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对我国鸦片战争这段历史作了回顾，试图以全新的视角来解析这场颠覆清王朝的浩劫。作为一名求真的治史者，作者历数了清朝的军事力量、骤然而至的战争、广州的“战局”、“抚”议再起等内容，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鸦片战争对于清朝统治打击的致命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史学论著。

自序

绪论 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 /1

一 琦善其人 /1

二 琦善卖国罪名之否定 /9

三 琦善卖国说形成的原因 /15

四 本书的主旨 /23

第一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33

一 武器装备 /33

二 兵力与编制 /48

三 士兵与军官 /60

第二章 骤然而至的战争 /89

 一 从严禁吸食到严禁海口 /89

 二 林则徐的禁烟活动及其评论 /102

 三 林则徐的敌情判断 /112

 四 林则徐的制敌方略 /125

第三章 “剿”“抚”“剿”的回旋 /155

一 初战 /156

二 “剿”“抚”之变 /164

三 伊里布与浙江停战 /184

四 琦善与广东谈判 /206

五 虎门大战 /219

第四章 广州的“战局” /258

一 杨芳的“果勇” /259

二 奕山的“靖逆” /272

三 三元里抗英的史实与传说 /293

第五章 东南壁垒的倾塌 /326

一 璞鼎查的东来 /327

二 厦门的石壁 /332

三 定海的土城 /345

四 镇海的天险 /362

五 浙东的反攻 /377

第六章 “抚”议再起 /410

一 “十可虑” /410

二 屡战屡败：从杭州湾到扬子江 /430

三 求和的历程 /445

第七章 平等与不平等 /482

一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引起的忧虑 /483

二 迈入陷阱：中英虎门条约 /498

三 “等价交换”?中美望厦条约 /518

四 “奉献”：中法黄埔条约 /528

第八章 历史的诉说 /557

附录

本书征引文献 /587

人名船名对照表 /597

出版后记 /601

插图

图一 乍浦西山嘴炮台 /42

图二 虎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221

图三 广州内河战斗示意图 /262

图四 广州之战示意图 /284

图五 厦门的石壁 /336

图六 厦门防御作战示意图 /342

图七 舟山土城 /350

图八 定海防御作战示意图 /360

图九 镇海之战示意图 /366

图十 乍浦之战示意图 /433

图十一 吴淞防御作战示意图 /436

图十二 镇江之战示意图 /442

琦善的角色变换，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对一切向帝国主义妥协或投降之辈的敌视。历史学是讲究客观的，但历史学家的主观意愿，总是不断地被揉合到历史著作之中。这里面，一部分人是因为现实中的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和对妥协、投降官员的蔑视，而表现为在史学著作中的不自觉，一部分人却是自觉地举起已被当时史学界认定为错误的“善善”“恶恶”的标准，贬斥主张妥协的琦善之流的一切，推崇主张抵抗的林则徐等人的一切。琦与林，以前所未有的对立程度出现了，成为不可调和的两极。

于是便出现了一种现象，史学理论中反神话、反鬼化的学说，与史学著作中的神话或鬼化的实践，同时并存不悖。原来由个人的情感、主义的差别而无意造成的“将真迹放大”，此时在现实需要的驱使下，在“善善”“恶恶”原则的运用中，已经人为地将真迹尽最大可能地放大。他们用激昂的文字告诫人们，妥协是最为可卑的。这种为警世而作的历史著作和文章，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围，而成为一种宣传。

1931年11月，即“九一八事变”后的两个月，东北局势吃紧之时，蒋廷黻先生在《清华学报》上发表《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大力称赞妥协性的琦善外交，贬斥林则徐的盲动，这不能不引起包括史学界在内的众多中国知识分子强烈且持久的反弹。联系到这一时期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低调俱乐部”的言论，蒋先生的论文，也被一些人目为另一种主张的宣传。

宣传与研究不同。

当时宣传的目的，在于激励民众，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事业。历史上的人物和事件，只是宣传家手中的道具，原本不用去详加考证的。至于研究的性质和目的，已有足够多的研究者说了足够多的话，任何一位读者都能体会此中的差异。

史学的情况还有点特殊性。它本来就具备宣传的功能。自孔子作《春秋》之后，中国传统史学的宣传功能尤其为人所重。“善善”“恶恶”原则的长存，相当大程度上是适应了宣传的需要。长久以来，中国史家经常将自己混同于宣传家，或热衷于为宣传家服务，于是便有了“摆大钱”、“借古讽今”、“影射史学”等等说法。尽管宣传只是史学诸社会功能其中的一项，且还不是最重要的一项，但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史学家不自觉地或自觉地扮演了宣传家的角色，又是今天的人们非常容易理解的。

