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在杜维明、黄万盛的对话录中，开始了5万字的叙述。从西方到东方，启蒙运动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和我们对启蒙的认知，两种文化的冲撞与兼容，多元的比较，儒家世界的思考，都是我们所关心的和乐意接受的话题。另三篇来自启蒙运动的故乡——法语世界的文章，是法国人一贯所持的批评态度，巴黎咖啡馆给了他们从容的态度，也让他们的思想增添许多随意。剩下的五篇出自西方人手底的文章，从笛卡儿“我思故我在”开启蒙之风气，到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掀起颠覆理性的浪潮，在安乐的美德与悲哀的理性中探讨启蒙的意义及其问题，阐述自己温和的提议，使人们认识到启蒙的反思在今天变得越来越重要。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要转化和改变这个世界，反思启蒙，我们只在历史的空间跨出一小步而已。

从十七世纪中后期到十八世纪的百余年，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潮狂飙席卷了西方，欧洲社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思想革命。从那以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成为一轮精神太阳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它的影响强有力地穿透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但现在，人们在享受启蒙带来的成果的同时，也日益发觉了它带来的弊病。比如：环境危机、贫富差距等。在此背景下，对启蒙的反民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本书选取了国内外多位著名学者的文章，他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启蒙的成就、意义和其本身的缺失，并就如何补救这一缺失谈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启蒙的反思——杜维明、黄万盛对话录曾明珠记录整理（ 1 ）

启蒙思想与恶的问题［加拿大］让·鲁瓦（ 117 ）

启蒙思潮与行动：影响和批评

［法国］吉尔·德拉奴瓦（ 132 ）

本杰明·贡斯当，恐怖主义的批评家

［法国］史蒂芬·卢内（ 145 ）

一个重思启蒙的温和提议［美］斯坦利·罗森（ 166 ）

悲哀的理性［美］斯坦利·罗森（ 187 ）

安乐的美德：启蒙运动评论［美］斯坦利·罗森（ 208 ）

笛卡儿《心灵之诸感情》中自然的教导与人的本性 ［美］罗伯特·瑞斯艾（ 225 ）

奴隶，主人，暴君：尼采的自由概念 ［美］罗伯特·瑞斯艾（ 254 ）

黄：自从上次进行了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后，我们希望能够就当今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领域中出现的基本问题，它所面对的困境和可能的化解之道、它所拥有的资源和未来的发展方向，等等，深入探讨、继续对话、集成系列，很高兴今天我们可以开始第二次对话。我想，我们今天的对话事实上是对上次对话的延续。那次对话，正值国内学界“新左派”和“自由主义”的争论蓬勃展开之际，这个讨论的本意是相当积极相当健康的，是希望对中国的制度安排和中国的精神发展方向做出严肃的思考。但是，可能是因为各种各样条件的限制，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有意回避对一些基本问题开展有针对性的平实的对话，使得那场讨论的“火气”远远大于它应有的内容。

我们是常年在海外从事学术研究，又对国内的发展非常关心，尤其是你，我记得你是20世纪60年代初到美国，至今已40余年，一直致力于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学术研究，同时，又对中国的发展、中华民族的再生始终保持着充满热情而又不失理智的关心和思考。因此，我们期望能够介入那场讨论，至少把海外学术界关于那些问题已有的资源和儒家在长期发展中所拥有而又被今人严重忽视的传统资源带入那场讨论，争取开辟一些新的视角，形成有深刻含义的问题意识。我们那篇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发表后，我读到一些评论，总体上看，对我们的对话有较大的期待，希望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检讨与中国的转型有关的价值观念和制度建设，形成一些较为系统的看法。这个期待或许可以作为我们今天对话的基础。

我想，所有我们曾经讨论的问题，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或是针对中国的，都有一个共同的大背景是不可回避的，这就是“如何认识启蒙”。关于启蒙，我们基本上可以把它看作两个相互关联而又各有不同的方面，其一是，启蒙塑造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价值观念体系，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例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这是价值领域的问题；其二，由于这些价值的出现，并且迅速地世俗化，导致对中世纪以来王权统治的挑战，致使民主制度成为新的社会政治权力的产生方式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方式，而且，民主正日益成为世界各个地区普遍追求的社会理念。

