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当代著名诗人昌耀的评传。

对于昌耀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旁逸而出的不同写作方式，几种不同的笔墨，对民歌的营养吸收，以及对西部诗的理解，《昌耀评传》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精辟的见解，以及恰到好处的阐述。

如果说《昌耀评传》“评”的部分切近本质，精当、深刻，独具慧眼，言人所未言，而占本书大部分篇幅的“传”的部分亦写得本色、翔实、鲜活、生动，摇曳多姿，不少段落尤为精彩。其中对地域习俗的展示，特有场景和人的生境的描绘，没有长久的生存体验者写不出来。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揭示，细节的捕捉，令人入脑入心，意味十足。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会，“评”与“传”的浑然一体，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色彩斑斓而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

本书是当代著名诗人昌耀的评传。

一切都是这样的寂寞啊，果真有过被火焰烤红的天空？果真有过为钢铁而鏖战的不眠之夜？果真有过如花的喜娘？果真有过哈拉库图之鹰？果真有过流寓边关的诗人？是这样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在谦卑而清澈的光亮中现身（代序）

一 “从小就闯入社会的孩子”

　一、空城堡中的幼主

　二、宗祠私塾的读书郎

　三、从县立中学到投笔从戎

二 朝鲜战场

　一、战火中的少年

　二、《人桥》与最初的写作

三 河北荣军学校

　一、背景：王氏家族的衰败

　二、从桃源到北京的家族迁徙

　三、崭露头角的诗坛新秀

　四、到远方去

四 初到青海

　一、“寂壁乡山”

　二、那时节，“我的诗运是亨通的”

　三、进入青海省文联

　四、第一部书：《花儿与少年》

　五、《最初的歌》与初到青海的歌

五 头戴荆冠

　一、以诗罹祸

　二、家书中的“问题少年”

　三、栽入“右派”罗网

六 流寓边关的诗人

　一、日月山下的放逐

　二、炼钢炉前无产者诗人的梦幻

七 大山的囚徒

　一、藏龙卧虎的八宝农场

　二、新垦地上的磨镰人

　三、“那些日子我们因饥馑而恍惚”

　四、“这样寒冷的夜”

　五、天籁萦回的风景写生小品

八 申诉之路

　一、落魄青海的精英者群

　二、投向北京求助的信鸽

九 走出祁连山

　一、土伯特的女儿们

　二、八宝农场焚书的大火

十 流徙新哲农场

　一、沙尘暴统治的荒原

　二、北国天骄的义子

　三、“冰河与红灯谨守着北方庭除”

　四、西羌雪域的五口之家

　五、告别荒原

十一 否极泰来的1979

　一、“归来者”峥嵘亮相

　二、寒春中裹着冰甲的红梅

　三、被（昌耀）改写的旧作

　四、“流放四部曲”

十二 “负荷着孩子的哭声赶路”

　一、清寒之家的苦乐

　二、赞美：在新的风景线

十三 西部大时空的史记

　一、所思：在西部高原

　二、西部，“更是一种文学气质”

　三、“亚当型巨匠”的金字塔建造

十四 荒诞生存中的百年焦虑

　一、“你的一页电报摊开。早被强意奸淫”

　二、诗集出版反复受挫

　三、“昴哀窕岛冈桑”

十五 来自外省的致意

　一、“读你的诗，总有神交已久的感觉”

　二、各地青年诗人们的造访

　三、“太阳城”投来的光束

十六 听候召唤：赶路

　一、“一个挑战的旅行者行走在上帝的沙盘”

　二、落日中矗立的《哈拉库图》

十七 婚变：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一、夫妻关系中的裂纹

　二、头戴便帽从城市到城市的造访

　三、日暮天际的火烧云

十八 无家可归的大街看守

　一、解除婚约

　二、“篁：我从来不曾这么爱”

