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从为人与为学角度，精心编注了胡适在当时即引起很大反响的演讲及言论之精要，贴近读者当下生命状态，用最具创造性的语言和启蒙意识、担当情怀，打造胡适新的精品。彰显其治学、为人、处世的大师风范，以还原一个真实的胡适。

《为人与为学：胡适言论集（评注本）》是胡适人生言论精华选集。胡适作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和学术大家之一，他的一言—行都备受世人瞩目；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文章开一代风气之先，影响至今。尤其他倡导的讲求理性、注重逻辑的方法论，认真求实、扎实努力的生活态度，在今天则凸显其独特的意义。

我们读适之先生，学习他的为学之方，更要学习他的为人之道，以砥砺自己奋发向前、开拓未来。

家庭教育

 论家庭教育

 我的母亲

 我的儿子

 做人与读书——致胡祖望

 附录：我的母亲（老舍）

中学教育

 中学国文的教授

 再论中学的国文教学

 中学生的修养与择业

大学教育

 知识的准备

 思想的方法

 学生与社会

 我对运动会的感想

 龟兔之喻——致吴健雄

 要“小题大做”——复吴晗

 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一个防身药方的三味药

 中国公学十八年级毕业赠言

 给北大哲学系毕业生纪念赠言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同学欢迎会上的讲话

读书教育

 为什么读书

 附录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

 附录二：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梁启超）

 附录三：七部“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钱穆）

 怎样读书

 读书的习惯重于方法

 非留学篇

思想与家国天下

 学术救国

 提高与普及

 新思潮的意义

 爱国运动与求学

 领袖人才的来源

 论六经不够作领袖人才的来源——答孟心史先生

 思想不可变成宗教——答陈之藩

 差不多先生传

人生理想与实干

 哲学与人生

 人生有何意义

 不朽——我的宗教

 附录：人生目的何在（梁启超）

 谈谈四健会的哲学

 少年中国之精神

 努力歌——《努力》周报发刊辞

 后努力歌

后记

参考文献

【论家庭教育】

诶！可怜呵！可怜我中国几万万同胞懵懵懂懂无知无识的生在世界上，给人家瞧不起，给人家当奴才当牛马，这种种的苦趣，种种的耻辱，究竟祸根在那里？病源在那里呵？照我看起来，总归是没有家庭教育的结果罢了。

什么叫作家庭教育呢？就是一个人小的时候在家中所受的教训。列位看官，你们不听见俗语中有一句话么：“山树条，从小弯。”（这是我们徽州的俗语）又说道：“三岁定八十。”可见一个人小的时候，最是要紧。将来成就大圣大贤大英雄大豪杰，或是成就一个大奸大盗小窃偷儿，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儿子孙子将来或是荣宗耀祖，或是玷辱祖宗，也都在这“家庭教育”四个字上分别出来。看官要晓得这少年时代，便是一个人最要紧的关头。这家庭教育，便是过这关头的令箭，所以我今天便详详细细的说一番，列位且听我道来。

我们中国古时候，最注重这家庭教育，儿子还在母亲怀中没有生下来，便要行那胎教。做母亲的，席不正不坐；行步不敢不正；不听非礼之音；不说非礼之言，这便叫作胎教。儿子生下地来，便要拣一个好的褓姆，好好的教导他。做父母的，更不用说了。列位之中，大约有读过《礼记》的，你看那《礼记》上说的，六岁教他什么，七岁教他什么，八岁九岁教什么，到了十岁，才出来从师读书。十岁以内，便都是父母的教训，这便叫作家庭教育。看官须记清，我中国古时的人，都是受过家庭教育来的了。

