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探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在蕴涵过程中，力求充分表达一己的主观倾向。《秋灯史影》一书，也不例外。由于作者把观念交给了客体对象的个性与命运，这样，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废墟是岁月的年轮留下的轨迹，是历史的读本，是成功后的泯灭，是掩埋着千般悲剧、百代沧桑的文化积存”。由于古代中国的史籍提供了足够的甚至是过量的信息，即便面对残墟野圹的“旧时月色”，熟悉古代文人传统的作家、诗人，也能以一缕心丝穿透千百年的时光，使已逝的风烟在眼前重现旧日的华彩。

自序

“不能忘记老朋友”

夕阳山外山

守护着灵魂上路

孤枕梦寻

终古凝眉

雪域情缘

一夜芳邻

断念

未了情

万古丰碑

欲望的神话

汉高祖还乡

忻州说艳

赵匡胤下棋

天骄无奈死神何

用破一生心

他这一辈子

狮山梵影

忍把浮名换钓丝

叩问沧桑

傀儡生涯

总理的头脑依旧非常清晰，思维十分敏捷。面对已经叩响生命丧钟的死神，他态度安详，坦荡自若，风趣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他知道生命属于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便抓紧这最后的有限时光，安排好各项重要工作。大至取得毛泽东主席的支持，选定邓小平为助手，统筹四个现代化，遍及经济、科教、外交、军事和“全面整顿”，小到文件的归还、死后骨灰的处理，一一做出最后的交代。

1975，对于中国来说，这是异常艰难的一年，举国上下在忧心忡忡中度过。而周恩来的病中岁月，更无异于在刀尖剑硭上翻滚，历经着百倍的痛苦熬煎。入秋之后，他的病情进一步恶化，癌细胞迅速扩散到腹腔内脏，转移到全身重要器官。基本上处于卧床不起状态，大小便只能在床上解决，进食主要靠鼻饲。尔后，消化道发生部分梗阻，只得改为静脉输入必要的营养物质。而大剂量的各种广谱抗菌素的反复应用，又使肠道菌群失调，引起严重腹泻，发生全身性霉菌病，导致持续高热不退，心肾功能衰竭。由于免疫系统面临崩溃，癌瘤更加疯狂肆虐，引致周身上下剧烈疼痛，经常是浑身抖颤，大汗淋漓；各种镇静、止痛药物全然失去了作用。即便在这种状态下，总理仍然表现出高度的自制力。待到疼痛再也忍受不住了，才把医生叫过来，说：“我很疼，能不能哼一哼，叫唤叫唤？”医生眼含着热泪回答：“总理，您现在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12月20日清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的周总理稍微清醒一些，便提出要见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罗青长。可是，待到罗青长匆匆赶到三零五医院一楼西侧的病房，护士却悄悄地告诉他，总理已经昏睡过去，请他在隔壁房间略等一下。直到中午时分，周总理才苏醒过来，亲切地招呼他坐在病床旁边，然后，翕张着干瘪的嘴唇，以微弱的声音，吃力地询问了台湾近况和在台的一些老朋友的现状，最后，郑重嘱托：“不能忘记老朋友”。停顿了一下，又稍加解释：‘‘不能忘记那些对人民做过有益事情的人们，那些帮助过我们的老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过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还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不到十五分钟的谈话，总理竟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再一次进入昏厥状态。

罗青长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了四十多年，听过总理多次部署对台工作。他知道，“在台湾的两位姓张的朋友”，首要的一位指的是张学良将军。总理多次同他谈过，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一位伟大人物，“西安事变”挽救了国家民族的一大危机，“为中华民族促成了惊天动地的大团结”。那么，另一位“姓张的朋友”呢？罗青长也晓得，指的是张镇先生。事情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1945年10月，国共谈判正在进行中。在签订《双十协定》两天前，一直致力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要员、谈判代表张治中，举行盛大鸡尾酒会，宴请毛泽东主席等中共代表。不料，当晚突然发生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秘书李少石途中遭国民党士兵枪击事件。闻讯后，周恩来立刻警觉起来，深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于是，向出身于黄埔军校的旧相识、时任国民党重庆宪兵司令的张镇提出“派兵护送”的要求。张镇立即调来宪兵司令的座车，并亲自护送毛泽东返回红岩，保证了中共高级领导人的安全。张镇后来去了台湾，但周恩来一直铭记着这件事，曾嘱咐罗青长：“将来台湾解放了，一定不要忘记张镇的这一功劳。”

周恩来与张学良相识、相知于1936年。

那一年的4月9日，应中共高层领导人之邀，驻兵西安、担任“剿共”副总司令的张学良将军，秘密赶赴延安，与周恩来会晤；一个月之后，他们又密谈一次，都是商讨红军与东北军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与办法。两人首次见面，各自给对方留下了良好而深刻的印象。事后，周恩来兴奋地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出乎意料！”不久，他又致信张学良：“座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张学良对于这次会谈也非常满意，说：“比我想象中好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当即拨出两万银元送给红军；返回西安后，又拿出二十万法币接济正处于困境中的中国共产党。P2-3