　三、西岭雪山诗会上的风景

　四、入赘穆斯林平民院落

十九 地底如歌如哦三圣者

　一、鲁迅《野草》的投影

　二、底层世界的超凡众生

二十 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

　一、世纪末涛声中驶向深海

　二、在俄罗斯，灵魂与肉体的浸礼

二十一 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一、音乐路

　二、身患绝症与《昌耀诗文总集》

　三、在桂冠与情义的潮水中

　四、“太阳说：来，朝前走”

后记

是的，从1956年的6月到1957年的8月，这一年的时间，的确是昌耀人生中的黄金时光。

就在这段时间内，除了丰硕的诗歌创作成果外，昌耀还干了一件让人不可思议的大事——选编了一部题名为《花儿与少年》的青海民歌集。

青海民歌包括了藏族的拉伊；土族的安召；藏、汉、回、土、撒拉等多个民族以叙事为主的歌谣小调：诸如劳动歌、时政歌、仪式歌、生活歌、宴席曲、历史传说歌、儿歌、情歌等主题类型。而这其中的情歌则分为：送亲人，绣荷包、五更鼓儿、春秋四季歌等小调；另外一大类型，便是“花儿”。

关于“花儿”，我大学时代的同学，现任青海师大教授的赵宗福在他的《花儿通论》一书中，为之下了这样一个定义：“花儿是产生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四省(区)部分地区一种以情歌为主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歌唱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青海也称为‘少年’。它有自己独特的格律和演唱方式。演唱时即兴编词。有抒情和叙事两种，以抒情短章为多。”

这其中有这样几个关键词：“以情歌为主”、“即兴编词”、“以抒情短章为多”。而正是由于“以情歌为主”的“即兴编词”，它的歌词内容会随着男女对唱时“火上浇油”式地不断加温，而在野生的调笑形态上步步升级，因此而又导致“老少不宜”，而不可登堂入室，而只能在山野田畴歌唱。这正像我在前边描述的那种情景。

在青海民歌中占主体位置的青海“花儿”，现今已举世闻名，它通过音乐磁带、音像光碟，更通过电视媒体上的诸多专题节目，广为流传。但在1956年的这个时期，青海“花儿”只具备地区影响。并且，那种原汁原味的“花儿”，而不是文人假借“花儿”的形式编制的“新民歌”，也只限于在民间传唱。是不能登入报纸刊物和其他出版物的“大雅之堂”的。

但毫无疑问，体现了民间男女原生情感活力和心理智能的“花儿”，则是民间艺术中最富魅力的一种。关于这种形式，当我们上溯到中国诗歌艺术的源头，再次翻开《诗经》中的“国风”部分，便会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强劲脉动跨越时空的传递与赓续。同样，在青海“花儿”中，既有诸如《诗经·国风》中的《蒹葭》那种含蓄委婉的“雅”歌，亦有《野有死■》中“有女怀春／吉士诱之”，“舒而脱脱兮／无感我蜕兮／无使龙也吠”(温柔一些呀／不要粗暴呀／谨防狗叫呀)那种率直的“野”歌。这诸种类型的综合，就是民间百姓贮存在一方土地中所有精神生态信息的综合。

但从1973年起在青海山村下乡插队的我，置身在这“花儿”的海洋中，却一直觉得它与通常的文学创作没有关系。而我认识中的文学艺术资源，则是步人了“大雅之堂”的印刷品。其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出生的我们这一代写作者，大多都有过乡村生活的经历，也大都应该接触过各居住地域的民歌民谣，然而，在这一代人此后的诗歌作品中，却无一例外地找不到这类民间艺术元素的痕迹(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海子，却对此表现出了超常的敏感和兴趣)。

当然，这其中也许确实存在着诸种因素的限制。比如青海“花儿”，由于它特殊的地方方言语词，以及与生长环境、文化血缘相关的感受力等原因，在青海从事“花儿”整理与研究的，基本上都是土生土长的本地籍学者和艺术家。在此后文联下设协会的分类中，它被列入了“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工作范畴。

