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著名作家陆天明继《苍天在上》之后推出的又一部反腐力作。小说入木三分地剖析了权欲私欲膨胀后，人性畸变的痛苦而又丑陋的历程，并声声泣血地呼唤着社会的正义和良心。小说保持了作者创作同类作品时一贯运用的独特风格：笔锋犀利，悬念迭起，激情澎湃，正气浩然。把反腐败这一严肃而又沉重的主题与侦破小说的写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读来令人兴味盎然，欲罢不能，却又耳目一新，掩卷长思。

大雪纷飞。北方某省会城市近郊一古老的西班牙式别墅里，灯火通明。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正在为某大军区退休司令员回到该省省会定居，筹办一个小型而又隆重的接风聚会。聚会开始前一个小时，别墅后的小树林里突然传来三声枪响，待警卫人员急忙赶到。发现市政府秘书处的张秘书被人杀害在树林背后的一个旧房子里……是谁，为了什么，居然会在这样的场合，选择这样的时机，杀害这样一位政府工作人员？……

事后，丁洁记得非常清楚，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她亲自驾驶那辆大奥迪车，送父亲去来凤山庄参加那个高级别的聚会，应该说，当时一切正常，无论怎么回想，也找不到任何迹象表明那天会出事。丁洁的父亲刚从大军区司令员的位置上退下来，决定定居省城。是日晚，热情而又懂事的省市主要领导为尽地主之谊，特地在著名而又非常幽静的来凤山庄组织了一个小型聚会，为这位劳苦功高的大军区离休司令员接风。虽说是小型聚会，但省市几大班子的主要领导都要出席，安全保卫工作自然是做得严密到位，滴水不漏。头一天的白天，奉命筹办这次聚会的市政府秘书长周密就带着他那一班秘书处的得力干将进驻了山庄，并会同市公安局政保处的人对山庄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无可挑剔的部署。’到晚间，一支精干的警卫小分队便严密封锁了进出山庄的各路径道口，并把警戒哨放到了五六百米以外。十八日下午，只有两件事让她稍感意外。一件事是气象台预报没有大雪，但一时间偏偏下起了大雪。这雪还下得很凶猛，大片儿大片儿的雪花儿像无数个毛茸茸的小精灵，张牙舞爪地在风中你推我搡，肆无忌惮地旋转啸叫，扯动了整个破碎的天空，极灰暗地往下坠落。但，雪大，风大，天色昏暗，能见度低。这在关外，在冬季，在北国这片千里沃土上，应该说是一件寻常事，并非表明一定要出事。除了交通警察，任何人都会同意这种说法。另一件事不仅让她感到意外，还给她平添了几分不痛快，那就是在通往来凤山庄的山道上，突然间又见到了方雨林。

方雨林是她中学的同桌，也是她在法学院读大本时的同学。方雨林性格气质上素有一种让丁洁比较欣赏的北方汉子气：执著、火热、敢为人先，却又踏实、肯干、大度，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绝不在背后使阴、招。再加上方雨林的父亲也是个军人（当然，要说明的是，方父的职务不能跟丁司令员相提并论。用现在的话来说，方父只是个低级军士，最“辉煌”的时刻，也无非是在军区司令部大院里当了个代理的警卫排排长，一直到退伍时也没能正式提上干）。故而，两个人一直走得挺近，不说是“青梅竹马”，也应该说是“发小”了。有一点在这里还要特别加以说明，两个人相处，丁洁要更主动一些。这一方面是因为同龄的女孩儿总是要比男孩儿更早熟更有心计一些。比如十五六岁时，身为副班长的方雨林还是个啥都不懂的“傻孩子”，只知一心扑在班级的集体活动上，而身为班长的丁洁在“使用”和“指挥”自己这个得力的副手时，却已经知道“心疼”和“关照”了。当然，在很多年里， “傻孩子”方雨林对丁洁的种种“心疼”和“关照”，总体会不到它的细枝末节处所隐含的“另类意义”，总是“只把杭州作汴州”。丁洁呢，却把方雨林的这点“傻”，认做是“憨厚”和“淳朴”，越发觉得他“可靠”，也越发激起了她本性上的那种“心疼”。她总想出头露面地来“保护”他，反而搞得方雨林挺恼火。法学院毕业后，这个从小就想当刑警的方雨林如愿以偿当上了刑警，而一贯比较任性的她却又去读了个经济管理硕士学位。喜欢埋头苦干的方雨林后来一步一个脚印儿地当上了市刑侦支队重案大队副大队长。她呢，在电视台经济部干了两年，又噌的一下，居然当上了电视台新闻部主任，让所有熟悉她的人大跌眼镜之余，细细一想，却又觉得此事概属情理之中。两个人年纪都二十八九岁了，不能说事业已有大成，但在一般人眼里，他俩生活稳定，前程未可限量，的的确确应该谈婚论嫁了。一度，他俩的关系也的确接近到了那一步。但不知为什么，这一年多，突然又疏远了。而原因又全在“傻小子”方雨林这边。不知道为了什么，（丁洁特别恼火这一点：有啥事，你挑明了说嘛，跟谁逗闷子呢？）这个“傻小子”却别别扭扭、若即若离，一天天变得“阴阳怪气”起来。