看官要晓得，这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便是母亲。因为做父亲的，断不能不出外干事，断不能常常住在家中，所以这教儿子的事情，便是那做母亲的专责了。古时的人，把娶妻的事情看得极重，女子教育还不致十分抛却。又把儿子看得极重，以为做父母的身后一切责任，都靠儿子，所以这家庭教育十分发达。只可怜一天不如一天，一朝不如一朝，女子的教育，一日不如一日，家庭教育便一日衰似一日了。做母亲的，把儿子看做宝贝一般，一些也不敢得罪，吃要吃得好，穿要穿得好，做了极狡猾极凶恶的事情，做母亲的还要说这是我儿子的才干呢！这样的事情，把做儿女的纵容得无法无天，什么事都会干出来。有时候，父亲看了不过意，说他几句，骂他几声，做母亲的还要偏护着儿子，种种替他遮掩。诶！这便是中国国民愚到这样地位的原因。这个问题要再不改良，我们中国的人，要都变作蠢蠢的牛马了。

现在要改良家庭教育，第一步便要广开女学堂。为什么呢？因为列位看官中，听了兄弟的话，或者有人回去要办起家庭教育来了。但是列位府上的嫂子们，未必个个都会懂得，列位要说改良，他们仍旧照老规矩，极力纵容，极力遮掩，列位又怎样奈何他呢？所以兄弟的意思，很想多开些女学堂。列位要晓得，这女学堂便是制造好母亲的大制造厂。列位要想得到好儿子，便要兴家庭教育，要兴家庭教育，便要大开女学堂。列位万不可不留意于此呵！

开女学堂的办法，或者有什么地方办不到。所以兄弟很巴望列位看官个个回去，劝劝你们的嫂子们，说儿子是一定要教训的，儿子不教训，弄坏了，将来你们老了，倚靠何人？总而言之，这家庭教育在如今，格外要紧，格外不能不办，兄弟是从来不说玩话的呵！

适之先生生于1891年，撰写此文时年仅十七岁，其见识之深远、心胸之宽广与文笔之流畅，由此可见一斑。适之先生在成名之前的文章，颇值得好好研究。与其成名之后的偏颇相比，早年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是比较中正平和的——看得到问题，更看得到希望，此文即是典范。

【背景钩沉】

陶行知、杜威和鲁迅

陶行知先生（1891~1946）与适之先生是同龄同乡好友，而且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同受教于有世界影响的大哲学家、教育家杜威。杜威（1859～1952）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杜威的教育著作在世界很多国家被翻译和出版，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20世纪对美国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杜威，对中国影响最大的外国教育家也是杜威。杜威构建了完整的教育体系，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强调知与行，主张“从做中学”。陶行知结合中国教育的实际，对杜威的思想加以发展和扬弃，变 “教育即生活”为“生活即教育”，变“学校即社会”为“社会即学校”，变“从做中学”为“教学做合一”。

陶行知、胡适与被誉为“中国幼教之父”的陈鹤琴先生是杜威最有名的三个中国弟子。陶行知在美国读书时，跟孙中山先生的大公子孙科住同一宿舍，但据说他最看不起两个同学：一是胡适，靠外国人吃饭；二是孙科，靠老子吃饭。1928年，杜威从苏联考察回国后，曾这样称赞道：“陶行知是我的学生，但比我高过千倍。”一般也认为，杜威最有创造力的学生，不是咱们的适之先生，而是陶行知先生。“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是费孝通先生的话，我们不应该只了解胡适之先生，还要了解那些适之先生同时代的师友甚至论敌，不如是，则无法真正了解适之先生——适之先生非常推崇王安石的一句话：“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知人与治学的道理是相通的——这个办法也是一个老办法，也就是孟夫子所说的“颂其文，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论世，可为百世之则。

鲁迅先生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随感录（《随感录二十五》），文章结尾如是呼唤：“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孩子之父和“人”之父有何分别呢？鲁迅先生在文中说：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娼妇”。照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却又可以分成两种：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如此看来，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便以为父的资格，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自然便会，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正须父范学堂；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生与养，一个是本能，一个却不仅仅是本能就能解决的，不仅仅孩子要接受教育，父母也该接受教育。“父范学堂”与“母范学堂”之开办，实乃当务之急！

