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虽不严重，但还是让我暗吃一惊。那就是，十多年来我并没有安装一部家庭电话。
显然，我们家不属于经济上的底层，安装一部电话不足挂齿。出于什么原因，使我一直回避装一部电话这个事实？我坐在房间里，在电脑前凝思起来。这是在写作的停顿中，突出冒出的一个问题。事实上生活中有很多问题，我们都假装没看见，而是任其累积，不去深究。不去正视，并不表明问题得到解决。它迟早会像病毒一样爆发。也许装电话这个事，算不上一个问题——因为我的家人，都对此达成一种缄默的共识。仿佛都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一个不被打扰的私人生活的状态。不装电话并不意味着会被人忘记。在通信这么发达的今天——我们家除了女儿，人人都有一部手机，随时可以被人找到。不装电话改变不了可以隐遁的事实。如果说，一个作家，比常人更希望他的私人生活不被打扰，因为他在人家休息的时候却在构思和写作——因此需要一个安宁的环境的话，那么让家人接受他的习惯是否也是一种专横？然而事实是，我的家人都乐于接受不被打扰的状况，喜欢处在一种“被遗忘的存在中”。
我不愿接听电话，就像不愿看电视一样。电视可以作为一个摆设，沉默着作为一个物件孤单地呈现在那里——甚至打开它，只要不去关注它，把音量调到无声，任画面不断变幻，你的内心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封闭的状态存在——它对你干扰的程度是非常有限的。而电话不同，一部突然响起的电话，就像一个命令一样，让你情不自禁地走向前去，在一个习惯听命于发号施令的环境中——我们都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成，从小得到的教育，都是听命，接受外部的训示，从最初的不情愿、反抗，到渐渐接受乃至完全妥协。直到有一天当你忽然醒悟，随时恭候人家的命令、教导，其实是一个大问题。你开始学会反思，想要摆脱这一桎梏，然而就像一个病人膏肓的人，我们早已丧失自我意识的能力。没有命令我们无法前行。
我也许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是阅读帮人建立起独立意识。可见，去除愚昧和奴性，唯有读书一条路。不装家庭电话，是建立自我的一小步。但并不意味着故步自封，将自己（也将他人）限制在一个不可触摸的空间里——事实上这个空间不存在，哪怕在遥远的火星乃至银河系，人们都有探寻的兴趣和勇气。十多年前，我还不曾拥有手机，但和很多人一样，我有一个BP机，俗称“叩机”，叩是个动词——寻呼者的意图通过媒介传导你，我很喜欢这个词。每次叩机一响，急急地去找电话回过去。可见我与大多数人一样。我记得那时，倒是装有一部家庭电话——我从一个学校调到党政机关上班，为了方便联络，安装家庭电话成为一个不可推辞的义务。那时，我完全没有个人生活，作为一个基层的小公务员，并且是服务于县城最重要的权力机关，我的周末时间通常也是在工作中——这种后来称之为“五加二、自加黑”的状态，不仅不被当作对个人权利的冒犯，还当作是一种美德加以传扬。国家早有法定的节假日，并且明文规定执行公休假制度。就像一个落伍的尾随者，意识还跟不上引领者的节拍，不少如我曾供职的县市，还处在一个相对陈旧的思维模式里。
我很庆幸后来有机会离开那个部门，到了一个相对清闲的单位，从事自己喜爱的工作。我觉得人人能找到自己的兴趣，并且出自内心的诚恳而非一种外在的压力去工作，是一个幸福社会的标志。来到南昌以后，我不仅告别了一种习惯于耳提面命的生活，同时也切断了私人电话这根线——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16年，从来没有装过一部家庭电话。我非常珍视这来之不易的私人生活的领地——坦白地讲，的确比过去清静多了。
说到底，我是个对现代生活稍有抵触的人，但并不严重。在大部分人开始使用电脑写作的时候，我还在用手写（我甚至在考虑是否要恢复这一习惯），QQ、微博、微信这些工具，我也是很晚才学会——生活中，还有一些人，至今都不怎么使用它们，我对他们充满敬意。当我开始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我发现我有强烈的依赖症，早上起来蹲坑的时候，要拿出手机来看看微信，每晚入睡之前也要玩一会儿，甚至在候车、坐车的时候，都离不开它。我想我之所以不去看电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会对它依赖性很强。这是理性在告知我，必须远离电视的原因。我一边在努力维持个人生活的纯洁性，一边不断地在丧失掉，而沦陷到一种需要不断喂食大量信息的对资讯的恐慌症中。
