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冕、孟繁华、陈晓明、贺绍俊、程光炜主编的这本《典藏时光（1978－2013短篇小说卷）》从《十月》杂志1978－2013年发表的优秀短篇小说中精选了27篇，包括汪曾祺的《岁寒三友》、铁凝的《砸骨头》、严歌苓的《爱犬颗勒》等。这些作品有的曾获得全国大奖，有的被改编为影视作品，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经典。

本书为16开精装，字体较大，视觉效果较佳，适合阅读和收藏。

《十月》是一份在中国当代文坛享有盛誉和占有重要地位的刊物，当代文学的众多大家名家，比如铁凝、莫言、王蒙、贾平凹、张承志、高行健等，都曾经在《十月》发表其代表作或重要作品。铁凝的中篇小说代表作《没有钮扣的红衬衫》、《永远有多远》，莫言的长篇处女作《天堂蒜薹之歌》、代表作《生死疲劳》，王蒙的中篇《蝴蝶》，贾平凹的中篇代表作《腊月正月》、《天狗》，张承志的代表作《黑骏马》、《北方的河》等，都是在《十月》发表。丛书《典藏时光（1978－2013）》旨在收集《十月》创刊35周年以来发表的曾经引起重大社会影响和具有丰沛艺术生命的名作精品，名篇佳构尽入彀中。

本书是该丛书之短篇小说卷，由谢冕、孟繁华、陈晓明、贺绍俊、程光炜主编，收录短篇小说共计27篇，包括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母国政的《家庭纪事》等。

罗浮山血泪祭

小镇上的将军

家庭纪事

鲁鲁

爬满青藤的木屋

岁寒三友

红点颏儿

葛川江上人家

芸斋小说两篇

矮凳桥小品（三篇）

紫云谷

屋顶上的青草

血沁

砸骨头

人物

在北京奔跑

方五妹和她的“我老头子”

天仙配

回家

花瓶物语

清洁的日子

跪乳时期的羊

蹲在鸡舍里的父亲

爱犬颗勒

斗地主

取暖

圆寂

一九六七年二月，为了逃避卫戍区的追查，我们学校的拘留所开始第三次长途流徙。掌权者心里很清楚，剩下的囚徒大多口袋里装着唯物主义的护身符，只要一逃出去就会变成动摇他们旗帜的台风。不过实际上没有人打算逃走，因为这些囚徒都是脑筋相当拘泥的大学教员。他们认为逃走无异于自我承认有罪，起码也是不够光明正大的，所以一个个都像死鱼一样听话。

囚运我们的高栏畜车还没有进入广东境内，车厢里结冰的牛马粪已经化了，气温明显地转暖。可是没想到从广州折向东行的时候，下起了冷雨，刺骨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无情地袭来，那景象就好似又要进入冰河时期了。

据说长途汽车拒绝装运黑帮，我们只得在一个乡村火车站，从囚车喂饲料的闸门口像猿猴一样钻了出来。

人们在汪汪雨水的站台上抖瑟着，等待举行“贩卖”仪式。长途的颠簸叫囚徒们一个个脸色灰暗，精神萎靡，连鼻子上的水珠也没有力气去拂掉。谁知道在前面等待我们的又是什么厄运呢？

手持短鞭的押送者们懒洋洋地从守车上走下来了。为了酬答他们的一路辛苦，前来会合他们的造反司令部驻广州“大使”，将陪他们返回广州去观赏珠江的波涛，听说还要买几条活蛇带回北京去给家里人治癌症。但愿如意！

在雨中等了好久。新主人才姗姗来到。这个人一身乡土打扮，棕皮蓑衣上一顶竹笠，脚上长筒胶靴，倒背着一支双筒猎枪，枪口用塑料布裹得很严实。他已接近六十岁，但是动作敏捷利索，看上去倒有几分像一只剽悍的老鱼鹰。很叫“大使先生”失望的是，他只孤零零地一个人，缺乏前呼后拥的显赫声势，这样押解囚犯，多么不够牛气！

这个人大声地自我介绍，说他叫张阿公，是民兵指导员兼护林员，还是个打猎的。满口的土话恐怕除了我这个从小生活在广东华侨社会里的人之外，没有一个北方来客能听明白。

打猎的冷漠地看看我们这群落汤鸡，示意我们到候车室去避雨，既没有高声吆喝也不叫站队。这让“大使先生”面子上有点过不去，脸色阴沉地一招手，骑士们簇拥着奔向饭馆喝广东鱼汤去了。“贩卖”就此成交。

