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中心论题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要紧概念。一个是“政治”的概念，一个是“中立性”的概念。本书就如何认识政治的概念，如何理解政治概念所必然包含的斗争内涵以及斗争与规则、妥协、合作的关系，尤其是与中立性的关系，做了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及作者本人的创获。

这一著作的中心论题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要紧概念。一个是“政治”的概念，一个是“中立性”的概念。前者古老，自有人群社会就有政治。后者新进，为现代社会、尤其是自由民主社会所特具或凸现。第一要紧的当然是“政治”的概念，这是任何政治哲学和理论都要遇到的。政治作为一种秩序，在其概念中含有某种规范的要素。政治要处理权力的问题，它虽由合群而起，或欲以合作为旨归，但必然包含斗争的内容。政治人常常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某种立场，为权力而斗争，或者还为理念而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究竟是高贵的还是下贱的，是有某种规则和荣誉感约束的，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以及敌我是否绝对化，在最深和最后是否具有一种角色意识，还是大可讲究的。年龄稍大的人们对旧的“斗争哲学”耳熟能详，而近年来像施米特的“新斗争哲学”——当然主要是对我们“新”而已——对政治学者也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如何认识政治的概念，如何理解政治概念所必然包含的斗争内涵以及斗争与规则、妥协、合作的关系，尤其是与中立性的关系，都是一些特别需要探讨的问题。

“(政治)中立性”的概念则主要是和自由主义相关。它意味着从某种观点看的政治对人们一视同仁，亦即对各种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或者说综合的完备性学说或教义持一种中立的、不偏爱的，甚或是冷淡的态度。当然，事实上政治人总是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只是制度的设计要努力使这种价值偏好不影响政治人的活动。而个人也要努力承担一种责任伦理，并在一种基本道德规则的限制下进行政治博弈，并保持一种制度对教义的不偏不倚。这种政治中立性的要求是否本身具有一种道德的涵义或伦理根据?还是一种完备性学说的结果?中立性如何可能?它如何在各种不中立的教义中保持中立?它是否只能在一种摇摆的受限过程中实现?它是否还容易变得冷漠或者软弱?这些也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当然，这里我只是从一个我感兴趣的侧面稍稍点出安奎论著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论题的重要与困难。至于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及作者本人的创获，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这本书。中国的政治领域一向权术发达而学理薄弱，20世纪又是一个政治行动——主要表现为激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远胜于政治思考的世纪。现在，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解释世界。当然，这种解释也会通过时间和人的中介对未来人们的政治行动产生影响。

总序

序言

导言

第一章多元论、政治合法性与政治中立性

 第一节两种形式的多元论

 第二节善观念的特征及其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第三节合法性的理论策略与合理多元论

 第四节宽容：不对，还是不够? 

 第五节政治中立性：“把宽容原则应用于哲学自身”

 第六节政治的概念与政治中立性的可能性

第二章指向规范性秩序的狭义政治概念与政治中立性

 第一节指向规范性秩序的狭义政治概念

 第二节政治自由主义对规范性政治概念的运用

 第三节 自由与政治的关联

 第四节经济平等的政治理由

第三章指向非常状态的政治概念与政治中立性

 第一节合理性、道德真理与政治的概念

 第二节“内部判断”与道德化政治思维的局限

 第三节指向非常状态的政治概念及其启示

 第四节从“道德白痴”到“政治疯子”：对政治现象的评价与解释

 第五节政治自由主义与功利主义

第四章政治中立性与正当的优先性

 第一节共同善与国家观

 第二节政治中立性与政治美德

 第三节政治中立性与正当的优先性

结语 何种政治自由主义

引征文献

后记

三、政治中立性：正当之优先性的有限实现形式

现在我们需要追问的问题是，正当的优先性论点似乎难以摆脱自主性这一价值前提所带来的有限性。那么，它所包含的这种局限与矛盾是否能够得以克服?

