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二十世纪的最后回声
大部分人对芝加哥的第一印象都是从机场开始的。从美国的西南边陲飞来，从荒无人烟的西部飞来，或者从遥远的中国飞来，每次降落在客流曾经排全世界第一的奥黑尔机场（O’hareAirport）之前，飞机都会在密歇根湖上调一个头。飞了几千英里麦田、沙漠，突然看见好大的一块水面，深深浅浅的蓝色，让人的眼睛都清澈了起来。机翼像锋利的刀锋，划开湖面上的风。舷窗里渐渐看见了西尔斯大楼（SearsTower），汉考克中心（JohnHancockCenter），高高的两根钢针直指天空，整个地面都向我们倾斜过来。
落地时能听见风在外面呼呼作响。走出候机楼的瞬间，拥挤的人，密集的车，整个世界一下子蜂拥而至。
刚到芝加哥的第二周，被台湾朋友拖去参加伊利诺伊理工大学（IIT）举办的建筑之旅。第一次知道芝加哥原来是印第安语“野洋葱”的意思，也第一次知道了1871年芝城大火烧出了二十世纪建筑师的试验田。我们开车进城，车流亦步亦景，沿着密歇根湖的密歇根大道宛如一条华美的项链，串起了岸边颗颗闪耀如珍珠般的建筑。游览船在城中芝加哥河上穿行，我们还在沉醉在被各种时代建筑的雄伟击中的感觉中，大船在广阔如海洋的密歇根湖的入口轻轻那么一转身，蓦然回首，湛蓝的天空下，就是全芝加哥最让人惊艳的天际线。
这是我对芝加哥的第一印象。其实芝加哥更著名的交通是轻轨（Loop），它出现在无数电影电视的炫酷镜头中。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在高楼之间呼啸穿行的轻轨是安吉莉娜？朱莉出演《特工绍特》的著名舞台，轻轨与高楼那么近，近得打开窗子似乎就能摸到铁轨。在美人的风衣裙摆下，子弹在轻轨与高楼的毫厘之间打出一条美丽的抛物线。每次进城坐芝加哥的轻轨，都能感觉到车厢在芝城的大风中摇摇晃晃，似乎马上就要从这条一百多年历史的铁轨上倒下来。然而，永远没有，永远在摇摇晃晃中到达了这座代表二十世纪辉煌的城市。
比这天际线更传奇的是芝加哥建筑的历史。芝加哥是多少人的现代建筑启蒙啊！一百年前的设计师在一片废墟的城市上丈量土地，创造出一部又一部在建筑史上堪称经典的作品。不同时代的建筑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如同我们能从作曲家的风格判断出他们的年代，或者从女人的服饰判断出她的年龄一样。那几乎是一部建筑的教科书。
从二三十年代的ArtDecor，到“少即是多”（LessisMore）的密斯范特罗的现代主义，方方正正地容不得一点多余；再到“少即是无聊”（LessisaBore）的文丘里的后现代主义，从路易斯沙利文到伯纳姆，从鲁特到赖特，这座在大火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摩天之城，充斥着所有二十世纪的文化要素。漫步其间，仿佛走进建筑的博物馆，而在这些建筑中居住、工作的人群，使这座博物馆生动起来，成为有生命的城市。
2012年夏天，芝加哥艺术博物馆举办RoyLichtenstein（罗伊？里奇滕斯坦）的特展。许多平时难得一见的展品在这里展出，包括与卖了4亿美元的那幅相似的画作。许多人可能对他的名字并不熟悉，可是只要看到他的画作，那刻意放大的报纸印刷的黑点、漫画式的人物、金发的女郎、廉价的眼泪，谁都能认出，这是二十世纪的美国，最辉煌、最工业化的美国。
在《了不起的盖茨比》里，菲茨杰拉德说，芝加哥简直处于“宇宙荒凉的边缘”。在一个半世纪前的美国东部人民看来，芝加哥差不多是美国的边境线。然而，二战后美国欣欣向荣的经济带来了机器大生产的繁荣：所有东西都量产——罐头、家电、金发的女郎。人们开始把建筑当成艺术，然后把工业也当成艺术，汽车、广告、漫画、摄影……无一不可以是艺术。里奇滕斯坦认为，真实的世界在画布之外，之前的艺术是不真实的，而波普艺术是对这个世界的反抗。他用一种极原始的、几乎是刀劈斧砍的形式表现他对这个世界的见解——在他的画中，符号被抽象出来，作品被去除了一切浪漫的、多余的修饰和花边，有的只是规律的线条和少数几种异常鲜艳的色彩：金色的头发，鲜红的嘴唇和指甲油，蓝色的背景。他甚至不辞辛苦地复制报纸印刷的油墨点，那些墨点或深或浅、或大或小地排列在他的画布上，冗长、沉闷而令人眩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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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国”相对，许多人觉得“外国”的一切都是和中国不一样的。外国人金发碧眼，外国房子高窗尖顶，外国饭是牛排土豆，外国人从谈恋爱到养小孩都和我们不一样……甚至中国女性坐月子、中国人穿秋裤，也归结为“外国人和我们体质不同”。同理，外国人觉得中国人都吃狗肉，中国人只喝热水，中国人全是单眼皮儿小眼睛……太平洋如此浩淼、丝绸之路已成遗迹，不管是欧亚大陆的两端，还是太平洋的两岸，大部分人多多少少都在用刻板成见（Stereotype）式的地图炮看人。
