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从李劫人小说中分门别类，节录出有关成都文明发展的大量文字，如清末的叽咕车(鸡公车)到抗战时的木炭汽车，足以见出成都交通的一个侧面。所有这些变迁的实录，后人完全可以视为一代信史。

其中收入本书的《成都是一个古城》和《旧帐》，都是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

懒散近乎“随时随地找舒服”。以坐茶馆为喻罢，成才人坐茶馆，虽与重庆人的理由一样，然而他喜爱的则是矮矮的桌子，矮矮的竹椅——虽不一定是竹椅，总多关是竹椅变化出来，矮而有靠背，可以半躺半坐的坐具——地面不必十分干净，而桌面总可以邋遢点而不嫌打脏衣服，如此一下坐下来，身心泰然，所差者，只是长长一声感叹。

说历史

说称号

说城墙

说皇城

说满城

说板荡

说社会

说街道

说店铺

说场镇

说作息

说交通

说学堂

说庙宇

说川菜

说茶铺

说节令

说婚嫁

说丧葬

说方言

编后记

成都是中国西南部一个古城。还在三干多年前的部落时代，已有相当高的文化。那时部落号为蚕丛氏，国名叫蜀。蜀就是蚕蛹的古义。以氏族和国度名称来看，可说中国蚕丝的发明便在这地方。

蚕丛氏时代的蜀国幅员相当庞大。川西大平原是它的根据地。但那时川西大平原尚是一片沼泽地带。由灌县漫溢出来的岷江江水，尚无一定过流河床。所以在蚕丛氏以前的部落号为鱼凫氏，它的意义就是说明了那时代的人民还生活在水中。

蚕丛氏后为开明氏。这时的蜀国与秦国有了交通。公元前三一六年，蜀国在秦岭南部开辟通道，可以驰行车马。之后，秦国遂派大兵侵蜀，灭开明氏。那时统率大兵的是秦大夫张仪和司马错。

蜀灭之后，张仪和司马错为了统治和镇压土著人民，便相度地势，在重要地点筑了三座土城，专门用来屯驻军队和官吏。这三座土城，一为邛城，在今邛崃县；一为郫城，在今郫县；一为成都城，在今成都旧城内。据书籍所载，成都城因土质恶劣，筑成了又圮，圮了又筑，直到公元前三一。年方才筑成。并因曲折不规矩颇似龟形，故在早又叫龟城。后来不知在何年代又在龟城之西筑了一一座较小的城，用来居处平民和商贾，称少城。龟城称为大城。

尚在秦朝时代，蜀国改为蜀郡。曾有一郡守李冰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治水专家。他在四川的功绩人人皆知。治理灌县的都江堰，成都城外的两条河也是他疏冶的。于是，四川西部平原的积水才有固定的排泄河床，并成功了沟渠网。成都城外两条河因地形关系都是由西北并流向东南，到今九眼桥地方才合；而为一。从这时起，交通更为方便。秦朝时代最为考究的能走四匹马并排拉车的“驰道”，已纵横于川西地方。从而手工业也发达起来了。成都城南便有了两处手工业集中的小土城，一为专门造车的车官城；一为专门用川西特产蚕丝制锦的锦官城。经过若干年这两座城都消灭了，但因制锦为成都特殊的手工业，故成都又称锦官城，简称锦城，并把城外两条河之一称为濯锦江，简称锦江。其余一条呼为流江，又呼沱江。

到西汉武帝时代(公元前一四一年至公元八七年)为了沟通西南少数民族(即今茂县专区、西康、云南、贵州省的大部分)，以成都为重点，遂在公元前一一五年扩大成都大城、少城。经以前少少几道城门开辟为十八门，而使四川许多地方都筑了城，并以成都为模范，造了许多防御工事，如楼橹雉堞之娄。