屋角的担架上忽然发出一声沉痛的呻吟，囚徒们纷纷惊恐地转过身去。

“陈先生，陈先生……”孟明半跑着把极度苍白消瘦的老人托在臂上，轻轻摇晃。这青年人本来是相当魁伟健壮的，长期的营养不良和非人的待遇，让他只剩下一个清癯的架子，唯有眼睛里还执拗地闪射着青春的火光，灼热逼人。

打猎的张阿公走过来，不动声色地问道：“他有病？厉害不厉害？”  人们低着头不敢回答。这个背枪的老头长相倒不算吓人，但是凭着半年的宝贵经验和囚徒的心理直觉，只要他不丧失立场，我们就仍然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敌人。我们早就领教了一条超世纪的规律，谁待我们最残忍，他就是超级革命的。

“他没有病，一会儿就好！”孟明遽然答道，斜着身子挡住老人痛楚的脸容。

一个三十多岁佝偻着腰的瘦骨头，蓦地向张阿公恭敬地打了个立正，抢着说道：“报告指导员，我报告陈赞的病情……”这家伙叫刘永泰，是黑帮队长，刚才多半已经由“大使先生”介绍给老头子认识了。

孟明猛然转脸恶狠狠地盯住这个瘦鬼，威胁地向他攥着硕大的拳头。

刘永泰微微一怔，似乎多少意识到了由于“大使先生”的离去，环境可能有了变化，随即发窘地改口说：“陈赞……他感冒了，病不重……”

这个类似人形的东西原是学校烧锅炉的临时工，和我们在同一天晚上被挂上八公斤重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刑满释放流氓盗窃分子。因为他血管里流着贫下中农的染色体，又披着油污的工作服，身价比吃粉笔灰的黑帮高一个数量级，被委派为囚犯头目。这小子以为自己是属婆罗门种姓的自来红落难公子，每天虔诚地带着我们早请罪晚鞠躬，装腔作势，煞有介事。在火车上他认为陈赞已经死了，两次到守车上去请示，打算把活着的死尸扔下车去。孟明恐吓地警告他，说等他睡着了也把他扔下车去。当骑士头目亲自前来查看的时候，囚徒们又按照孟明的授意，齐声告发刘永泰拿印有领袖像的报纸当手纸。这小子看到自己暴露在仇恨空气里，这才稍稍老实了一点儿。老先生才没有被扔在铁路边上活活地喂了野狗。

张阿公见陈赞不再呻吟了，也没有问起囚徒们是否吃过午饭，立刻严厉地命令道：“我们马上出发，前面是五十里山路，再晚就走不到家了。我还要警告各位：哪一个离开队伍，出了危险由他自己负责！”

于是，这支筋疲力尽又饿得发昏的队伍在大雨滂沱中走出车站，沿着泥泞小路蜿蜒地行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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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刊物和一个时代

谢冕

那一年十月，中国的天空响起了惊雷。雷声把人们唤醒，他们迎着秋天的阳光，擦干眼中的泪水和身上的血迹，告别十年噩梦，开始了新生活的追求和梦想。这十年的苦难太沉重，也太惨烈，人们都在考虑如何结束过去，创造未来。政治家们有他们雄心勃勃的事要做，他们在筹划着创造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与过去任何时期相比都不逊色的伟大的工程。在最先醒来的人们中，有社会最敏感的神经的文学家们——包括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以及默默奉献的文学编辑家们在内的全体文学工作者——他们也隐约地感到了特殊时期对于文学重建的召唤，也有一个发自内心的对于这一庄严事业的悄悄的激动。

北京历来是开风气之先的城市。一份后来产生了深远影响的大型文学刊物，在20世纪70年代那场巨大灾难落幕之后诞生了。刊物赶在改变中国命运的那个划时代的会议之前创刊，它是一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更像是一个传送信号的气球，向久经苦难的人们预告一个新时代的降临。这就是《十月》。

《十月》创刊的时候，文学圈中正是满目疮痍，一派萧瑟的景象。人们面对的是一片精神废墟。从昨日的阴影走出来，人们已不习惯满眼明媚的阳光，长久的精神囚禁，人们仿佛是久居笼中的鸟，已不习惯自由的飞翔。文学的重新起步是艰难的，它要面对长期形成的思想戒律与艺术戒律，它们的跋涉需要跨越冰冷的教条所设置的重重障碍。也许更为严重的事实是，因为长久的荒芜和禁锢在读者和批评者中所形成的欣赏与批评的惰性。文学每前进一步，都要穿越那严阵以待的左倾思维的弹雨和雷阵，都要面对如马克思所说的“对于非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的欣赏惰性的自我折磨。