说到历史文化散文，几年前我在黄裳先生散文研讨会上陈述过这样一种意见：作为一种文体正式提出来，确是为时不久；但其创辟并非始于今日，起码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题未定草》等，都是文化散文的典范作品。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内蒙访古》。而黄裳的分别结集于二十世纪四十、八十年代的《锦帆集》、《锦帆集外》、《花步集》、《金陵杂记》、《晚春的行旅》等，也都是上乘的历史文化散文。这一看法得到了与会诸君的赞同。

应该说，这一文体在中国文坛的盛行是其来有自的。且不说，我国有特别发达的史学传统，很早以前，就传下来“文史不分家”和“六经皆史”这样两句话；单就创作规律来考究，读者之所以欢迎，作者之所以热心，起码有下述诸多因由：

一是由于历史人物具有一种“原型属性”，本身就蕴含着诸多魅力，作为客体对象(比如秦始皇、康熙帝、曾国藩)，他们具有一般虚构人物所没有的知名度，而且经过时问的反复淘洗、经久检验，头上往往罩着神秘、神奇的光圈；

二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历史题材具有一种“间离作用”与“陌生化”效果。同现实题材比较起来，历史题材把读者与观众带往陌生的时空，可以更好地进行审美观照。作家与题材在时间上拉开一定的距离，有利于审美欣赏。布莱希特说过：“戏剧必须使观众吃惊，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依靠对熟悉事物加以陌生化的技巧。”朱光潜先生也说，“年代久远常常使最寻常的物体也具有一种美”，“‘从前’这两个字可以立即把我们带到诗和传奇的童话世界”。是呀，我们小时候；不也常常被老祖母的“从前有一个什么什么”迷得如痴如醉吗？

三是历史题材比现实题材更具有多义性、不确定性和更多的“空白”，因而具备一种文体的张力；

四是从作者角度说，诗人、艺术家“特别喜爱从过去时代取材”，因为这可以“跳开现时的直接性”，“达到艺术所必有的对材料的概括化”。(黑格尔语)莱辛在《汉堡剧评》中也说：“诗人需要历史，并不是因为它是曾经发生的事，而是因为它是以某种方式发生过的事。和这样发生的事相比较，使人很难虚构出更适合自己当前的目的的事情。偶尔在一件真实的史实中找到适合自己的心意的东西，那他对这个史实当然很欢迎。”

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历史文化散文异军突起，顿呈勃兴之势，这可能和社会、时代有着密切关联。面对全球化的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人文科学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消遣、娱乐，而是期待着通过文学阅读增长生命智慧，深入一步解悟人生；另一方面，处于社会转型期，现实生活中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现代性的焦虑与深沉的失落感，他们也希望从历史的神秘中寻求可以称为永恒的东西。而文化散文较之轻灵、精致的抒情、写景的美文，有着更多的文化自省的意味，写得好可以提供较深的精神蕴涵。

当然也毋庸讳言，随着恢弘阵势的拉开、写作队伍的泛化，这类作品也有许多不能尽如人意之处。饱遭訾议的是，凑泊故实，堆砌史料，把本应作为背景的东西当作文章的主体来处置，见不到精神与情感的展示，缺乏主体性；往往是借助史料的铺陈来救治作者心灵的缺席，抹杀了散文表达个性、袒露自我的特长。

我从1995年开始历史文化散文的集中写作，十五年来，结集为九本书：《面对历史的苍茫》、《沧桑无语》、《寂寞濠梁》、《文明的征服》、《龙墩上的悖论》、《历史上的三种人》、《千秋叩问》、《文在兹》、《张学良：人格图谱》。开始写作时，同样存在着上述缺陷——满足于史海徜徉而忘记了文学的本性，出现所谓“历史挤压艺术”的偏向。后来逐渐地加以改进，努力做到有真性情，有现实感，有自己的见解。我很认同被称为“新历史主义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的话：“不参与的、不作判断的，不将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的写作，是无任何价值的。”实际上，他所讲的也就是历史文学的现实关怀，一种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文学是历史叙述的现实反应，在人们对于文化的指认中，真正发生作用的是对事物的现实认识。历史是一个传承积累的过程，一个民族的现在与未来都是对历史的延伸；尤其是在具有一定超越性的人性问题上，更是古今相通的。为此，我在创作中，努力把历史人物人性方面的弱点和种种命运抉择、生存困惑表现出来，用以鉴戒当下，探索精神出路。

在这里，现实针对性应是要旨。前人说，“古人作一事，作一文，皆有原委”。这种“原委”，有的体现在个人的行藏、际遇、身世上，有的抒怀寄慨，或直或曲、或显或隐地宣泄出一己的感喟与见解。太史公作《史记》，应该说是十分客观的，但里面同样也有“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的成分。《古文观止》的编者即指出，观《报任安书》中“家贫货赂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敢视，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三句，“则知史迁作《货殖》、《游侠》二传，非无为也。”此前，金圣叹也曾说过：“人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所以，他于游侠、货殖传特地着精神，乃至其余诸记传中，凡遇挥金、杀人之事，他便啧啧赏叹不置。一部《史记》只是‘缓急人所时有’六个字，是他一生著书旨意。”《史记》作为信史，以客观叙事为依归，尚且如此；而个性更为鲜明的文学作品，自然更应该充分体现作家的主体意识与思想倾向。

