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兄：
完成《还乡记》（改为《流水下滩》了）后，我就想将乡村放下来，但你的来信，又让我的思绪和视野重新回到乡村，回到作为我们生命之根的那片土地。
确实，在中国，没有谁能够割断与乡村的联系，哪怕他就是出生在都市，最后也死于都市，乡村作为一种“根”的隐喻，仍然横在他的生命中。追溯他生命和文化的原型，其终极就一定是乡村。乡村是我们生命的渊薮。乡村是一种现实存在——大部分的中国人口还实实在在地生活于乡村，乡村既占据着中国辽阔的国土，也养育了广大的人民；乡村也是一种文化存在，无论我们的现代化进程进展到了什么程度，乡土性是中国文化永远的底色；乡村还是一种精神存在、情感存在，文化的回归，人性的回归，情感的回归，本质上就是回到乡土，回到深厚朴拙的土地上，回到土地一样质朴的生活中。
前两天，我刚刚过了47岁生日，是即将走进高考考场的女儿陪着我一起过的。在异乡一家到处挂着黔东南村寨风情图片的餐馆，就着黔东南的菜肴，我与女儿谈到了她高考后的安排。我计划送她回黔东南，联系一个侗族村寨，让她在那里生活十天，学会基本的侗话，学唱几首侗歌，融人侗家人的生活，然后开始她的大学生活。女儿没有反对，很乐意地同意了，只是要求带一个伴儿。我建议她约福建的同学一起去，她摇摇头，说福建的同学不会到侗寨去的，只有原来凯里的同学才会去。我说，也行，只要愿意去，都是好事。她问我为什么一定要送她到乡村去，一时间我也不知怎样回答她。女儿在黎平出生，在凯里长大，初三毕业，我带她到福建三明读高中。在贵州时，每年暑假，我都会送她回中潮老家去住几天，她也随着她爷爷去过田地，对乡村生活是有印象的，但我还想让她了解最本色的乡村生活，几十户人家散落在大山褶皱里的古朴的、原生态的乡村生活。我总是固执地认为，乡村生活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人生真正意义上的财富。我对她说，乡村生活能够培养她的责任意识和承担勇气，而且，能够形成她对民族和乡村的认同感。我想向她传递一个明确的信息：她是从乡村来的，乡村永远是她的根——生命的根，血脉的根，文化的根。
回首47年的人生，必须承认，我就是在乡村行走中成长起来的。我第一次自觉的乡村行走是在1986年，那时，我大学毕业不久，正意气风发。我与朋友陈启鹏从黎平出发，骑着自行车沿着贵州和广西边界走。第一天由中潮到顿洞，在一个朋友家住下来，到学校采访时，发现我们的一个高中同学在那里做民办教师，中国乡村教师的生存状态从此开始进入我的视野。后来，每到一处乡村，我都要到学校去与老师们交流、沟通，这固然缘于我的职业情结——我就一直是一名教师，但也与乡村教师的生存现实直逼我心有关。我们这次行走到了皮林、肇兴、纪堂、登江、龙额、地坪、登赛、富禄等有名和无名的村寨。回来后，我写了一篇近万字的调查报告，发表在县委的内参上，时任县委宣传部部长的石干昌为此亲自到家拜访我。这次行走，将我引领上民族文化研究的道路，使我成为一名研究民族文化的人类学者。1994年，我与朋友兼学长傅安辉一起承担省文联的一项民间文化研究课题，对锦屏九寨侗族社区的文化进行调研，半个月时间，我们走遍了九寨社区所辖的近二十个村寨。这次行走，我完成了《九寨民俗——一个侗族社区的文化变迁》的写作，这本书是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乡村行走意义上的一次升华。2005年，我与侗族作家石干成、石新民一起沿着广西、湖南、贵州三省边界行走。我们先到广西一侧的独峒、岜团、林溪，然后到了湖南通道的八坡、播阳，最后，由贵州洪洲溯九江河而上，经平架、六爽登上了著名的三省坡。这是一次跨省的乡村行走。站在三省坡上，沐浴着贵州方向的落日余晖，眺望着广西村寨的袅袅炊烟，吹拂着从湖南方向过来的晚风，内心突然涌现出崇高的情感。这是我的乡村，是我的民族，是我的国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内心产生一种庄严感、神圣感，产生一种愿意为这片土地、为广大的乡村而贡献的牺牲精神。我突然明白，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热爱人民，其实质就是热爱你站着的这片乡土，热爱站立在乡土上的一座座村庄，热爱村庄中进行着的朴素的生活，热爱村庄中生活着的土地般质朴的人民。P5-7