十月的阳光是明媚的，但十月的秋风又有些让人感到了寒气的逼近。但毕竟，文学已经听到了时代的潮水在远方涌动的声音。《十月》一旦选择了诞生，它就不打算停止自己的脚步。哪怕遍野荆棘，它也要滴血前行。刊物出版的第二年，就有一场关于《飞天》的遭遇战。一个以饥荒和动乱为背景的爱情，受到了强暴。作品第一次涉及了对于“文革”、高级干部滥用权力以及腐败的揭露，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舆论的关注。这段故事已成过去，20余年后抚今追昔，不能不惊叹作者和编者的睿智和胆识。当年的风风雨雨，如今成了一则起于青萍之末的风的预言。它的警策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文学原是社会良知的一盏明灯，它又是社会病变的显微镜，有时甚至也能成为一付杀菌剂。为了这种目的，它往往要付出代价，但亦在所不惜。

在难忘的岁月里，在我们的心灵中，永远镌刻着那披着长巾凌空起舞的美丽的女神的形象。艺术匠师们凭借着他们非凡的想象力，让飞天在自由的天宇中翱翔。她是苦难的见证，也是人间真情的见证。就这样，刊物在思想解放的大时代里，以勇敢而机智的姿态追求并创造着，迎接艺术解放的大时代的到来。它以自己骄人的业绩，而成为新时期文学的勇猛的先行者和崇高目标的实践者。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结束，中国文学进入了伟大而辉煌的80年代。中国文学满怀着理想主义的激情，它已经预感到一个文学的新时代的到来，而且正以充盈的浪漫情怀，以自己坚定、勇敢和创造性的劳动去迎接这个时代。一方面是要修复文化虚无主义和“新纪元”论造出的与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以及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断裂，一方面是要修复与一切外国、古代和现代的优秀文学传统的断裂。这从1978年8月出版的第一期刊物所设置的“学习与借鉴”栏目即可看出。在这与千万读者初次见面的时候，《十月》刊登了鲁迅的《药》、矛盾的《春蚕》、屠格涅夫的《木木》以及都德的《最后一课》，并分别佐以欣赏分析的文章。编者“接续”传统的意图非常明显。那时，长久的与世隔绝，造成的视野的闭塞，观念和方法的陈旧，使当日的中国文学家个个都成了饕餮之人。他们饥不择食，贪婪地吞食一切，以弥补长久的文化饥饿。

中国新时期的“文艺复兴”，就这样在修复与传统的断裂以及引进新知的大背景下展开了。他们心照不宣，有着一个宏阔的计划，即要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使中国文学夺回失去的时间并开始正常的运行。在文学做梦的年代，《十月》也是一份引人注目的走在前面的刊物。至今人们阅读它当日发表的那些文字，依然难以抑制那种发自内心的激动。人们很难忘怀那个晚霞消失的时候，在泰山极顶庄严绮丽的夜色中所进行的那场劫后重逢的对话。深重的悔恨和自省，激情的燃烧及退潮，经历历史沧桑的人们，在落日的余辉中把灾难的记忆留在了身后，憧憬着更加理性、更富哲理的人生，那时节——

只见火红的夕阳正悬挂在万里云海上，开始向天空投射出无比绚烂的光辉。青色、红色、金色、紫色的万丈光芒，像一面巨大无比的轻纱薄幔，在整个西部天空舒展开来，把半个天穹都铺满了——这光轮在进入云涛之前，骄傲地放射出它的全部光辉，把整个天空映得光彩夺目，使云海与岱顶被全部镀上了一层金色。

这是一场庄严的告别，更是一场伟大的迎接，迎接那经历了阵痛之后的更加辉煌的日出。“许多只能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事情，都已经随着这一个时代的过去而永远地过去了”。也许没有过去的是那刻骨铭心的记忆，以及记忆带来的悔恨与彻悟。整个80年代，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都沐浴在这样一片十月给予的激情之中。《十月》没有辜负诞生了它的时候，它勇敢而智慧地穿越险象丛生的开阔地，绕过一丛又一丛可能触雷的榛莽，而把文学的争取和希望留给了这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新时期。不是没有痛苦，也不是没有欢乐，而是在痛苦的反思之后迎接了文学复兴的欢乐。那一切是多么难忘，当我们那变得澄澈的天空中出现了一只雁，三只，五只，终于组成了雁阵，“雁阵用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族的文字，在苍穹上写了一个铺天盖地的‘人’字”的时候。我们不能不为这伟大的争取和觉醒而自豪。

那时的空气中弥漫着这种纠结着痛苦的挣扎最终而赢得欢乐的氛围。正如如下一段文字所揭示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但那时我们也将为自己的幼稚、错误和局限而后悔，更会感到自己无法重新生活。这是一个深刻的悲观的基础。但是，对于一个幅员辽阔又历史悠久的国度来说，前途终是光明的。因为这母体里会有一种血统，一种水土，一种创造的力量使活泼健壮的婴儿降生于世，病态软弱的呻吟将在他们的欢声叫喊中被淹没。从这个观点看来，一切又应当是乐观的。”

