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索伦蒂诺在70年代初七次采访博尔赫斯的谈话实录。这七次谈话先是录了音，然后才写成文字。谈话中的博尔赫斯是一位彬彬有礼、令人开心的绅士，他不核实引文，不反复修改自己讲过的话，让人觉得他似乎是记性不佳。总之，他不是铅印文字里的那个风格细腻的博尔赫斯，不是那个推敲琢磨每个逗号和每个括号的博尔赫斯，为读者展现一个本色的博尔赫斯。

本书是索伦蒂诺于70年代初7次采访博尔赫斯的谈话实录。没有丝毫加工修饰。索伦蒂诺说，他所要记录的，正是这么一个本色的博尔赫斯。谈话在他当时工作的阿根廷国立图书馆的一间斗室里完成。内容涉及到受访者的出身与家庭背景，文学修养与实践，创作活动与文学主张以及对世界文学流派、名家与名著的见解。访谈显示博尔赫斯学识渊博但虚怀若谷，对文学事业挚爱但近乎天真，喜欢直抒胸臆但言辞尖锐。这本访谈录，完全是谈话的实录。

【译序】

【原序】

【关于本书】

【1996年版序】

第一次谈话

第二次谈话

第三次谈话

第四次谈话

第五次谈话

第六次谈话

第七次谈话

【附录】

战胜迷宫的爱情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书店

《小径分岔的花园》就从这里传遍世界

假乱真时假亦真

有眼无珠的内行

博尔赫斯年谱

贮水池石龟——里卡多·洛佩斯·霍尔丹遇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市界——英裔祖母——歌颂俄国革命的诗篇——佛罗里达大街和伯多大街的玩笑——探戈的起源——卢戈内斯和极端主义的错误——永恒的班奇斯——马塞多尼奥·费尔南德斯和舒尔·索拉尔——莱奥波尔多·马雷查尔——吉拉尔德斯、阿莫里姆和高乔人——洞察入微的罗伯托·阿尔特——阿梅里科·卡斯特罗的预言——庇隆主义者弗朗西斯科·德·克韦多——和蔼可亲的保罗·格罗萨克

索：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出生的?  

博：我出生于1899年8月24日。对此，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非常喜欢19世纪。尽管事实上20世纪已经降临世间，我们也很可以据此非难19世纪；不过我总觉得它不那么美妙。我出生在图库曼大街，在埃斯梅拉达大街和苏伊帕恰大街之间的那个街段。我至今仍记得，那时候，那个街段的房子，除了一家杂货店是座较高的建筑之外，都很低矮，而且都是按照阿根廷作家协会的模式建造的，但我出生的那座房子是个例外，它要朴素得多。我是说，它有两扇铁窗，一扇大门正对着大街，上面还有一个带着门扣的门环。然后是门厅，之后是栅栏门，接着是大大小小的房间；旁边是院子和贮水池。贮水池的底部(这是我很久以后才知道的)有一只石龟为我们净水。我和我的外祖父母以及我父母长年累月都饮用由石龟净化的水，从来没得过什么毛病；可现在要是想起喝石龟净化的水，就不免犯恶心了。我母亲回忆道，还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曾经听到一个奇特的枪声(90年革命的那种枪声除外)。我外祖父出去看了看，回来后说，刚才，里卡多·洛佩斯·霍尔丹将军就在我们家房后遇刺了。有人说，凶手是受乌尔基萨家人雇用的，向将军寻衅，然后把他枪杀的。我认为，这并非真相实情。事实上是，洛佩斯·霍尔丹谋杀了此人的父亲，所以，他就去找洛佩斯·霍尔丹理论，后来一枪结果了他。凶手从图库曼大街逃窜，他被捕时已逃到佛罗里达大街了。

索：当时，本市的建设到什么地方算是尽头?

博：我可以给你两种回答。当时，本市只建造到中美洲大街(就是现在的普埃伦东大街)。这是我母亲说的，可她已经95岁高龄了。再后来，就有了空地、乡间别墅、砖砌的炉灶、一个小湖、牧场、骑马的人和沿岸居民。不过，在我童年时代，我们就搬到了巴勒莫区；当时，那是本市的一个尽头，而本市的建设恰恰就到太平洋大桥、到马尔多纳多河为止。我想，“鸽子”咖啡馆至今还在那儿吧。

索：过去是在那儿；现在是一家比萨饼屋了。

博：真是沧海桑田!好像谁在玩魔术似的!后来，那边的建设停顿了下来，可不久又在贝尔格拉诺区，我想大概就是费德里科·拉克罗塞大街吧，重新建设了。那时在这个地区，空地很多。马尔多纳多河好像到处(在巴勒莫区、比利亚·克雷斯波区，或者弗洛雷斯区的尽头)都营造出了声名狼藉的市区，营造出妓院遍布、恶势力横行的地区。

索：您就是在那儿给您的《玫瑰角的汉子》安排场景的吧?

博：是的；不过我把它安排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安排到弗洛雷斯区还要过去的地方了；而且，我还编了一个不确定的日期。我是故意这么写的。因为我认为，作家永远也不应该试图去涉足当代的题材，也不要去营造与现实丝丝入扣的环境氛围。这是因为，人们会立即发现错误。即便人们一时发现不了错误，他们也会使劲地四处寻找的。找啊找的，怎么也会找到的。所以，我总喜欢在我的短篇小说里营造不很确定的地点，而且故事总是发生在许多年以前。举个例子。《第三者》是我撰写的最好的短篇小说，故事就发生在图尔德拉，发生在阿德罗格或洛马斯的郊区；时间大概在上世纪末或本世纪初。我故意这么写，是为了不让人对我说：“不对，这儿的人可不是这个样儿。”前几天，我碰到一个年轻人。他对我说，他要写一部有关一家名为“小酌”的咖啡馆的长篇小说，而这家咖啡馆就坐落在洪卡尔大街和埃斯梅拉达大街对他说，咖啡馆不要用“小酌”这个名字，时间也不要定在当代；否则，有人马上会对他说：“这家咖啡馆的人可不这么说话。”或者会说：“小说的氛围是虚假的。”所以，我认为，在时间和空间上保持一定的距离是适宜的。而且，我还认为，文学必须涉及当代题材这一观念，相对地来说，是一种新的观念。如果我没有搞错，那么，《伊利亚特》可能是在特洛伊陷落两百年或三百年之后才写成的。我认为，想象的自由要求我们在时间和空间里面寻找久远的题材；否则，就会像现在撰写科学幻想小说的人那样，在别的星球处世行事了。因为，如果不那样的话，我们多少就会被现实束缚住手脚，而文学也就太像新闻报道了。P3-6

一位作家与一名记者的对话，与其说似乎像是一种审问，倒不如说更像一种反省。对于问者来说，这可能是一项免不了会疲劳和厌烦的差使而对于被问者来讲，则仿佛一场历险，途中埋伏着隐密和不可预测的事情。费尔南多·索伦蒂诺远比我更为了解我自己的作品(我们姑且这么称呼)，因为显而易见的是，我的作品是一次性写就的，而他对我的作品却是反复研读了无数次。所以，我的作品竟更像是他的作品了。在我口授本篇序文的时候，我决不想低估他那种令人备感亲切的敏锐眼力。多少个下午，我们一面促膝谈心，他引导我不由自主地进行恰如其分的回答。事后，我颇为惊讶；而毫无疑问，他是早作了准备的。

总而言之，费尔南多·索伦蒂诺是我的最为慷慨大度的创造者之一。我愿借此篇幅向他表示感谢；我同时确信，我们的友谊将日久天长。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布宜诺斯艾利斯，1972年7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