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斯·茨威格产生了撰写自传的念头。1940年夏，德军开进巴黎，流亡法国的德奥难民再度逃亡，茨威格撰写回忆录的心情更加迫切，到1941年1月在纽约开始动笔，同年8月离开纽约，前往南美，定居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疗养胜地彼特罗波利斯，10月完成这部回忆录，书名为《昨日世界》。

《昨日世界》里，几乎没有作者斯·茨威格的私人生活，没有提及他的婚恋生活。只有三处提到他的妻子，一处是他得意地删节了许多篇页之后，面有得色，妻子问他为何高兴；另一处是战后在意大利，他朋友在大街上和他热烈拥抱，他妻子大吃一惊，以为他受到歹徒袭击；第三处是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高尔基于索伦多。可是一次也没提及，他妻子姓甚名谁。他们这段婚姻如何开始，为何结束，没有记载。仔细阅读可以知道，他和妻子离异的原因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茨威格认为希特勒凶相毕露，早晚要鲸吞奥地利，萨尔茨堡近在德奥边境，危机四伏，不可久留，必须尽快侨居国外，他太太弗里德里克认为此家不可抛弃。所以茨威格在他最后离开奥地利时，并没有在萨尔茨堡中途停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他的妻子还住在附近。除此之外，夫妻间还有什么隔阂，不得而知。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照样无名无姓。茨威格只提到1939年9月1日大战爆发那一天，他去办理和他第二任妻子夏绿蒂·阿尔特曼的结婚登记，否则这个德国女孩就会关进英国集中营，这是英国政府对待敌对国家侨民的政策，而茨威格自己已经取得了居留证明。

序言

1．安稳的世界

2．上世纪的学校

3．爱欲萌发

4．人生大学

5．巴黎，青春永驻的城市

6．几经周折寻找自我

7．走出欧洲

8．光影交织笼罩欧洲

9．1914年战争的最初几小时

10．为精神上的亲密友谊而奋斗

11．在欧洲心脏

12．返回奥地利

13．再次走向世界

14．落日西沉

15．希特勒初露狰狞

16．和平的垂死挣扎

这种安稳的感觉是千百万人最值得追求的财富，是人们共同的生活理想。只有拥有了这种安全感，人生才有价值，越来越多的人都渴望占有这种珍贵的财产。起初只有有产者才享受这一优点，渐渐地广大的人民群众也蜂拥而至；安稳的世纪成为保险业的黄金时代，人们为自己的房子保险，防火灾和盗窃，为田地保险，防冰雹和恶劣天气，为身体保险，防意外事故和疾病，为老年买人寿保险，生下女孩子，在摇篮里就保上一笔险，作为日后的嫁妆。最后甚至工人也组织起来，争取到一种正常化的工资和医疗保险。帮佣的也省下一笔养老金，作为自己日后的安葬费，预先存上一笔死亡保险。谁若能无忧无虑地注视未来，就能心安理得地乐享眼前。

以为可以防范人生到最后一个空缺，都能不致受到命运的侵袭，这种动人的信任，尽管人生观正派而又谦虚，依然暗含着一种极度危险的倨傲。十九世纪怀着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真诚地确信，自己正走在笔直的正确无误的道路上，走向“亘古未有的最好的世界”。人们怀着轻蔑的神气，鄙夷不屑地观看以往战争频仍、连年饥馑、暴乱不停的时代，认为那时的人类尚未成年，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启蒙。现在看来，只消几十年，就能把最后的邪恶行为和暴力行径予以最终克服。这种对持续不断、不可阻止的“进步”所怀有的信念，真正就像那个时代一种宗教的力量；人们信任这种“进步”甚于信任《圣经》，“进步”的福音书似乎已被每天发生的科技新奇迹所证明。事实上这种普遍的繁荣高涨，到这个和平世纪的末尾已经越来越明显，越来越迅速，越来越多姿多彩。夜里在大街上不再点亮昏黄的路灯，而是亮起电灯，商店从主要大道一直通向郊区，都显示出它们诱人的新颖的光彩。多亏有了电话，人和人之间可以在远距离交谈。人们坐着不用马拉的车辆，以新的速度飞驰。人已经飞上太空，实现伊卡卢斯①的梦想。舒适的生活从高雅的豪宅传到市民的家里，不必再从井里汲水，也无需辛辛苦苦地在灶头点火。卫生习惯广泛传播，垃圾污秽不见踪影。自从运动锻炼了人的身体，人们变得更加美丽，更加强壮，更加健康。大街上越来越少看见残障人士、肿瘤患者、断肢缺手的人。所有这些奇迹都是进步的大天使——科学造成的。在社会问题上也有进步；年复一年，个人得到新的权利，司法变得更加温和更有人性。甚至问题中的问题，广大群众的贫困也不再显得无法克服。越来越大的圈子获得了选举权，这也就使他们得到了合法捍卫自己利益的可能性，社会学家和教授们争先恐后地把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塑造得更加健康，甚至更加幸福——因此这个世纪躺在它自己取得的成绩上面，怡然自得，把每过十年都看成更加美好的新的十年的前奏，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人们不信会有野蛮倒退的事情发生，例如在欧洲各族人民之间会爆发战争，就像不信女巫和鬼魂一样；我们的父辈深信宽容与和解具有百发百中的使人团结起来的力量。他们真诚地认为，各民族和各种宗教之间差异的界限，将会逐渐地融入共同的人性，从而融入和平和安稳之中，这是全人类得到的最高的财富。

