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为作者的自选集。时间跨度约为25年。内容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以爱德华·萨伊德为中心，介绍后殖民批评；一类评述当代欧美的女性批评趋势；一类是从比较文学的角度，以冯至、郁达夫为个案，探讨中德文学的关系，多篇文章在当时都属拓荒之作；一类主要是随笔、诗歌、演讲词，或探讨德国人和犹太人的恩怨，或记录柏林墙倒塌之前东西德人民在墙两侧交流的感人细节。虽是学术文章居多，但依然好读。很多文章都曾在《读书》《万象》露面，兼有《读书》的理论品格和《万象》的闲雅之风。

就像桃花源不可再现，香巴拉和香格里拉也只是一种理想，是真幸福和大智慧的象征，恰似西方传统乌托邦传说中的伊甸园、阿卡狄亚。藏人常常抱怨西方人把西藏描绘成精神上的迪斯尼乐园。旅游记者麦克尔·麦克雷把这雪域乐土迷思称为“香格里拉围城”。

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学者、旅行家、外交官，连同一些癫狂之徒，把西藏描绘成一座精神别墅：与世隔绝，纯净天然，永不变化。西藏从来不是这样。今天云南中甸周边大香格里拉旅游区的住民，不得不将西方的文学想象化成现实，在远道而来的游客的逼视中讨生活。

精英的局限

Why Elitists Humbly Acknowledge Limits

后殖民批评的吊诡

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

再谈萨伊德

萨伊德的“东方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

关于后殖民批评的再思考

赛义德不是萨伊德

离经叛道

香格里拉围城：神活·小说·电影

“西方人看中国”研讨会闭幕词

后现代的小时尚

男权回潮

女性中的法西期

关于女性批评的笔记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圈套

未完成的接轨：德国人与犹太人

关于德国歌谣的笔记

郁达夫与德国文学

试论冯至诗作的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

歌德《西东诗集》中的“东方味”及《德中四季晨昏杂咏》中的“太白风”探源

李白与歌德诗歌美学思想与创作实践的初步比较

比较文学研究与十四行诗问题

大学城马堡

柏林·墙·及其他

速写：冬日里的天鹅

印第安人的歌声

小罗累莱谣曲

在荷尔德林墓前

十四行诗二首：旅行

纪念冯至

从乔治梅森中文项目的发展看美国中文教学的机遇与挑战

后记

后殖民批评的吊诡

真是机缘，不久前在同一天收到友人寄来的两本书：一是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中文版，译者王宇根，三联书店1999年5月版。另一本是德国特利尔大学汉学系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主编的《中西哲理对话》（Chinese Thought in a Global Context：A Dialogu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cal Approaches.Leiden：Brill，1999）。后一本书中正巧收有我的一篇英文论文，谈以萨伊德为代表的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和中国的困境。细读萨伊德著作的中文版，重温自己两年多前的英文论文，回顾自己与后殖民批评最初的接触和尔后的激荡，感受复杂而奇峻。

我最早接触到萨伊德的这本著作是在1989年的春天。那时候我是麻州大学比较文学系的博士研究生，选修一门叫“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的课。教授只要求读第一章即前一百五十页。老实说这本书当时我读得半懂不懂，只是知道人文学界有了这么一种新路数。此一门课念的书，记得有《马可·波罗游记》，利马窦《天主实义》，陀多洛夫《征服美洲》，马克辛·洪《女战士》等，而印象最深的则是一本描述西方传教士早年在日本传教之苦难历程的小说。说来惭愧，由于身边没有当年的讲义和笔记，我甚至记不得这本小说的作者和书名。1989年春夏之交，海外中国留学生经历了深刻的心理体验。那一学期有一门课的作业是我妻子卫文珂代为完成的，因我发狠说不念书了。中国年轻一代学人在当时不太可能与萨伊德产生多少共鸣，我自己也完全没有想要写一段文字向国人介绍后殖民批评的冲动。