收集整理民歌，当然与程秀山主席对文联编创人员的倡导有关。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把这件事情做细、做透，并且做成一本书的规模的，并不是这其中的本地籍文艺家，而是刚刚来到青海一年，对当地的风土习俗和方言俚语绝对算不上熟稔，并且是文联业务人员中年龄最小的昌耀。

这是一个至今都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当时只有二十岁的昌耀，又是凭什么意识到了做这件事情的价值，并且穿过方言的障碍，而做得兴味盎然呢？

没有别的解释。这只能来自一个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也就是说，他对那种大地性的原生信息物象，有着一种特殊的敏感，以及天然的亲切感。

这一点非常重要，它事实上就是昌耀此后诗歌创作的一个出发点——对于大地的原生形态之美、对于大地本相和品格的追溯与还原。

当然，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我们还能清晰地记得儿时的昌耀，在通往王家坪尚忠小学的路上，跟着伙伴曹娥儿，书包在屁股上一颠一颠地哼着“牛角尖，飞上天。天又高，打把刀……”这种歌谣时的快活。

昌耀对民间歌谣的兴趣，原本就是自幼有之啊。

在从事这一工作时，昌耀的确是兴味盎然，并且还有一种心灵上的沉湎感。在他此后的《凶年逸稿·在饥馑的年代》这部长诗中，有着这样的记写：

有一个时期(那已像梦一般遥远)

我坐在黄瓜藤蔓的枝影里抄录采自民间的歌词。

我时而停下笔来揣摩落在桌布的影迹

或有着石涛的墨韵笔意。

中午，太阳强烈地投射在这个城市上空

烧得屋瓦的釉质层面微微颤抖。

没有云。没有风。斗拱檐角的钟铃不再摇摆。

这种情景，可以看做昌耀此时在省文联小院某个无人的节假日，独自作业的记录。但写作这首诗时，已是昌耀作为“囚徒”，困顿在祁连山流放营地的1961年。这里的描述，无疑是他人生场景中印象最深的记忆，但这显然不是指他的诗歌写作，而是“抄录采自民间的歌词”——亦即对青海民歌收集后的抄录整理。可见他对于自己这一特殊工作的珍重。

P56-58

2007年3月，在昌耀逝世七周年之际，我收到了燎原历时近三年而写就的《昌耀评传》。

捧着这一摞厚厚的书稿，我的心瞬间沉重起来。睹文思人，引起我对故去的友人的伤感和怀念，同时也深感这部心血之作沉甸甸的分量。

我想起七年前的大年初三，我和雪汉青去西宁专程探望昌耀，与其诀别的情景，那不愿让对方看到的忍不住的泪水，心的疼痛和他去世后的哀思。我也想起了在昌耀逝世之后，全国数十家报刊自发地刊发文章和专版，对这位经历了太多的冷寂、孤独和苦难，灵魂中却充满爱和良知的诗人予以纪念的日子，甚至直到今天，对他的怀念和研究仍绵延不绝。这种自发性的、带有民间意味的敬重与缅怀，在中国现当代作家和诗人中，可谓绝无仅有。这位谦卑且内心清澈的诗人，他的在天之灵该得到告慰了。

在西宁看望昌耀的那几天，我便得知在生命将尽的关头，他以超常的毅力和坚忍选定并最终修改罢《昌耀诗文总集》的所有作品，交给了责任编辑班果，并郑重地将这部《总集》中“序言”的写作，亲自指定为他的忘年交燎原。正在写《海子评传》的燎原，诚挚而又凝重地接受了这一嘱托，并告之昌耀，他还要写一部《昌耀评传》。这部书，便是燎原继《总集》一万八千字的“序言”之后，履行自己承诺的又一成果。面对这数十万字，我对燎原这满面胡须的西北汉子的一诺千金，对诗的真知灼见以及对友人的深情厚谊深深感动，并肃然起敬，因为在欲望烧红了人们眼睛的今天，这样值得敬重的人已越来越少了。