我们早已把安稳一词当作怪影从我们的词汇中删除。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完全有理由讪笑那被理想主义弄得头晕目眩的一代人所拥有的这种乐观主义的妄想，认为人类科技的进步必然会无条件地带动人类道德的迅速提升，我们这些身处新世纪的人，学会不再让集体的暴行突然爆发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等待着明天会比昨天带来更加卑鄙无耻的事情，对于人类在道德上是否可以教育，抱更加怀疑的态度。我们不得不认为弗洛伊德说得有理，他在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明当中只看到薄薄的一层。时刻会被阴曹地府的破坏性力量彻底颠覆。我们渐渐地不得不习惯于生活在一个脚下无底的状况之中，没有权利，没有自由，没有安全。我们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早已否定了我们父辈信奉的宗教，早已放弃了他们人性会迅速提升，持续提升的信念；我们这些受到残忍教化的人，面对着一场使我们在人道努力上一下子倒退上千年的灾难，觉得前辈那种过于匆忙的乐观主义，实在显得陈腐乏味。可是我们的父辈信奉的虽说只是妄想，和今天的口号相比，却是一种奇妙的高尚的妄想，更富人性，更为有益。我心里总有一些东西，尽管有了各种认识，经历了诸多失望，很神秘地不能完全和这种妄想彻底分裂。一个人在孩提时代，从时代的空气中吸收到自己血液中去的东西，是无法排除的。尽管每天有震耳欲聋的各式各样的宣传传进我的耳朵，尽管我自己和无数的命运相似的人们经受着各种屈辱和考验，我还是不能把我青年时代的信念完全加以否定，深信尽管如此，迟早总有一天又会形势逆转，否极泰来。我们今天在惊恐的深渊之中灵魂迷惘，残破不全地半似盲人地四下摸索，即使在这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我也会一而再地抬头仰望那些旧日的星辰，它们曾照亮我的童年时代，我以代代相传的信念来自我安慰。在永远不断向前的永恒的节奏之中，这样的倒退仅仅只是短短的一阵间歇。

今天，强大的暴风骤雨早已把这些昔日的信念击成齑粉。我们终于知道，那个安稳的世界只是梦幻府邸。但是我的父母亲在那里生活过。就像住在一幢石砌的房屋里一样，从来没有狂风暴雨或者强劲气流侵入过他们温暖舒适的生活一次；当然，他们还拥有一种特别的避风墙：他们都是有钱人，逐渐富有起来，甚至变得极为富有，这点在那个时代非常可靠地防护了门窗和墙壁。他们的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典型的所谓的“富裕的犹太市民阶级”的生活。这个阶级对维也纳的文化赋予特别的关注，为此得到的酬报却是遭到彻底消灭。我在讲述他们从容安详无声无息的生活时，其实像在诉说一些非个人的事情：像我父母亲这样在维也纳生活的、在那个各种价值得到保证的世纪，不下一万或者两万个家庭。P2－4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茨威格产生了撰写自传的念头。1940年夏，德军开进巴黎，流亡法国的德奥难民再度逃亡，茨威格撰写回忆录的心情更加迫切，到1941年1月在纽约开始动笔，同年8月离开纽约，前往南美，定居巴西里约热内卢附近的疗养胜地彼特罗波利斯，10月完成这部回忆录，书名为《昨日世界》。