转眼到了1993年春天，我已经转学到了斯坦福，正在修人文学科综合研究学位的最后一门课，研究后现代。该门课程要求念两本萨伊德的书，一是《东方学》，二是《文化与帝国主义》。指定书目中与后殖民有关的还有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亚契比的小说《分崩析离》。教授似乎对学生的智性免疫力没有多大信心，让学生先读克利福德批评萨伊德的文字，即《后殖民批评之困境》，再回头念《东方学》。90年代初西方社会“制裁中国”呼声不绝于耳，过度的打压已经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引起反弹。一天清晨我去系里，系主任迎面给我报告当日新闻：北京2000年奥运申请以一分之差输给了悉尼。我即刻火爆出一句话：我恨你们的国会议员！这句话十分无理，非常失态，尤其是作为学生对老师，好在系主任人好涵养好，反倒过来安慰我：还有下一届嘛！我曾经跟后现代任课教授商谈，想用《东方学》的模式来谈谈汉学研究，当成本课期末作业。教授说一般认为汉学研究是东方学研究中的一个异数，很难连起来谈。结果我另选了一个题目。到了暑假，我终于忍不住就东方学的话题用中文写了一篇小文章，寄给了北京的《读书》杂志。当时任执行主编的沈昌文先生收稿后立即补发拙文于该刊1993年第9期，加上编者案和钱俊、潘少梅的两篇相关话题文章一起推出，旋即在国内的读书界引起一场讨论，东方学也随之成为显学。

我写的那篇小文章因为被放在头条，首当其冲，而且由于上面提到的原因，语气激烈，所以收到的批评文字最多，实际上它不足六千字，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一）简述法国后结构主义关于表述与现实，话语与权势之关系的思考。

（二）介绍萨伊德如何用上述之理论来解构西方的东方学者对阿拉伯世界的建构。

（三）追溯中国的形象在西方由褒而贬的转变过程，认为不管褒也好，贬也好，中国形象在西方一直被扭曲着，而被扭曲的原因是特定的西方社会势能有此需要。

（四）认为中周的现代性话语不过是欧洲启蒙话语的一个横向移植，而后者中含有殖民话语。中国现代性话语的鼓吹者们对此一直没有警觉，因而也对中国的文化传统采取了简单粗暴的否定态度。西方的中国学论述及其殖民话语已经深深地被内卷于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之中，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在贬损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把西方过分浪漫化、理想化了。

针对《读书》这一组文章引发的争议，包括张隆溪、雷颐、王一川、张法、陶东风诸位先生的批评，我写过答辩性质的文字，分别发表在《读书》《天涯》《原道》，甚至《嘹望》月刊上。1994至1996年回国工作期间，还在北大、社科院和鲁迅文学院做过几次有关报告，很是热闹了一阵。而实际上我并不是最早用中文介绍萨伊德的人，国内后殖民批评的旗手应该非北大中文系的张颐武教授莫属，他在此领域的文字既早且多。此外北京的王岳川、王一川、王宁、陈晓明、戴锦华，上海的朱大可，成都的易丹等都称得上先驱，海外的张隆溪、周蕾、刘禾、陈小梅、刘康、徐贲等也早写有重要论著，再加上日裔学者三好将夫和土耳其裔学者德利克，海内外的批评界有关中国研究与后殖民的讨论原本就十分热烈，我的小文章的作用只是适逢其时地把专业的讨论引到了圈子以外。之后当然就更热闹了，发言的人越来越踊跃，而我因此也必须面对种种专业和非专业水准的批评。下面我将简述后殖民批评在西方和中国遭受的拷问。