启蒙的反思启蒙的反思今天，这两个方面都出现了诸多的新因素，首先，在价值领域中，一些在启蒙时代没有被足够重视的具有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在当代生活中越来越发挥重要作用，例如同情、宽容、公平等，这些价值观念与启蒙时代的价值观念是什么关系？其次，由于生态环保的问题，由于近百年来的掠夺性开发，导致各个方面严重的资源短缺和危机，启蒙关于人的能力的无限可能的自大狂妄、人是自然的主宰而非朋友的观念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同样，在民主的领域中，也出现了很多预期和非预期的问题，不仅仅在发达的民主国家，更突出的是表现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民主实践出现了很多事与愿违的困境，引起了当代西方思想界对民主的批评和再认识。这些方面合流汇总，使得启蒙的反思成为有深刻含义的思想论域。

可是，启蒙的反思进入中国，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误解。它的困难在于，中国从“五四”到今天，可以说，有关现代性的全部思想建设几乎都是和启蒙的背景紧密相连，因此，当“启蒙的反思”横空出世，人们忧虑：中国的现代性建设仍然需要启蒙的精神指引，现在提出反思启蒙，会危及中国的现代转型，这是不合时宜的。所以，消除对启蒙反思的误解，使启蒙的反思在中国成为健康的现代转型所必需的思想前提，成了一个艰巨的理论工作。我想，启蒙反思在你的思想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是你四个基本论域之一，你对目前的处境一定有相当同情的了解，也一定有化解这些心结的理论考虑。

杜：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内部也涉及多元多样的课题，其中颇有张力。我觉得，提出启蒙反思必须要弄清我们的问题意识是什么。从人类文明史来看，特别是近300年来，最强势的意识形态就是启蒙心态。比如，近现代对人类社会有重大影响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从启蒙发展出来的。从制度上看，大学教育、政府组织、市场结构、各种不同的专业团体、种类繁多的非政府组织，凡是与传统关系不大而是近代开发出来的各种组织和制度，以及它背后所预设的语言系统、观念结构和价值体系，绝大部分都是近300年来启蒙所开辟的向度。

启蒙所包含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理性，通常人们所说的“理性之光”，今天，也仍然有人习惯地称启蒙时代为“理性时代”。还有一个了解启蒙的重要方面是由韦伯着力强调的：合理化、理性化（rationalization）。韦伯在定义现代化时认为现代化是个合理化的过程，所谓合理化是指各种不同的组织都通过一种合理的程序和方式建构起来，而在现代社会中最能突出合理性建构的组织就是军队。科层制度是所谓合理性的最好体现，而科层制度最严格的是在军队。上下的关系非常明确，职位、任务和角色被严格规定，假如你不能完成既定的任务，或者轻忽职守，应当如何处置、惩罚，也有精确严格的规定，因此，每个人对自己在一个组织中的地位有非常清楚的了解。这是典型的合理化过程。现在的大企业、学校、政府机构，等等，其建制都是依据了合理化的模式。 P.1-4

从17世纪中后期到18世纪的百余年，以法国为中心，启蒙运动的思想狂飙席卷了西方，欧洲社会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思想革命。从那以后，启蒙运动的理性光芒成为一轮精神太阳照耀着人类社会的进程，它的影响强有力地穿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翻天覆地地改变了人的生活状况和精神世界。由启蒙精神所开辟的现代性成为人类生活的新的典范，并且，这个从西方地缘经验中诞生的现代性，在其后的200年来，不可阻挡地成了整个人类的生活典范，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几乎都把追求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当作无可置疑的头等大事，启蒙引领了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成为近现代社会最强势最活跃的话语权威。启蒙所强调的“人生而平等”，衍生出自由、平等、博爱、人权、民主等当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启蒙崇尚人的经验，成为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导致了19世纪到20世纪空前的科学和生产的大发展；启蒙用人的主体的理性自觉反抗中世纪神学对人的宰制，使得理性成为人类社会最高的精神权威，在追求“合理性”的过程中创造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市场经济，以及以法制为基础的理性化的社会管理体系；启蒙坚信人的能力具有无限的创造力。人可以也完全能够不断地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改造人本身，因此，进步、发展就成为人类永无止境的目标。正是这样一套全能主义的世界观构成了我们生存时代的坚如磐石的精神基础。除此之外，它甚至在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创造了这样一种心态：要想现代化，就必须启蒙，没有经过启蒙的洗礼，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中国从“五四”运动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就被这样的心态笼罩着，一代又一代的思想精英在启蒙的召唤下义无反顾、前仆后继。

