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为官之道是敢于坚持真理，犯颜直谏；他被唐太宗称为是一面可以知得失的镜子；他辅助一代帝王成就千古盛世“贞观之治”；——他就是唐初谏议大臣魏征。本书对其一生的功过荣辱、生平事迹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和客观的评介，既是一部雅俗共赏的传记作品，也是一部通过阅读可以了解中国历史的通俗作品。

唐初谏议大臣——魏征，（580－643），在历史上以敢犯颜直谏著称，创历史上君“畏”臣的先例，是君臣关系的典范。与房玄龄、杜如晦等辅佐唐太宗成就“贞观之治”。他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深为唐太宗器重。他谏说唐太宗“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薄赋敛轻租税”等，被唐太宗称为是一面可知得失的镜子：“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引子

暗结姻缘遇宝藏

招亲认母拜豪杰

瓦岗军师处偏席

效主入门招旧部

二进大唐随太子

拒贪倡廉举贤人

审时度势储君争

玄武兵变定江山

行军途中解危难

秉公直谏治国纲

百官封爵拒淮王

太宗霸业反分封

依法抗旨劝君王

阻修琼楼谏封禅

奉旨赈灾黜贪官

皇亲国戚遵国法

功高遭忌中诡计

指点江山著朝典

贞观盛世助太子

皇上骄逸巧谏君

朝星陨落垂青史

公元615年秋，河南辉县境内的元庄，一个五甸左右的老妇正在院子里清扫着被秋风刮下的落叶，眼见得日落西山，老妇不时往院门外抬头观望，她的女儿去元家还没回来，兵荒马乱之际，老妇着实为女儿担心。正在她焦虑不安之时，忽听院门被沉重地撞开，老妇一惊，看见自己的女儿背着一个人，踉踉跄跄地奔进门来，老妇不知怎么回事，忙迎上前去叫道：“女儿，这是谁?”

裴小姐头发零乱，气喘吁吁：“母亲，快来帮我。”

老妇来不及多说，帮着女儿把那人抬到上房，放到床上一看，却见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面色蜡黄，双手死死地抱着怀中的一个包袱，翻过身来一看，后背衣服已被鲜血染透了。

老妇惊愕不已：“女儿，你怎么把一个男人背到家里，他是谁?”

裴小姐拢了一下头发，坐在椅子上整理着揉乱的衣衫，说道：“母亲，你先别问了，快去弄点水来，先把他擦一下。”

老妇见女儿的样子，没有多问，弄来一盆清水。

裴小姐躲到里屋换衣服。

老妇为这个男人擦拭身子。等到裴小姐再出来时，老妇已经为这个男人擦洗完毕。眼睁睁地看着女儿，说道：“是不是又是逃兵?我们家没有这么大能力帮他们，况且你又是一个女儿家，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进．家，让别人看了会怎么说?”

裴小姐出来时，已经把家中的草药拿出来，让母亲帮着，母女俩为那个男人包扎好伤口，母女俩很想把那个包袱拿下来，但那个人死死地抱住不放，两个人没有办法，只好让他抱着，看着那个男人气息平缓了，裴小姐才疲倦地坐在了椅子上。

气定神闲之后，裴小姐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娇弱的脸上，呈现着一派沉静聪敏、干练成熟的神态。原来，她在傍晚时分去好友元宝芸家借绣花的绷子，宝芸家在村的西边，途中正遇几个隋兵在追着一个人，那个人五短身材，瘦弱不堪，裴小姐躲在一棵树后心惊肉跳地看着眼前的一切，本来那个逃命的人完全可以跑得更快，裴小姐恨他为什么不把那个破烂的包袱扔掉，这也许使那些隋兵更以为那是什么金银细软。隋兵边喊边追，那个人死命向前跑着，本来这样的场面这些日子人们已经见惯不怪了，裴小姐也想着不去理会这件事，赶快去宝芸家，但是她发现那个男人慌不择路地跑到了村的南边，而那里是一个被洪水冲出来的一条深沟，平时干旱无水，涝时水流湍急，由于历年的冲刷，大沟已经两丈来深，裴小姐把心吊到了嗓子眼上，她想，这个人如果掉进那个沟里，肯定就没命了。这个想法就像她的诅咒一样，那个男人看到前边的大沟突然拐弯，顺着大沟向前猛跑，隋兵哪里肯放，一拥上前把他扑在了地上，也就是在那一瞬间，裴小姐眼看着那个男人挣脱了隋兵的手，大喊了一声：“生不逢时，死而何惧!”一个翻身，滚进了那条大沟。

隋兵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滚进沟里，几个人站在沟边愣了一会，有人提议到下边去看看，一个小个子隋兵说道：“看什么?就是活着也缺胳膊少腿了，要他何用?”

