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

我们知道，您的母国是卫国。出生于卫而又姓卫，可见您与卫国的公室算是一家人了。卫国是西周初分封的一个较为重要的诸侯国，第一任君主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定都在朝歌(今河南淇县)，后来迁都到楚丘(河南滑县)。在这个国家存在的近千年时间，卫国一共传了35个国君。到您商鞅生存的那个年代，卫国已经沦为三等小国，与强大的魏国有着某种臣属的关系。史书记载说：“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这些我们都是清楚的。后来读《史记·商鞅列传》，太史公一开头就在文中介绍说：“商鞅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我们对何谓“庶孽公子”了解不够，请明示，可以吗？

商答：正像你们了解的，我出生时卫国已很不景气。但是，正如俗话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据《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我的祖父是卫慎公。慎公当政四十二年卒后，由他立为太子的一个儿子继位，那就是卫声公。声公即位十一年后死去，由他的儿子继位，那就是卫成侯。我当与卫成侯同辈。“成侯十一年，公孙鞅入秦。”我与卫成侯同为慎公的孙辈。

明白了这些，就可以说一说“庶孽公子”这个称谓了。作为侯国的国君，当然是妻妾成群的了。按照中国传统的礼数，正宫生的儿子，称为嫡子，而妃妾生的儿子，名为庶子，也有称为庶孽子的。《春秋公羊传·襄公二十七年》何休注：“庶孽，众贱子，犹树之有孽生也。”树有主干，有分蘖枝。正室之子如树之主干，妃妾之子如树之分蘖。国君的正宫生的儿子，直称公子，一般而言太子(国王接班人)是在若干位公子中选立的，在正常情况下当然是应由长子充任太子的，除非长公子有过或天亡则另选他人。而妃妾生的儿子像树上的分蘖枝一样，是“贱”一等的，故称“庶孽公子”。我是卫声公众多妃妾所生公子中的一个，由是被称为“卫之诸庶孽公子”。

二问

太史公在《史记》中时而称您为“卫鞅”，时而又称您为“公孙鞅”，您究竟是姓“卫”，还是姓“公孙”呢？查《仪礼·丧服》，上面的说法是：“诸侯之子称公子，公子之子称公孙。”可是，上面说到您的祖父卫慎公从地位上说已降为“小侯”，已算不上是诸侯了，为何仍以“公孙”称之呢？有学者以为那是司马迁的一个误称，另有一些学者为了使“公孙”之姓名正言顺地成立，还与有些史籍上说的“公孙氏”是黄帝一脉拉扯上关系，说您实际上是黄帝子孙。这样的众说纷纭，倒使人莫衷一是了。先生，您是当事人，您以为何种说法较为合理呢？

商答：卫国到卫慎公时期，的确已经降为屈从于强大诸侯国的小侯，难以用诸侯名之了，事实上当时的诸侯之盟会也早已不邀卫国君参加了。上面引述的《仪礼-丧服》上的说法是对的。但是，随着时日的迁移，人们的观念在变。初始时，“公孙”的确严格地指的是诸侯之孙，后来就大大泛化了，凡是贵族后裔而又在社会上声名卓著的，人们会称之为“公孙”。这既是尊崇，又是客礼。可见，说我姓卫，称为卫鞅是可以。同时，说我姓公孙，称我为公孙鞅，也是可以的。公孙鞅是人们对我这个有作为的“庶孽公子”的尊称，而卫鞅当是一种实称。有些学者说公孙是黄帝一脉的姓氏，因此又把我与黄帝后裔拉扯在一起，虽说是远了些，但也是事实，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三问

还有一个问题，也一并在这里问了吧，除了上述两种称谓外，现在为何人们又称您为商鞅呢？为何总是说“商鞅变法”，而不称“卫鞅变法”呢？难道“商鞅”这个名号是非得与“变法”挂钩在一起的吗？

商答：说对了，商鞅这个名号完全是变法的产物。“商”是我商鞅入秦以后实施变法取得很大成效后获取的姓。“(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又带领大军打败了强敌魏国。在这种情况下，“秦封之于商十五邑，号为商君。”商是当年周天子封的古国(河南商洛县一带)，地盘不大，但位置相当的重要。商君的“君”，是一种尊称。《礼仪》：“君，至尊也。”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日君。”把这时的我称为“商君”，既是一种极高的荣誉，又是以其封地为依托的(按古制，没有一定封地，声誉再高也不能以“君”名之)。中国历来有以封地为姓的传统的，后人以我被封的“商”地为我姓，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问