现在，尽管启蒙精神依然如日中天，可是启蒙的反思同样也成为当代思想的大业，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启蒙的缺失和这些缺失所造成的灾难。由于启蒙突出个人的解放，尤其重视个人的权利，以个人权利为一切价值的基础，导致越来越失去控制的个人中心主义，使得家庭、社群的价值越来越边缘化，启蒙的光芒没有创造温暖，反而越来越冷峻；由于启蒙过度依赖于人的经验世界，因此，它极其成功地发展了“凡俗化”的世界，一套“凡俗的人文主义”彻底扫荡了所有的精神世界，甚至人类本身所创造的伟大的文化和艺术都已经成了亟待拯救的濒危物种，凡俗化越来越像是庸俗化了；由于启蒙过分地自负于人的理性能力，人越来越盲目地妄自尊大，无所不在、无所顾忌地突出人的存在、人的力量、人的重要性、人作为宇宙的主宰，肆意地征服和掠夺自然，相应地，人也越来越多地遭到自然的报复，人在自然中的处境事实上已经举步维艰；由于启蒙迷恋于“合理性”的制度建设，各种各样的程序更像是纵横交错的锁链捆绑了整个社会，使得社会在制度外的有机的活力几乎完全不能介入社会的创造和建设，而“制度合法性”却成为一个最好的掩体，保护了这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一个以平等为基本价值的社会事实上却在形成史无前例的最严厉的不平等。由于启蒙把进步和发展当作最基本的观念，追求无限增长的财富，不仅成为政府行为的目标，而且也成了个人价值的基本尺度，人日益成为财富的奴隶，这个社会使得绝大多数人无奈地用几乎整个生命去交换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生命的意义已经被货币、房子、汽车充分诠释，劳动异化甚至超过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阶段，人的存在意义的沦丧已经相当彻底，幸福越来越成为可望不可即的奢侈品，即使在学术界，这也几乎是不可企及的问题，鲜有人再关心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启蒙在创造伟大社会的同时，“馈赠”给人类的不幸的礼品，使得我们在享受启蒙的伟大创造的同时，不得不反思启蒙的弊端。

在发展中国家，对启蒙的信仰仍然是非常普遍的强势话语，即使在西方，主张启蒙的使命没有完成，坚持继续启蒙的，也还是大有人在。在这种情况下，反思启蒙不仅容易受到误解，而且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一厢情愿。人们顾虑反思启蒙意味着颠覆启蒙的成就，人们以为所谓启蒙的困境，只是启蒙充分发展了的西方才有的富贵病，这一切离我们仍然遥远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心态不仅是对启蒙反思的意义缺乏基本的了解，其实也是相当幼稚地对待启蒙的态度。杜维明教授在讨论启蒙反思的时候，曾经对如何理解启蒙提出三个重要的基本方面，我相信这是进入启蒙反思的基本前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启蒙”和启蒙反思的意义是什么。所谓启蒙，第一，它是一个历史现象、文化现象。因此我们需要对这个现象的出现、它的发生学机制有充分的了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很难对启蒙有真正的了解，也就更不可能把启蒙的积极因素转化为文化中国的知识和智慧的积累；第二，启蒙是西方现代文明发展的理念，是非常强势的理性主义基础上的文明信念，其中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成分。因为这个原因，它既是突出人的价值，又是夸张了人的作用，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相互关系。因此，它既有把人从中世纪的神学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的伟大的贡献，同时也有把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傲慢，现在，它受到来自解构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环保主义等方面尖锐的批评；第三，启蒙是一种有普遍性的心态。这就是说，启蒙在消解了中世纪的神学迷信后，自己也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就是启蒙的迷信，启蒙成了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永恒真理”，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工具理性、制度决定论、进步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追求富强为最高社会理想的发展至上主义构成了启蒙迷信主要的思想内容，所有的这些方面深刻地影响了人类当代社会的进程。