一年之后，也就是1919年，鲁迅先生更明确地提出了一个至今仍有意义的课题《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文章如是说：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帐，一面开辟新路。

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

P2-6

2005年，钱学森老先生曾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教育界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不能仅在教育界找答案。事实上，我们至少应当从钱老提示的民国开始思考。胡适之先生作为民国学人群体中最富灵魂性的人物之一，是20世纪中国历史无法绕开的一个大人物，理应重新进入国人的视野。

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养成良好的习惯。”叶先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习惯。孔子说：“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意思就是小时候形成的良好行为习惯和天生的一样牢固。教育原本是个系统工程，要言之，应包含家庭、学校、社会三个层面。国人最初的教育，不是在学校或社会上完成的，而是在自己最亲近的人，也就是父母的影响下完成的，这就是中国的家教——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传统，古人蔚为大观的家规、家训及家书就是证明。现在，我们的教育不仅丧失了家教的根基，学校教育也在应试教育中迷失了方向，在数理化等知识方面左冲右突，无法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主线。相较之下，适之先生何其有幸！他有一位好母亲，这个母亲的好并不是因为她博古通今，而是她懂得做人的道理。适之先生受母亲影响，扎牢了“为人”之本，才有了“为学”的根基和强大的内生动力。

宋代有位大儒曾经说过：“学者，所以学为人也。”中国的学问向来以人为中心，一切的学问都是为了成就人本身，用西方哲学的话来讲，人本身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孔夫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时候的人学习是为了成就自己，而不是将自己当成工具、将学问当成手段，更重要的是，最终能为人群做出贡献的也正是他们；而那些一上来就为功名利禄而学习的人，只是将学问作为敲门砖，门敲开了就将砖扔到一边。在孔子看来，为学即为己之学，也就是成德之学、成人之学、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学问，为学与为人，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并行而不相悖。

中国历来的教育理念是：先成人，再成家。具体地说，就是先学习如何做人，若有可能，再成某方面的专家。学问既然是为了成就人本身，那么，这种学问必然强调通人之学，而不仅仅成为专家，汉儒所谓“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伎”，意思是说，学问能够贯通天地人三才的就是儒者，仅仅知道一些器物、科学道理的只能说是有技能的人。通人之学说起来似乎很难，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通人之学是更符合人性的，正如不偏食更符合常人之养生一般。古人说一个人博学，常常会说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而懂得做人的规矩、通晓世道人心是更为根本的。有一次孔夫子跟四科十哲之一的子贡讲：“你以为我是学习得多了才一一记住的吗？”子贡疑惑地说：“是啊，我就是这么认为的——难道不是吗？”孔夫子意味深长地说：“非也。予一以贯之。”由此观立之，孔子的“集大成”，并不是他把一个个的知识记住了，而是用一个根本之道将其贯彻始终。这个一以贯之的主线很重要。就像满屋子的铜钱，如果没有一根线贯穿起来，那么就会乱七八糟，徒乱人心，要用的时候也不好找到合适的取出来用。但是，这根线一定是基于国人的文化传统的，否则，如果是来自外在的强加，生搬硬套一种西方的思潮来断章取义、胡乱剪裁和填充古人的思想，这一定会水土不服且没有生命力的。

在孔夫子看来，这根线不是别的，就是“仁”，是根植于我们每个人内心的“仁”。有了自爱（《荀子》有载：“仁者自爱”，这是在孔子心中比“仁者爱人”更为根本的思想）与自重，有了对父母的孝心，有了对天下苍生的仁爱，我们自然就会调动起智慧来学习，这就是中国以仁统智、以慈悲统摄智慧的学问，而不是西方哲学所谓的“爱智”的学问——在西方，仁心与慈悲的培养主要是宗教的责任，这与中国书院重智更重仁的架构是颇不相同的。“成家”只是某一方面的“智”，而“成人”则是“仁”，仁可以统摄智，智无法统摄仁，所以，要先成人，再成家。也就是说，先做一个合格的人，然后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古话常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传统的教育重视经典诵读、重视父母的言传身教、重视接触大自然培养良好情趣爱好与博大心胸、先种下通人种子的缘由。