西方学界对萨伊德的《东方学》的批评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萨伊德在哲学认识论的大框架上持反本质主义态度，在对东方学的认定上又持本质主义态度，他在两者之间游走，时而本质，时而非本质。此书在方法论上存在严重的内在矛盾。如果萨伊德真的是一个反本质主义者，就像他自我标榜的那样，他就不可能也不应该给西方的东方学定性，把东方学一揽子归到西方殖民扩张的大框架下考察是犯了他自己所反对的本质主义的错误。假如真如福柯主张的，真实无以表述，叙说中见不出真理，话语的任何建构必定伴随着对于客观实在性的扭曲，那么萨伊德的这本书即是对表述的再表述，对扭曲的再扭曲，与东方学和阿拉伯世界的实在性都没有什么干系。在《东方学》一书及作者1994年写的再版后记中，萨伊德都拒绝回答“真实的东方应该是怎样的”，声称这个问题超出了此书探讨的范围和作者的能力，而且从根本上反对类似的提问法。他后记的标题《东方不是东方》不仅暗示西方的东方学者扭曲了阿拉伯的形象以为殖民主义所用，而且隐含了“本质性的东方”并不存在这样一个命题。他坚持任何文化都是一种杂质性文化，东西方文化交互影响，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判定其本质，交代出东西方的特殊规定性不必要也不可能。在此一层面，萨伊德要面对的诘难是：如果东方的实在性纯属子虚乌有，那么东方学又是怎样去遮蔽、去扭曲了东方的实在性？对东方学者的批判又该从何谈起呢？P1-6

精英的局限

在此序言中我试图说明，为什么国别文学的专门知识是比较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所有严肃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就他们的研究方法而言，本质上都成了居高l临下的精英主义者。我的论。点是，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五十余年来的活动，引领我们进入了精英主义新局面。也就是说，特定的国族文学，无论其规模大小，无论其性质简单或是复杂，无论国别文学的专家们怎样试图设立围栏防护，公元2000年以后，国际比较文学研究为了满足自身精英主义元叙述(metanarrative)的需要，已经或正在将所有文化纳入其考察的对象之中。假使我们把自己定位为文化哲学家，就应该思考这样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者侵蚀和收编国族文学的实践，究竟会加强或是最终损毁特定文化的表达？然而在精英主义的话语里，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被放到了次要的位置。国际比较文学研究的这一新动向已经引起了反弹，比如说，一些学者提出一系列十分专精的议题，并且不无理由地声称，只有他们才有资格为特定的文化场域和话语代言。而这只是众多的对我们的精英主义不满的表征之一。

1990年以后，国际比较文学协会卸任主席，协会下属的跨文化研究委员会创始人莪尔·弥讷(Earl Miner)的一本书永久性地关闭了那种空泛的比较研究的乐园。弥讷的专著《比较诗学：跨文化文学理论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近两百年来，全世界非西方学者对欧洲文艺术语的愈来愈多的借用，背离了如中国和印度那样纯然东方的久远深厚的文化传承。在近代的文化融合发生之前，伟大的非欧洲的文学世界早已创造出了自己的文学体例、审美标准、论题和见解，千百年来大量的优秀作品就在这样的场域和氛围中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到当下。西方的文学范畴通常在非西方的主要文学体系中找不到对应的概念，不仅如此，实际上任何一个大传统内部也存在差异。因此，不了解特定文化的价值观念，也就不可能恰当地评论那些传统中产生的文学作品。这一原则，不仅适用于那些主要的非西方的文化传统，对那些欧美影响抵达较晚的狭小的文化世界也应该如此。

比较文学史和比较文学理论的撰写教训是一目了然的：一方面，精英主义的研究必须舍弃自身熟悉的术语范畴的舒适，承认其局限性，然而欧美比较文学研究者一旦表明他们认可自身语境之外的任何价值，立即就会冒犯和疏远那些坚持西方传统价值观念的同行。于是，在随大流的社会压力下，我们的研究免不了模式化。由于坚持否认自身的局限性，许多伪比较研究应运而生。我的立论涉及到许多方面，比如，一个接受了“美国研究”训练的亚洲背景学者，对欧洲文学史的价值没有深入的理解，也缺乏亚非国族文学的专业知识，如果只是凭借当下西方的时髦理论，他就不可能中肯地讨论任何亚非文学作品。