另一个人说：“也许包袱里有东西哪。”

小个子道：“看他那个穷酸样，里边也不过就是些破衣烂衫。他妈的，晦气!”

几个人嘟嘟哝哝地走了，躲在远处的裴小姐却站了半天。也许完全是出于好奇，她不由自主地想去看看摔到沟底的人究竟怎么样了，她也弄不清楚，如果那个包袱里真的是一些破衣烂衫，为什么这个男人不把它扔掉，而让包袱绊住了自己的手脚。

裴小姐四望无人，走过去往沟底下看去，结果她看见了那个人仍然死死地抱着那个包袱，人却像死了一样一动不动。不知是一种什么力量的驱使，裴小姐走了下去，当她终于走到那个人身边时，她终于从破损的包袱一角看到了里边竟是一摞子边角已经卷了边的书稿。

裴小姐逝去的父亲是一个秀才，在滑县做文书时，因不满县丞索贿辞官回家，在家靠教书度日，战乱一起，民不聊生，哪里安得下一张课桌，学生四散奔逃，父亲在穷愁潦倒中，郁郁而死。

完全是出于对读书人的好感，裴小姐一点一点地等到天黑，以她文弱的身子，硬是把这个男人背回了家。

第二天，男人终于苏醒过来，他愣愣地看着身边的两个人，裴小姐在他刚刚清醒时，已经把戴在头上的帷帽放了下来。男人不明白自己身在何处，想了半天，似乎清醒了，有气无力地问道：“是你们救了我?”

老妇指了指他抱着的包袱，说道：“抱着这个，不方便的。”

男人怔了一下，手松开了。老妇把那个包袱放在了一边，轻轻地问道：“你是哪儿的人?为啥到这儿来?”

男人道：“贫道魏征，贱字玄成，本在清虚观出家为道，只因兵乱纷起，想去五华山躲避，不想在路上遇上隋兵抓役。敢问夫人尊姓?令媛尊姓?”

老妇报了自己的姓氏，魏征施礼，“救命之恩，魏征当图后报。”说着，就要起身。

老妇忙道：“你伤得很重，哪里行走得了，还是在此将歇一时，伤好再作打算，如何?”魏征道：“素昧平生，又以男身负伤，如此叨扰，魏征实不敢当。”

“意外之灾，又何必多礼。”老妇人说道，“我去给你弄些吃的来。”

老妇出去后，魏征不敢与帷帽中的裴小姐正视，只说：“有劳小姐拯救贫道，魏征感激不尽。”

裴小姐脸色涨红，他的话已透露出知道是她背回来的，一个未出阁的女儿家，与男人肌肤相接，总是让人太难为情。似乎是想赶快扭转话题，裴小姐道：“先生逃避时，为何死抱书稿不放，那是什么书?”

魏征扫了一眼包袱，叹了一口气：“《历朝治要》，是根据历代史籍，说明世代更替、朝野兴衰的书。”

裴小姐怔了一下：“是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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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征，大唐名相，史书记载是“钜鹿曲城人”，后来迁居到相州内黄。钜鹿曲城即今河北省晋县，相州内黄即今河南省内黄县。和理想中的著名人物相反，魏征貌丑身矮，但却以其博学多识的才华、刚正不阿的品格，穿过历史长河，在人民心中留下了极其光辉灿烂的形象。

魏征的父亲叫魏长贤，年轻的时候在洛阳一所官办的学校里念书。魏征的祖父叫魏彦，博闻强志多才多艺，诗词歌赋文笔华美。魏长贤不仅继承了父亲的聪慧灵秀之气，而且广涉经史，博览群书，文章隽秀。这样，魏征就可谓世代书香，承袭了上两代人的才华气质，其非凡超群便有了历史根源，甚至有了血统依据。

公元534年，北魏善于弄权的高欢盘踞洛阳，结党营私，打击异己，立清河王世子元善见为帝，是为孝静帝。改元天平，迁都于邺(现在的河北省磁县)，史称东魏。至此，北魏消亡。