我们今天不应否定这种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回过头来，又不无遗憾地看到，，这一段时期的鸦片战争研究，虽在国际态势、英国内部状况等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仍以琦善、林则徐的对立作为叙说的主线，只不过分别把“奸臣”、“忠臣”，变为“卖国”、“爱国”；把“抚”、“剿”，改为“投降”、“抵抗”，等等而已。

“奸臣模式”、宣传家的角色，说明了以往的鸦片战争史，包括琦善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需要考证、分析、评价。然而，最近几十年的种种情况，又从许多方面限制了研究的条件和气氛。

直至今日，我们看到的鸦片战争史的主要著作、论文和众多中国近代史著作中对此的叙说，似乎大多都继承了以往的基本论点。批判性的工作刚刚开始，但又不自觉地收住脚步。为数不少的论文和著作，似乎只是将原有的结论更加完善化，加以时代的标记。在一些著作中，似乎是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爱国抵抗路线，与琦善为代表的卖国投降路线对立消长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在另一些场合，又让人看起来似乎是在赞扬的高度或贬斥的力度上竞赛，看谁捧得高，看谁骂得狠。P21-22

我不像许多人那般幸运，他们在历经苦难完成一部著作后，可以长舒一口气。自1992年年初起，我推开一切，整整两年，尝到了著书人都经受过的酸苦辣(没有感到甜)，终于完工时，望着案上厚厚一摞文稿，心中没有一点轻松的感觉。

一、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然而，历史研究排斥感情的羼入，强调冷静和客观。我因此也常常自问，我是否真正做到了理智?

二、本书号称“鸦片战争再研究”，自然包含着对以往的研究进行批判的意味。就研究的过程而言，当属踩着前人的肩膀往上爬；就研究的结果而言，应是离历史真实更近。然事过境迁，一个半世纪前的人和事，与今有着层层历史隔膜。

我居住的地方，名皇城根，与紫禁城仅一箭之遥。从西窗中望去，昔日御花园景山上的万春亭，在夕阳下隐隐闪亮。我在位于紫禁城内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阅档时，因中午闭馆也常常在宫中闲荡，坐在“金銮殿”前的汉白玉阶上遐想。我也去过圆明园旧址，望着那些已无痕迹据说在航空照片上依稀可辨的中式园区。空间距离的接近，常使我感到时间跨隔的缩短。我试图与逝者对话，虽不能心灵沟通，却也增加了对他们心思的理解。尽管现代史学理论已经证明了再现历史之绝对不可能，但求真毕竟是治史者不灭的梦境。

三、本书是献给我的导师陈旭麓教授的。14年前，我投先生门下为研究生。他指导的第一篇论文为《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兵力》。自此，我对鸦片战争的兴趣始终未减。毕业后，师生多有交往。他一直鼓励我把这本书写出来，我也暗冀获先生作序。可因工作关系，一直无暇动笔。1989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终有供我支配的时间，导师却已于1988年仙逝。缘此，尽管真正展纸动笔仅两年，但搜集史料、思考问题却已经超出10年。导师为我作基，我却无缘索序。今天，我自序时，心中一直在想，这本书能否让他满意，渴望得到他的批评。可天堂距人间却是那么的遥远……

凡此三者，仍感到压在心上，尽管我已经写完了这本书。我等待着读者的批评。

我的同窗好友潘振平，对鸦片战争颇有心得。十几年来，我们多次进行讨论，常常彻夜不眠，使我受益非浅。本书始动手，他又提议两条：日注重人物命运，日解释历史现象。作为中国传统史学体裁正宗的纪传体，有着诸多优长，如何将这些优长揉之章节体中，我因之而探索。由于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何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我因之而努力。稿成，他又首先阅读，多有批评。可以说，没有他的帮助，本书不会是此模样。交久谊真，无需言谢，在此记之。

感谢武汉大学李少军先生。日人佐佐木正哉先生关于鸦片战争的论文，应是必读之作，可我不识东洋文字。李少军先生为我提供了译文。感谢今日已成同事的郦永庆先生。他是《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的编者之一。我因抄档有限且未校对，他提供了尚未印就的所编史料底稿，缓我一时之急。感谢同一师门的杨国强先生，阅读了部分文稿。他那提意见的技巧，使我顿然体会出自己的不足。感谢亦为同师的朱金元先生和唐克敏先生，他们的鼓励和帮助，成为我能如愿完工的一大动力。

我心中最为感激的，毫无疑问是在我之前作了充分研究且对我颇有启示的诸位先生。因我参考的文献较多，此处无法一一恭录。我已将拜读他们大作的收益，敬录于注释之中。在这里，我还要说一句，请原谅我踩在你们的肩膀上……  以上感谢，并无推卸责任的意思。本书的一切错误，当由我个人负责。

 茅 海 建

1994年1月于北京东皇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