诚然，喜爱昌耀诗的人颇多，有识见的对诗有透析能力的人也为数不少，但真正理解昌耀、熟悉其人及其生境、并与昌耀有共同地域生存体验、被昌耀信赖，又同时具备前者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燎原，鉴于此，《昌耀评传》也只有他才能写好。

我是在繁杂的工作之余断断续续读完这部书稿的。掩卷之后，发现我原本熟悉的昌耀木讷、孤苦、衰弱的影子突然活了起来，幻化成不同时期十来个昌耀先后向我走来。他们年龄不同，面目相近，身份与情绪相异，却都血肉丰满、性格孤僻、倔犟，心灵敏感、细微、清澈、无羁且自由，然而，对艺术的赤诚，对诗精微的理解与创造，命运、苦难、爱与精神的丰富，又把他们聚合为一个人。尽管他们曾分别为空城堡中胆怯尿床的幼主，朝鲜战场伤残的文艺兵，河北荣军学校的诗坛新秀，青海省文联的诗歌编辑，以诗罹祸的“右派”，因饥馑而恍惚的大山的囚徒，北国天骄的义子，土伯特女人的丈夫，峥嵘亮相的归来者，头戴便帽造访城市的诗人，首届中国诗人奖的获得者……诚然，诗人这些不同的身份和经历我大略知晓，但大都只是个空洞的概念，以及凭借诗句中的描述与感受去想像。可诗大抵无法还原成具体的生活状态，这再造的世界纵然离不开生活的实感，但和现实毕竟是两回事。是这部书弥补了我的缺憾，生动展现了诗人全部生存的命运遭际、来龙去脉、细枝末节，以及情感波澜、地域风俗史与诗人的心灵史。我知道，在不容虚构的评传作品中，这样厚重的作品将付出多少耐力与艰辛，需占有多少信息，继而提炼与选择，才能写出恰到好处的文字来。

作为评传，与传记有别，对诗的剖析与透彻理解，从作品中抽象出诗特有的精神元素，高屋建瓴般地把握诗之总体，在中外诗歌的对比中为诗人定位，由表及里，见微知著，需要批评家的慧眼，需要识见，需要广博的眼界和雄厚的理论准备，正如惠特曼所言：“睢其存在着伟大的读者，伟大的诗歌才有产生的可能。”而中国的批评家，多为小说批评家，遇到诗时大都说不出话来，因而，真正能对诗有独立见解，说出奥妙者少之又少，能被诗人认可并钦佩者则更少了，我认为，燎原应当是其中的一个。

燎原告诉我们，从佃户的女儿曹娥儿教昌耀的乡间儿歌俚曲，到王家坪私塾他所学的《幼学琼林》、“四书”、“五经”，以及其父王其桂桃源县城的书楼，其母梳妆台上木版的《梁祝》唱词，这些早期的文学启蒙，对古今中外作品的心领神会，为他的写作打下了牢固的根基。继而，燎原还从中发现了昌耀家族对命名的兴致、对文墨的热衷，与诗人的写作形成的隐秘的血缘关系。而在朝鲜战场，与写下《祖国，我回来了》《把枪给我吧》这些名篇的诗人未央同处一室，朝夕相处，无疑对昌耀的写作有着深刻的影响和激励。而在诗人最初写作的《人桥》中，燎原也洞悉了其避热觅冷、避同求奇，“铤而走险”所露出的最初端倪，成为昌耀独有的写作方式长期延伸的起点。