知道了您的姓名以后，我们还很想知道您的生卒时间。您那个时代的人物的生卒年代常常模模糊糊，比如墨子、老子、庄子等，都很难有确切的生存时间可界定，据我们所知，您也存在那样的问题。许多学者都是依据某历史人物的某一坐标式的事件，再通过合理的推导，大致地勾勒出人物的生平行状的。请问：在您的一生中，有哪些确定无疑的坐标式的事件呢？

商答：我的生年虽然有点模糊，但我的卒年以及我的重要行踪的年代都是确定无疑的，也就是说，都有坐标式的事件可资佐证。这一点我比老子、庄子等要清晰得多。比如，我入秦的年份，那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秦孝公颁发《求贤令》的那年。秦孝公颁发《求贤令》史书上明确标明是在孝公元年，也就是公元前360年。孝公在位24年，死的那年是公元前338年，就在那一年，我被新登位的秦惠文王处死的。

有了入秦和死亡这两个时间坐标，我的一生的生命历程也就可以较为精确的加以匡算了。钱穆先生在《先秦诸子系年·商鞅考》中认为，如果假定我入秦时是30岁，那么我该是生于公元前390年的。这个设定如果可以成立的话，那么我一生是活了52岁的。这一设定受到了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的首肯，简直可以说是成了一种共识。我也认为那是大致符合实际的。

五问

说到商鞅的生年大致上可定为公元前390年，突然在我们的脑际跳出另一个大思想家孟子，学者也大致上考定其生于公元前390年。两人真可说是当时并世的思想界两颗巨星了。可是，使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人一生于鲁国的邹地，一生于卫国的王城，可说是毗邻而居了；两人后来都到过魏国，接触的是同一个魏惠王(即梁惠王)，可是，在您的煌煌巨著《商君书》中，为何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呢？

商答：这一问问得好，问到了点子上了。从中可以窥见我的变法学说的特征。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在我的《商君书》中，不只对孟子其人其事不着一笔，对其他的所谓诸子我也大都不着一笔。为何那样？就是因为我根本上反对学者之间的无休无止的辩论，尤其是反对孔孟儒家之徒的那一套。我在《商君书》中多次表明了我的观点。我在《垦令》篇中写道：“国之大臣诸大夫，博闻、辩慧、游居之事，皆无得为。”我认为，孟子这些人到处与人“辩慧”，好像很有学问的样子，到处“游居”说事，我对他们的评价就是四个字：“皆无得为。”就是你自以为是在“作为”，实际上是根本“无得为”，我认为就是“为”了，也是不会有什么实际价值的。在《农战》篇中，我更尖锐地指出：“务学《书》、《诗》……民以此教者，其国必削。”在这里我根本上否定了孟子等学者的诗书礼仪之教，那么，我对并世的孟子等人的不着一笔也就不难理解了。P2-6

为了提高国民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添一块砖、加一片瓦，我们花费了数年时间编纂了这套定名为“提问诸子”的丛书。我们的人手不多，写作这样大部头的书稿实在有点勉为其难。好在大家都有决心．齐心协力地干，几易其稿，现在终于可以面世了。

有朋友看了样稿后赞道，这是对国学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这当然是同道的过誉和奖掖，对我们来说实不敢当。国学博大精深，涵盖了中国固有的文化和学术，除我们涉及的子学外，还包括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方面的传统文化。若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以儒家哲学为主流。若以思想分，先秦时期就有所谓的“诸子百家”，形成了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兵家等思想体系。我们触及的只是整个国学中的冰山一角，岂敢以偏概全？所言‘精当的阐释和大胆的浅化”，倒确是我们的初衷之所在。这个“子”那个“子”，历代统治者为了一己之利，早已把他们涂抹得面目走样了，为文化自觉和自信计，非得还其原本的真相不可。在“精当”两字上，我们确是花了不少气力的。至于浅化，那更是当务之急。“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应是国策。既然这是关乎“全民”、“国家”的事，岂有不浅化之理？

需要说明的是，本丛书靠的是集体的智慧和力量。除了笔者的努力外，丛书主编黄坤明先生在选题和框架构想的设定上功不可没。在编撰过程中，得到了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诸子故居所在地纪念馆及地方政府的支持，他们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和照片，也提出了许多可贵的意见。在编写过程中，我们采纳了张晓敏、江曾培、李国章、陈广蛟、秦志华等先生的许多真知灼见，有关编辑胡国友、刘寅春、李梅、李琳、贺寅、周俊、金燕峰、孙露露、王华、王凤珠等作了精到的修饰和校正，在图文合成中，得到了梁业礼、王轶颀、本本、曾初晓、卢鹏辉、卢斌等的帮助，倪培民教授为丛书简介作了英文翻译，在此一并致谢。

