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骆驼祥子》、《月牙儿》，人们自然会想到老舍这个名字。本书精选了老舍先生的部分抒情散文、小说及诗歌戏剧，结集出版，并配以解读的文字，为热爱他的人们阅读欣赏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蓝本！

这是一套名家视角丛书。由2l世纪中国著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解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名著。丛书以教育部最新语文课程标准为依据，将经常入选中学课本，又能代表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10位大师级作家作为介绍对象，其作品篇目的选择、书前导言及篇末的解读文章，反映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界最新研究水平，并且贴近青少年读者的砍赏口味，好读、耐看、有吸引力，充分体现了权威性、当代性、青年性、知识性和新鲜活泼的编选风格。丛书既是广大文学爱好者的良师益友，也是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最佳选择。

文化启蒙与国民性批判的双重变奏 吴义勤1

散 文

济南的冬天2

吊济南6

青岛与山大12

敬悼许地山先生17

想北平24

大明湖之春28

我的母亲33

小动物们40

猫46

我的几个房东50

鬼与狐56

小 说

月牙儿62

且说屋里86

断魂枪100

铁牛和病鸭108

黑白李118

狗之晨131

微神138

小铃儿149

创造病156

正红旗下(节选)162

骆驼祥子(节选)171

四世同堂(节选) 178

诗 歌

国葬190

礼物195

恋歌199

鬼曲203

戏 剧

茶馆(节选)212

1937年8月至11月间，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当时侵华日军已进逼济南，在此危难之际济南当局却是一味妥协苟安，全不以抗战为虑，这使老舍感到极大忧愤。11月中旬老舍奔赴当时抗战的中心武汉，次年一月即发表这篇《吊济南》，对当局置国家危亡、人民生死于不顾的罪行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这是一篇抒情说理文，情与理的谐调与融合是阅读这篇散文时应予注意的。本文的核心在一“吊”字，即追怀、吊慰之意。在此之下包含着两种情感维度，一是对济南深沉的爱，一是对当局昏聩糜顿的愤慨。这两种情感紧密纠结在一起，构成事物的一体两面：正是因为有前面的爱，当爱无可挽回地被葬送时，作者才会感到强烈的愤慨和痛惜。可以说，“抒情”正是本文所定的一个基调，而说到文章的主旨，却是在抨击误国害民的时政，这乃是属于文章中较为“理性”的部分。但作者不是“以硬克硬”，干巴巴地去理论，他的“理”是融化到他深沉浓郁的抒情内核里去的。文章开篇用三个大段的篇幅写作者对济南怀有的深厚感情，然后笔锋才逐渐把人们引向对时政的思考，其字里行间可感受出作家欲放还收其愤慨之情的张力，最后作者以喷涌的激情大声祈祝济南在血火的洗礼中“脱胎换骨”，刷新为一个“美丽庄严的新都市”，可以说整篇文章乃是以“情”为肌里。情为肌，理为骨；情既是理的源泉，又推动和加强着理之力量，使人觉悟立时更新的迫切。而于这情理之外，我们心灵上获得最大感动的，恐怕是作家老舍那种炽热的爱国的情操，这是本文所抒之情的更高一个理解层次。

《吊济南》的语言典雅端庄，很有味道。多四字句、对称句，韵散有致，长短错落，句式句法语气亦变化多姿，具有很强的形式感、力感与节奏感。试看下面的句子：“济南的美丽来自天然，山在城南，湖在城北。湖山而外，还有七十二泉，泉水成溪，穿城绕郭。可惜这样的天然美景，和那座城市结合到一处，不但没得到人工的帮助而相得益彰，反而因市设地敷衍而淹没了丽质。”这两句中安排了两组四字对句和一组长对句，这是体现出语言的整饬美。看下段更见神采：“这够多么可怕呢?可是我们有目无睹，仍旧逍遥自在；等因奉此是唯一的公事，奉命唯谨落个好官，我自为之，别无可虑。人家以经济吸尽我们的血，我们只会加捐添税再抽断老百姓的筋。对外将亲善，故无抵制；对内讲爱民，而以大家不出声为感戴。”这段话有五组对称句，也体现出整饬美，但是对称内部与对称之间更多句式句法等等的无穷变通，这使语言既有鲜明节拍而又摇曳婀娜，兼以音律合于平仄，读起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文章最后“我将看到……我将看到……我将看到……”那一段排山倒海般的抒情长句，是这篇散文中最具情感冲击力量的部分，也是把语言美感推进到极致的一段。与那种情感的冲击强力相应，可以看出句子之间的跳宕也格外剧烈了。总起来说，这篇散文所用的这种典重雅致的语言，是与作品主题较为庄严的性质，以及其所抒发感情较为沉郁的特征十分吻合的。P10-11

