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卡列尼娜》是俄国文学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之一，也是俄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一部杰作。

小说反映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罗斯各个阶层的家庭生活，并揭露了整个社会的贪婪、欺诈和伪善，列宁称之为“俄国革命的镜子”。作品一经发表，便引起极大的轰动，至今仍长盛不衰。安娜的形象也被认为是文学领域至今未被超越的最美的女性形象之一。一百多年来，《安娜·卡列尼娜》的巨大成功不断地得到人们的肯定与高度推崇，成为俄国文学中的稀世瑰宝、世界艺术宝库中璀璨夺目的明珠。

《安娜·卡列尼娜》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代表作，在这部小说中，他创作了一幅无与伦比的19世纪70年代俄国社会生活的画卷。

安娜·卡列尼娜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优美、最丰满的女性形象之一。她以内心体验的深刻与感情的强烈真挚，以蓬勃的生命力和悲剧性命运而扣人心弦。

本书由著名翻译家力冈根据俄义版《安娜·卡列尼娜》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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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依照他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他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这一点他也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想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

“以后自有办法的。”奥布朗斯基对自己说过这话，站起身来，穿上晨衣，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

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马特维问道。

“你去禀报达丽雅·亚力山大罗芙娜，她会吩咐的。”

“是，老爷。”

当马特维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

“达丽雅·亚力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说她要走了。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马特维说。

奥布朗斯基没有做声，他的脸上出现了有点儿可怜的笑。

“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事儿，老爷，会雨过天晴的。”马特维说。

“好吧，给我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着，很果断地脱下晨衣。

奥布朗斯基尽管生活放荡，官衔不高，年纪较轻，却在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这个职位他是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亚力山大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以得到六干卢布的年俸，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

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因此，地位、租金、租赁权等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需要的只是不亢，不嫉，不争，不怨，而他生性随和，一向就是这样的。

奥布朗斯基担任这个职务已是第三年，不仅得到同僚、下属、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喜欢，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

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走进他的小办公室。跟同事们握过手，便坐了下来。他说了几句笑话，说得恰到好处，便收住话头，开始办公。

还不到两点钟，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有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留着鬈曲下巴胡的人走了进来。

“原来是你呀！列文，难得难得！”奥布朗斯基打量着来到跟前的列文，带着亲热的笑容说。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庚，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志趣迥异，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你怎么不嫌脏，到这种鬼窝儿里来找我啦？”奥布朗斯基说过，握了握手。“来了很久了吗？”

“我刚到，就想来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朝周围打量着。

“哦，对了，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奥布朗斯基说，“这是我的两位同事：菲里浦·伊凡内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身对着列文，“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地方自治会议员，自治会的新派人物，畜牧学家，猎手，我的好朋友，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说着，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手，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哥哥，可是，当别人不是把他当做康斯坦丁·列文，而是当做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忍受。P1-3

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编辑将《中外名著榜中榜》的书目寄给了我。看到这些书目，一种无法言说的亲切感油然而生。那实在是一些再熟悉不过的书名，让我一下子回到了四十多年前的中学时代。

1959年，我读完小学，考上初中。这在今日，实属平常，但在当时，还真算回事儿。家里人认为，中学生就不能再看作小孩子了。身份变了，待遇也随之改变。印象深刻的有三条：一是有了早餐费，可以到街上“自主择食”(上小学时只能在家吃早点)；二是可以使用钢笔(上小学时只能使用铅笔)；三就是可以读大人们读的书了(上小学时只能看童话和连环画)。这第三条待遇我还提前享受：在开学前的暑假中，我一口气读了许多“大人书”。

这是我和中外名著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当时，我的母亲在大学里当资料员，借书有“近水楼台”之便，每天下班，她都会给我带书回来，我也就一通狼吞虎咽，看完再让母亲去借。读些什么，早已记不清了，无非挑那些好玩的读，半懂不懂，囫囵吞枣。现在回忆起来，最喜欢读的外国名著，竟是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游地球记》、《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神秘岛》。如果还有什么，那就是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集》了。这些书，肯定读了不止一遍，否则不会如此刻骨铭心，念念不忘。

当然，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书决不是我的启蒙读物。我的启蒙读物和许多孩子一样，也是《伊索寓言》、《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格列佛游记》等等。但为什么记忆深刻的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些带有探索(探案或探险)性质的书呢？我想，这与心智的逐渐成熟有关。初中，是一个人的心智由懵懂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中外名著的作用，就像是为我们的心灵打开一扇又一扇窗户，让我们看见外面那五彩缤纷的世界。这个时期，读到什么并不重要，读懂多少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读，是想读，是读个没完。

有了这份好奇心，就有了阅读名著的冲动；而有了这份冲动，就能培养阅读的习惯。进入高中以后，我的阅读范围更加广泛了。比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就是我在高中时阅读的，当然还有契诃夫的小说和泰戈尔的诗。至于中国文学名著，则最爱读鲁迅先生的作品，尤其是他的小说和杂文。我很晚才读《红楼梦》(这与时代有关)，但我认为：《红楼梦》是最应该推荐的不朽之作。

说这些话，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不过讲讲个人的经历和心得体会；提到的那些书，也未必人人必读，不过举例说明而已。

在我看来，读书是一件“谋心”的事。归根结底，是要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安顿，心智得到开启，精神得到寄托，情操得到陶冶。因此，它是每个人自己的事，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强求。也因此，我不主张什么“青年必读书”。在我看来，书只有“可读”，没有“必读”(做研究除外)，所以只能“推荐”，不能“要求”。我作此推荐，因为在我看来，这套丛书所选，大多都值得推荐。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光明日报出版社还做了一件极好的事，就是把这些书的价格定到了最低。这可真是功德无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虽然家境尚好，却也买不起许多书。每次逛书店，往往乘兴而去，惆怅而归。我们知道，名著，并不是读读就可以的，它应该伴随我们的一生。名著，也不该束之高阁，让人仰望，而应该像朋友一样就在我们身边。这就需要将名著的出版“平民化”，让“旧时王谢堂前燕”，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我想，这大约是这套丛书的又一个意义吧！

易中天

2007年6月17日于厦门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