假使我们的某些同事过于崇拜“理论”的功效，视“理论”为神谕，拒绝哪怕是一时半会儿地放下理论家的身段，去关注特定国族文化的实实在在的表达，我们除了耐心等待和谨慎应对以外，也别无他法。是的，我们撰写文学史，把理论视为文化体系的一部分，本身就是一种理论性的表述。因此，我们的研究，也就益发助长了那种精英主义的元叙述。所谓元叙述，就是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去审视特定文学体系，并以全局的眼光，将其作品的产生、消费、接受和理论一并囊括。当今的比较文学研究者背负着恼人的历史意识：众多的文化系统，无论大小，都有其独立存在的权利和价值。他们因此被迫别出心裁地编织出了一套更高级的元叙述，这套叙述超出了任何比较文学研究者的个人能力，也让以前那种较低级的欧洲中心、中国中心、印度中心或任何中心的叙述无从企及。

下面我试图勾勒“总体文学”当下的处境。乍听起来，这似乎不是一个紧要的任务，因为许多教学和研究机构，目前并不使用“总体文学”这个术语，甚至“比较文学”的学科命名也逐渐被放弃，或者加上了“文化研究”的后缀。可是“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的术语仍然被不少大学的系、杂志和地区性的组织所采用。我们应该追问，为什么曾经与总体文学相关的概念又重新变得重要起来，而这些概念又是怎样和精英主义的全球比较文学特征纠缠在一起？弄清这些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把握今后的方向。我们可以探讨的范畴很广，可是一个简短的列单上至少应该包含以下的内容。20世纪中叶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总体文学要研究那些我们不熟悉的历史时期、我们所陌生的地域产生的作：品，因为这些作品已经汇入了特定国族语言生活文化的主流。只要探讨以下的问题，总体文学就是“跨学科的”：古代哲学在现代写作中的回归，法国革命在法语文学、希腊文学、瑞典文学或其他文学中的展现，《圣经》在西班牙语区、英语区、斯瓦希里等语区的接受等等。同样，那些显然更包含文学意味的题目，比如古希腊或罗马诗歌格律在北欧语言中的落户，莎士比亚在非英语地区的接受等，也被认为与总体文学相关。总体文学还考察古希腊罗马神话母题在欧洲现代白话文中的翻新，或者从国外引来新旧心理学、哲学理论，将其应用到本国文学的研究当中，如此等等。

总体文学吸取了“世界文学”的内涵，也就是说，翻译过来的众多外国文学作品可以和母语作品一并讨论。到了20世纪初，19世纪兴起的所谓“国族文学”系科巧妙地收编了总体文学。1901年索邦大学建立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系”可说是一个幸运的例外。通常情况下，国族文学总以为自己承命于天，因为他们的学术活动与本国公共领域的社会批评实践活动相互依存(比如与报刊的评论、文学的运动和社团的互动等等)。到了20世纪，随着比较文学新生代领域的拓展，他们开始声称，自己比狭义的国族文学能够更有内涵、更深刻地理解总体文学。今天，几个世纪过去了，比较文学无处不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许多国族文学系和研究机构开始向比较文学研究者示好，试图收编他们。许多团体利用国际比较文学的材料和方法的同时，越来越频繁地声称，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相邻的、独立平行的学科已无必要，居然没有人在意这样的说法是否有足够的学理支持。国族文学系通过跨系科的任命，常常成功地完成了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殖民和控制。

回溯比较文学领域的拓展和被收编的历史细节超出了本序言的范围(请读者参阅我发表在Neohelicon杂志上的文章和我的专著《比较的途径》)。今天，由于竞争重叠的实践结果，在大部分的机构里，比较文学的核心部分已经逐渐被接纳进了总体文学的框架。这种变化既发生在占主流的各国的本民族语文学系，也发生在绝大多数国家的外国语文学系中。在一些小国家里，由于存在两种甚至更多的母语文学，图景也许略有不同，然而这些小语种通常仍然倾向去总体文学中寻找藏身之所。英语作为世界性的语言在全球的扩张，并没有改变这种基本格局，尽管在特殊的背景下也引起了戏剧化的后果。比如，印度原本是多语言的区域，可是英文输入以后建立起来的超强势英文系挤压、窒息了对其他非印度语言的研究，进而收编了拓展中的比较文学，甚至侵入到罗曼斯语、日尔曼语、斯拉夫语、闪米语、土库曼语、日语和其他文学的领域。我提醒大家，我并非要对这些现象进行道德评论，我只是在勾勒必要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而比较文学要面向未来，要从这里再次出发。