我们或许可以说，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性论点提供了克服这种局限性的一种可能方式。在政治自由主义中，由于它是以自由而平等的公民理念为前提的，因此，“当作为公平的正义在良序社会中充分实现时，充分自主性的价值也同样得到实现。以这种方式看，作为公平的正义确实与康德和密尔的自由主义相似；但与它们相反，充分自主性的价值在这里由正义的政治观念，而不是由完备性道德学说所确定”①。换言之，公民被认为能够形成、修正和改变自己的善观念，而且能形成某种正义感，这两个条件本来相当于传统以来的自主性观念的两个基本方面(或者说个人自由的两个方面：一是消极自由，即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偏好去选择和追求好的东西的自由；二是康德道德哲学中的那种积极自由，亦即理性的自我立法)，但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它是建立在公民观念而非哲学意义上的人的观念之上的，因此它不是一种完备性伦理学说的体现。这种自主性是政治意义上的和政治范围内的自主性，它表现为“法律上的独立性，公民的得到保证的整体性，以及他们在政治权力的行使中与他人平等地共享”。这种意义上的自主性并不刻圆一种批判性地省察我们最深层目的和理想生活方式的反思，更不用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意义上要求理性的自我立法，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密尔的个性理想，也不同于康德的道德自主性原则。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政治性的自主性之所以能够实现，乃是因为它潜在地包含在政治自由主义所赖以建立的规范性政治概念之中，它是那种规范性的政治生活本身所要求和包含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性论点似乎把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论点从对(非政治的、与完备性学说相联系的)自主性的依赖中解脱出来了。这是不是意味着，政治自由主义使得正当的优先性论点摆脱了自主性所带来的局限性，从而变得更为彻底了?

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不得不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出的疑问，那就是政治社会这一内在善的引入是否最终让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失去了基础。政治自由主义和政治中立性对一种正义的政治社会的先在承诺是非常明白的。如果说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这一原则主要意在保障个人追求善观念的自由与自主性，政治自由主义的政治中立性显然还是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尤其是从维护个人权利的角度来看更是如此。但从上面的分析来看，既然政治自由主义又引入了对政治社会这一内在善的承话，那么，我们最多只能说，政治中立性实际上已经把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转换成了正义的政治观念相对于完备性善观念及其学说的优先性了。这一转换也可以这样来表达，即政治的正义观念优先于非政治的善观念。

但我们知道，就一般而论的正当与善来说，它们恰恰都是完备性道德学说中的概念。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回忆一下，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曾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并不是一种全面的契约理论。因为很明显，契约论的理念能扩大到或多或少是一个完整的伦理学体系的选择，即扩大到包括所有美德原则而不仅是正义原则的体系的选择。……显然，如果作为公平的正义相当成功，下一步就是研究‘作为公平的正当’这个由其名称所暗示的更一般的观念”①。仅仅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正当较之以政治正义而言是一个更一般的概念，它更适合于完备性的学说。事实上，罗尔斯的上述理论抱负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正是被当成了《正义论》代表一种完备性学说的证据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政治自由主义就不应该再坚持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这个义务论原则，因为它实质上已不可能再持有这样一种属于完备性道德学说的标准了。对于善与正当何者更为优先这样的一般性论点的是与非，它应该保持沉默。如此才符合政治自由主义的理念。否则，后果主义者们(最大的群体无疑是功利主义者)在政治自由主义中就会找不到罗尔斯本来愿意而且应当为他们留下的位置。因此，从表面的效果上讲，政治自由主义因为摆脱了对自主性的传统依赖，从而把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论点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但真实的理论结论则是，政治自由主义其实把这一传统论点转换成了政治正义观念对于完备性善观念(或学说)的优先性，也就是政治中立性。政治自由主义只能坚持后一种优先性论点，否则就会自我挫败。

让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总结。我们可以说，正当的优先性作为一种道德哲学与政治哲学的立场，它经历了一个“先验的——去先验的——政治的”嬗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借用桑德尔的说法)它的哲学基础问题逐渐弱化，以致到了政治中立性这一论点时，自由主义已经不再试图追索它的哲学基础了(我们当然是从完备性的乃至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来谈论哲学，一如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所做的那样)，但它的道德含义则一直得到强调和坚持，据此，人们对善的追求应当受到正当规则的先在约束，个人的权利应当得到坚定的维护。在其道德意义上，正当之于善的优先性论点其实预设了自主性这一价值，这是该论点的局限陛所在，但这种论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成立，原因在于自主性是一种形式的、二阶的价值。政治中立性原则在维护个人权利、让人们对善的追求接受正义规则的先在约束时，它显然是在体现正当之优先性原则的基本精神，而且它不再依赖于对自主性价值的直接承诺。但政治中立性仅仅是在政治的范围内做到这一点的，因此它无力担当对正当之优先性这一完备性哲学论点的全面论证。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中立性可以而且也只能被视为正当的优先性论点的一个有限的实现形式。P232-235

谭安奎这本以其博士论文为基础的专著，从“政治”的基本概念人手，探讨不仅在西方自由主义话语中、而且在整个现代政治哲学话语中也很重要的“政治中立性”问题。最初的问题意识和话语资源虽看似来自西方，但对当代中国政治和道德的建设和改革实际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不仅相当熟谙西方有关政治和道德哲学的论述，也在多处表现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缜密分析，在学术风格上则如其所言，追求“一种既具有思想厚重性又具有(分析技术上的)明晰性”的表达。而论文的确表现出一种具有哲学伦理学意蕴的“运思”，并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表现出一种思想的穿透力，有个人的创见，所用思想资源权威可靠，论证思路清楚，立论富有启发意义。