2010年4月，当杨村将第一封信发到我的邮箱时，我们没有想到这是一本书的开篇，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一次漫长的旅行的起点。之前，我与杨村时常就文学有一些或长或短09通信，但往往写到第3封信就打住了。但这次写到第6封信，依然还有要继续表达的想法。于是，又回过头来，给每一封信命名，然后让在《黔东南日报》编副刊的兴盛兄刊载出来。我们一封一封地5，报纸也渐次刊载，反响还很好。这时候，我们才萌生了集成一本书的想法，但一直没有认真规划，仍是断断续续地写着，率性地写着。后来，到了第14封信（抑或是第16封信？），由于其他原因，《黔东南日报》不能再－刊载了。我们仍决定继续5下去，朝着一本书的目标走笔。到2011年3月，已经有了20多封信了。我们信心满满，计划最迟在2012年结集出版。人总是有惰性，这是人的一种天性。先是我停了几个月没有回复，然后，杨村忙他的事，又停了一年多。直到2013年暑假，我们一起在雷公山区的乡野行走，才又决定将中断的通信续接起来。或许是这几年来关于乡村的见闻与思考经过了时间的沉淀，或许是我们想结束这段漫长的乡村旅行，从2013年8月开始，我们一发而不可收，终于在2013年圣诞节，完成了第60封信。
用几近四年完成对于乡村的一次精神行走，这或许很长，但也很短。
在中国，城市人与乡下人，一直是用户口界定的——直到现在，那些数量庞大的京漂、海漂一族，由于没有所谓的北京、上海户口，依然是外省人的身份，正如巴尔扎克《高老头》中拉斯蒂涅的外省人身份。进入20岁后，我们成了所谓城里人，但始终不能完全融入城市，而乡村也始终与我们隔着一层或明或暗的障壁——所有像我们这样成人后进入城市的乡村人，都有这种身份的焦虑。正是血脉上与乡村的联结以及文化身份上的焦虑，乡村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结。而当乡村那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面纱在商业化时代、物质化时代一点一点地被揭去之后，我们的乡村情结更多了一种疼痛、沉重与茫然。其实，在鲁迅时代与沈从文时代，这种疼痛、沉重与茫然就已然直逼人心了，而今，更应该是芒刺在背。但我们感觉到，乡村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乡村卑微而局促地站在浮躁的世俗之外，站在繁华的现代之外，任陆离的灯影淹没，或者任洪大的市声牵引……
我们的乡村何去何从？正如我们在第1封信中提出的诘问，这应该是一个时代提出的严肃的诘问，是所有正直、道义、自由、宽容的现代人应该提出的严肃的诘问。
我们正是秉着这样的诘问，开始我们的精神返乡，进行这一次关于乡村的行走，土地上的行走与精神上的行走。
60封乡村通信，既是执意为之，又是率意为之。结集成书，我们刻意保持其当时语境下的“当下性”与“原生性”。但它始终是我们最真实，也最珍惜的文字。不能说我们获得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达到了什么目标。但这60封通信，一方面，是我们血浓于水的乡村情结的抒发与表达，另一方面，我们也想通过这60封信，来消解郁积于心的那种疼痛、沉重、茫然，就像鲁迅说的“忘却”一样。
乡村横在我们的生命中，乡村也横在当下中国的命运中。
现在，这60封信札已经集束在一起了，两个乡村人也正垂手站在他们的田野上，等待一轮日出，或者大地上隆隆碾过的云辇，而你会是那个从炫目的光晕中走来的信使，或者从云辇上拾步而下的旅人吗？
这60封信能够呈现给读者，是广大而朴拙的乡村对于我们的哺育与馈赠。深厚素朴的乡村是我们生命的永远的渊薮！
感谢杜国景老师为我们作序。三十多年前，他走上大学讲台时，我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两年后，杨村也成了他的弟子。他的现代文学课程，对我们热爱文学有很大影响。由老师给我们的通信作序，是很适当的。他的期许，是我们继续在乡村行走的动力！
感谢三联书店能够出版我们的通信——作为三联忠实的读者，我们没有想过会成为三联的作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特别感谢引导我们走进三联的龚黔兰博士。从2006年我们在张家界的旅行中认识，就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她在民族出版社时，为我出版过两部书，现在，又将《两个人的乡村》引荐到三联这样高端的平台。她的同事胡群英是一个很敬业的编辑，给我们很深的印象，让我们很感激。
感谢曾经刊载过《两个人的乡村》的《黔东南日报》、《贵州日报》、《杉乡文学》、《风雨桥》、《仰阿莎湖》、《苗家》、《今日剑河》等报刊！感谢所有陪同我们在乡村仆仆奔走的朋友们！感谢广西师大文学院的犹家仲教授，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楚人兄，诗人黄土路兄！感谢贵州电子信息职业学院的余刚，书中大部分图片是他拍摄的！感谢我的妻子陆燕和杨村的妻子龚祥菊，为我们的乡村行走，她们付出了很多！