依我看，在可预见的将来，比较文学不可能也不会取代总体文学。从更正面的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把全球范围内总体文学的丰富实践，看做是在为比较文学提供资源和素材，也就是说，团队中从事研究的精英主义比较文学工作者，可以从总体文学广泛的兴趣和实践景观中，领略到种种文化的风貌。比较文学国际性的角色，可以从总体文学结构性的术语中解放生长出来，这些术语，给比较文学的成长提供了养分。现实历史中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的序列，基于我们集体经验自然生长的年轮，不是全球范围内基于本土性、特殊性的文化使命或者职业性的傲慢。  从以上我勾勒的比较文学的现状中我们可以解读张宽博士的研究工作。我们看见一个学者成长的标准化历程：求知欲把他带到了中国以外的两个大陆学习多种文化，然而他始终与自己伟大的民族文学传统紧密相连，与故土文化的脉搏一起跳动。一方面，作为比较文学研究者，他发掘外国文学优秀作品和外国文化的重要特征，思考怎样与中国的文学生活产生联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学养深厚的中国学者，他国学知识完备，因此能感悟母语媒介的创造性，从而把中国语境下的规则和价值传达给外界。

作为一个学者，仅仅把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加在一起仍然是不够的。张宽博士对自身民族文化的审美标准了然于心，以文学评论者的身份面向中文读者言说。从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来看，作为文化的中介者，他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和欧美的文化遗产产生的背景，从而使跨文化的双向交流成为可能。张宽博士同时还从事文学翻译，他提交给斯坦福大学的博士论文也曾探讨文学翻译对中国现代诗歌中的现代主义形成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许多比较文学工作者掌握了多门语言，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的中介者，这些学者型的翻译工作者对国际文化的交流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张宽博士此文集以其广度和深度，成为中国多向度地参与国际文化对话成果之一。

吉拉尔德·纪乐思比(Gemld Gillespie)

美国斯坦福大学荣修教授

前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

本文集中的文章多出于《读书》《万象》《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评论》，七篇是我在斯坦福大学念博士学位期间的读书笔记。其中有关后殖民、新历史主义和性别批评的几篇文章产生过一些影响，至今仍被海内外的论文和专著所引证，原本是无心插柳的结果。戏称自己为“不良老年”的《读书》原执行主编沈昌文先生在今年7月1号《南方人物周刊》的一篇访谈中，把我归人他主政该杂志期间最重要的作者之一，并“曝内幕”说我的某篇文章曾“受到过中央的表扬”，诚惶诚恐之余让我回想起自己曾经的不虞之名。

我生长在四川乐山地区井研县马踏镇的一所省属农村重点中学校园，父亲教语文，母亲教地理、音乐，童年时代徜徉在青山绿水之间，懵懵懂懂，其乐也融融。文革中因父亲历史问题政治上受到冲击，遂去山东投靠当英文教师的表叔，在临沂一中完成中学教育也靠自学初通了英文。1976年高中毕业后到贵州六枝木岗煤矿知青农场下乡；1977年底参加文革结束后的首届高考及第，人复旦大学外文系主修德文；本科毕业后继续师从董问樵教授念该校的世界文学硕士，其间分别在《文学评论》和《复旦学报》上发表过研究中国现代作家冯至和郁达夫与德语文学关系的文章。1985年初获得学位后去了北京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先是在“国外中国学研究室”，后来该室改名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1986年底获瑙曼奖学金资助赴德国马堡大学进修，第二年转到西柏林自由大学。1988年秋天到了美国麻州大学修比较文学，翌年又转学到了斯坦福。