这一著作的中心论题涉及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要紧概念。一个是“政治”的概念，一个是“中立性”的概念。前者古老，自有人群社会就有政治。后者新进，为现代社会、尤其是自由民主社会所特具或凸现。第一要紧的当然是“政治”的概念，这是任何政治哲学和理论都要遇到的。政治作为一种秩序，在其概念中含有某种规范的要素。政治要处理权力的问题，它虽由合群而起，或欲以合作为旨归，但必然包含斗争的内容。政治人常常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某种立场，为权力而斗争，或者还为理念而斗争。但这种政治斗争究竟是高贵的还是下贱的，是有某种规则和荣誉感约束的，还是无所不用其极的，以及敌我是否绝对化，在最深和最后是否具有一种角色意识，还是大可讲究的。年龄稍大的人们对旧的“斗争哲学”耳熟能详，而近年来像施米特的“新斗争哲学”——当然主要是对我们“新”而已——对政治学者也产生相当的吸引力。如何认识政治的概念，如何理解政治概念所必然包含的斗争内涵以及斗争与规则、妥协、合作的关系，尤其是与中立性的关系，都是一些特别需要探讨的问题。

“(政治)中立性”的概念则主要是和自由主义相关。它意味着从某种观点看的政治对人们一视同仁，亦即对各种价值观念、信仰追求或者说综合的完备性学说或教义持一种中立的、不偏爱的，甚或是冷淡的态度。当然，事实上政治人总是会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只是制度的设计要努力使这种价值偏好不影响政治人的活动。而个人也要努力承担一种责任伦理，并在一种基本道德规则的限制下进行政治博弈，并保持一种制度对教义的不偏不倚。这种政治中立性的要求是否本身具有一种道德的涵义或伦理根据?还是一种完备性学说的结果?中立性如何可能?它如何在各种不中立的教义中保持中立?它是否只能在一种摇摆的受限过程中实现?它是否还容易变得冷漠或者软弱?这些也都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当然，这里我只是从一个我感兴趣的侧面稍稍点出安奎论著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和论题的重要与困难。至于深入细致的学理探讨及作者本人的创获，读者可以自己去阅读这本书。中国的政治领域一向权术发达而学理薄弱，20世纪又是一个政治行动——主要表现为激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远胜于政治思考的世纪。现在，对我们而言，更重要的也许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解释世界。当然，这种解释也会通过时间和人的中介对未来人们的政治行动产生影响。

安奎本科和硕士在武大主要习政治学，2002年，北上求学于中国最具人文传统的北京大学，三年后，南下供职于近年最有思想活力的中山大学。安奎是湖北巴东人，我印象中，那是在长江三峡边上的一座陡峭的山城，籍此希望安奎在学术上既保持优游涵泳的沉潜功夫，也显示奔腾出峡的蓬勃气象。

何怀宏

2007年1月11日于北医三院

西方一位名家曾经说过，一本书的运气，全看其读者的才能如何。这话狂傲之余倒也有几分冷峻，因为对于一部已然面世的作品来说，毁誉褒贬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的理智与情感。我在此转述此语，显然不是要豁免自己文责自负的基本义务，而是想卸除自己向读者评介本书的负担。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最想说的是，对于书中的观点与论证，我既有深思熟虑之后的自信，也不无疑虑消弭之前的惶惑。也正因为如此，在我看来，后记的写作首先并不象征着某种东西的终结，它更多地意味着一个新的开端。学问之路，很难重新走，而基本上只能接着走。

本书所处理的政治中立性问题有着长久的思想渊源与历史背景，但从具体分析论证的角度来看，它却纯然是一个当代问题。正是它的这一特点使得研究者必须把思想的厚重性与分析技术上的明晰性结合起来，而这种结合乃是我所心仪的学术风格。我深知，这种风格所要求的先天资赋与后天训练可能都远非我所能及，所以我对此常怀有一种“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自勉。我之所以愿意勉力而为的另一个理由在于，很多事情，正如孔夫子所告诫的那样，不是本身力所不及，而是事先画地为牢。就这种学术风格而论，当代西方尤其是英美严密的论证分析与纯粹的知识探究似乎值得特别强调。只有当我们让伦理学与政治哲学不再直接担负匡正人心乃至宣风歌德的担子，我们才有可能洞悉学理的精奥。