西汉之末，中国大乱。公孙述据蜀称王(公元二四年)。到公元三六年为东汉大将吴汉所灭。这是成都建城后第一次城下之战，也是第一度作为帝王之都。

成都第二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魏、蜀、吴三国鼎立时代。从蜀汉先主刘备于公元二一一年攻入成都算起，到公元二六三年后主刘禅出降于魏国大将钟会之时止，成都作为蜀汉都城四十八年。

直到现在尚确可指为蜀汉遗迹的只有公元二二一年刘备筑坛即皇帝位于五担山之南的那座差不多已将坍平的、由开明时代遗留下来号称五担山的土丘和可能作过蜀汉丞相府第中的一口水井，即今东城锦江街的诸葛井，以及曾经是蜀汉丞相诸葛亮的桑园，并且是刘备的陵墓所在，即今城南外面的武侯祠和昭陵(一般称为皇坟)。

蜀汉时的成都，仍然是大城少城丽座城，仍然是大城住官吏，少城住平民商贾。蜀汉的宫殿也在大城。当时蜀汉全国人口不上二百万，成都是国都，据估计两座城的人口绝不会超过十万。这是张仪筑城之后五百七十年中人口最盛的一个时期。成都第三次作为帝王之都，是在公元三。四年到三四七年，当中国西晋到东晋的时候，也是四川和成都在历史上最为衰败的一段时间。那时正是少数民族散处中国，纷起割据，由陇西侵入到四川来的巴西氐人李氏。侵入原因是由于饥荒，侵入人数不过三万。李氏夺得政权自立为蜀主，当地人民不能相安，四川土著曾经一次举族流亡到湖南湖北等地去的便达四十万家。因此，川西平原和成都人口在这四十三年当中减少得很厉害。所以在公元三四七年东晋朝大将恒温溯江伐汉时，如入无人之境。并且在灭李氏之后，便因成都人口太少，用不着分住两城，仅保留了一座大城，而将少城拆为平地。这是成都筑城以来第一次大变更。经过二百三十五年的南北朝，虽然变乱频频，但四川却因是边疆地方，尤其是成都偏在西陲，没有遭到许多大兵灾，人口反而渐渐增多了。因此，隋统一中国之后，在公元五八二年，隋文帝杨坚封他第四子杨秀为蜀王兼益州总管。他到成都时，便感到一座城太小。据书籍记载，杨秀遂附着大城的西南，增筑了一道城墙，说是“通广十里”，也称少城。不过与琴汉时!少城不同之处在于附着大城而非与大城相犄角。P3-6

百城烟水，万家灯火

中国的文化名城是中国文化的依托

夕阳几度，青山依旧

中国的文化名家传承着中国文化的薪火

《名家说名城》

是名家关于名城的文字

它复活了中国文化名城过往的日常生活

它记录了我们民族上一个世纪的逝水流年

它像一艘船，满载着所有过去的珍宝

它船头上的灯光划破往昔，照亮未来的水面

它温暖着我们的后背，让阅读它的国人发现——

自己并非孤立无援

我们与民族精神共生

我们与文化中国同在

我曾在三圣街小学读过书，从这条街街口东行数百步就是崇德里。里在成都街巷中是罕见的另类，而以城东南居多，如这一带的兴业里、章华里、崇德里等，其辟建和得名多在二十世纪初叶。有趣的是，抗战军兴，大批贫寒无告的下江人舍舟登岸后，他们发现不像那些有力者有自己惬意的去处，故大多栖息于这几条窄巷狭弄内，今日在此转悠，有心者仍不难发现那带有江浙味儿的一院一房、一门一窗。而我对崇德里记忆最深的是巷子中央的那口井，四季清亮，全巷人家都挑来饮用，经年累月，弄得半边巷子都潮乎乎的；与井一墙之隔的人家，干脆墙上凿一洞，临井一面砌一水槽，井水倾入槽中，直接流入自家水缸，这种方式，大约是对江南水乡一种遥远的追念吧?少年的我们曾无数次琢磨，想用什么脏东西塞住那洞口，只是一见那挑水人的身影，立即作鸟兽散。此外，我初中时候的班长就住东侧的一家院子里，他为人厚道，其经典笑话之一：班上弄文娱节目，他和漂亮的文娱委员挨户去动员文娱骨干，他不会骑自行车，又不敢搭着走，只好跟在那姑娘的车后傻乎乎地跑。

