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淮河是一条文化含金量很高的河，人们提到它，不由自主就会把历史拉出来。有关秦淮河，无非两种声音。一是它的繁华，十里秦淮，六朝金粉，许多人大把地扔银子，醉生梦死，快活一天是一天。一是它的伤感，“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这是醉醒时分的感觉，往事不堪回首，所谓“歌舞樽前，繁华镜里，暗换青春发”。两种声音结合在一起，于是就出现秦淮八艳，出现李香君和柳如是，出现马湘兰和寇白门，艳绝风尘，侠骨芳心，虽然是妓，却比男子汉大丈夫更爱国。人们不愿意忘掉这些倾国倾城的名妓，在诗文中一再提到，温旧梦，寄遐思，借历史的伤疤，抒发自己心头的忧恨。
风流不忘爱国，这是秦淮河桨声灯影中的重要旋律。说起来也可笑，中国的文化人有时候真没出息。明亡于清以后，汉族士大夫没能耐复国，只好到秦淮河去爱国，在妓女中寻觅知音。自宋朝南迁，中国人的柔弱委顿之风，逐渐恶习难改。武不能收复失地，文不敢针砭时弊，结果就只能一头扎进秦淮河的脂粉堆，在美人圈里打滚，在琴棋书画上消磨时间。有了这样的中国人，国家不亡也怪。醉生梦死造成亡国，亡了国，更加醉生梦死。
太平天国一路打到南京，首都便定在了这里。农民起义，想问题总有些简单。洪秀全显然不喜欢妓女，一到南京，就下令禁妓，而且他显然还是一位要干涉别人性生活的天王，在他眼皮底下，男女得分开来住，设男营和女营，即使是夫妻，也不能随随便便。管得这么严，秦淮河的妓女没饭吃，只好往上海的租界跑。这一跑，南京的商业萧条了，民风干净了许多，秦淮河的繁华也不复存在。繁华是人民群众享受物质生活的重要前提之一，妓不是个好东西，可是有时候就这么怪，缺了它，秦淮河不仅不热闹，而且害得许多与妓女配套的行当，都没饭吃。
曾国藩率湘军来到南京，虽然杀了不少“长毛”，可他毕竟是读书人，知道迅速恢复繁华的重要，也知道如何恢复的窍门。要繁荣商业，最立竿见影的办法，就是“效管仲设女间”，允许恢复六家妓院。曾国藩被誉为封建社会的“完人”，立功，立业，还立言，死后被迫谥为曾文正公。他的古文成就很高，大家所熟悉的《曾文正公家书》，一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是畅销书。曾国藩成为清古文桐城派后，湘乡派的杰出代表。名师出高徒，他的学生俞樾和薛福成，也是很好的古文家。俞樾是章太炎的老师，是已故红学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而中学课本中常选的《观巴黎油画记》就出自薛福成之手。
就是这么一位完人曾文正公，繁荣南京的市容，也只能出此下策。据说一开始的那六家妓院，是硬指标，妓院的人数多少不论，妓院数量不许突破。这当然是骗人的鬼话，只要开禁，事情也就明摆，开了禁就别想再拦住，魔瓶的塞子被拉开，魔鬼的节日也就到了。《清稗类钞》第十一册上记载了当时的情形：
一时士女欢声，商贾麇集，河房榛养之区，白舫红帘日益繁盛，寓公土著闻风而来，遂大有丰昌气象矣。
开禁果然立竿见影。谈到近代上海经济史，有一点不该回避，这就是太平天国的革命，把南京的有钱人，都吓到上海租界去了。别以为租界的繁华，是外国人的恩赐，外国人赚的可是中国人的钱，是中国人自己繁华了租界。秦淮河开禁，商人富绅和成群结队的妓女又携手重返，上海租界人口骤减，工商业立刻随之萧条，于是“闽阅遽为减色，掷缠头者非复如前之慷慨矣”。
繁荣“娼盛”是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象。娼盛是一个尴尬的场景。罗素在《婚姻革命》中，认定卖淫制度辅助了婚姻制度，而妓女得以存在的真相，就在于社会“另立了一些女人，满足男人的需要，对于这种情形，社会虽然羞于承认，但又不敢使人们得不到满足”。西方的一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公然把妓院比喻成一座宫殿中的下水道，没有下水道，整个皇宫便积满污物，如果将妓院从世界上清除掉，那么整个世界会充满兽奸。据说当年德国首相俾斯麦访问英国，在一军港上岸后，发现市面很萧条，一打听，得知是禁娼所致，归国后便宣布英国海军不可怕。英国人听说了，想想很有道理，立刻解除娼禁，市面随之繁荣。
无论是一代完人的曾国藩，还是哲学家罗素，还是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还是德国首相俾斯麦，共同点都不是以一个嫖客的眼光来看问题，他们自己并不是嫖客。多少年来，禁娼和开禁，始终成为秦淮河的话题。因为有了禁，所以要开禁，而开禁，又意味着新的禁令很快就会颁布。翻开厚厚的历史，找不到公开赞赏妓女的政府。公元前600年，齐国的管仲设女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所谓女闾，就是妓院，是世界历史上有案可稽最早的泄欲场所，和它相比，由梭伦创造闻名世界的雅典国家妓院不得不屈居第二。
古代称妓为官婢，亦日官奴。汉武帝时设营妓，营妓的作用，是在军队中“献伎，呈身，侍宿”，妓是帝王犒赏和控制军队的手段之一。在人们的心目中，妓总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唐朝，各朝政府对妓，差不多都是采取了禁的态度，当然这禁，只是不许政府的官员嫖娼宿妓。在封建时代，妓是官方行为，具有国营性质，即一切都由国家管理，官方来保护和收税。官员嫖娼是犯法的，女人私自卖淫，也犯法。逼良为娼是个很大的罪名。
古代的“妓”和“伎”相通，意谓妓不仅卖身，更多的时候是卖艺。官妓和营妓在某种程度上，又是国家剧团，而古人和妓女来往，精神享受绝对多于肉体交易。官妓时代和私妓时代的禁，最大不同就在于，前者禁止政府官员出入风流场所，后者不许私自非法卖淫。简单地说，秦淮河的繁华，和官方允许的妓院设在这里有关。古人要想风流，就可以带着大把的银子到这儿寻欢作乐。古时候，并不是什么地方都可以开设妓院。秦淮自古多情水，这里既然给了特殊的政策，于是经济也就得到了特别的发展。
乾隆年间出版的《续板桥杂记》上写着：
泰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白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
秦淮河从官妓时代步人私娼时代，一切都改变了，从崇尚歌舞技艺，擅长琴棋书画，转化为赤裸裸的人肉交易。“国营的公娼”逐渐敌不过“个体的私娼”，妓女已成为纯粹的泄欲工具和被剥削对象。秦淮河再也出不了李香君和柳如是，出不了马湘兰和寇白门，嫖客中也见不到侯方域和陈卧子。自晚清以后，民风大变，不属于国营而是个体的私娼，野蛮拉客，到处泛滥，秦淮河独步妓坛的风光已一去不返。上海的租界，北京的八大胡同，广州的陈塘和东堤，很快就显露出后来居上的峥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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