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军、柯建刚所著的《大藏家张伯驹》中穿插了张伯驹丰富的艺术活动和感人的爱情故事。书后附有张伯驹捐献的二十六幅书画照片、以及他为这些书画所作的鉴定。本书已改编为多集电视连续剧。根据回忆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

刘军、柯建刚所著的《大藏家张伯驹》张伯驹是我国现代最着名的收藏家，他一生收藏了百馀件具有极高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书画作品，如西晋陆机《平复帖》和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等，解放後将其捐献给了国家。《大藏家张伯驹》作者是张伯驹的老朋友，他根据回忆和采访，以真实的历史事实，生动地再现了张伯驹为了保护国家文物不致流失，克服重重困难，倾其所有收藏这些文物珍品的传奇经历。

一九一四年，初春，薄暮时分。

天津至北京的官道上，马蹄声声。二百名北洋军的骑兵，簇拥着三辆油漆光鲜的大马车，直奔京师而来，旌旗猎猎，尘沙滚滚。领头的，是一名统带，年近三十，生得孔武有力，脸上棱角分明，一副自负自信的样子。袁世凯小站练新军，连兵制都改了。这统带管着一团的人马，相当于过去的标统。二十多岁便已当上了统带，称得上是少年得志，年轻有为了。

统带姓谭名得侃，字坤仪，江西宜黄人，为明代兵部尚书谭纶的后人。他生性倨傲，且治军严谨过人，深得东北总督赵尔巽的赏识。此番远赴关外，往返月余，风尘仆仆。所幸一路平安，再有几个时辰，便可抵达京师了。东北之行，事关重大，临行前，赵大帅（人们对赵尔巽的尊称）亲自送行，千叮万嘱，甚为托重。正因如此，谭得侃此时才有了一种轻松的感觉。

他的旁边，是一个英俊干练的年轻人，十六七岁，穿着军服，也骑在马上。他叫张伯驹，是袁世凯的表侄，这次出来，是受袁世凯委托，前来迎接客人的。

车中，坐着名震东北三省的神枪巨盗，人称“东北王”的张作霖。

车轮辘辘，车身轻摇，三十九岁的张作霖靠在丝织的软榻上，双目紧闭，似睡似醒。他此番北京之行，是赵大帅专门下了请帖的。赵尔巽做东北王五年，励精图治，颇有几分人望。一连七天，奉天海城的张家宅中，张灯结彩，人来人往。光是贺礼，便摆了十间屋子。然而，在这些贺礼贺帖之中，张作霖最重视的，却是东北王赵尔巽的一封词意恳切的信。

古来，兵匪是不同流的。张作霖是东北的大匪，手下有几万人马，名气大，实力雄厚。关于他的传说，要多少有多少。清政府垮台之后，各路英雄揭竿而起，拥兵自重，国内一片混乱。富有心计的张作霖再三读了赵尔巽的信后，回了一封信，并附了一份重礼，派人暗中送到京师。因此，才有了此番北京之行。

因为他已经当腻了土匪。

也因为赵大帅许诺重用他。

张作霖在海城启程前，许多人前来相劝。几名亲信甚至以血相谏，力阻他来京，认定这是赵尔巽设下的一个圈套。可是，他三思又再，决心闯了。

焉知是凶是吉？

他没什么文化，却有着商人与政客一般的精明。这几十年来，仅凭直觉，他便多少次化险为夷。东北人野蛮成性，放浪不羁，杀气极重。辛亥之时，三省之内，乱匪蜂起，大小“杆子”几十伙，少则几十人上百人，多则几千几万人，也杀富济贫，也打家劫舍，也巧取豪夺，也杀人越货。能在这几十条“杆子”之中越战越壮，成了霸主，光凭力气是不行的。他以双手神枪、百步穿杨成名。然而，真正创下这片局面的，还是靠了他的胆大、精明。

前面灯火依稀，眼看车子快要到通州了。这时，张作霖的心中泛起了一丝隐隐的不安。

他开始后悔，不该带小六子来。

小六子是他的爱子，聪颖可爱。才十四岁，却已像个小大人一般了。张作霖出身草莽，杀人无算，却每每总有一种意气难伸的抑郁。儿子刚出生时，正是义和团在河北、山东闹得最凶的时候。张作霖身为土匪，却为此深恶痛绝，亲自给爱子取名学良，表字汉卿——大文人关汉卿不也名汉卿么——于中，约略可见一二心迹。学良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知书识礼，文质彬彬，全然无半点“土匪之后”的样子。可以说，在张学良身上，张作霖寄托了深深的希望。

故此，这次来京，张作霖一定要把他带上。

讲白了，他这次是受招安而来的。学良年已十四，张作霖打算让他在北京读书，离土匪远一点，或可更少一点“匪气”。近墨者黑，张作霖不希望儿子将来也是一个土匪。  小六子蜷在车厢的一角，已经睡着了。

张作霖看了看窗外马上那位身材中等的年轻人。只见此人一身斯文，双目炯炯。据介绍，他是赵大帅派到天津迎接张作霖的。从相貌上看，看不出任何来历。初见之时，年轻人报了名字，张作霖只记住了他也姓张，一口河南口音。打发这么一个黄口小儿前来接他，张作霖心中甚为不满，离京师越近，这种顾虑便更深重了。