我在斯坦福修的学位，是“Joint Ph.D. in German Studies andHumanities”，中文可以译成“德语文学与西方人文传统联合博士学位”。我1989年秋入斯坦福，1990年春即通过了资格考试成为博士候选人。1991年到1992年，作为交换学生又去德国的图宾根大学游学一年，为计划中的关于冯至与德国文学关系的博士论文收集材料。在斯坦福因为是联合博士学位，除了德语文学必修课以外，还得修西方人文传统的六个断代专题，它们分别是古希腊罗马、中世纪、前现代、近代、现代和后现代。这些专题课，除了念充满时代精神的西方文史哲名著外，也研读对那些名著的经典性阐释。我寄给《读书》执行主编沈昌文老的文章，即为后现代专题课的笔记。当时在斯坦福任教的王友琴博士看过部分原稿，还在文字上帮助做过修饰。斯坦福博士生最后的答辩叫universitvoral，这道关口，在我所在的系科，类似其他学校博士学位所要求的comprehensive exam和dissertation defense的综合，具体即为一篇学生自己拟定的博士论文提纲(dissertation proposal and outline with detailed bibliography)，一篇约五十页的论文样品(position paper)，再加上对至少五门已修课程的所有必读书目进行答辩。学校鼓励学生答辩通过后尽快走上工作岗位，然后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论文上交，获得指导教授的最后签字后，回校领取学位证书。这一道手续叫complete the dissertation and file the degree。

1994年5月我在斯坦福通过了university orat，顺理成章地于当年夏天作为较早的一批“海龟”回到社科院文学所工作。当时论文并未完成，身份应该是唐德刚考证胡适学位公案文章中所说的“待赠博士”。由于上述的一篇关于介绍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的读书笔记在国内产生的“反响极大”，我一回到北京旋即被卷进文化批评的理论风云之中。我去北京大学、鲁迅文学院、社科院做过关于后殖民批评的讲演，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录过音，相关的文字陆续发表在《读书》 《中国青年报》《东方》《原道》《天涯》甚至《嘹望》等杂志上，行政上则担任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副主任并代理主任，学术上从助理研究员升为副研究员，被境外华文媒体称为“大陆中生代文化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一时间热热闹闹，风头实足，自然无暇潜心完成刚开头的博士论文。

中国的后殖民批评既要梳理西方的中国观和中国形象由褒到贬的转变，更要清理西方的殖民话语如何被五四一代知识分子内卷到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之中。第一个层面甚至要涉及到马克思，他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历史观脱胎于黑格尔的自由精神创造历史说，应该归入萨伊德所谴责的“东方学”的脉络。可惜受制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我在文章中相关的指涉，经由编辑技术性地修改，变成“马克思与萨伊德所说的‘东方主义’一个很大的不同，是他曾谴责过英国强加的鸦片战争”。《嘹望》是非常“主流”的杂志，我在上面发表文章也被自由派人士认定是“新左”与“体制”同谋的证据。其实那是我在社科院科研局做的一个讲演，稿子由院方转给《嘹望》，编辑部给压了好一阵时间，大概把握不住文章的基调是否与主旋律合拍，两个月以后才发表在该刊《珍珠滩》栏目，算是艺海拾贝、奇闻共赏的意思。自由派担心的老左派与“后学新左”的公开合流，这大概是最为接近的一次可能性，但实际上并未落实。

中国后殖民批评的另一个任务，借用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的话，就是对中国现代性话语的谱系做一番“知识考古”。海内外的研究铁板钉钉地证明鲁迅写《阿Q正传》之前读到了亚瑟。斯密的《中国人之国民性》。我在《读书》上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以鲁迅为代表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民劣根性”的攻伐，很少有哪一条不是早就被西方的殖民话语所凸显过的。鸦片战争前后西方的中国研究中充斥着殖民话语，配合呼应着列强掠夺和征服中国的需要，而我们留学海外的第一代学人对那些殖民话语完全掉以轻心，无保留、无分析地接受了那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把西方针对中国的殖民话语深深地“内卷”进入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之中。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伴随着本国知识界对本民族文化热烈的褒扬。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从五四一代一直到80年代末表现出来的那种“逆向种族主义”的取向，从全球的眼光看，实在是一个异数。我的这些观点，在西化派自由派听起来的确是大逆不道，也引出了他们的批评反驳。有的文章写得很好，让人受到启迪，有的却不得要点。其实自由派的几个标志性人物如张隆溪、雷颐、朱学勤等的文字一直都是我喜爱和敬重的。