她知道他最近挨了“切”，受了个老大不小的处分。为了那个被圈内人叫做“5·25大案”的案子。案子侦破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上头命令他停止对几个相关的涉案人的侦查。 “傻小子”不听招呼，非拧着劲儿吩咐自己手下的人继续对几位重大的涉案者布控侦查，在刑侦纪律上犯了个大忌，被免去了重案大队副大队长的职务，调到交警中队站大街去了。没想到那天他也被派到来凤山庄来值外勤。当时奥迪车刚从山道上拐过弯儿，顺着个大下坡，正顶着十来米开外就不见人影的弥天风雪直奔山庄大门而去，他一下站出来，把车给截住了。

P7-9

      我的文学三十年祭

二十年了。

我的文学创作又走过了三十年的路。

是“一竿风月”，还是“一蓑烟雨”，抑或是“波涛万顷”？

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作文：《我的理想》。我说我要当“作家”。我上学早。写作文的那年我七岁。我那个被多年的肺痨病已经折磨得几乎要对生活失去希望的父亲，看到我的那篇作文，非常欣慰地说：“好啊。我儿子也想当作家了。”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要当作家。但不幸的是，他是巴金笔下“觉新”式的人物，一个大家族的长房长子，终归屈服于生活的压力，为了顾全家族的生活“大局”，无论哪方面，都“痛苦”而又“自觉”地放弃了他个人的理想。

三年后，他死了。还是死于肺痨。死的时候才三十岁。

在此之前和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并不知道他曾经想当一个作家，并不能体会那天晚上他站在写作文的我身后，所发出的那一声喟叹里所饱含的全部伤感意味。也许他活着时，觉得我太小，就没想到还有那个必要跟我细细地说说这些。

又过了十年，我离开上海，离开母亲，要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战天斗地”。母亲为我准备行装。全部的行装就是一个旧帆布箱和一个旧铺盖卷。她却把父亲十九岁时发表的一些小说和诗歌，还有抗战时期他流亡昆明一路上写的日记当作唯一的“遗产”放进了我的行李里。

我这才知道自己和毕生经商的父亲在精神上一度是多么的接近。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挣扎生涯，让我觉出许多的心酸和沉重。所幸我迅速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社会变革的大洪流中去了。我可以活得和父亲不一样。虽然，我也曾得过肺结核(是父亲传染给我的？说不清)，但我可以不再用一个“旧时日肺痨病人”和“只属于一个大家族”那样的苍白软弱和绝望去处置自己的一生，去处置自己的文学梦。

大西北农场难以想象的艰苦贫瘠，不仅让人同样难以想象地彻底治好了我的肺结核，还给我心底铸进了西北汉子常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大概就是因了这种“倔强和愚拙”，农场十二年，我一次又一次主动放弃了种种充满另一类诱惑的人生选择，执着地在那戈壁荒漠上做着文学梦。