《中庸》所谓“仁者，人也”，陆象山所谓“若某则不识一个字，亦须还我堂堂正正地做个人”，知识的多少并不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性征，是否懂得仁爱才是一个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征。

钱穆先生在《怎样做一个中国人》一文中也指出：“当知做人无条件，只要有志做人，连教育条件也可不必要。不识字，不阻碍我做好人；多识字，也不能阻碍我做坏人。”钱先生还多次讲到一个叫作丁龙的中国人，这个中国人，按照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标准，其实就是一个文盲，但正是这个文盲，给中国文化增了莫大的光，而这是很多高级知识分子所无法做到的。这个不识字的中国人被美国人评价为：“一个与生俱来的孔子追随者，一个行动上的清教徒，一个信仰上的佛教徒，一个性格上的基督教徒”，“虽然他是个异教徒，但却是一个正直、温和、谨慎、勇敢和友善的人”，“他不是一个神话，而是真人真事，而且我可以这样说，在我有幸遇到的出身寒微但却生性高贵的绅士中，如果真有那种天性善良、从不伤害别人的人，他就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丁龙在美国人看来，简直就是一个文化贵族，而丁龙所传承的文化就是我们的孔孟之道，就是中国文化，这种文化流淌在他的血液中，铭刻在他的身心与言行中。

中国文化的复兴，需要大批具有文化主体意识的知识分子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同时也需要教育百姓讲仁爱、讲道义、有礼有节、智慧和诚信。读书人有读书人的使命，识字不多的人也自有其责任，两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推动中国文化实现立于固有传统之上的全面复兴。

我们精选了胡适先生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言论，在于能带给读者更多的思考，有助于理解中国文化复兴的深刻意义。

适之先生是北大老校长，也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前辈，后生小子在此指指点点，实在是不得已——适之先生有适之先生的伟大，但也有其局限与偏颇，我们无法不正视之。

最后，感恩母亲和已经逝去的父亲，没有父母赐予的身体做底子，编书、写书、撰论文同时进行的压力是无法承受的；感恩岳母一直以来对小女的悉心照料及岳父对小婿的无比信任，感恩内子清婉为这个家庭的辛劳付出，“军功章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感恩北大提供的学术环境；感恩小学同班同学余平女士及谋面不多的许蕾蕾女士，二位从紧张的生活和工作中拨冗为我敲键盘、打出几篇重要的文章；感恩中国纺织出版社的相关领导，感恩李猛兄的抬爱与细致工作——众缘和合，方能有此书的出版。

是为序。

萧伟光

癸巳孔诞初稿于燕园

甲午仲秋改于金台园

2010年开始，本人养成了群发飞信分享读书心得的习惯，主要是古代经典中的格言警句，偶尔也分享一点今人的内容。某次读到胡适之先生给毕业生讲演中的一句话，“你最大的责任是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器”，自觉颇好，群发之。没多久，不料李猛兄就约请我编一本关于胡先生的书。

民国那辈学人对中国的落后痛心疾首，纷纷寻找原因，胡先生的学说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回过头来看，贡献不可谓不大，而失误也不可谓不大。我们不必苛责前贤，前贤已然尽心尽力，做到了他们的一百分，我们只能设身处地从历史的脉络中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继续前行。

窃以为，清朝三百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在专制的高压下，已然名存实亡。这里只能给出一个极简约的线索。

