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的小说，擅长以异常华丽诡异的想象力和流畅的叙述结构，讲述过往的故事，尤其是女性的故事。他笔下的祸端和是非，源于人性的丑恶和卑贱，人性的压抑、无奈和绝望的挣扎，男女人物出现在历史以及现实生活的特定情境中，在时序更替、季节变化的背景衬托下，充满无法拯救的悲哀和惆怅。

本书收入了苏童的小说代表作，包括《遇见司马先生》《人民的鱼》《垂杨柳》《桥上的疯妈妈》《拾婴记》等。

苏童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作家，他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发表了大量的长、中、短篇小说，中国新时期的许多小说思潮均与这位年轻的老作家有关，比如先锋小说，比如小说电影化，再比如新历史小说等。本书收录了他的部分代表作品，他的小说大都呈现出优雅、阴柔而又凄清、冷艳的风格，美丽的意象下面是死亡的气息与令人不安的阴谋。它可以视作苏童所有小说的样本。这是苏童作品的秘密，如女巫般带来厄运的美丽舞蹈。

自序

遇见司马先生

伞

白杨和白杨

七三年冬天的一个夜晚

白雪猪头

人民的鱼

骑兵

垂杨柳

点心

小舅理生

马蹄莲

五月回家

手

桥上的疯妈妈

哭泣的耳朵

堂兄弟

私宴

西瓜船

拾婴记

冬露

二重唱

遇见司马先生

电影厂宿舍区里生活着许多从事电影艺术的男女，男的穿风衣的居多，米色的、黑色的，或者藏青色的，女的不管穿什么都让人侧目，因为都是千里挑一的美人儿，有的年龄大了，被归人迟暮美人一类，但仍然比你母亲美丽，比你姐姐动人。直到现在，经常还有些游手好闲的人来到枫林路这里看明星，如果运气好，一下子就看到了一对，男的女的，两张脸都是家喻户晓的！好运气又分两种，一种是绝对的好，那对银幕伴侣亲热地拥在一起，倾国倾城地向外面走，另一种情形则让人不安，你很可能看见男的在前面跑，女的在后面追，他们隔街对骂，女的口出秽言，男的暴跳如雷，双方口水战的内容涉及性、偷情、麻将、金项链、美元、股票、合同、汽车、电话费等等方面，这么不顾一切地骂了一会儿，你在一边坐立不安的样子被他们发现了，他们知道你是影迷，顾及到他们在影迷心目中的形象，于是鸣金收兵，女的拿出迷你化妆盒补了妆，一招手拦下一辆出租车，走了。男的嘴里还在骂骂咧咧：神经病、三八、荡妇、婊子——这是大陆与港台辱骂女人的词汇的组合，一旁的影迷立刻回想起来这个男演员参演了不少与港台合拍的电视连续剧。

就像电影厂频频出品的家庭伦理片，电影人的婚姻生活充满了悬念和冲突。枫林路毗邻电影厂的百合花餐厅里小道消息满天飞，我听了不少。都说清官难断家务事，我也不知道那些电影人在私生活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只是经常在百合花餐厅里看见那些来自电影厂的夫妇，忿忿地或者木然地坐在一张桌子的两侧，洽谈离婚事宜。有的像武侠片，说着说着大打出手，我曾经亲眼目睹一个女演员掌掴她的导演丈夫，左脸一下，右脸一下，外加一盆凉拌茄子，她不顾一切地要把它糊在导演丈夫的头上。我记得那个女演员因为在某部电影里扮演一个贤惠忠厚的军人妻子而出名，她在银幕上的形象与在百合花餐厅的举动判若两人，这不奇怪，谁都懂得生活和电影是两回事，让我难忘的是女演员冷静下来后对人说的那些话，电影圈？电影圈就可以乱搞男女关系？放屁！女演员满面是泪，对餐厅的熟人们说，去看看司马先生是怎么待江黛的！人家是四十年代就出名的大导演，人家是怎么做丈夫的？他们结婚五十年，司马先生天天给江黛梳头，一梳半小时，梳了五十年了！