当年，魏长贤也迁居邺都。他以博闻强记，书香门第，文采照人的名气被举为秀才，还当了淮南王元悦的秘书。后来北齐政权建立了，依然建都邺城。当时仍住邺城的魏长贤又被北齐平阳王高淹授予法曹参军，再转著作佐郎。魏长贤任著作佐郎时，曾想撰写《晋书》以完成父亲的遗志。在这个时期，魏长贤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胆子也就大起来，居然敢向济世祖武成皇帝高湛上书发难，对当朝权贵们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种种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揭露和抨击。那些贪官污吏们大哗，大为不满，切齿痛恨，联手反扑。所幸皇帝高湛刚刚即位不久，为了收买人心，又慑于政治舆论影响，没拿魏长贤的项上人头，只是将他一脚踢出京城，安排到上党郡屯留县当了七品县令。这次官场斗争虽然就此画了句号，魏长贤也忍气吞声地认了，可他所有亲戚朋友却不依不饶，有的责怪他不自量力，有的斥责他不识时务。有的唉声叹气，有的指天骂地，说恶人当道，正不压邪。

朝中很多人为之惋惜，纷纷为他打抱不平。

魏长贤被贬，认是认了，不认也不行。可是执迷不悟，死不反悔，始终坚持贪官得反，有罪必究，邪不压正，善恶有报。

说魏征刚正不阿随根，就有道理。遗传基因如斯，奈何不得。

魏长贤不后悔。受宠不惊，遇挫不失其志。这种宠辱不惊的品格，被后人广为传颂。

北齐武平年间，魏长贤托病辞官，此后再没出仕。

魏征的祖父魏彦想写《晋书》，当然是想“以古为镜，以知兴替”，以此警示后人创业守成，魏长贤承继乃父遗志，也想在这个天理大道上条分缕析，思有所成。但是，两个人的志向最终都没有实现，多少政权更迭，多少人事沉浮，只是化做无限的深思和感慨，沁入两代哲人的心底。除了徒望长天皓月之外，还是一任长江之水东去。

有人说，穷富不过三代，作为一种治世醒人抱负的积累，大概也不过三代吧。我们不敢说一个成功的巨商他的前几代一定是个穷人，也不敢说一个成功的政治家的上几辈一定就是个平民百姓，但是我们确实在魏征的身上看到了这种厚积薄发的规律。这种蓄势已久的汪洋恣肆的大智慧、大潇洒——当魏彦、魏长贤带着太多的思索和遗憾离开这个嘈杂的世界时，他们两代人没有抒发出去的智慧的灵光、人生的精华，都汇聚在了他们的子孙身上，公元580年，魏征来了。

魏征的童年时期，可以说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度过的，隋文帝杨坚以隋代周以后，紧接着开始了全中国大统一的活动。早在南北朝末年，北方强大、南方弱小的形势已成定局。建德六年，北周出兵灭齐，一举统一了长江以北各地。当周武帝伐齐之时，陈朝大将吴明彻进兵夺取北齐的淮南。周灭北齐以后，立即伐陈，收复了淮南一带地区。这样一来，当时北周的疆土，不仅据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而且包括了长江上游中游各地。在北周末年，周武帝已经奠定了统一全国的基础。正因为这样，周武帝在世时，曾准备“平突厥，定江南”。可惜周武帝不久病死，完成全国统一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在了隋文帝的身上。

公元589年的大年初一，隋朝数路大军一举突破江防，横渡陈朝赖以为天堑的长江，在陈都城建康会师，韩擒虎、贺若弼相继挥师入城，陈兵望风而降。陈后主从景阳宫中逃出，躲在一口枯井里，被隋军搜出。至此，陈朝灭亡，从而结束了数百年长期分裂的局面，中国复归统一。这一年魏征尚不满十岁，还在河南省内黄县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中读书识字，他也许并不知道，这个充满杀伐的世界，正在等着他一显身手哪。

魏征生于北周，长于隋朝，正逢门阀制度的转型时期，虽然高门望族不像东晋宋齐梁时期那么兴旺发达，不可一世；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存在了数百年的门阀制度怎么可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恰恰相反，它在隋代，甚至唐朝的相当一段时期里，门阀制度的余风仍严重地左右着人才的选拔任用，大大地影响着社会生活尤其是每个人的政治前途和命运!与魏征相比较的那些人中，年轻时命运较好，宦途顺畅者，莫不是因为先世父辈的门第和地位在起作用。可以说，当时绝大多数人的家庭和家族都要比魏征“高级”、“尊贵”得多。父亲魏长贤，终生只当过区区一著作佐郎和小小屯留县令，而且最后的结局“辞疾去职，终于齐代，不复出仕”。再从魏氏的郡望在钜鹿曲阳，而魏长贤已迁徙至魏郡的内黄这一事实上看，魏征一家早已潦倒败落到连同族地望也沾不上边的境地。所以在魏征的幼年、少年乃至青年时期，在门阀士族仍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代，无依无靠，无产无业，甚至无亲无助，只有在乱世中遁入道观，出家当一名道士，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条件，的确是顺理成章的出路。