感谢广大的乡村的广袤的土地！
祝福乡村！
祝福大地！
余达忠
于三明枫木庐
2014年7月8日
黔东南也是生养我的土地。
杨村、余达忠笔下的这些民族村寨，山川河流，男女老幼，我和他们一样熟悉。阅读黔东南，在我几乎是条件反射或者本能反应。但凡与黔东南有关的文字，哪怕只是个地名，差不多都能在刹那间让我怦然心动。有一次是在从荷兰史基浦国际机场起飞的航班上，因为是黎明登机，时间太早，落座的短暂喧闹之后，大家很快感到了疲倦，阳光透过云海从舷窗射进来的时候，机舱里已变得非常安静，很多人已昏然沉睡过去，连飞机的轰鸣声都变得柔和起来，像催眠曲一样。然而就在似睡非睡间，从前排靠背椅的布套里随手一抽，岜沙、肇兴、施洞，还有杨村、达忠他们通信中提到的西江、雷公山，突然映入眼帘。与熟悉的鼓楼、村寨，还有银光灿烂、笑容可掬的苗家少女相遇在欧洲的万仞高空，那感觉真奇特，我一下子情绪高涨，兴致勃勃地翻下去，甚至琢磨起译文来。读这本通信集的最初感觉，和那时竟有几分相似。
这本书的副题虽然叫“作家通信”，却总感到两位作者似乎有着三种身份：作家、学者、“文化官员”。正是在三种身份的体认与游走之间，两个人的通信才有了某种文本的“张力”，让人读得津津有味，欲罢不能，这的确不失为一种新奇的试验，值得尝试，以至于它的文本性质——或散文，或论文，抑或调查报告，反倒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可读性。
作家之谓，自然是指个人的情感郁积与叙事冲动，以及关于乡情、亲情、友情、恋情之类的那些“文学性”修辞。学者身份，则是指双方的那种“田野作业”方式，以及在私人空间中被“理性”来回推搡着的公共话语——城市、乡村、民族、生态、教育、道德等的讨论，无异是对当代危机的一种学术回应。至于“文化官员”，当然是比喻，也许太蹩脚，主要想表达我个人对书信中的某些细节，比如数据、百分比之类的一点印象，它们似乎太过于精确与繁琐，太过于认真严肃，接近官员的思维，与作家私人间通信的轻松、随意不大协调。但回到“田野”的立场，以学者身份来说，似乎又并无不妥，尤其用于论证和比较时。理不出个头绪便只好调侃，权作掩饰。
杨村和达忠都是从乡村成长起来的学人，对自己的民族和乡土有刻骨铭心的记忆。无论是否到过黔东南，相信读过这本书的每一个人，都能够从他们的通信中呼吸到某种山野的气息，体会到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深厚感情，同时也会与他们一样，为乡村的整体性沦陷而唏嘘。不过话说回来，两人所讨论的这些话题，不少已是相当普遍的现象，留守、空巢、生态、教育等，差不多都是媒体的热点。好在这本书真正的吸引力，不是来自现象、材料，而是现象与材料后面的思考。比较而言，我对两位作者在这个时代的普遍性焦虑面前，通过“通信”所传递的那种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的内涵，尤其感兴趣。两位是同代人，都生长于黔东南，一个是苗族，一个是侗族；一个始终未曾远离故乡，并且还能够用稔熟的苗语与同胞交流，另一个却早已流寓他乡，成为黔东南故乡的“他者”。主体虽有疏离，但主体性却十分一致，都兼有文化他者与“当地文化的持有者”的双重意义，无论是谁，都难免踏上“还乡”之旅，而无论是精神意义的还乡还是实际还乡，似乎都与时间、空间没有必然联系。重要的是，他们都能把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带入个人的生命体验及对“地方性知识”变迁的感受之中。而正是从这里开始，两个人的多重身份开始交汇，开始有一种既包含传统人文精神，又蕴涵新人文主义倾向（区别于旧人文主义的“人是唯一目的”）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逐渐变得明晰并强大起来，这就是这本通信集的最大价值。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返乡就是回到本源的近旁。”他们的通信，引导我们进行一次返乡之旅，启发我们在喧闹坚硬的城市仆仆行走时，要时不时记着回溯，通过返乡回到本源，回到朴实的土地中——“大地朗照着家园”（海德格尔）——只要保持在大地上的站立姿态，只要始终亲近大地，我们就永远有家园感，我们的心灵就永远有栖息之所。某种意义上，《两个人的乡村》可以给我们关于家园、关于土地、关于本源、关于存在的许多启示。这是我要明示的。