历史是精神的活动，精神活动永远是当下的，决不是死掉了的过去。读史，原是一种今人与古人的灵魂撞击，心灵对接。俗话说，“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这种“替古人担忧”，其实正是读者的一种积极参与和介入。它既是今人对于古人的叩访、审视，反过来也是逝者对于现今还活着的人的灵魂的拷问。每个读者只要深入到人性的深处，灵魂的底层，加以省察、审视、对照，恐怕就不会感到那么超脱与轻松了。

我在写作中时刻记怀着歌德对曼佐尼的批评：“如果诗人只是复述历史家的记载，那还要诗人干什么呢？诗人必须比历史家走得更远些，写得更好些。”针对近年来影视剧中和讲坛上充斥着美化皇帝、狂热歌颂封建独裁者的倾向，我用反讽、揶揄等解构手法，写了一部《龙墩上的悖论》，以渗透着鲜明的主体意识的偶然性、非理性的吊诡、悖论，对那些所谓圣帝贤王进行艺术的消解。其中一个共同的核心，就是对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的关注。由于人性纠葛、人生困境是古今相通的，因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限隔，给当代人以警示和启迪。而这种对人性、人生问题的思索，固然是植根于作者审美的趣味与偏好，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类型、人生道路、个性气质的现代性的判断与选择。

现实工作、生活中，我发现有的知名作家当了相当一级的领导，劳形苦心，筋疲力竭，最后陷入矛盾重重的水深火热之中，创作根本无法进行，最后竟至一蹶不振。履新伊始，原也是雄心勃勃，踌躇满志的，很有一番修齐治平的宏伟抱负，周围也是一片“先生不出，如苍生何”的过高的期许，实则大谬而不然。看来，搞好角色定位是至关重要的。这使我想到了一位古人，他就是李白。他是伟大的诗人，却不是合格的政治家。他自视甚高，认为只要身居枢要，大柄在手，则治国平天下易如反掌。在他看来，这和制作诗文没有本质的差异，同样能够“日试万言，倚马可待”。他是地道的诗人气质，情绪冲动，耽于幻想，习惯于按照理想来构建现实；对于政治斗争的波诡云谲也缺乏透彻的认识。这一切，都决定了他在仕途上的失败命运和悲剧角色。

我有一篇题为《用破一生心》的散文，是写曾国藩的，同样也有现实的针对性。我在市里工作时，身旁有一位领导干部，我们关系很好。可惜的是，五十岁刚过就去世了。原来，他已经发现胃部长了肿瘤，可是，由于人大只有一年就换届了，为了能够进市级领导班子，他就把病情隐瞒下来。最后，人大副主任是当上了，但因延误了治疗，致使肿瘤扩散，搭上了一条命。还有一个市的人大主任，肝癌已经到了晚期，行动困难，但为了不致落选，在代表入场前，先让人抬着他在主席台上坐好。这样，继续当选了，但一个月后就进了火葬场。这给了我极大的震撼，觉得“欲望杀人”真个不假。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我换了个说法：“人之有苦，为其有欲，如其无欲，苦从何来？”曾国藩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生命个体，是一部内容丰富的“大书”。我脱开惯常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道德层面上的评判，不让自己的文字成为流行观念的逻辑演绎，而是把他还原成一个现实中的人，将视点聚焦在人性弱点、人生困境上，具体说来就是一个“苦”字。我以一种悲悯的情怀，慨叹他由于欲望太高太大太强烈了，因而活得太苦太累太可怜了。

我写的各个系列里的文章，并非“平摆浮搁”式的机械组合，而是一种思想意蕴的层层递进、逐步深化。比如，我写古代士人的人生际遇、命运颠折，没有停止在对本人个性、气质的探求上，而是通过不同的篇章，从更深的层面上挖掘社会、体制方面的种因。我想到，中国封建士子的悲剧，不能只归咎于自身的人性弱点，还有更深远的社会根源。我说，作为国家、民族的感官与神经，知识分子往往左右着社会的发展，人心的向背；但是，由于封建社会并没有先天地为他们提供应有的地位和实际政治权力，为了实现自身的价值，他们必须解褐入仕，并取得君王的信任。而这种获得，却是以丧失一己的独立性、消除心灵的自由度为其代价的。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悖论。

总之，我在探究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内在蕴涵过程中，力求充分表达一己的主观倾向。《秋灯史影》一书，也不例外。由于我把观念交给了客体对象的个性与命运，这样，读者尽管与这些历史人物“萧条异代不同时”，却有可能通过具有历史逻辑性的文本获得共时性的感受，同样也会“怅望千秋一洒泪”的。

王充闾

2009岁杪于沈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