关于魏征在三十五岁以前的行迹，任何史书都记载不详。我们只能在综合了各种史料后，勾勒出一条最简略也最接近事实的轮廓，推断出他在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以前，可能在内黄家中闲居，主要是在今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之数县范围内流浪、闯荡，交结了一些朋友。但大部分时间仍是在家中读书习文，祖父和父亲虽然没有给他遗下什么家财和高位，但却留下了为数不少的古今图书典籍。一个没有其他出路的青年，在穷极无聊又暂无指望的混乱社会，读书无疑是他最自然、最合适的选择。从他启蒙识字时起，到大业六年止，这段时期不短于二十年。二十年的读书生活，对魏征以后的人生，其方方面面的影响，实在太巨大了。大约在大业七年(公元611年)，魏征三十一岁那年，魏征出家当道士，从此离开了内黄县的家乡，开始了他艰难的政治生涯。

任何一个政治家都是怀着他的理想，带着他的抱负而投身于政治实践的。《旧唐书》本传称魏征“少孤贫，落拓有大志”，这种“大志”是什么呢?不是想发大财，成为大地主、大商人，因为他平生“不事生业”，根本就不把发家致富、置产业过日子放在心上。也不是想成为大学者，虽“好读书”，但不是皓首穷经的书生型，而是“多所通涉”，“尤属意纵横之说”。那么他到底是一种什么“大志”呢?他曾跟随过隋代大学者王通学习一段时间，当王通有一次问起他的志趣时，魏征坦率地回答：“愿事明主，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中说·天地》第二)原来他的大志就在辅助一位有作为的英明君王，干一番拯世济民的大事业。有关魏征抒发和流露个人情感和心性的文学作品非常罕见，仅能搜集到的一些篇章，却都能给我们一种奋发向上、进取有为的积极印象和激励力量。他出家做道士时，曾写过一篇《道观内柏树赋》，此赋有一篇序，其文日：

元坛内有柏树焉，封植营护，几乎二纪。枝干扶疏，不过数尺，笼

于众草之中，覆乎丛棘之下，虽磊落节目，不改本性。然而翳荟蒙，莫

能自申达也。惜其不生高峰，临绝壑，笼日月，带云霞，而与夫臃肿之

徒，杂糅兹地。此岂所谓方以类聚，物以群分者哉!(《全唐文》卷139)

从这一短序中就表达了他不甘沉沦，不愿碌碌无为了此一生的雄心，希望有朝一日摆脱于众草和丛棘，屹立于高峰之上的雄心壮志。

魏征由出生到成年这个期间，正是隋王朝由开国到崩溃急剧变化的历史时期。

杨广登上帝位后，凭借隋初劳动人民创造的巨量财富，穷奢极侈，挥霍无度地炫耀统治阶级的豪华生活，用政治暴力驱使千百万人民为他建东都，造宫室，筑西苑，开运河，修驰道。这等巨大的工程，大的要常年役使一二百万人，较小的也要征发一二十万人。营建东都洛阳，皇宫用的柱梁，远从现在的山西运去，一根大柱子须用两千人，运到洛阳须用十万工，这项工程历时十个月，常月役丁二百万人以上，在官吏的摧残迫害下，“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出现了每月运载死丁“东至城皋，北至河阳，车相望于道，，(《隋书》卷24《食货志》)的悲惨景象。隋朝于公元604年发丁男数十万人掘长堑；大业元年(公元605年)每月发丁二百万营建东都，同年又发河南、淮北民夫百余万开通济渠，淮南民夫十万人开邗沟；公元607年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通并州驰道，又发丁男百余万修长城。公元608年调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通永济渠，又发男丁二十万筑长城。除公元606年未有大规模动用民工记载外，在五年中共征调徭役不下六百万。当时隋朝总人口是四千六百多万，征调民夫的比例高达七分之一，弄得“丁男不供，始以妇人从役”。在这样的大征发中，广大农民被迫离开家园，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劳役繁重，兵役更频。隋炀帝不断向外扩张，以满足扩大领土的欲望。隋炀帝在他继位的头一年，就派刘方远征林邑(今越南顺化)，士卒患脚肿病，死亡十分之四五。公元611年隋炀帝又因大举进攻高丽而进行大规模征调，使广大地区人民陷于死亡境地，许多被征调的丁壮，大批死亡和逃亡，牛车等生产工具都被征用在兵役和徭役上，物资被征光抢尽，搞得民不聊生，“邑落为墟”(《隋书》卷4《炀帝纪》)，以至“耕稼失时，田畴多荒”。“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已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这一切，都将逐渐发展起来的社会经济推向绝境。