那是我头一次听说司马先生和江黛的消息。对于所有热爱黑白电影的人，司马和江黛的名字都可谓如雷贯耳。一个是才华盖世的大导演，一个是红得发紫的女明星，我在母亲收藏的旧上海出版的电影画报上看见过这对影坛龙凤配的婚礼报道，即使是透过发黄的照片，也能真切地感受到婚礼轰动豪华的气氛。一袭白色婚纱自然掩不住摩登美人江黛令人晕眩的美艳，西装革履气度不凡的司马挽着他的新娘，站在一辆敞篷汽车里，就像太阳挽着月亮，就像月亮挽着太阳，他们将奔赴神秘灿烂的银河，却把出席婚礼的达官贵人和电影圈同行留在陆地上。而在那本画报的封底广告上，一部名叫《结婚》的电影正被隆重推出，也许不止是巧合，它的导演是年轻新郎司马澜生，女主角恰好是美若仙子的新娘江黛。

我母亲是江黛的影迷。与如今的追星族相比，我母亲的角色是不幸的，她生不逢时，一生没有机会一睹江黛之芳容，在漫长而激进的革命年代，许多事情是反动的，我母亲只是在她收藏的旧画报里偷偷地呼吸着一个旧时代女人的馥郁气息。一九七九年大哥结婚那天，我母亲梳了一个奇怪而漂亮的发髻，引起了许多女客的好奇，她们问我母亲这发髻是怎么梳出来的，我母亲先是含糊其辞，当一个从前的理发师在旁边指出那叫美人髻时，我母亲立即涨红脸说，不，我不懂什么美人髻，我是向画报上学的，江黛，江黛她就梳这种发髻。几十年过去以后没有多少人知道江黛是谁了，那个老理发师却是一本老字典，他说，江黛？那是旧社会的电影明星嘛。她现在怎么样？还活着吗？我母亲茫然地看着老理发师，不知道，谁知道呢？我母亲叹着气，说，乱了这么多年，听说电影厂死了不少人，谁知道江黛怎么样了。那个老理发师说了一句话，让我母亲差点在我哥哥的婚礼上哭了出来，他说，活着是命大，死了也正常。

现在大家也许能理解了，我为什么对电影厂的那对老夫妻如此关切，为什么在八八年频频出没于百合花餐厅。我母亲当时已经去世，我去百合花餐厅守候司马夫妇，只是想让他们在我母亲收藏几十年的那本电影画报上签个名，了却她生前的夙愿。

餐厅的人告诉我，司马夫妇通常在周末的晚上相携来餐厅共进晚餐，毕竟是属于旧时代的人，年轻的一代很少有知道他们名字的，所以他们在餐厅的时光都是很安静的，不用担心像其他年轻的明星们一样被人纠缠。但是你的运气不好，餐厅老板说，最近几个星期他们都没来，听说那老太太突然中风了。我纠正他说，是江黛，她以前是家喻户晓的大明星。餐厅老板笑了笑说，我知道，她以前不得了，否则司马先生也不会像伺奉女王一样伺奉她，你不会相信的，老太太上洗手间，老头儿也得陪着去，拿着老太太的小皮包，站在女界外面等呀。

关于司马夫妇如胶似漆相爱的细节我听了不少了，有的令人发噱，但我笑不出来，尤其是江黛中风的消息使我心情沉重。我打开我母亲留下的旧画报，看着内页和封底上那个容光焕发的美人儿，发黄的纸张上凝结着两个女人的气息，一个在照片中，一个在照片外，一个是我素未谋面的女演员，一个是我的母亲。我的感伤情绪在餐厅轻柔的背景音乐中愈加浓重，而窗外的街道上细细的雨丝魔术般地变成了豆大的雨点，百合花餐厅的雨棚上响起了飒飒的雨声。