除了托尔斯泰二十多岁便写回忆录之外，写回忆录的人往往都是长者。一般说来，写自传是为了回顾自己的一生，总结过去，为往事画个句号。茨威格并无为自己立传的愿望，他只是想写一代人的命运，想写一部他生活其中的时代的历史。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我将描写维也纳，描写犹太人的维也纳、战争和我们在战争中的斗争，描写我们的崛起和希特勒上台后我们的沉沦，描写‘没有祖国的人’所受的屈辱，所过的生活。我将称之为‘我的三种生活’，因为我认为，我在三个不同的时代生活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第一种生活，1914年至1939年之间是第二种生活，1939年“二战”爆发后开始第三种生活。这三种生活组成他的回忆录《昨日世界》。所以，“昨日”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几十年时间。希特勒上台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已非“昨日”，而是“今日”。“昨日”又分为战前和战后两个阶段。“一战”前的奥地利虽然保守、迂腐、守旧、压抑，甚至在两性问题上还颇为虚伪，学校教育也陈腐落后，但这是一个稳定的安全的时代，有固定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讲究理性、宽容、人性，尊重科学，热爱文艺。奥地利还是一个经济繁荣、歌舞升平、人们安居乐业的国家。虽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复杂尖锐，但都以温和的态度处理之，不使其激化。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凭着机灵巧妙的外交手段，在拿破仑战争后，取得了维也纳会议的主动权，周旋于列强之中，俨然也是一大帝国。他们审时度势，论军事和经济，不及邻近大国，便以宽松高雅的态度使这多瑙河上的名城维也纳成为欧洲的文艺都城，和巴黎抗衡。这独特的政治气候和艺术氛围，使得这一时期的奥地利在文艺方面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然而萨拉耶沃一声枪响打破了这个多瑙帝国脆弱的和平，动摇了它那勉强的稳定。

战争与和平

茨威格告诉我们，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纯属德奥利益集团促成的。那位在塞尔维亚遇刺身亡的奥地利皇太子其实并未受到百姓的爱戴，在位的老皇帝也对他毫无好感。之所以因而激起世界大战，并不是理性的行为，更不符合人性。但是一旦战争打响，民族主义狂潮泛滥，群众歇斯底里发作，经过舆论媒体和作家诗人的推波助澜，邻人成为仇寇，朋友变成冤家。法国教授宣称贝多芬是荷兰人，而德国教授宣称，但丁是日耳曼人，莫扎特、瓦格纳被赶出法国和英国的音乐厅，莎士比亚被逐出德国舞台，老实巴交的生意人在信封上贴上或敲上“上帝惩罚英国!”的印章，上流社会的妇女们发誓赌咒（致函报纸）她们一辈子再也不说一句法文。三流诗人利骚尔写的一首《仇恨英国之歌》迅速流传，不胫而走，诗人为此获得德国皇帝颁发的红鹰勋章。在这欧洲人民混战一气，人们思想极端混乱的时候，茨威格能够头脑清醒，不受干扰地撰写他的评论文章《三大师》，把敌对国家的三位作家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称作世界文学的三位杰出的长篇小说作家。

战争逐步升级，死伤人数飙升。交战者两败俱伤，损失惨重。茨威格作为军事档案馆的特派员，在前线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的残酷荒谬，预见穷兵黩武者必败。在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时候，写出了反战剧本《耶利米》。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骗的民众渐渐清醒，盲目乐观的情绪也被厌战情绪所取代。连军方也有人能够接受这个剧本。于是在茨威格志同道合的法国挚友罗曼·罗兰的帮助下，《耶利米》在瑞士苏黎世首演，取得巨大的成功。