刊物的编者们辛勤地工作着，艰难地进行着。那些饱含着时代反思精神的作品，一篇一篇从这里走向社会。那些作品传达着当代中国人的情感和思考，从对动乱年代的追忆和批判，到呼唤人性的复归，从苦等来车的没有站牌的车站，到艰难起飞的深重的翅膀，《十月》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人们清楚地记得，在瑶山深处有一座爬满青藤的木屋，那里住着一位青春美丽的瑶家女子，由于密林深处透进了一线明亮的阳光，她终于结束了与世隔绝的封闭，萌醒了对于健康、自由生活的向往。那里后来演出了一场刻骨铭心的悲剧，人们至今还为那个女子的命运悬心。这说明通往光明的道路漫长而艰辛。而《十月》为此做出了郑重的承诺。

这一份诞生于黑暗与光明际会时节的刊物，从它出刊的那一天起，就把表现和讲述时代盛衰、万家忧乐当成是自己的庄严使命。它记载着当代中国人的泪水和血水，它尽情地抒写着深重苦难带来的悲哀，以及灾难结束之后的欢愉。它是新时代诞生的第一声呼喊。社会接受并认可了它。这从刊物的发行量一路攀升即可看出，从1978年始刊发行10万册，到1980年底已接近24万册，到1981年，最高印数达58万5千册。1981年到1983年间，因为印量激增，邮运量过大，不得不安排在北京、湖北、四川三地同时印刷发行。三年中，平均印数都在40万册以上。一本文学刊物能够获得这么巨大的发行份额，只说明读者需要它，它和读者的心是贴近的。具体一些说，是由于刊物能够不断地推出引起社会广泛共鸣的作品。以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中篇小说评奖为例，第一届获奖作品共15篇，《十月》占了5篇，为总数的三分之一，第二届、第三届各为20篇，《十月》分别为5篇和4篇。这数字很说明问题。

《十月》走在当年思想解放潮流的前面，也走在艺术解放潮流的前面。要是《十月》只有领先于时代的思想领悟，而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丰富而新颖的艺术表现力，它最终也会失去读者。现在反观当年，在那些引发广泛关注的作品中，的确也存在着艺术粗糙、或者表达过于直露等缺陷。言之不文，行之不远。那些艺术粗糙的作品，即使轰动一时，也不会保留下来。发表在《十月》并获得佳评的那些作品，不仅记载着一个时代思想所达到的深度，也记载着一个时代艺术所达到的精度。

有一部或两部作品，最先向话剧的创造和演出，发出了艺术变革的“绝对信号”，那里有面临窘境的青年人的沉沦、彷徨和追求，也有在车站徒步出发的独行者。还有一部作品，最先倡导了小说叙事的创新，在那里，主人公30年的升降浮沉，幻成了一只蝴蝶的梦，但最终，作者说“不管你飞得多么高，它来自大地和必定回到大地，无论是人还是蝴蝶，都是大地的儿子”。这些作品记载着一个时代文学进行的路径，它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全部艰辛和辉煌。也许这一切都说明着如今出版《十月》典藏版的意义和价值。

中国的文学刊物，在沐浴21世纪曙光的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影视屏幕和休闲刊物夺去了为生活奔波的人群的大部分剩余时间，纯文学很难使少有闲暇的人们静下心来，品尝精致的文艺作品。而市场运作和传媒导引的结果又夺去了相当数量的读者。在创作方面，由于经济等因素的考虑和诱惑，应时的和随众的动机，也使一些作家失去了耐心和毅力。文章为时而作，作品为世所用，这样的价值观在一些作家那里受到了冷漠甚至调侃。文学的时尚化仿佛是一场迅速蔓延的传染病，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正在可悲地沦为快餐和软饮料。

这是一场相当严峻的考验。但在困境之中，《十月》的旗帜仍在高高飘扬，它的发行量仍稳居中国原创文学期刊的鳌头。《十月》靠什么持久赢得读者如此的青睐？它决胜的秘密在那里？这是我们萌起出版典藏品丛书念头的动因。目的在于提醒人们珍惜我们曾经进行过的努力。回顾我们曾经拥有的艰难和克服艰难之后的欢乐，由于我们曾经尽心尽力，我们的工作曾给人们带来震撼——因为这些作品体现了对于社会生活和人的心灵的关注，文学成为希望和追求的象征。文学有自己的传统，那是无数作家、诗人、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编辑家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所积存的经验的延伸。这种血脉不会断绝。我们坚信，在某一个时期，由于某一种机遇，文学和时代会再一次磨擦，重新生发出耀眼的火花。这就是我们的祝祷和期待。

2003年12月1日，完稿于北京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