美国窃听丑闻爆发后，斯诺登所曝光的一切，将人们认识中的暗区显影出来。在我们以为私人生活是片净土的时候，猛然被人扇了一记耳光——不存在这样天真的幻想，它早已被冒犯和侵踏。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网络里，据说云技术保留了人们在网络上留下的任何痕迹。
不装家庭电话，改变不了我的行踪不被记录。事实上，一个写作者的生活是简单而清苦的，与苦行僧无异。如有可能，他希望日复一日地待在工作室里——待在写字桌前，对着打开的电脑屏幕，发动想象的机器——他更乐于去创造一种可能的生活，对于实际生活的关注，远不是那么强烈。说到底，文学是一种创造的艺术，一个作家从这种劳作中收获艰辛，也收获欢乐。如果有一根线，连着虚拟世界的深处，我愿意做这个虚拟世界的倾听者。拒绝接听电话，显然出于对实际生活的逃离，对介入“现实”的痛恨。聪明的读者不愿意接受一个复制的生活的样本，而愿意看到一个新异的充满可能性的“世界”——这构成他们生活下去、对未来期待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一下吧，《西游记》和一部蹩脚的纪实作品，对人的精神世界影响孰深孰浅，是一望而知的。
说这么多，我一直没有正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的家人为何都乐于生活在一个没有固定电话的世界？我理解这是性格所致。因为家族基因的原因，我们都属于那种内向的、怯于与人交流的那种。如有可能，都尽量闭紧自己不去与人聊天、打交道。虽然母亲近来与小区的老人们开始互动，并成为麻将桌上的常客。但我的观察，在这16年里，母亲随我在这个城市生活过四五个小区，敢于走出家门，与人交流这还是第一次。
其实我们乐于按照自己的性情生活，仅此而已。我们不是遁世者，逃离——这一蛊惑人心的举动，只在某种潜意识里，打开了一个缺口，我们在想象中，就像做梦一样，回到无知的孩提时代，扮演了一个虚拟中的逃离者。
P15－17
读2016年散文随感
陈世旭
退休并客居异乡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最充分地享受清静。家居琐事之外，数册书刊消永日，一窗昏晓送流年。
习惯使然，把阅读当作人生快事之一。年初肖建国兄代花城出版社命我选编2016年度散文选，却之不恭，也正好借此机会与朋友们分享一下读书心得。
花城出版社的散文年选十数年来迄未间断，佳作迭出，在坊间颇有影响。除了选编者的慧眼和精心之外，多年来我国散文写作的繁荣是其最可靠的基础。
中国是文章大国。散文写作源远流长，浩浩汤汤。2016年的散文写作承续着这股源源不竭的潮流。全书51篇，作者大都是我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更多是青春后生。徜徉其中，如坐春风，如洗灵魂，如蒙启示，真是享受。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小说曾经独领风骚。随着社会生活的开放，文化消费的多样，当然也随着物质欲望的膨胀，生存竞争的激烈，视听取代了阅读，读图取代了读字。而在大为萎缩的读字人群中，散文因其表达的明快和直接，拥有相对广泛的读者群。散文写作的参与者因此日渐增多，近年尤甚。其中的佼佼者不由分说地遮蔽了早期出现的散文明星曾经耀眼的光芒。
我对关于文学的种种议论少有了解。小说家对散文写作的介入，据说曾经是一个问题。有的散文家认为是“非专业”搅了“专业”的局，弄得散文门户失了纯洁。然而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小说家、学者以及其他非散文专业作者的散文风生水起，与“散文专业作者”争芳斗艳。
“散文专业作者”的说法，让我颇感困惑。就写作而言，小说、散文乃至各类文学体裁都不过是一种文字的操练。非要划出圈子，除去想要占山为王，否则毫无实质意义。说写小说的不可以写散文，等于说卖白菜的不可以卖萝卜。因此就要清理门户，这在市场上叫欺行霸市。俄国契诃夫咏叹的《草原》、中国沈从文描绘的湘西，无论看作小说还是看作散文，谁能说不是最佳的范本？“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小说”，这只是鲁迅使用写作材料的一种做法，很难说是区别散文和小说的界限。至于“小说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散文则帮助我们拓展人生”这样的话，就更让人费解了。试问，举凡文学，哪种样式的优秀作品不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拓展人生”呢？