战后德奥两国作为战败国，遭受严重的通货膨胀、物资匮乏之苦。茨威格和民众一同经历了这段艰苦的日子。生活虽苦，但仍有希望。作家还能有所作为，所以他把1924年至1933年视为“持续不断的一系列灾难之中的间歇”。“人们又能写作，聚敛心神，思考精神问题，甚至又能梦想。希望有个统一的欧洲……似乎又要让我们这个经受磨练的一代人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和平的时间虽短，却像甘霖一样滋润禾苗，作家灵感勃发。茨威格在这时写出了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传世名篇《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马来狂人》，一时蜚声文坛，遐迩闻名。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茨威格提到，有个“不速之客造访我家，并且一片好意地在我家定居下来，这就是成功。”茨威格一向为人低调，视声誉为浮云，一心精雕细刻，尽享精心制作佳作之乐，从不在乎青烟薄雾似的虚名。他之所以一反常态谈起自己取得的成功，是想以此衬托希特勒上台后他遭到的不幸。他从一个雅俗共赏，读者众多，作品畅销的作家，在希特勒上台后变成一个被禁的作家，著作被禁，公开焚毁。从成功到被禁，这当中巨大的落差，正好说明纳粹政权对文化的摧残，因为被禁被焚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作家学者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爆发，纳粹已向人民开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云已在天边升起。

茨威格明确表示，他写这本书并非为了写世界现代史。历史是背景，而他个人的成长和发展则是一条主要线索。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面，他把自己生平创作的主要事件巧妙地穿插进去。这种以个人的经历为时代作注解，以时代背景为个人发展作解释的手法，做得十分自然，成为此书的特点之一。

对犹太人的辩护与哀歌  奥地利皇室和贵族曾经扮演过文艺赞助者的角色，十九世纪中叶，皇室和显贵渐渐停止对文艺的奖掖，具有远见卓识的维也纳犹太市民便接着扮演这一角色；使得维也纳得以保持文化名城的声誉和魅力，吸引一批文艺新秀来到维也纳，就像当年吸引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一样。维也纳能够历经变乱，魅力不减，风光依旧，犹太人功不可没。

可是纳粹分子为了挑起民众的排犹情绪，编造了犹太人的种种劣迹。茨威格指出，犹太人并非采用非法手段进入上层，位居要津。他们重视知识，重视学习，重视人才，重视精神，轻视物质，这才有这样的成就。犹太人人才辈出，成就卓著，并非放高利贷者为了蝇头小利，进行敲骨吸髓、绝灭人性的剥削所能办到。《昨日世界》从一开头便为犹太人的发展和上升作了很有说服力的介绍，之后便引入几位在各个领域出类拔萃的犹太人中的代表性人物。

茨威格先从他自己家庭说起，他的父母便是成功的犹太企业家。他父亲经营企业，认真慎重，绝不投机取巧，绝不骄矜炫富，从不恣意挥霍，对两个儿子要求严格，绝不姑息放纵。他们必须学有所成。茨威格成长过程中，结识维也纳出类拔萃的犹太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始人赫尔茨尔，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外交部长拉特瑙，维也纳大师中的杰出代表、现代派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施尼茨勒，十七岁崭露头角的文坛神童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以及深层心理学上的叛逆者、深层心理学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这些人都生动地体现了犹太人在各方面的突出贡献。

这是对希特勒的反驳。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恶毒攻击犹太人霸占了维也纳的一切重要机构，霸占了一切肥缺，把一个贪婪的犹太高利贷者的丑恶形象扩大到垄断全国要津的程度，为一切不得志者找到发泄仇恨的对象。善良的犹太人自以为有贡献，对奥地利的繁荣发展有功，并且已经和当地人同化，不复是犹太人的后裔，对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毫无防范。希特勒的排犹政策直如晴天霹雳，打破了他们安稳舒适的美梦，最后沦落到命丧集中营毒气炉的悲惨命运，有的则被剥夺得不名一文，驱逐出境，在全世界漂泊流浪，受到许多国家的冷遇和唾弃，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外。在全书的最后一章，茨威格描写了这些流亡国外，终日惴惴、不知所措的犹太人的悲惨境遇。德奥已不是故乡，逃到邻近的法国、东欧的犹太人在纳粹德国的铁蹄占领了这些国家之后，又再度逃亡，其他国家也不肯收留他们。他们到处乞求签证，不然就沦人纳粹魔爪。只有中国和少数南美国家同意收留他们。并非出于巧合，茨威格在伦敦见到的犹太难民在打听中国和上海。凭着一张中国签证，很多犹太人得以逃出虎口，流亡上海。而中国人在上海给犹太人一个新的家园，使他们得以熬过这艰难的遭排挤、受迫害的苦难岁月，直到纳粹覆亡，他们得以安然返乡，顺利地平安地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①。  剑锋直指希特勒