文化启蒙与国民性批判的双重变奏

吴义勤

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满族人，出生在北京西城小羊圈胡同的一个满族家庭。父亲舒永寿是满清正红旗下一名保卫皇城的士兵，1900年阵亡于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炮火之中。父亲去世后，老舍的家境极其贫寒，只能靠母亲做杂工维持生计。老舍的幼年和少年时代都是在贫困脏乱的大杂院里度过的，这使老舍从小就对底层和民间的生活有着深切的感受和同情，也培养了他要强、自尊的性格和人道主义的情怀。1905年老舍开始到私塾读书，1913年考入北京师范学校。1918年师范毕业后被任命为方家胡同京师公立第十七高等小学校长，兼国民学校校长。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老舍虽未直接参与和投身这场运动，但作为旁观者他对五四个性解放意识、反封建的现代意识都还是深得其中三昧的。可以说正是在五四现代思想的感召下，老舍才会辞退寡母为他定下的婚事，也才会揭露教育界的种种黑暗并愤而辞职。1922年他赴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在天津，他开始了文学创作历程，并于1923年在《南开季刊》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他第一篇短篇小说《小铃儿》。同年春天，老舍回到北京，在北京教育会任文书，又兼任北京一中国文教员，课余到燕京大学旁听英语。在这里，他结识了英国人艾温士，艾温士很赏识老舍的才华，就推荐他到英国教书。1924年9月，老舍到达伦敦，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华语讲师。授课之余，他阅读了大量的英文小说，并进入了一个新的文学创作阶段，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1925)、《赵子曰》(1926)和《二马》(1929)均写于这一时期。这些小说，他先后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发表，以其轻松活泼的文笔、轻喜剧的情调和幽默诙谐的风格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29年老舍离英回国，途经新加坡时他到一所华侨中学任国文教员，并创作了长篇童话小说《小坡的生日》。1930年3月，老舍离开新加坡回到上海，4月又回到北京。从1930年8月到1937年10月老舍先后在济南的齐鲁大学和青岛的山东大学任文学教授，课余坚持小说创作。经过欧风美雨的洗礼，老舍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以现代意识观照、批判国民劣根性和封建文化传统，成为一个冷静稳健的文化批判者和文化启蒙者，他的创作也由此进入了一个丰收和成熟期。除长篇《大明湖》1931年完稿后寄上海的《小说月报》被焚于1932年日军炮火之外，这个时期他还有长篇小说《猫城记》(1932)、《离婚》(1933)、《牛天赐传》(1936)、《骆驼祥子》(1936)，以及中篇小说《我这一辈子》、《文博士》、《月牙儿》和短篇小说集《赶集》(1934)、《樱海集》(1935)、《蛤藻集》(1936)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老舍的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的激发，他决定“不能教我和我的笔一齐锈在家中”，是年10月，毅然离开济南来到当时的抗战中心武汉。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汉口成立，老舍被选为理事，并任总务部主任，总理“文协”的日常事务。8月，作为“文协”总会的先遣人员，他又赶赴重庆，在那里定居八年。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老舍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情、民族意识和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他忍辱负重，高举“文协”的大旗，做了大量行之有效的工作。与此同时，他依然坚持文学写作，并为配合抗战宣传，创作了大量通俗文艺作品。1938年出版的通俗文艺集《三四一》，就包括三篇大鼓书词、四部京剧和一篇通俗小说。他还创作长诗《剑北篇》以及话剧剧本《残雾》、《张自忠》、《面子问题》、《大地龙蛇》、《归去来兮》、《谁先到了重庆》、《国家至上》(与他人合作)等。这些作品积极宣传抗战，歌颂祖国山河，表彰抗日英雄，暴露黑暗统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战斗精神。在小说创作方面，他这一时期主要创作了长篇小说《火葬》(1944)、《四世同堂》第一、二部(1946)和短篇小说集《火车集》、《贫血集》、《东海巴山集》。1946年春，老舍和曹禺一起应邀到美国讲学。1947年讲学期满后为继续创作他滞留美国。在完成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之后，又着手创作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小说通过抗战时期流落重庆的一群鼓书艺人的经历，真实地刻画了中国艺人的生活和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老舍于1949年12月回到祖国，一个新的天地展现在他眼前，他以极大的热情投身文学创作，又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担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等职。创作上，他的重心转移到了戏剧文学方面，创造了话剧《方珍珠》、《龙须沟》、《一家代表》、《春华秋实》、《生日》、《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宝船》、《荷珠配》、《义和团》、《火车上的威风》，曲剧《柳树井》，歌舞剧《消灭细菌》，歌剧《大家评理》，京剧《十五贯》、《王宝钏》等。同时，他还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无名高地有了名》，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未完成)，出版了曲艺集《过新年》，散文集《福星集》、《小花朵集》、《出口成章》，诗集《老舍诗选》。在这一时期的创作中，老舍的戏剧和小说所确立的主题仍是“写北京，写北京的变化”，他的现实主义风格得到了保持和延续，他对时代和现实的热情也得到了极大的表现。《龙须沟》和《茶馆》是这一时期最能代表他戏剧方面成就的两部代表作，而未完稿的长篇小说《正红旗下》则是他小说领域的“绝唱”，这部小说所表现出来的文化底蕴和叙事气度，可以说超过了同时代的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但可惜老舍永远也不能完成它了。