那个手执黑色尼龙雨伞的老人走进餐厅时，我没有认出他来，是餐厅经理用眼神在示意我来人的身份。我反而感到局促不安起来。为了保持必要的礼貌，我不能使用贪婪的目光，只能尽量镇静地打量司马先生。必须承认司马先生的形象与我在旧画报上见到的有很大的出入，那是一个干瘪瘦小的老人，除了明亮如炬的眼睛，所有风流倜傥的痕迹不复存在，无情的岁月沧桑销蚀了司马先生的英气，却在他的脸上鼻梁两侧留下了许多赭黑色的斑点，那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老人斑。P1-4

很多朋友知道，我喜欢短篇小说，喜欢读别人的短篇，也喜欢写。许多事情恐怕是没有渊源的，或者说旅程太长，来路已经被尘土和落叶所覆盖，最终无从发现了，对我来说，我对短篇小说的感情也是这样，所以我情愿说那是来自生理的喜爱。

谈短篇小说的妙处是容易的，说它一唱三叹，说它微言大义，说它是室内乐，说它是一张桌子上的舞蹈，说它是微雕艺术，怎么说都合情合理，但是谈论短篇小说，谈论它的内部，谈论它的深处，确是很难的。因为一个用一两句话就能囊括的短篇小说会令人生疑，它值得谈论吗？相反，一个无法用简短的句子概括的短篇小说，同样也让人怀疑，它还是短篇小说吗？所以，短篇小说历来就让人为难，一门来自语言的艺术，偏偏最终使语言陷入了困境。

年底年前关门算账，有精明的会计替短篇小说的赤字算个账吗？

或者，是有一笔无头债务，只是没人知道是创作欠了评说的债，还是评说欠了创作的债，没人知道是一种体裁欠了文学集体的债，还是一个文学集体都欠了一个体裁的债，再或者，干脆可以质疑，是短篇小说的作者欠了短篇的债，还是短篇欠了创作者的债？

算账不容易，债务不清，再精明的会计也很容易算出个糊涂账。

“欠债是相互的。”短篇阵营内部对外部的关系，是否存在什么债务，傲慢属于谁，偏见属于谁，很难言说。这阵营的内部，从旧篇到新章，再从旧人到新人，倒是可以算账的。历史上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作家博尔赫斯谈及霍桑的短篇小说《威克菲尔德》时，石破天惊地提到了佛朗茨·卡夫卡。《威克菲尔德》提前一百年“预先展示了卡夫卡，但卡夫卡修正提炼了对《威克菲尔德》的欣赏。欠债是相互的，一个伟大的作家创造了他的先驱，他创造了先驱，并且以某种方式证明他们的正确。”

以这种方法来看待“债务”，让人豁然开朗，“欠债”也可以理解成一种馈赠了。自然，馈赠也是相互的，所有的霍桑都在创造未来的卡夫卡，所有的卡夫卡也在创造霍桑。所有的威克菲尔德最终将摇身一变，变为格利高里，变为土地测量员，而那个土地测量员有可能亲自拜访历史，测量威克菲尔德离家一条街隐居的地点，与他家的距离到底是多少米。博尔赫斯自己一定创造了某个先驱，而这个先驱一定会被未来的某个伟大的作家再创造。如此说来，短篇小说并没有什么单独的处境，它是与庞大的文学集体同呼吸共命运的，未来的所有《城堡》和所有《审判》，它们会出示一纸证明，来证明短篇小说的正确。

无论年前年底，其实我都没什么账可算，我只是在写一个序。突然想起很多年前，我在我就读的中学图书馆里借一本书，图书馆的阿姨提醒我，这不是长篇，是短篇小说集，你借去可别后悔呀！我当时不知道是怎么回答她的，如果是现在，我会说，不后悔，短篇小说永远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