一路上，他没有同这个年轻人讲一句话。

多疑是他这种成功者最起码的才能。

张作霖想起了临行前人们的种种劝告，皱着眉头，开始细细盘算起来。

车外，猛听得两个兵士指着前面的灯火，大声地喊了一句：“通州到了！”

立时，张作霖的嘴角绷得更紧了。

这时，谭统带纵马过来，似乎故意大声对赶车的人道：“紧着点儿，赶两步儿，赵大帅还在府里等着客人呢。”

赶车人狠狠地在马背上抽了一鞭子。马车的车身猛的一震，速度明显地加快了。

车里，在暗淡的灯光映照下，张作霖的面色显得更加阴郁了。他看了看外边，正好看见“通州界”石碑上的字样在灯光下映现。他脸上的肌肉一阵阵滚动。眼睛中，闪动起一抹冷漠的光来。

大道边的一个小饭馆里，暗淡的灯下，一对老年夫妇在给过往的客人端饭。几个正在吃饭的乡下人边吃边低声议论着。

一个戴着破毡帽的大胡子乡民声音闷浊，喝了一口酒道：“说是这袁大总统要登基，当皇上。连大龙袍都做得了。”

他旁边一个瘦小的年轻人接口道：“没错，听说还定了个什么《约法二十一条》，连东洋人都帮着他呢！”

正端着碗的老年男人不耐烦地说道：“怎么就占不住你的嘴！吃就吃你的。不占闲的勾当，少扯。”

这时，一队人马从远处奔来，渐渐驰近小饭馆。突然，从马车的车篷后面滚下一个人来。

正是张作霖！

只见张作霖拽着方才挂在车后面的帘子，捂着肚子，在地上打滚，显得十分痛苦。这么一滚，立时周身全是土了。

谭统带一声冷哼，一伸手对着队伍大声喝道：“停！”

马队停下了，兵丁们围拢了过来。P1-3

若干年前，有一次，席间一个朋友偶然对史树青先生说及我在写一部书，书名叫《大收藏家》时，史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一哼，道：“叫藏家、收藏家，都可以。大收藏家？除了前朝的米芾、项子京，当代何人敢如此标榜？”及至见到我，知道我所写的大收藏家指的即是张伯驹先生时，史先生沉吟良久，叹道：“当代能够堪当如此称呼的，恐怕也就只有张伯老一人无愧。其气节之高古，胸襟之坦荡，足为世人所景仰！”

张伯驹先生大我五十三岁，称得上是忘年交。机缘巧合，我有幸结识了张伯驹先生。偏巧，当时我正在中央党校读书，学的又是党史专业，而党史专业无疑和中国的近代史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的，而我的老师、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和张伯驹先生又有着数十年的交往，感情甚笃。于是，我便有了和张伯驹先生深入交往的机会，同时也从不同的侧面对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于是，写好张伯驹夫妇，成了我一个义不容辞的责任。

最近我到网上查了一下，写张伯驹先生的专著除了我十多年前写的一部《大收藏家》之外，尚没有别的长篇作品，有的只是一些短篇之作。由于老人家生于清朝末世，如果活到现在，应当已经一百一十多岁。时光荏苒，于今认识张伯驹先生，并与之有过比较亲近交往的人多已作古。前书出版后，最近许多朋友打电话给我，认为我应当把原书重新整理一下再行出版。这些年，我也有目的地陆续收集了一些过去没掌握的材料。于是，我在重新改定这部书时把这些材料加了进去，把一些原来明显有错误的地方进行了改正。

现在，正值全国一片收藏的热潮，我更觉得，一个真正的收藏家，就应该像张伯驹夫妇那样，把珍贵的民族传统文化当做一份珍贵的遗产，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裨益，而不能一上来便计较能够从中赚取多少钱。如果那样，就把收藏的真正意义糟蹋了。

二０一一年六月四日，在北京保利公司的春季夜场拍卖会上，元代画家王蒙以东晋葛洪移居罗浮山炼丹故事为主题创作的《稚川移居图》，以四亿零二百五十万元的价格成交。

二０一０年六月三日晚十一时，经过四十分钟的激烈争夺，宋代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家之一黄庭坚的《砥柱铭》法帖，在北京保利公司春拍夜场上，以四亿三千六百八十万元人民币的价格成交。该作品是20世纪初从广东被商人贩卖到日本，为日本人藤井齐成的有邻馆收藏。

二０一一年五月十九日，现代画家黄宾虹的《黄山汤口》，以四千七百七十二点五万元由北京翰海拍出。

同日，齐白石的《山水册》以七千一百三十万元的价格成交。八大山人的书画以六千三百二十五万元的价格拍出。

二０一一年五月二十二日晚八点，中国嘉德拍卖公司以四亿二千五百五十万元拍出齐白石的作品《松柏高立图·篆书四言联》。

……

沉重的历史宛若大波奔涌的江河，在无声地日夜诉说。就在这珍贵的中国古代书画中间，曾经上演过多少令人回味不已的故事。近代世界性的文化掠夺，使得多少中国古代珍贵的文化遗产，多少稀世之珍流落海外不归，使人徒呼负负，引为千古恨事。

就在这卷帙浩繁的书卷中，或君子，或小人，或英雄，或败类，写下了让后人永远记住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