茨威格的同时代人往往批评他懦弱胆怯，不敢反抗纳粹。他也承认自己是个不问政治的人，遇事退避。可是茨威格的《昨日世界》的第一章便是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反击。最后几章更是对希特勒的凌厉猛烈的进攻。其实茨威格用影射、含蓄的口吻，对独裁者进行鞭笞、揭露，早已表现在三十年代他写的一系列传记作品之中。在《玛利亚·斯图亚特》中，他批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是个虚伪残暴的独裁者，同情心在苏格兰女王玛利亚·斯图亚特身上。其实矛头是指向一切独裁者，包括纳粹头子在内，他们凶残、伪善，善于欺骗民众。

在《良心反抗暴力》一书中，茨威格更进一步对独裁专政进行无情的揭发批判。只要把宗教领袖“卡尔文”的名字改为“希特勒”，便可以知道这暴力的代表乃是纳粹头子。当年在日内瓦发生的宗教暴行也仅仅是纳粹暴行遥远的前奏而已。

但是在《昨日世界》中，茨威格从一开始就把批判揭发的目标锁定希特勒。揭露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落魄潦倒，沦落街头，干过见不得人的勾当，在收容所里呆过。由于技不如人，处处碰壁，这个不入流的画家在这艺术水平艺术品味都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化都城，未能交上好运，本是情理中事，但是这个政治流氓便因而怀着邪火，大搞纳粹运动，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名义蛊惑人心，欺骗民众。他用软硬两手，企图达到夺取政权的目的，一方面，向各阶层都许下诺言，表示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为名，来迎合右派势力，打着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和工人党的旗号来笼络劳苦大众，向现役军人及退役军人亮起国家民族的牌子来投其所好，让大家感到纳粹能代表自己的利益，摆脱“一战”后《凡尔赛条约》加在德国人身上的屈辱，可以重振国威，使德国重新立于强国之林；另一方面，纳粹得到大企业家、大财团的赞助，组织冲锋队，大搞恐怖行动，由职业军人担任教官，对狂热青年进行准军事训练，让他们用棍棒拳头，驱散工人聚会，打垮工人纠察队，削弱和瓦解工人的斗志，对争取民主的民众起到威慑作用，然后攫取政权，希特勒自己当上帝国总理。

一旦权力到手，希特勒便原形毕露，露出狰狞面目，背叛民主，镇压人民。纳粹自导自演国会纵火案，借机逮捕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取缔工会和各个资产阶级政党，禁止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强力推行独裁专制，一党专政，把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或民主人士、进步人士驱逐出境，或者送进集中营。茨威格当时还不知道有六百万犹太人葬身于奥斯维辛等罪恶滔天的集中营中。但是他刻划了不幸的犹太人颠沛流离、四海漂泊的悲惨命运。

在西方列强还为希特勒的骗术蒙蔽，对希特勒此人还捉摸不定的时候，茨威格对希特勒的认识已远比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家更为深刻。英国首相张伯伦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上，便是日后坚决领导英国人民抗击纳粹德国的新任首相丘吉尔，在1935年还把希特勒收进他的著作《当代伟人》之中，没有看清希特勒便意味着战争。

机缘凑巧，茨威格在上世纪初远游印度时结识了将成为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的卡尔·豪司霍弗尔。他是重要的地缘政治的代表，提出“生存空间”的论点，借以重建德国霸权。这一论点通过他的学生卢道夫·赫斯——日后纳粹的重要头目之一，传到希特勒那里，成为希特勒推行侵略政策，用兵各地的理论基础。了解了这层内幕，不难预见希特勒妄想通过武力，称霸全球的企图，不会对他心存幻想。纳粹不灭，世界遭殃。这个被人认为不问政治、不擅战斗的作家，竟是一位杰出的反纳粹战士，《昨日世界》不啻一份反对纳粹的檄文。

茨威格何以成为茨威格

每一个年轻人都是诗人，少年茨威格热爱文学，也想成为诗人。还在中学时代便阅读了大量国内外的文学书刊，在同班同学、学校和社会风气的影响下走上了文学道路。

天才诗人、神童胡戈·封·霍夫曼斯塔尔十七岁便蜚声文坛，是少年得志的先例，是茨威格的榜样，榜样的作用，使他深受鼓舞。茨威格步其后尘，也在十七岁便发表诗作，一上大学便出版诗集。