当然，由于作者学力有限，必有偏差、失当和粗疏之处，在此诚望方家好友不吝指教，以待重版时修正。书中的图片有的是请友人实地拍摄的，有的是购买或有关方面赠送的，在此表示谢意外，谅不一一注明了。还有极个别图片已多处使用，且署名不一，实难确定作者。有的图片虽经寻访，但仍然找不到原作者。日后这方面的工作如有所进展，定当按相关规定付以稿酬。

作者

2011年10月18日

第一章 悲喜人生

第二章 矢志变法

第三章 农战为本

第四章 修政作壹

第五章 千秋功罪

后记

读诸子百家书，发觉古贤的思维模式有一个显著特点：善于提问。“孔子入太庙，每事问。”(《论语·八佾(yì)》)这个典故是人们熟知的。说孔子来到祭祀周公的太庙，提问频率之高，问题触及面之广’使亲历其境的人们感到惊异：都说孔子知礼，怎么还提问不断呢？面对发问，孔子的回答既简洁又精彩：“是礼也！”其意是讲，我是个善于提问的人，善于提问才使我真正知礼啊！这是发生在孔子早年的事。“三十而立”后的数十年间，无论是教学弟子，还是答问友朋，或者与列国君臣周旋，孔子都喜欢用提问的方式来探求真知。在诸子中，孔子的影响是最大的，用司马迁的话说，是“学者宗之”的。正因为如此，孔子倡导的提问式思维模式影响了一代又一代文人墨客，成为中华文化的好传统。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我们常说，理论始于问题，科学始于问题，我们又何尝不可以说，学习始于问题呢？

我们常说，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还要难，其价值也往往更大。善于提问，敢于提问，正是孔子等先哲留给我们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

我们着手策划这套有关前贤先哲的丛书的时候，孔子等先哲倡导的“提问”思维模式一下激活了我们这些后学的思维。先哲们的思想是不朽的。为何不把先哲请到“前台”进行访谈呢？他们的身世如何？他们是怎么生活和学习的？为了传播学说，他们又是怎样远行千里的？说是学习，他们有没有实际意义上的课堂？他们手里捧着的又是何种意义上的“书本”？他们四处游说的学术主旨是什么？……甚至他们穿的服饰、吃的食品、驾的车辆都会在我们的心头形成一个个有情有趣、有滋有味的问题。

有鉴于此，我们将这套丛书取名为“提问诸子丛书”。这里有跨越时空的对话、通俗流畅的语言、富含哲理的剖析、见解独特的解说、图文并茂的装帧、考之有据的典章、实地拍摄的文物图片。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冀望读者能喜欢这套独具特色的图书。

黄坤明

2010年春于杭州

《提问商子》由郭志坤、陈雪良编著。

《提问商子》简介：商鞅生长在一个变法浪涛激荡的大时代。李俚、吴起、申不害、慎到，百年之间，力主变法的英雄式人物—个又—个鲜活地站立到了历史的前台。他们变法的一部部力作，他们为变法而不惜以身殉法的大无畏精神，激励着后起的商鞅。商鞅接过前人变法图新的接力棒，奋勇前行。“法者，所以爱民也。”这是他的掏心之论，也是他毕生从事变法事业的精神支撑。为了民众，为了国家的富强，为了“上壹而民平”理想社会的实现，商鞅什么都不怕。

商鞅依靠着明君秦孝公的全力支持，带领秦国百姓出演了威武雄伟的历史变革剧，一度在秦国出现了“妇人婴儿皆言商君之法”的壮观场景。正是这一饧伟大的变法运动，把—个原先经济文化相对后进的“戎蛮之国”，建设成为“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的富国、强国。

商鞅个人的结局是悲惨的，他被继位的秦惠文王处以车裂的酷刑。然而，就在他死后百年，即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中华大地首次出现了统一的大帝国。“商鞅虽死，秦法未败。”

提问对人来说真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会使人兴奋，使人坐卧不安，使人有索解的欲望，使人有不倦的探求精神。一个问题解决了，又会有新的问题产生。任何一个人都永远生存于提问和被提问之中。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提问是驱动思想发展的真正的“永动机”。

由郭志坤等著的《提问商子》是提问诸子丛书之一。本书分五章，内容分别为悲喜人生，矢志变法，农战为本，修政作壹，千秋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