儒学天然面临着与皇权的微妙二重奏：一方面要尊君和忠君，另一方面又要限制君权，防范专制，小程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的名论，已然深入人心。宋代尚有君权和士大夫群体的互动与平衡，至明太祖废宰相，中国政治已成跛腿，但经筵尚能保持，师道尊严在皇权面前还有约束力量，张居正才可以在皇帝的支持下试图推行改革，匡正时弊，而且还有民间的力量，教化的权力尚在士大夫手中，书院讲学遍地开花。清代则将经筵中的教化与被教化关系逆转，于是道统与政统合二为一，士大夫之精神几乎彻底被压制，中华民族之元气被斫丧殆尽。

欧风美雨涤荡的晚清，正是民族文化最虚弱的时候，思想最空虚的时候，人才最凋零的时候，这和当年迎接佛教东来的魏晋迥然不同——魏晋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文化贵族们以家族为堡垒，传承并且弘扬了文化，新生的玄学对佛学的接引起了绝大作用，三教鼎立的大唐盛世，正孕育于此。民初学人目睹儒学旗帜下朽烂的中国，遂误名为实，将责任一股脑儿推给传统，不惜痛自刻责乃至自虐，下了错误的解药，影响深远。好在，中华民族毕竟有着五千年的伟大文明，数百年的摧残虽已使其满目疮痍，但毕竟内力深厚，挺了下来。

但正如史学奇才张荫麟先生所言：“我们的‘民族自虐狂’一天没被抹去，则一切建设复兴的工作，若不是饰烂泥而雕朽木，便是资寇兵而赍盗粮！”名实不辨，是非不分，就会“饰烂泥而雕朽木”，化神奇为腐朽；削足适履，邯郸学步，就会“资寇兵而赍盗粮”，愚不可及。只有正本清源，固本培元，有立而无对，一如我们的汉唐，既有鲜明的文化本位，又能“学而不厌”、以最开放的心态吸收各种文化养料，我们的文化才是有希望的、才可能恢复勃勃生机。

事实上，有一点可能是我们读胡先生的书很容易忽视的，特在后记中重点提示，胡先生对两大传统非常推崇：一是科举，一是书院。不幸的是，这两大传统因清末新政而湮灭，胡先生对此曾多次表示惋惜。胡先生有一篇札记名为《书院的教育》，短小精悍，颇值一读，特分享如下：

这一千年来的中国教育史，可说是书院制度的沿革史。这是我深信而不疑的。二十年前的盲目的革新家不认得书院就是学堂，所以他们毁了书院来办他们所谓“学堂”！他们不知道书院是中国一千年来逐渐演化出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制度；他们忘了这一千年来造就人才，研究学问，代表时代思潮，提高文化的唯一机关全在书院里。他们不知道他们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排着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一种“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道这一千年演进出来的书院制度，因为他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因为他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可以培养成一种很有价值的教育制度，二十年前的革新家因反对八股的科举而一并废除了文官考试制度；因反对书院的课程不合时势而一并废除了一千年艰难演进的教育制度！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

“没有历史眼光的革新家的流毒真不浅啊”，胡先生的浩叹，正所谓“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发人深省。

又想起恩师楼宇烈先生常常引用的那段话：

子路入，子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路对曰：“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

子曰：“可谓士矣。”

子贡入，子曰：“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子贡对曰：“知者知人，仁者爱人。”

子曰：“可谓士君子矣。”

颜渊入，子曰：“回！知者若何？仁者若何？”

颜渊对曰：“知者自知，仁者自爱。”

子曰：“可谓明君子矣。”

这段话出自《荀子》。我们一般都熟知“仁者爱人”，却不知这并非“仁”的全部内涵。“仁者自爱”才是根本，有了自爱自尊才能自立，才能爱人，才能人爱。“自爱”为本体，“爱人”为功夫，“人爱”为效验。“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不懂得“自爱”的人如何“爱人”？又如何“人爱”？这是最朴素通达的道理，于个人于民族于国家皆然。

此书仅仅是阅读胡先生的一点粗浅见解和补记，不揣谫陋，与诸同好共享。知我罪我，一俟诸君！

我的联系方式：xiaoweiguang2014@163.com。

萧伟光

甲午秋分丑时

于金台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