但是他缺乏生活阅历，也没有恋爱经历，写不出有深度的诗作。诗句虽很优美，却不能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

茨威格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期间，按照德国中世纪手工艺工人的传统，游走四方，求师学艺，离开维也纳前往柏林，走进人生大学，寻找现代派诗人的踪迹，寻找上层社会之外的人生百态、各种流落社会底层的流浪艺人。艺术并非洒了香水的上层阶级沙龙里的专利品。便是下等人也进发出人性的光辉。茨威格看到了人生的光明和阴影，接触三教九流的艺人、文人，尤其看到了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展现的现实生活的狰狞和丑陋，从脓血之中看到人性之光，呻吟之中听到人性之声。茨威格便看出自己的缺陷和不足，他觉得自己以往的作品只能算是习作，有浓厚的脂粉气，是第二手的现实，从别人那里偷窥得来的技法。越接触人生，越接触名人，越接触真正的作家，他越谦卑，越自律。

于是他告别“昨日”的产品，探索自己文学创作的路程。遵循诗人和翻译家德默尔的忠告，进行翻译，学习写作。这条经验，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还诚恳地推荐给文学青年，如何从别人的著作、别人走过的道路汲取养料。他特别强调，通过语言对比，可以加深对自己祖国语言的了解，通过翻译，认真学习名家的艺术精髓和独门技巧。

人生大学还包括走出国门，拓宽视野。于是他前往比利时，法国。结交国外的大师和前辈，结识比利时现代派杰出诗人维尔哈仑，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拜访著名雕塑家罗丹，结交一批文艺界的优秀代表。

人生是学习的过程。茨威格认真学习维尔哈仑的强烈激情，罗丹的一丝不苟，罗曼·罗兰和一代青年法国诗人不求闻达、孜孜不倦地进行创作的精神。里尔克的质朴平易，弗洛伊德的耿直真诚，对真理的追求和捍卫，对围剿他的所谓学者表示的轻蔑，坚持真理的勇气。托斯卡尼尼的精益求精，理查·施特劳斯的自知之明。茨威格在书中对他接触过的名人所作的简短中肯的评价，说明他的观察精准，分析全面，评判公允，说明他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严于律己，终成大家的必然性。

不同寻常的自传

《昨日世界》里，几乎没有作者的私人生活，没有提及他的婚恋生活。只有三处提到他的妻子，一处是他得意地删节了许多篇页之后，面有得色，妻子问他为何高兴；另一处是战后在意大利，他朋友在大街上和他热烈拥抱，他妻子大吃一惊，以为他受到歹徒袭击；第三处是他和妻子一起去拜访高尔基于索伦多。可是一次也没提及，他妻子姓甚名谁。他们这段婚姻如何开始，为何结束，没有记载。仔细阅读可以知道，他和妻子离异的原因是对形势的判断不同。茨威格认为希特勒凶相毕露，早晚要鲸吞奥地利，萨尔茨堡近在德奥边境，危机四伏，不可久留，必须尽快侨居国外，他太太弗里德里克认为此家不可抛弃。所以茨威格在他最后离开奥地利时，并没有在萨尔茨堡中途停留，甚至没有回头看一眼他在托钵僧山上的房子。他的妻子还住在附近。除此之外，夫妻间还有什么隔阂，不得而知。他的第二任妻子，也照样无名无姓。茨威格只提到1939年9月1日大战爆发那一天，他去办理和他第二任妻子夏绿蒂·阿尔特曼的结婚登记，否则这个德国女孩就会关进英国集中营，这是英国政府对待敌对国家侨民的政策，而茨威格自己已经取得了居留证明。

关于他的家庭书中也谈得不多，他简略地提及父亲发家的经过。父亲性格沉稳，弹得一手好钢琴。母亲出身国际犹太金融世家，富家小姐，相当自负。母子关系从未提及。茨威格长年寓居国外，哥哥继承了父母的产业，最后也离开奥地利，只有八十四岁的老母留在维也纳。纳粹并吞奥地利以后，立即颁布绝灭人性的命令，老人已不胜其苦。茨威格为母亲及时离世感到庆幸，否则她将难逃纳粹魔爪。