隋炀帝做皇帝十三年，经常巡游在外，留在都城的时间，总共不到一年。他不仅多次出游江都，而且先后巡游了河北、榆林(内蒙古托克托县境)、五原、河右、陇北诸地。每次巡游，从行队伍“常十万人”，到处寻欢作乐。公元605年秋，炀帝带着皇后、妃嫔、诸王、公主、文武百官以及大批的僧尼、道士、卫队，共二十万人，从显仁宫出发，分乘小船自漕渠出洛口(洛水入黄河之口)，然后改乘龙舟及其他各色船只，共计数千艘，首尾相接，前后二百余里。挽船的民夫，各穿杂锦彩衣，不下八万人，两岸还有骑兵护随，旌旗蔽野，水陆照耀，豪华非常。所过州县，五百里之内都要贡献食物，“丰厚者赏，疏俭者罪”。因此，州县官吏拼命搜刮，借机勒索，一份贡献，一份肥己，几年之内他们无不成为家累金宝的暴发户。各地贡献的食物太多，用不完的就全部埋掉，人民用血汗创造的财富被随意挥霍，糟蹋。

大业三年(公元607年)炀帝为巡视北方，下令开御道三千里，迫使农民“举国就役”，这次巡游带甲士五十万，马匹十万，共花四五个月时间。巡游队伍所过之处，农民的生计被剥夺得精光，很多州县强迫农民预先交纳几年的租赋，弄得民众倾家荡产。

大业六年(公元610年)，炀帝为准备对高丽的战争，以东莱(山东掖县)和涿郡(北京西南)为水陆进兵基地，下诏征天下之兵，不问远近，都在涿郡集中，其中有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弓弩手三万人，岭南排(盾)镩手三万人，全国四面八方的战士奔赴如流，向涿郡集中，战前就已达到一百一十三万八千八百人。第二年，杨广命幽州总管元弘嗣，到东莱督造三百艘大海船，元洪嗣督造极其残酷，“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隋书》卷74《元洪嗣传》)。因需要陆地运输工具，命河南、淮南、江南等地，制造戎车五万辆，送高阳(河北高阳县)，以供装载衣甲帷幕(《资治通鉴》卷181)。随即广征民夫，从事转运。公元611年调发江淮以南的民夫和舟船，转运黎阳和洛口诸仓的粮米和兵甲攻取之具，送往涿郡，舟船相接十余里，往还于路者，经常有数十万人，昼夜不绝，弄得死者相枕，腥臭盈路，天下骚动。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第一次侵高丽战争开始，杨广亲率水陆军共一百一十三万八千八百人，分二十四军由涿郡出发，这是进攻高丽的主力。另一支由水军由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结果水军虽攻到平壤城下，但被高丽的伏兵打得大败，四万水军，能逃回海口的仅数千人。陆军由宇文述、于仲文指挥的九个军计三十万五千人，在渡萨水的战斗中，被高丽军打得大败，逃回辽东城的只有二千七百人，第一次征高丽的战争宣告失败。

此后，隋炀帝继续发动了两次对高丽的战争，也没有达到目的。由于赋税繁重，连年不断的徭役，特别是为了征高丽而进行的全国性的大征调，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当时，“老弱耕稼，不足以充饥馁，妇女纺织，不足以赡资装”(《隋书·食货志》)，以至出现“万户则城郭空虚，千里则烟火断绝”，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的凄凉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农民“始采树皮叶，或掠蒿为末，或煮土而食之，诸物皆尽，乃相自食”。

“人肉之价，贱于犬豚，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米价贵至数千钱一斛(三百五十斤)，目无处可买。”

“老瘦男女被称为添把火，妇女少艾被称为美羊，小儿连骨吃下，叫做连骨烂，被食者又统统被称为两脚羊……”

广大百姓不堪重负，终于导致了隋末农民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