2016年的散文，写作的主力中不乏小说家的身影。作家们凭着独有的感性，沿着独特的通道，进入我们的心灵世界。如王国维所言：“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
中国文坛上，李国文是我最敬重的师长。我八十年代初忝列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学员，私心希望他能当我的指导老师而未得，遗憾至今。缘故有二：一因其人：心地澄明，方正刚直，德高望重。相对于那些人格卑劣、左右逢源、油嘴滑舌以博上位的名流，让人敬仰之外，更乐于亲近。二因其文：小说不必说了，成就卓著。就是那些闲散文字，也是三言两语，切中肯綮，蕴藉隽永。近十余年来，其散文写作已不再是小说写作的余兴，而是倾注了巨大的精力。他在《文学自由谈》的专栏，谈古论今，纵横捭阖，以其深厚的学养和洞察世事的睿智，于混沌的时世激浊扬清。浅近畅晓，切中肯綮。文坛的成败得失、丑态媚骨、波诡云谲尽在其中。令我每读必击节。行文字字妥帖，各得其所，该说的说得充盈饱满，痛快淋漓；不必说的半句废话没有，空白处让你跟着会心一笑。于说古论今、嬉笑怒骂中，对中国文人弊端痛下针砭，揭露真相，剖析劣根，毫不留情。这类文字，很容易读出鲁迅的味道。在物欲横流的今天，这样的文字也许有些寂寞，但正因为此而显得尤为可贵，让人觉得社会良心一息尚存，从而对生活增加一点信心。
新时期改革题材小说的开山蒋子龙近年随笔写作极为活跃，泼辣，凌厉，不掖不藏，保持着强劲的批判锋芒。本书选入的一篇，谈的是小说，却让我们记起那些不该遗忘的民族伤痛。
韩少功，王安忆，张炜，迟子建，是新时期小说家中我最所仰慕的几位。少功、安忆的小说因其思想和美学的力量，常常激动文坛，并引领着潮流。读他们的散文，同样可以清晰地感到其思想视野的开阔和哲学意识的深刻；张炜，子建的写作思如泉涌，高产优质。其立意的端肃和语言的诗性，以及萦绕在文字中的忧郁与感伤，总是让人赞赏的同时止不住叹息。
邓刚斗嘴，是一种智力和语言的狂欢。能言善辩，张嘴就来，妙语连珠，滔滔不绝，看似嬉戏，人生至理在其中；叶兆言对掌故旧闻的娓娓解读，既有小说家的沉稳老到，更展现出家学渊源的深厚；毕淑敏是医生、心理师、作家，作品多与这些职业角色有关，对生活的诠释渗透着识见和温情；韩石山有文坛刀客之名，收入本集的却是一则婉约文字，让人洞见其内心的柔软；陈祖芬不老的童心、葛水平“爱与坚守都与山河有关”的乡土情结、郭文斌“让人们在最朴素最平常的生活现场找到并体会生命最大的快乐”的热心都那么让人感动。
阎刚曾经以其气势如虹的文学评论在勃兴的新时期文学叱咤风云，而今其面临的困惑，其实是整个知识界的困惑，“是百年来困惑民族的大难题”；本书收入的几位文学评论家的散文，都各见性情：阎晶明谈鲁迅与酒，“并非是小题大做的刻意为文，实在是一扇值得推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复杂、微妙的世界”；主编的品格决定着刊物的品格。任芙康在《文学自由谈》当家多年，该刊指点文坛，亦雨亦晴，在逼仄的表达夹缝中游刃有余，多少染上了主编的个人色彩。他那些短小精悍的评语，尖锐而不致刻薄，俏皮而不致油滑，对语言分寸的拿捏和对火候的把握恰到好处；福建有深厚的散文传统，分别以理论家和小说家著名的南帆、林那北夫妇，散文同样成绩斐然，呈现各自的智性与活跃。
专门从事散文写作的作家们自是各见风采。
李舫的文字之前读得不多，偶然接触，立刻就为之震动。其审视和剖析历史人物的高屋建瓴、大气和才情，全无女性散文难免的小情调乃至脂粉气。后来有机会认识，听到她坦率自白的“生就女儿身，心比男子烈”，证实了当初阅读文字的直觉；因为在故宫博物院做研究工作，祝勇有很多机会与真迹相遇。那种跨越时空的相遇，让他感觉特别震撼。他以扎实的艺术与历史功底，用散文笔法引领读者进入恢宏的古典艺术世界。他解读的《清明上河图》远不只是一般人看到的市井气息、繁华景象。而是命运的交叠、时间如水一样的不复还、繁华背后的凶险：“担轿的、骑马的、看相的、卖药的、驶船的、拉纤的、饮酒的……他们互不相识，但每个人都担负着自己的身世、自己的心境、自己的命运。这座城就不仅仅是一座物质意义上的城市，而是一座‘命运交叉的城堡’。”“画中的那条大河，正是对于命运神秘性的生动隐喻。时间和命运，被张择端强化为这幅图画的最大主题”（祝勇）；刘亮程的散文有一种梦幻的、轻盈的、飘逸的、似乎非理性的与乌托邦互生互长的美学特质。他站在返归原始的立场，以一种古老的感官体悟方式回到人类本身，以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不慌不忙地叙述或者说构建着一种人类久违的自然生存状态；周晓枫思维敏锐，识人论事一针见血。