1995年秋天，我在斯坦福的导师，时任国际比较文学协会主席的Gemld Gillespie教授来北京主持协会的一次工作会议暨中国比较文学年会。当时在北大乐黛云教授主持下的中国比较文学会希望借此“展示实力”，和南非竞争，争取新世纪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在北京举办。我们的公关活动下足了功夫，教委主任亲临新落成的国家图书馆为开幕式祝贺，颐和园提前一小时静园，让四十多位协会的理事们惬意地在暮霭中的昆明湖上游船，然后去万寿山下的宫殿里享用仿膳。我也参与了筹划并主持了一组分会场的讨论。结果理事会投票表决仍然把举办权给了南非。我的导师在美国是传统派的著名学者，看重的是文本细读的功夫，对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持极大保留态度，在会议上见我高谈后殖民，而且听说他的关门弟子成了国内后学的代表性人物，颇不以为然，遂招我去他下榻的旅店进行严肃谈话。在得知我的博士论文几无进展以后，导师指示我立即放下手中的一切文化研究课题，尽快返回斯坦福完成论文上交，否则学位要成问题。导师离京后我即着手准备返美，而此时文学所领导层正在向院方递交举荐我进入所领导班子的报告。

90年代中期，在中国的高校和研究院工作收入远比今天低。记得我当时在文学所的月工资是六百元人民币，妻子在外文所的收入也差不多。一家三口局促在方庄紧邻二环路一间四十平米逼窄的公寓里，靠这千把块钱每月入不敷出，得依赖丈母娘的接济才能收支平衡。儿子出生在加州，持中国护照，没有准生证报不上北京户口，上幼儿园多交三千元“赞助费”不说，还影响外文所全所的“计划生育达标”奖金，让妻子挨了人事处主管的一顿训斥。建国门外大街六号贡院遗址上高耸的社科院办公大楼的楼顶，出租给韩国三星集团拉起了巨幅广告，为的是社科院员工每月多得几十元的奖金。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出租车司机的收入是教授的三至四倍，再加上物价飞涨，作为新“海龟”的我辈，对此“脑体倒挂”现实不适应的感觉尤为强烈——那时还没有人享受类似今天的“长江学者”特供待遇。

我本来计划返美交上论文后以“国外招聘”的方式转去北京大学工作，而且离京以前和北大的比较文学研究所以及西语系已经有了初步接触。那时候北大为筹备百年校庆，各系所都有从海外直接招聘人才的名额。1996年初抵斯坦福后，恰逢导师因病休假一学期，我因此去校图书馆的编目部和善本部做工数月，秋天资助落实后才把放下了两年多的论文重新拾起。这时我妻子也带着儿子，上交了方庄住房的钥匙，返回了加州。老婆儿子都不愿再离开美国，妻子甚至发奋去夜校学了计算机程序，几个月后变成了网络工程师。北京的日子，倒像是一场梦，去北大工作的事情只好不了了之。1998年论文有了模样后，我到了亚立桑那州立大学亚洲研究系任中文部讲师。1999年初夏转到美国首都华盛顿郊外的乔治梅森大学任中文合同助理教授之前，才正式上交了论文，取得了学位证书，可以心安理得地被人称为“Dr．Zhang”。

这本文集的出版首先要感谢花生文库王瑞智先生的赏识，感谢李泽厚教授、刘再复教授、沈昌文先生和我的导师Gillespie教授多年的教诲、鼓励和提携。特约编辑程忆南女士的慧眼减少了原稿中更多的技术性错误，亚立桑那州大时期的同事刘晓艺为我收集过散失的文字，《华夏文摘》上活跃的作者菊子、漫人、山楂树、廖康等未曾谋面的文友指出过几篇初稿中的缺失，在此一并感谢。此书献给我在复旦七年的同班同学、发妻卫文珂女士——她是我所有文章原稿最理想的第一读者。

张宽

2007年9月于乔治梅森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