在河北荣军学校，昌耀亢奋而贪婪地进入对诗歌经典的第二次大规模吸纳、阅读。莱蒙托夫、希克梅特、聂鲁达、勃洛克……对此，燎原指出：“这一时期的大规模诗歌阅读，从两个基点上确立了昌耀-一生的诗歌创作基座。其一是显性的。它为昌耀延伸出一条与世界现代诗歌写作现场相连接的路径，并初步昭示了其腹地的纵深景观。这样，从诗歌理念、物像取譬、构词方式等艺术形态上，都将使他的诗歌获得一种陌生、新鲜元素的注入，由此而与同时代的诗歌写作者仅只从古典文学中建立传统，或者根本没有传统，只从同时代流行作品中仿制的那种写作，显示出了区别。其二则是隐性的。上述诗人的作品，从人民性、大地情感、自然热爱、社会平等自由等内涵上，为昌耀确立了一种诗人的共产主义乌托邦情结。这是昌耀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支点，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理解昌耀此后诸如《哈拉库图人与钢铁》《划呀，划呀，父亲们！》《毛泽东》《一天》等等社会意识形态上的诗歌思想踪迹，就无法理解他在《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中，那种几乎是用了一生的跋涉，终于回到‘精神故乡’的大欢畅、大欣悦。”应当说，燎原对昌耀的理解是深刻的，眼光是犀利的。很多人喜欢昌耀的古奥、典雅、稚气和天真，喜爱诗人作品的诗性意义、雄奇、高邈、博大和精微，却鲜有人能看透诗人的灵魂。

对于昌耀之诗的本质把握，燎原强调了与置身异地、寄情山水的灵光一闪的即兴写作不同的“方向性写作”，并强调这是诗人积累自己，强化风格，凸现个性的必由之路，并终而成为其区别于其他诗歌民众的标志。而这种方向性写作，是以诗人特殊资质禀赋的直觉、特殊的敏感，亦即对于大地的原生形态之美、本相和品格的追溯与还原为出发点的。当然，这不是外在的描摹，而是以对于事物特殊的命名能力去发现原始的真涵，使其成为具有创生品格的诗人重要的标志之一。浓郁的本土地理元素，诗歌的“民俗学”气质，被燎原称之为昌耀写作手段中的“绝杀”。但这一切，人文地理、语族源流，是一种光源和能量，是打通时空屏障后，大地、古今、物我在大时空中的同怀和化合。

对于昌耀此类重要作品的写作，燎原的剖析和揭示是层层深入的。在对其“流放四部曲”尤其是《慈航》的解读中，燎原写道：“这种民俗学意义上的土著经验元素和物象，是昌耀本人的诗歌标记，也是他对于中国诗歌语言物象库廪的特殊奉献。”“对于昌耀的诗歌，生命与哲学角度上的体认固然重要，但若忽略了这一元素，那么他与同时代诗人间的差异将会因之大大缩小。”同时，燎原还认为，除土著经验元素外，昌耀在艺术造型上严谨的分寸感和非凡的腕力，是他诗歌世界的另一个标记，它既是一种基本功，更是一位大诗人的重要标志。其作品的恢宏气象，皆赖于每一笔触所渗透的“雕虫”般的汗血与心力。“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宗教性的艺术情感。它代表着艺术家在艺术之途上朝圣般的诚勇和苦行，也因而使他们的作品获得了那种真金足赤的艺术含量，并进而具备了‘典’的性质。”难怪这首长诗受到那么多诗人的尊崇，诗评家叶橹先生则称“《慈航》是二十世纪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一幕《神曲》”。

对于昌耀作品中的语言特色，旁逸而出的不同写作方式，几种不同的笔墨，对民歌的营养吸收，以及对西部诗的理解，《昌耀评传》都有着独特的感悟和精辟的见解，以及恰到好处的阐述，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如果说《昌耀评传》“评”的部分切近本质，精当、深刻，独具慧眼，言人所未言，而占本书大部分篇幅的“传”的部分亦写得本色、翔实、鲜活、生动，摇曳多姿，不少段落尤为精彩。其中对地域习俗的展示，特有场景和人的生境的描绘，没有长久的生存体验者写不出来。书中对人物性格的把握、揭示，细节的捕捉，令人入脑入心，意味十足。更为难得的是充盈的感性与理性的融会，“评”与“传”的浑然一体，让这部书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既色彩斑斓而又深入诗的内部与人的内心。