启蒙的反思就是要从这三个基本方面入手，了解启蒙的成就，破除启蒙的迷信，把被启蒙过分夸张的光芒所遮蔽的西方以外的文化价值重新带回现代社会，纠正启蒙的偏误，丰富启蒙的成就，使得由启蒙价值主导的“凡俗化”的社会转变成更富有精神性的社会，使启蒙所发展出来的充满竞争性的社会转变为更有人情、更有道义的人类生命共同体，使启蒙所追求的无限发展的社会转变为追求均衡、懂得自我节制的社会，使得人类可以免去因为掠夺、垄断、地缘性的文化自大而形成的仇恨和战争的恐惧!启蒙的反思是人类当代继往开来最重大的思想课题。

这就是我们主编这本《启蒙的反思》的初衷，也是我们对人类前景的批判性期待。至少，我们仍然是这个时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者。 

本辑中的很多文章都是精心之作，值得特别推荐的文章当首选杜维明和黄万盛的新的对话《启蒙的反思》。在本系列的第二辑中，我们曾发表了杜维明和陈名(黄万盛)关于“儒家和自由主义”的对话，其后，我们收到了很多积极的反馈，对那篇对话中的思想课题和观点结论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现在这篇“启蒙的反思”可以看作是“儒家和自由主义”的续篇。它主要是从儒家资源出发对启蒙的困境做出比较全面的回应。这可以被看作当代新儒家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从“五四”以来，儒家思想有一个逐步转型的发展路向。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它对社会、经济、政治、精神、自然、宇宙、历史和未来有非常全面和深入的理解，成为几千年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传承的最主要的精神依据。由于西方现代性的进入，从“五四”开始，儒家受到极其强烈的批评，儒家在政治、经济、社会方面作为制度建设的资源几乎被完全抛弃了，人们在批评“制度化的儒家”的同时毫无区别地把“儒家的制度化”资源一并清洗了，甚至坚守儒家价值的第一代新儒家的中坚似乎也接受了这种观念。儒家没有制度性资源可以面对西方的“科学”、“民主”，梁漱溟把儒家转变成一种有价值的道德精神资源，熊十力则努力把儒家建设成一种哲学，这两个向度的努力在第二代新儒家唐君毅和牟宗三那里分别达到了相当高的成就。当然，这种把儒家引向精神化和学术化的努力，未尝不是好事，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奋斗，我们今天对儒家的理解就不会那么深入，贺麟先生当时就认为，这是儒家的大转机、大契机。但是，在这个精神化和学术化儒家的过程中，儒家的制度化始终是个无法跨越的困境，它基本上延续了“五四”时期被放弃被搁置的状况。现在“启蒙的反思”成为重新思考儒家的制度化的重要转机，在杜维明和黄万盛的这篇新对话中，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是对儒家制度性资源的再认识，可以看作是当代儒家政治学说的新的尝试。从这个起点开始，也许经过新儒家今后的第四代：第五代的努力，中华民族终将达成共识，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五四”洗礼后的祖国山河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昭现儒家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中华民族的家园乐土，它绝不只是精神文化，同样也是精神光辉照耀下的制度安排、社会组织、人伦关系，它也绝对不是简单地再现历史，而是现代人对历史智慧的重新塑造，是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力呈现于人类的新的生活典范。在那样一个时刻回首望来，面对今天的所谓“儒家为什么发展不出民主制度”、所谓“老内圣开不出新外王”，人们会既感慨它的无聊，又感慨它的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且，它竟然会如此地认真执著!

本辑中有三篇文章是来自启蒙运动的故乡——法语世界，这三篇文章都是作者专门为我们这本文集撰写的，他们的重要见解一定会给我们形成一个“启蒙反思”另类谱系的深刻印象。

波士顿大学的罗森教授是美国相当有影响的哲学家，对启蒙的问题有非常全面的思考，是当代研究启蒙运动的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精选了三篇关于启蒙的论文，既有为启蒙的辩护，又有对启蒙的批判，他的建设性的学术立场想必会让读者大开眼界。

本辑另有两篇文章是来自罗伯特·瑞斯艾教授，与罗森教授的哲学伦理学立场不同，瑞斯艾教授是从哲学史的过程来探讨启蒙的意义及其问题，从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开启蒙之风气，到尼采的非理性主义掀起颠覆理性的初潮，启蒙的理性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解构的象征性过程，其中的象征性因素在今天的时代变得越来越现实、越来越有意义了。

上述文章基本都是启蒙的内在谱系的反思，本辑其他的几篇文章则是来源于儒家世界的思考，这些文章展示了广阔的反思空间。我们希望这些努力仅仅只是开端，能够激发更多的学者贡献“启蒙反思”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