任务，由广州军区承担。广州军区商请国家体育总局提供王猛任国家体委主任阶段的稿件，总局领导高度重视，很快组成编写小组，保证一切工作条件。我被点名参加了这个小组，立即全力投入工作。

我们查阅王猛在国家体委期间的所有档案资料：从各项活动的上报批件、总结、讲话等等，到一本本厚厚的会议记录。当我翻阅记录本上自己写下的熟悉的笔迹时，便想起当年我全神贯注地侧耳倾听、奋笔疾书的情景，那个特殊年代的风风雨雨又一一闪现在眼前。我们采访了体委的许多老领导、老干部，不少在“文革”中惨遭打击迫害的老同志对王猛充满感激之情，提供了大量生动的事例。尤其是多次与王猛倾心长谈，使我们有机会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品味和解读他的思想情操和人生哲学。

在掌握了丰富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编写小组认真讨论，决定由我执笔撰写传记稿，比较顺利地完成了任务。但是，这次的传记写作规定了严格的字数限制和体例要求，整个《中共党史人物传·王猛传》限制在四万字以内，国家体委部分不能超过八千字，并要求必须严格按照时经事纬的顺序来写。这样，就成了人物年谱式的大事记，许多生动感人的历史情节，主人公的思想品格、音容笑貌，只能统统割爱，深感可惜。我作为知情者和见证人，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不使这些珍贵的史料、感人的往事以及我当时切身的感受，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因此，我忍不住一吐为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