一九七三年，在到农场的第十个年头，我终于写出了平生第一部“大作品”，一个知青题材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这部作品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关注。西安电影制片厂要将它拍摄成电影。上海要发表它。兰州北京西安乌鲁木齐以及东北和别的一些地方的大大小小的剧团将它搬上舞台演出。其实那时候，我一共只看过三个国产的剧本：《槐树庄》《第二个春天》和《年青的一代》。只看过一个话剧演出，还是那个永远激动我的《年青的一代》。那还是在离开上海前看的。后来在农场宣教组仓库里，翻拣到一本契诃夫的戏剧集，半本易卜生的剧本集。记得当时反反复复地读，一直到把它们读破。也就是像罗兰·巴特说的那种“抬头阅读”，读一段，抬起头来默想细究，“将其切割，亦因迷恋，又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我的倔强和愚拙，同时也体现在：我写作，只是觉得自己心里有话要说，要对这个世界表白什么。我要叫喊。要喊出属于我的那一声来。在底层的十多年生活，面对这个世界，我总觉得自己心里有太多的话要说，有太多的声音要发出。总是直觉到，这个世界需要这样一种声音。这愿望，这直觉，这冲动和向往极其真诚而又无比强烈。甚至强过初恋时的那种可以说无与伦比的冲动和向往。至于这样喊出的“声音”是否时下或教科书上界定的那种“文学”，我不管。也许正是因了这种愚拙的真诚，我的这第一部“大作品”在当时确实打动了不少的人。后来，也是因了这部作品，我才被北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看上，把我全家调进北京。我也因此开始了自己三十多年的专业创作生涯。  但我创作上真正的新生，却开始于“四人帮”倒台。“四人帮”倒台，让起步于“文革”期间的我，有可能开始一场彻底的“蜕变”。这对我个人，对我这一代人来说，在精神上，具有哈姆雷特式的“绝对意义”：“是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道必须跨过去的大坎。当文学艺术的春天重归人间，文学艺术创作将充满艺术个性地回归到它的本真意义上来。因为时代使然，我们这一代人曾经一度失去过，或者说忽略过自我和艺术个性，而要重新找回自我，谈何容易！要重新确定自己的艺术创作个性，同样“谈何容易”啊！我们必须要像幼蛇蜕变那样，从紧紧包裹束缚着自己的“旧壳”中蠕动挣脱出来，必须先用锋利的“手术刀”细细地解剖自己。需要认真地重新认识自己，认识“人”。而在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恰恰是认识自己和认识“人”这样一种最复杂又最完美的“东西”。是自己拿着刀，一刀一刀地切割自己的肌肤。是舐食自己的血水，以此去重新获取新生的力量。

我用整整一年的时间彻彻底底地沉到一个钢厂里去生活。每天跟着工人三班倒，春夏秋冬、日日夜夜，以重新获得普通人的生存感觉，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重新认识眼前的这个世界，借此来摆脱那个旧我。同时又大量阅读能找到的新小说、新理论著作。并且写了两部长篇小说，一部是《桑那高地的太阳》，用它来回顾自己这一代人是怎么失去自我的，以从容告别过去。然后又写了那个《泥日》，以确立自己新的创作定位。学会不看任何人的脸色，只凭自己的心灵感觉和感悟去创作。寻找一种完全属于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的创作风格，力图发出一种只有那个叫“陆天明”的男人才发得出的声音。迈出这沉重而又必需的一步，找回创作上的自我，我用了将近四年的时间。那时我已经快四十岁了……