除了这点点滴滴的记载之外，我们只看见他独自一人到处漫游，漂泊四方，和各式各样的人物交往，经历各式各样的事情。只有友谊，没有亲情，只有朋友，没有亲人。也许有人会感到失望，认为此书并非自传。茨威格的朋友赫尔曼·刻斯腾也说：“这位弗洛伊德的敬仰者、学生和病人过于贞洁，未能写出一本真正的自传来，他过于羞怯，害怕赤身露体。”而这正好是此书的特点。  茨威格一生对抛头露面深恶痛绝，自然做梦也不会想到把纯粹个人的事情公之于众。他要写的是反映在他自己生活中的他这代人的故事，是欧洲重大事件的迅速发展，而他机缘凑巧正好当了见证人。

茨威格的目的在于描绘他看到的世界，而不是描绘他自己。他提到的人是对塑造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人，而不是那些他认识的、遇见的“大人物”。全书重点放在他一生经历的各个时期的时代特点，可以视为他成长成功的不同时代背景，但是对于他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只作扼要的概述，只有极少数场景，略作描述，议论多于叙述，他个人的活动若隐若现，他身边的人物往往忽略不计。主角似乎不是茨威格，而是1881年至1939年这一段欧洲历史。我们看到的是这一时期的历史画卷。茨威格成功地再现了这一时期的气氛和生活感觉，因此这本书具有极不寻常的价值。

这位自称欧洲人或世界公民的奥地利作家，对于自己业已逝去的故国充满了深刻的怀念之情。“我为古老的奥地利所能做的，主要是唤起人们对往日究竟如何，对欧洲文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一个印象。”（1941年9月未写日期的信）《昨日世界》的确给我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读到这些信件，想到此书完成后几个月，这个过于性急的人便和他年轻的妻子一起，离开了这个战火纷飞的“今日世界”，总觉得他把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他的时代的结束。向昨日世界告别是否也意味着他在向人生、向今日世界告别，明日世界已不再属于他。这不是回忆的结束，而是生命的终结。全书最后谈到他已看到另一场大战，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但是每个阴影说到底也是光明的孩子，只有经历过光明和黑暗，战争与和平，繁荣和衰亡，这人才算真正生活过了。”这一段话的基调是昂扬的积极的，令人振奋的。所以我们是否也可以换个角度来看问题：那些摧毁昨日世界的暴力并不代表人类的未来。人们从他的这本书里可以看到它们的破坏性，从而产生反击这股凶残暴力的坚强意志，拯救人类于危亡之中。人类的未来，“明日世界”，仍将无限美好。

译完此书，感到如释重负，也感到若有所失。似乎一位一年多来和我朝夕相处的朋友，突然离我而去。凝神思索，难以排遣失落之感。这样一位心地善良、才气横溢的杰出作家就这样离我们而去，这是世界文坛的一大损失，是人类无法弥补的损失。但愿他的作品、他的精神能激励越来越多的青年才俊，中国的茨威格之友，能够学习他的榜样，完成他未竟的事业，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创造更多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精品佳作。

我要感谢我的国内外的朋友，出于共同的对茨威格的敬意和热爱，他们帮我完成了这项光荣而又艰难的任务。奥地利国际斯台芬·茨威格学会会长希尔德玛·荷尔先生（Herr Hildemar Holl），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的前任主席于尔根·克里斯迪安·雷格先生（Herr Jiirgen Chr，Regge）及其夫人克勒斯蒂阿娜·雷格（Frau Christiane Regge），韩国韩德文学翻译研究所的埃德尔特路德·金教授（Frau Professor Edehrud Kim），德国洪堡基金会的卡佳·施密特女士（Frau Katja Schmidt），德国拜罗伊特大学的瓦尔特·盖普哈特教授（Professor walter Gebhard）都热情地帮我解答我在翻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没有他们的热情帮助，没有我多年的合作者曲耀君女士的全力相助和我的学生徐胤在技术上的积极配合，没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领导肖丽媛女士和编辑部主任欧阳韬先生持续不断的热情鼓励，这本书不可能在今天和读者见面。在这里，我谨向我的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表示真诚的感谢，并且深信，中国广大的茨威格之友也会感谢你们。

张玉书

2015年2月2日晚

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