其文字的犀利恰如其人，独抒性灵、别出心裁，是考究、绵密和纯粹的书面语言，却率性而深刻；“草原剑客”鲍尔吉·原野曾连续三年被评为“90年代中国十大散文家”。其文字干净而优雅，智慧而俊美，幽默而不失朴实，豪放而不失细腻；多年前，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小说界》读到刘小川的《品中国文人》系列，记住了这个名字。刘小川给我最深印象的是他阅读古籍的丰富，以及叙述的活泼而使故纸堆中呆板的亡灵有了趣味。本书选载的《庄子的逍遥游》，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对散文语言的种种议论，是令我颇感困惑的另一大问题。编辑本书的过程中，有的作家犹疑自己的文字几近口语，似乎过于平白；有的作家又觉得自己的文字趋于华丽，似乎不够成熟，诸如此类。固然表现出一种可贵的自谦，但不无可以讨论的地方。
愚见以为，散文作为一种最自由的文体，给予作家语言驰骋的空间是最大的。散文品质的高下，除了真善美抑或假恶丑可以作为基本的衡量标准，追求理性与耽于感性、精雕细刻与大刀阔斧、冷静叙述与热烈抒发、沉稳练达与灵动率真、简洁明了与扑朔迷离、口语化与书卷气、小女人的顾影自怜与大男人的心雄万夫、浅斟低唱的婉约与铁板铜琶的豪放、精致唯美的歌吟与自然质朴的言说，孔子的辞达而已与庄子的汪洋恣肆、含蓄收敛惜墨如金与激情澎湃语言狂泻，乃至思想抵达的深浅，学养积累的厚薄，事实上都并不能决定散文美学意义上的优劣。作家个人自可有各自的个性，读者诸公自可有各自的喜好，然而，对散文写作的整体面貌而言，却无疑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好。并立并存是正常的，扬此抑彼是狭隘的。正因此，我们今天的散文阅读才如入山水胜境，峰回路转，皆有可观，万紫千红，目不暇接。
纵观文学史，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最可让当代散文界振奋的是，一大批中青年作家极大地壮大了散文写作的队伍。他们的文字坚实，真挚，灵气逼人，生气勃勃，以各自的生命体验，各自的视角和心智，各自的特征和实力，对生活和生命现象做出了富于内涵的理解和诠释。正是他们的才华与努力，决定着中国散文的现实与未来。
2016年，中国文坛痛失两位大家。本书收入的关于杨绛、陈忠实生前情状的文字，如话家常，深情款款，使两位为中国文化做出重要贡献的作家，音容笑貌、道德文章，重现眼前。
某些哲学家所持的现代工业社会“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的观点，我们也许不能完全同意，但现实生活中“艺术的大众化和商业化导致人和文化的单向度”，某种程度上却是一种事实。强调艺术既是一种美学形式又是一种历史结构，是充满诗情画意的美的世界与渗透价值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统一，重建文学艺术的“审美之维”，促成完整的人的再生，始终是时代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说，本书所选编的2016年的散文因其卓然的风格、自成的风韵在林林总总的消费文化群落中呈现出了属于自己的标志。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古往今来事实上并没有出现过毫无遗憾的选本。本书宥于选编者的视野，遗珠在所难免。在此谨表歉意。
另，本着人格、题材和文风平等之原则，全书篇目顺序交技术处理——由电脑依据文章标题拼音字母排列。相信会得到各位作家的理解。
2016年中秋夜改定于岭南
陈世旭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散文年选》精选2016年度公开发表的优秀散文结集出版，展示并总结年度散文的创作成果。全书51篇，作者大都是读者仰之弥高的大家名家，有耄耋前辈，如：王安忆、韩少功、毕淑敏、叶兆言、迟子健、李国文、张炜等等。作者们凭着独有的感性，沿着独特的通道，进入读者们的心灵世界，让读者在学识或者精神境界上有更大的提升。
陈世旭编选的这本《2016中国散文年选》是“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精选了2016年度报纸杂志上的散文佳作51篇，包括韩少功的《守住秘密的舞蹈》、迟子建的《谁说春色不忧伤》、王安忆的《仙缘与尘缘》、毕淑敏的《一念3000里》、叶兆言的《诚知此恨人人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