虽然对一个政治哲学问题的研究与写作暂告一段落，但搁笔之际，涌动于心的却是对政治哲学更为强烈的偏爱。阿伦特曾经说过，公共领域需要一种特别的哲学，它“在神学面前不再谦卑，在人类共同生活面前不再傲慢”。这句话本身虽然有西方的思想文化底蕴，但它对于政治哲学的合理定位却可能有普遍的启发意义，而本书最核心的研究对象，即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其首要的价值似乎也正在于方法而非结论。也许，从事政治哲学研究，有时候我们就是要真正面对哲学与政治、真理与意见的冲突，而不是一开始就以纯粹哲学真理的探索方式来进行。我想，这种政治哲学的探究方式中所蕴含的东西，包括它的特性、魅力、可能性与有限性，或许有待进一步的发掘，而这种发掘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关怀公共问题乃至对这些问题进行理论论辩的路径。对我而言，它们已经构成了一种思想与学术上的诱惑。

在致思与写作当中，我们越是倾注一己之心，便越能体会到我们深蒙他人之惠。研究同一问题的学术群体自不待言，但我特别想提及的是若干年来各位耳提面命的授业恩师。倪愫襄教授引领我进入伦理学领域，这对我不仅意味着学术方向与职业选择，而且也意味着生活方式与价值澄清。原因在于，对我来讲，学术显然有远远超出“为稻粮谋”的意义，而以学术为“志业”，应该算是我的心态。我至今仍然记得当确信能有机会求学于北京大学尤其是师从何怀宏先生时的兴奋与激动，虽然随后三年的艰辛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期。三年里，何先生在收放之间自有拿捏。在他身上，总是体现着作为指导者的严谨与作为听众的虚心。他在观点上坚定而又宽容，这常常使我想起峨眉一联：“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但恰恰是在自己的坚持甚至固执当中，我往往渐渐领悟到他的警示与忧虑的价值。我想，这里有一种寂然凝虑、悄然动容之中的学养、智慧与情怀。需要特别提到的是，本书的序言来自何先生在病榻之上的口授和师母邵滨鸿女士的整理，邵老师极其珍视他们这次(据说也是第一次)文字上的合作，而我则因他们对学生的厚爱增添了新的感激和动力。此时，我突然萌生一种对于学者的想象，也权作对仍在病榻之上的何先生的祝愿：思想越来越健全，身体越来越健康。

在北京大学的三年中，我还几乎没有间断地接受了陈少峰教授、程炼博士、徐向东博士的课程训练。课堂内外，我既受益于其理智的纯粹，也感受着其情感的真诚。除了知识、视野与方法上的收获之外，我特别感念于心的是各位老师所给予的鼓励。当目标尚在视域之外，人们常常容易对两样东西抱有疑虑，一是自己有没有走错路，二是自己有无靠近目标的能力。此时，鼓励会使我们以行动的勇气终结内心的犹疑。因此，低估鼓励对于人生的意义，实在需要承担太多智识与良知上的风险。

清华大学的万俊人教授曾在学术等方面给予我宝贵的支持，他对我的博士论文的积极评价和对其出版事宜的热情关注让我深受鼓舞。本书的出版直接得益于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任剑涛教授、肖滨教授、马骏教授、何高潮教授的积极推动，他们对年轻人的关爱既情深意切，又行之有效。我知道，这不完全是因为他们自己也正年轻的缘故。能够直接感受他们的学术创造力和个人亲和力，这实在是一种莫大的幸运。此外，本书能以现在的样子呈现在读者面前，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编辑贾宇琰女士，但愿这本书严肃的内容不会掩盖她的热忱、严谨、高效和创意。

我要在这里提到我的父母和兄长，他们长期在那个集“老、少、边、穷”于一体的山坳里，在一个据说堪称太平盛世的年代中，体验着他们的艰难时世。我的求学之路所带给他们的希望，常常是轻飘飘的，而带给他们的负担，却一定是沉甸甸的。本书中那些艰涩的文字，可能无法安顿他们朴实的灵魂。但我希望他们知道，在这些文字的背后，有着对包含他们在内的每一个普通人的关切。当然，这种关切无论多么深沉，但愿都没有带来理论上的偏见，否则我就没有资格说自己在严肃地对待“中立”、“不偏不倚”这样的政治主张。这本书的出版，或许是送给顾凌云女士的最好礼物。十年前，作为我的同学，她对我政治实践的抱负怀有疑虑；十年后的今天，作为我的爱妻，她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我是如此在意她对我职业选择的态度，这是我逐渐走上学问之路的一个隐蔽的理由。我知道，为了证明我没有辜负她给予我的支持和带给我的灵感，我还需要加倍努力。然而，人类文脉如此悠远，当今学人，虽皓首而不可穷经。好在，“为学日益”，这永远是希望之所系、慰藉之所由。

谭安奎

2007年1月12日于中山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