例如这样的书写——

“这里是一个拒绝容留生命的世界。此时的天空如果突然闯入一只飞鸟，我想它定然会在转瞬之间被高空气旋所吸没……”

“阴历四月下旬，刚刚起身的麦苗在轻风的吹拂下，从川口一路连绵波动着涌向川谷尽头。依旧是梨花覆盖下的村庄和院落，梨花之下，则是几枝探出农家宅院低矮土墙的红杏，为这个空旷的世界平添了一份寂寞而灼红的热烈……”

“草原上的云雀不仅能从地面啼鸣着直)中云霄或垂直下落，而且能微微扇动翅翼，悬置云空达数十分钟之久。那似乎是一次拼尽一生气力的绝技表演，在这样的高空悬置中，它们枉自长啼，歌声颤颤，直到力竭。就像俯偎大荒中喉头泣血的诗人。”

这些西部场景与生命的描述，饱含诗情的散文笔调，细腻、生动，看似闲笔，却与诗人的生存命运凝于一体，与一些散文佳作相比也不逊色。

燎原还用节省的笔墨，勾勒出昌耀偏执、倔犟，精细，蔫、闷、嘎，外在拘谨内心放纵的性格。一些生活细节，也只有昌耀和他的土伯特妻子才能做出来。昌耀给孩子买了一台小电视，怕孩子乱扭乱拧弄坏，出差时便把电视搬回书房，给机子贴上盖着自己印章的封条，然后再把书房暗锁一道、明锁一道地锁上。每个月买粮油时，怕妻子算不清账，就事先在一张纸条上米、面、油逐一写好价钱，然后一分不差地交给她，让她将纸条和钱交给粮站售货员。如此三番五次，连售货员都禁不住地笑道：怎么还有这样的人！刚刚把家搬到西宁的时候，昌耀教妻子一个外出回家的方法——每行走二十多米时，弯下腰来用粉笔在地上画一个记号，再走二十多米，再画上一次……如此持续重复。回来时，一边在地上寻找记号，一边抬头同周围的建筑物对照……这样的细节，也确是这位大诗人和他的不识字的土伯特女人独有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日子清苦，却不寒酸，昌耀一直以家庭开支上的精打细算，保持着一个家庭，也保持着自己作为一个诗人的自尊。当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再联想到诗人那坎坷的命运、苦难、孤独，备感心酸，既为这苦寒之地竟孕育出一位当代的大诗人而庆幸，也慨叹伟大的创造往往存在于孤苦和艰难之中。

认识昌耀，似乎有个渐进的过程。一些颇具创造力的年轻和并不年轻的诗人对他尤为推重，一大批诗爱者都喜欢他的诗。对于中国新诗而言，他是一座卓然独立的高峰，他的诗也以其自在的方式进入了新诗经典。因而，对于他的研究，这部《昌耀评传》颇为难得，它将与昌耀的作品一起留诸后世。

燎原在书的“后记”中说：“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昌耀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而我同样作为昌耀知心的朋友，能为这部即将出版的书写“序言”，是我的荣幸，能为昌耀的“现身”再做一点事儿，也是我的渴望和心愿。

2007年4月7日

此书从2004年5月2日开始书写，到2006年12月31曰23时修改完毕。这期间除了《海子评传·修订本》的修订用去了一段时间外，我其他的业余时间，基本上花在了这部书的写作中。

这是我继《海子评传》之后，第二部中国当代诗人的评传。但与第一部不同的是，它是我对昌耀的还愿。昌耀曾经用谦卑而清澈的光束照耀了我，现在，我要将这一光束返还回去，使他从幽暗中豁亮现身。

马上就是2007年了。此时窗外正在下雨，细雨中的世界一片润泽。

2006年岁末·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