正当老舍的艺术创作处于旺盛时期时，1966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老舍在受到非人的折磨后，不甘屈辱，于1966年8月24日在北京郊外的太平湖沉湖自杀，以自己的死完成了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最后呵护和对非人现实的最后控诉。在长达42年的文学生涯中，老舍为我们留下了800万字的精神财富，为中国的现代文学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当之无愧地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为最伟大的文学大师之一。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文字，《骆驼祥子》畅销美国，《茶馆》震动欧洲，在世界文学史上老舍也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也正是出于对老舍人格和文学成就的双重尊重，巴金才会称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最好的典型”，曹禺才会赞他为“中国当代的‘人杰’”，某种意义上，老舍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缩影，他以自己的创造力、赤子之心和对国家民族的无限忠诚，诠释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追求光明、追求文学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国家民族现代化的心路历程。

老舍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他对祖国、对人民、对文学的热情都是同时代作家所罕见的。而从解放后的创作来说，老舍的文学创作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来说都是与他一起进入新中国的那些现代著名作家中成就最高的。他在建国后被授予“人民艺术家”的称号，可谓实至名归。如果说，大多数从旧时代过来的作家面对新时代都曾有过短暂的“失语”或创作“断层”的话，那么老舍无疑是一个例外，他以一种近乎天真的“热情”很快就融入了新的时代，并创作了一大批堪称杰作的精品，只可惜时代最终还是嘲弄了他的“天真”。但不管怎样，老舍对中国新文学的贡献是无法抹杀的。作为一个全才作家，他在小说、戏剧、散文、诗歌以及通俗文艺方面均有不俗的建树，他的文学道路和他的人生道路一样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产。总的说来，老舍对中国新文学的独特贡献主要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其一，对文化批判视野和思想启蒙主题的开拓与发展。老舍一直坚定不移地以文化目光关注下层市民社会的生活，以现代理性意识对传统文化糟粕和国民劣根性进行长期的揭露和批判，表现出了鲜明的思想启蒙和文化启蒙的倾向。《老张的哲学》嘲讽了老张“钱本位三位一体”的哲学，《赵子日》通过一群大学生的生活态度的批判剖析国民性，《二马》在中英文化比较的视点上揭示民族性格的弱点和传统文化的弊病，《猫城记》将对现实黑暗的抨击和文化批判结合在一起，探讨古老民族性格的重塑和民族精神的复苏，《离婚》剖析了国民性格在传统文化负面影响下的蜕变历程，《骆驼祥子》批判城市畸形文明对人性的扭曲和侵蚀，《四世同堂》对整个封建传统文化进行反省与批判。在这些作品中，老舍对文化积习和国民劣根性的挖掘与批判可谓不遗余力，虽然，他最终并未找到一条新的文化建设的道路，但他所坚持的这条文化批判与文化启蒙的道路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却是无可替代的。