不像成都街巷通常的范式那样，崇德里两头入口处分别筑有结实的骑楼，并建有陡而高的梯子以通上下，供人居停。近些年，为追寻我们这座城市所失落的记忆的碎片，读了一些书，听了一些故老言，方知崇德里南头骑楼正是当年李劫人先生主持的乐山嘉乐纸厂成都营业处——劫人先生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五日致吴廉铭信欲要回自己的稿件：“请烦吾兄即为检出付航邮寄交成都东大街二二号崇德里我公司转我为祷。”

常崇宜先生回忆，他在一九四五年前后奉父亲之命，。“给劫人先生送过、信通常是送到盐市口的嘉乐纸厂营业处(此处似可商榷，崇德里北起东大街，但距盐市口还有一段距离——本书编者按)，劫人先生曾告诉我，他每天早晨八九点钟在那里。我曾看见找他的人很多，大半是谈生意的。”

有时经过此处，停下来，望一望，我想单凭劫人先生对故乡桑梓贡献之巨，有关方面就该在此立牌以示永久的纪念——但这多半是痴人说梦，整个街区尚且不保，遑论一楼乎?

对于文人最好的纪念是文字的纪念，于是就有了这本书的编纂。“千秋寂寞纸上尘”，这本书也许不会轰动，但它毕竟是一种实在的纪念。

“读者原谅，我是成都土著，游踪不广，见闻有限，故每每举例，总不能出其乡里，至多也在四川省的大范围内，这应预先声明的。”(《漫谈中国人之衣食住行》)——这段话，可以视为勘人先生于不经意中对自己的写作前提的一种郑重声明。

的确，在中国文化史上很少有人像李劫人一样为母城而倾其一生，这不由人不想起西蜀深山中那啼血的子规。何以至此，学界多有论及，在此不一一缕述。值得重视的是周华先生的意见。他注意到了动人先生三十年代的一段话：“对目前内忧外患交迫的中国，应该采取国家主义，分析言之，是本于‘乡’的感情推及而于‘国’。凡有害于‘国’与‘乡’的恶势力，不论在内在外，一概极端反对到底。”周华认为劬人先生“首先强调乡的感情，由乡而推及国。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对四川的深厚感情，他与养育它的故乡的血肉关系。”(《论巴蜀文化与李劫人小说》)除此以外，我注意到劫人先生对法国“风土画”派代表作家巴散的特别关注。他论及法国作家对以巴黎为中心的“左拉学派”的不满，认为“这派下作家的眼光，总难看出巴黎以外。所以反抗左拉学派的潮流起后，专一描写地方风俗的，也成了一种新趋势。这一类的人物颇不少，而较为专门的，恐怕要数巴散一入了。”“他的小说完全描写法国各地方的风俗人情、山川景致，地方色彩染得非常的浓重。”“可以说他的著作真是一面最好的镜子，由不同样的反光中，射出全法国的地方光景来。所以有人说，巴散是一个地方社会的小说家，却也是一个画师。”(《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不能说李劫人完全受了巴散的影响，但明眼人不难看出二者的相通之处，而前者对后者艺术的概括，某种程度上也可移作对前者艺术的概括——李劫人说，巴散的“艺术却极精良，正确、简单、明了而又富诗情。”(《法兰西自然主义以后的小说及其作家》)