我曾经也是这样，直到搬到美国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去考车本。我费劲地向朋友解释什么是DMV（DepartmentofMotorVehicles，即机动车辆部门），想了半天，告诉他们说：“我今天去了美国的车管所！”他们当即恍然大悟。哦，美国也有车管所嘛！
为了更好地向中国的朋友解释“外国”，我开始把Kebab（一种中东式的铁钎烤肉）翻译成土耳其肉夹馍，把Uber’翻译成嘀嘀打车，把BankofAmetica翻译成美国版工商银行。我告诉他们，外国也有片儿警。他们开个警车在路上跑，看谁不顺眼就警笛一鸣，开个超速罚单。
我还发现，外国一样有恨嫁的女人。虽然不说“剩女”，但她们说：“时光匆匆不等人啊！（Theclockisticking！）”然后开始讨论冷冻卵子的事宜。不知道这项技术在不久之后的中国会不会流行起来。
我也发现，外国也有父母陪读，并且他们有一个外号，叫“SoccerMom”（足球妈妈）。每当我看见典型的中产阶级女人把业余时间都花在陪孩子进行各种体育运动时，我脑海中都会迅速浮现中国父母打着蒲扇陪孩子做作业的情景。
最后，我终于开始不说“外国人”，不说“中国人”。我庆幸自己年轻的时候就离开了故乡，走过了太多地方之后，我开始不再以国籍和人种区别我遇见的人。在“人类”这个层面上，所有人是一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国家、民族，而在于个体。你很可能在美国人、欧洲人中找到人生观、价值观、兴趣爱好一样的知己，这并不比你在中国找到一个朋友更难。语言、路途、时差，越来越不是障碍。在全球化的今天，从北京飞到哥本哈根只要八个小时，飞到西雅图只要十个小时。叶永烈在《小灵通漫游世界》中的高速交通已成为现实，在层出不穷的即时通讯工具和社交网络中，环球早已同此凉热。
坊间传闻中美之间要建一条经过白令海峡的铁路，也许以后去美国可以像《雪国列车》里面描述的那样，列车呼啸着以极高的速度穿越白雪皑皑的千年冰原。我想把这个想象再扩大一点：假如太平洋上真的有座桥，世界会怎样呢？两千年过去了，人类建造丝绸之路的梦想还在继续。如果今日丝绸之路建在了海上，人与人之间的相遇会不会变得更加传奇？ 我想起那些在路上萍水相逢的人。那个在新天鹅堡前背着半人高的背包、英语和中文都不会说，只能从他的德语中推测出相似丹麦语词汇的帅哥；那个在威尼斯到慕尼黑的夜行列车上，一眼就认出我在哪里读书的校友；那个在西雅图街头卖捕梦器，生活贫穷但依然保持尊严的老人；那个在圣迭戈的美军将士墓园前徘徊不去的女孩子，她的心里又装着多少故事呢。
还有在芝加哥移民局，我因为工作签证迟迟下不来而忍不住在人前大哭。窗口里那个梳着麻花辫的老大妈赶紧安慰我：“姑娘，别哭了，我给你破个例，给内布拉斯加中心打个电话，他们马上就给你办加急，你看行不？”那一刻，她和当年我在北大36号楼的善良的宿管大妈仿佛合为了一体巴尔的摩的出租车司机和我抱怨公司克扣、税费太贵、油价飞涨，他絮絮叨叨地说，我漫不经心地听，有一刻，我几乎忘记了他用的是英语，仿佛自己是坐在北京的出租车上，倾听北京的的哥例行的牢骚。
正是因为遇见这些人，这些无法以国别、民族、种族区分的人，让我觉得幸运，也让我继续不断地去探索世界。不论是生活在欧亚大陆的那头，还是太平洋的这端，我失去了故乡，改变了原有的生活，但同时也获得了双重的人生体验。在世界的某几个角落，我都可以尽量像当地人一样生活，感悟他们的人生，欣赏波澜壮阔的风景，甚至有着自己不同的人生。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
历史学家文安立（OddArneWestad）在他的著作《躁动的帝国：1750年后的中国和世界》中写道，不管在好的时期还是坏的时期，海外华人过去、现在都是连接中国和世界的纽带，从郑和下西洋开始，经历鸦片战争、辛亥革命，直到今日也未停止。这无数的人如同架在太平洋上的桥，正努力试图延续着博望侯的功勋传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旅行成了炫耀的资本，大家都拿着一张景点清单，比谁在上面画的勾多。旅行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的每一天，你都是在旅行。在上班的路上偶然看到了海那边的山，与公共汽车上素不相识的人聊天……这些都是你的旅行；同时，在大理的客栈旁与擦肩而过的背包客点头一笑，在黄石公园的老忠实喷泉旁吃冰激凌，和马德里球场里的西班牙小哥讨价还价……这些也都是你的生活。
《太平洋上有座桥》作者王小心写了一些与生活、旅行相关的故事，有些是常见的地方，也有些是少见的地方；有些稀松平常的故事，也有些光怪陆离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是点到为止、浮光掠影的故事，而是一头扎进深水的生活和旅行的经历。
我们终其一生，都在路上，不管是旅行还是生活，也不管是在地球的哪个角落，无论太平洋上有没有桥，我们都是两段的看客，看得是旅行，而过得是生活。
《太平洋上有座桥》作者王小心就是这样写了些城市、写了些风景、写了些旅人、也写了一些故事。这些都是旅行中最重要的元素。旅行在很多人眼里早已不是走马观花、闲庭信步，而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