其次，对市民阶层、市民社会、市民文化世界的独特建构与深刻批判。老舍有着丰厚的生活阅历和人生体验，有着对市民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生活知识，这使他能够以独特的艺术视野为中国现代文学建构一幅市民社会的全景图。在老舍所贡献的这个市民王国里，可谓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随处可见。从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上看，可以分为老派市民、洋派市民、理想市民和底层市民等几大系列。而其中最具魅力的首推老派市民系列。像老马、牛老者、牛老太、祁老人、祁天佑、张大哥等老中国儿女，从生活习惯、思维方式到人生态度都打上了封建宗法思想的印记，老舍通过对他们的形象刻画集中批判了传统文化的巨大惰性和负面效应。理想市民的塑造则寄托了老舍的某种人格理想，他们是钱默吟、李景纯、曹先生等，他们或具传统的道德力量，或一派儒雅风度，或坚守民族气节，表现了老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辩证态度。洋派市民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冲撞时产生的病态人物，如赵子日、张天真等，这些人物虽然有些漫画化与类型化，但老舍的文化思考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除了对市民人物的刻画外，对北平风俗文化以及世态人情的成功展示也是老舍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他笔下人物的饮食、礼仪、婚丧、节庆都笼罩在北平特殊的世态风俗中，这使得老舍的艺术世界具有了浓郁的“京味”。老舍笔下的“京味”既有着亲切的温情，同时又更凝结着北京市民社会特殊的精神特征和社会心理，以及作家对其中丑陋愚昧一面的深刻批判。《骆驼祥子》虎妞难产时巫婆装神弄鬼地驱邪的表演，《四世同堂》中亡国的北平人参加滑冰比赛的场景，在老舍文化批判的眼光中都具有哀愤沉痛的情调和复杂多样的审美内涵。

再次，幽默俗白的美学风格的独特创造。老舍的艺术世界中充满了“含泪的笑”，充满了雍容诙谐的幽默。这是他贡献给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美学范式。一登上文坛的老舍可以说就是幽默而笑哈哈的。《老张的哲学》、《赵子日》等小说就以笑中带刺的方式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他的幽默一方面受狄更斯等英国作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与他温和、宽厚的性格相契合。虽然，就早期的小说来说，他的幽默还有堆积笑料的“油滑”特征，但随着他创作经验的积累，到了《离婚》、《骆驼祥子》等小说中，他的幽默就日显成熟，而呈现出一种婉而多讽、谑而不虐、悲中有喜、喜中有悲的喜剧风格，其艺术魅力和审美品格均令人难忘。另一方面，老舍又是一个语言大师，他对原汁原味的北京口语的运用，使他的小说语言，俗白中透着精致，既鲜活饱满，又雅趣横生，有极强的表现力。这种语言能有效地将他小说中的幽默和叙述、抒情融为一体，从而给读者以特殊的艺术享受与艺术美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老舍在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不断探索和发展创造方面所作的贡献在现代作家中可谓无人能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