不蜕变便会被阉割。“是活着，还是死去？”现在回想起来，我之所以能坚持着写下来，还是得归功于自己那个最原始的创作动机：要对这个世界说出自己想说的话。同时也要归功于一种最本真的生命动因：视天下为己任。我清楚地知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有许多东西可以总结和必须加以纠正的。但是，我们幸运地从时代那儿获取了汇聚了又胶结了这样一种热源，把文学创作和民族命运、人民需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那样，就没有人能挡住一个男人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们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都做过一些错事，但许多事情我们是在自己心里的真实感受驱使下去做的。错了，也该由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的灵魂是真实的，是完全可以面对历史的。我始终坚信，文学必须属于人民，是应该也是能够在历史的进程中发挥它可以发挥的那一点作用的。我们不能把文学创作所必需的个性化，扩大到，以至于极端化到私人化隐私化的地步，更不能因此极端地认为，文学只有在脱离现实脱离社会，完全不讲它的社会功用和大众阅读权利的情况下才能完成它的升华。这也是我在发觉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当代文学不可避免地开始萎软苍白，决定实现我自己创作的第二次回归——向现实回归，向大众回归的主要原因。它让我在整个中国发生巨大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的关键时刻，下决心要用自己的文学创作去参与这场变革。即便这样的写作被一些先锋的“理论家”冷落过，也丝毫不能动摇我继续实现这二次回归的决心。这样的作品，最典型的就是《苍天在上》《大雪无痕》和《省委书记》。这几部作品，严肃，沉重，朴实，没有任何时尚元素和花哨的个性玩弄，却在大众中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一版再版，印数已达几十万，至今还在不断的再版中，不仅被收到各种集子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舞台剧。由它们而拍成的电视剧，播出时，最高收视率达到百分之三十九……即便如此，我并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我不认为它们是完美的，并不是因为它们曾经被那些“理论权威”冷落，而是以我的文学感觉和文学本真的意义去衡量，我始终认为，一个作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学创作，真正成熟的标志应该是既被自己的人民认可，又在文学史的进程中有创造性的突破。中国的文学产生在中国这块土壤上，又要让它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发挥它能够发挥的应该发挥的那点作用，就不能回避我们大众的阅渎接受程度。它应该是既深刻，又好读，既文学，又大众，既充满着深层次的形而上意味，又洋溢着当代的生活气息，既有作家独特的个性魅力和独立思考的张力，又具有涵盖时代和历史的广度和深度……我知道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将继续努力。我的《木凸》《黑雀群》《高纬度颤栗》，包括最近创作的《命运》，都属于在向这个目标靠拢的尝试之作。我在一点一点地积累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一定要再向前跨那么一大步，使自己的创作真正接近这个目标……

这些年，我常常深夜扪心自问：天明，你在变吗？你变了吗？是的，我在变。我变了。我不断地在变。一种不可推卸的使命感让我不能重复自己，不能在原地踏步。我必须在变。但我又没有变。我要求自己不变。不变的是，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够以一个“热血青年”的面貌出现在中国文坛上，出现在自己的创作中，始终那样真切地关注着，并全身心地融入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民族自己的人民为争取更加美好未来的奋斗中去，虽然老之将至，老已降至，我必将不可挽回地衰老……一天比一天地衰老……

去年，我回老家南通一次。到墓园去看望了父亲。一个六十岁的儿子去祭扫三十岁的父亲。看着极其简陋粗糙的水泥墓碑上他那个极年轻极清瘦极忧郁极聪慧又极无奈的神情，我哽咽了。我该对他说些什么呢？“父亲，你儿子终于成了一个作家了。”这话好像三十年前就该说了。“我还会写下去的，直到把心里要说的那些话都说出来为止。”这话好像也不准确，只要你关注人民的命运，心里的话有说得完的那一刻吗？“我知道自己还没写出最好的作品，为此，我将不懈努力。”几十年了，还用得着来对父亲表这个态吗？三十岁的父亲早就了解了自己这个六十岁的儿子：他一生的努力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而不惜一切。两代人的文学梦。两个世纪的生存努力。我和我妹妹，我和我儿子，我和我的作家朋友们，我和我那些亲爱的读者们，我和所有还活着的中国人，中国的平民大众，我母亲，我弟弟，我亲戚和非亲戚们……我们不曾放弃，也不会就此止步，为了两代人的强国梦，为了那两个世纪的复兴之路……我将持续地用我固有的那种倔强和愚拙写下去，而不管别人会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