李劫人的小说，除极少数的篇章外(如写法国留学生活的中篇小说《同情》)，几乎全都是以成都为背景——他是一辈子死守家园的老农，固执地汲自己家的深井，浇自己家的园子，开自己家的花，结自己家的果。正是基于这种不可遏止的乡邦之恋，再加上对法兰西。自然主义文学独特的细致入微的细节处理方式的痴迷，李劫人在小说中对成都包罗万象的日常生活场景，进行了准确而繁复的描述。试看他为《大波》所拟的写作提纲，其中的第一章第六节的“地点”——一节二节皆在田老兄家里其家可能在青石桥口头提到少城公园布后街孙家花园小福建营龚家花园三节总府街第一茶楼劝业场华兴街纯阳观口头提到总府街广腴园暑袜街白仙楼冻青树冻青宅玉沙街醉霞轩东玉龙清音茶园(灯影)四节五节六节皆在醉霞轩叙述到西三倒拐铁路公司——他引我们穿行于晚清的成都街道，去观活的史剧。他仿佛意识到了后世健忘症将大行其道，因此不厌其烦，津津乐道，作为记载成都这座都市的“实情”的“一般文化史”才因而得以保全。

基于此，本书从李劫人小说中分门别类，节录出有关成都文明发展的大量文字，如清末的叽咕车(鸡公车)到抗战时的木炭汽车，足以见出成都交通的一个侧面。所有这些变迁的实录，后人完全可以视为一代信史。在小说之外，李劫人还俨然是一位成都地方史志的专家。

一九四九年，他写了约十五万字的《说成都》，分为一、说大城，二、说少城，三、说皇城，四、说河流，五、说街道沟渠以及名胜古迹， 此书稿现存部分章节，其余大部分在“文革”中已下落不明。除此之外，他还著有不少有关成都饮食文化和风物故实的散文、随笔等。

我们将先生这方面的文字汇拢，将《说成都》的思路加以拓展，形成更细致的门类来说成都。这项工作受惠于先生，如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将是我们极大的满足。收入本书的《成都是一个古城》和《旧帐》，都是一九四九年后没有公开发表过的。特别是后者，详细记载了成都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从中可见丧葬习俗，“光是那办丧事的排场，也就看得出百年前一般小布尔乔亚的生活情形”(李劫人《旧帐》接语)。从中可见饮食风尚，既有繁复的满汉全席，特别是成都与扬州在这方面的比较，又可见质朴的民间小食，如释“稍美”，“即烧卖，又谓之烧麦”。释“樱桃肉”，“将猪肉切成指头大之丁块，而加红酱油烧熟，貌似樱桃，故有此称，绝非以樱桃煨肉也。”可见币制变化、物价升降、度量改易。可见服饰衣着、饮啄洗沐、举止投足。可见风物故实，时尚流俗、世道人心——在这庞杂的“旧帐”中，仅办丧事时一笔“家内祠堂男女客打牌借帐五千七百四十文”的记载，就可以使人对今日成都麻将之风的渊源、做派和神韵会心一笑。这“真可算是一部社会组织和社会经济的变化小史了。”(李劫人《旧帐》按语)。它的丰富的内容，将令各个学科的学者各有所得，各个层面的读者各有所悦。李劫人说：“我的用意，是想把这东西当成一种生料，供献给有心的读者。”(同上)但他的这份苦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却遭到一种有意无意的漠视。本书现在重新刊发《旧帐》，既是对先贤的一种告慰，也是对乡邦文献的一种珍视。

李劫人先生实为老成都的代言人，随着作为他的观照对象的古典城市命运的终结，他写成都的文字终将成为一种文化绝唱。推而广之，再也不会产生像他这样倾其一生为母城歌唱的歌手了。

——某日，笔者刚从出版社谈完本书出来，在公共汽车上听几位外地人谈论成都：“我哪儿都不去，就把铺子周围的几条街搞熟。”“那些街是啥子样子我不管，只背街名，再买张地图，三个月后我爸要给我辆出租车。”

笔者无意苛责他们，只是当时产生一种强烈印象：在他们看来，这座城市只是一种可资利用的资源。而在李劫人看来，却是亲切的家园。

编者于成都少城窄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