如今已是信息时代，通信不再羁于行役，也不用吝惜笔墨。手机、网络的普及，早已用“月圆千山，情传一键”的方式，彻底颠覆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乡愁美学，“书信”徒具象征意义。然而，杨村和余达忠的这几十封信，分明又能够让人找回旧时读书信的感觉，对日渐远去的那种文化语境产生几许回味，那原因，在我想来，也许是他们所记述的“地方”，对双方都已是一种跨越时空的存在，永远回不去的那片土地，只能留存于各自的回忆和叙述中，并且仅属于不同主体的个人经验。“故乡是永远回不去的”，这一命题，几乎是人类难以摆脱的精神困境，于是种种寻找、对话便不可避免。通信就是一种古老的对话方式，它可以同时发生在人与他、人与己、人与物之间，并且完全不顾及历史与现实的种种秩序，这也许就是胡塞尔现象学所说的主体间性。杨村与达忠的“对话”就明显有不同力量的介入，如语言（母语与非母语）、文化（本土与非本土）、身份（各自身份的自我意识）等。在他们各人的自我意识与个人经验之间，在他们与各自的叙述对象之间，在叙述对象与叙述对象之间，确凿地存在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分别由自身结构的某种“他性”来界定，最终达到“建构”的统一。没有这样的主体间性，“对话”无从发生。而无论是主体性还是主体间性，自身也处在建构过程中，那是柄谷行人所说的描述“风景”的“认识性装置”，“风景”一旦形成，其起源便被掩盖起来了（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12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三十多年前，杨村和余达忠曾是我的学生。如今读他们的通信，在我也是体会一种人生滋味。杨村对于文学创作似乎用力更勤，散文、小说结集已有好几种。2011年中国作协首度出版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选本，我还对他的作品作过点评。达忠与我又多一层关系，我们的故乡都在黎平县，他笔下的那些地方，有我的青春记忆，读来自然多一分亲切感。相比杨村，他的学者味要浓一些，尽管他也有创作。在贵州和福建，达忠现在主要以学术见长，虽结缘于文学、耕耘于文学，但已在文学之外开辟了新的领域，更多地以一个人类学学者而被民族学界所知。这一方面杨村虽然只是偶尔为之，但数十通书信往来，未始不是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的收获。我由衷地为他们高兴，也引他们为自己的骄傲。
2014年世界读书日到来前，我曾被一篇外籍人士所写的《令人忧虑：不阅读的中国人》所触动，便在接受一家地方报纸的记者采访时，谈了一点个人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那位外籍人士所见不免一叶障目，而我当时的想法亦有点情绪化。勤于阅读、思考、写作的中国人何止千千万万，那毕竟关系到民族的未来！在杨村、余达忠这里，阅读、思考、写作就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成为他们表达和证明自己存在的一种方式，这也是我愿意选择的。
愿《两个人的乡村》能够激发起读者的某种乡村情怀，或者引起你对于现代和后现代时代正面临沉沦的乡村的关注、关怀！
杜国景
2014年8月于贵阳
杨村、余达忠编著的《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介绍了，正是血脉上与乡村的联结以及文化身份上的焦虑，乡村成为我们生命中永远的结。而当乡村那种温情脉脉的、田园牧歌式的面纱在商业化时代、物质化时代一点一点地被揭去之后，我们的乡村情结更多了一种疼痛、沉重与茫然。我们感到，乡村并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关注。乡村卑微而局促地站在浮躁的世俗之外，站在繁华的现代之外，任陆离的灯影淹没，或者任洪大的市声牵引……
《两个人的乡村－－作家通信》是一部通信集，收入了作者杨村和余达忠在三年中关于乡村主题的信件共60封，约16万字。两位作者均视乡村为自己的根，在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下，乡村的变化和发展牵动着他们的心，引发他们的观察和思考。无论是进行人类学、历史学和民俗学方面的田野调查和采风，还是受乡愁的牵引回老家探亲或去乡下旅行，作者曾无数次走进田野，走入村寨，虽然他们的关注点是黔东南众多侗族、苗族的村寨，但这里质朴的乡村正是中国众多乡村当下的一个缩影。两人的通信就乡村的土地、文化、教育、经济、城镇化建设、农业产业化调整、乡村青年的发展等进行了讨论，文笔质朴、情感真挚、观察犀利、思考睿智，既有对已逝的怀念，也有对当下的判断，更有对乡村何去何从的忧虑。书信中的描述和记录，多为第一手资料，真实生动，引人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