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多尼斯编著的《在意义天际的写作》内容介绍：在《阿拉伯人之舌》大词典中，“Nafyi”（“流放”或“流亡”）一词是指把人从其国家驱逐出境。阿拉伯人已知的流放有两种：流放通奸者和流放阴阳人。“未婚而通奸者被流放他国。此乃《圣训》中所言之‘放逐’。阴阳人之流放，意在其不为穆斯林城市所容。”根据《阿拉伯人之舌》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曾下令驱逐名为海伊特和马提欧的两位男子，两人皆为居于麦地那的阴阳人。”

但是，过去的阿拉伯人知道政治意义上的流放吗？或者，今天阿拉伯当局是否会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判以流放和驱逐？据我所知，答案是：否。

“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另一个共和国——写作的共和国。在那里，我们关注的是另一些权利：诗歌、艺术、思想和文学的权利。”

阿多尼斯编著的《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是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的第一部中文版文集，《在意义天际的写作：阿多尼斯文选》从阿多尼斯的杂文、散文及论著中精选约三十篇文章，包括论阿拉伯文化与现实、谈诗论艺、抒情短章、游历纪行等几部分，对于我国读者全面、深入了解阿拉伯文化与文学颇有裨益。

祖国与流亡地之外的另一个所在（代前言）

第一辑 巴黎三人谈：今天，阿拉伯人的作用何在？

 美国式全球化和阿拉伯的“废城”

 有关阿拉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三个问题

 人之城与神灵之城（节选）

 影子的舞台（节选）

 异端与创作

 要甘地，不要格瓦拉

 权力的欲望

 异见者

 三个声音

 双重围困

 罪行·影响·意义

 登峰造极的分裂悲剧

第二辑 谈诗歌

 诗歌的未来，未来的诗歌

 诗歌的意义在于撄犯

 随感

 影与光

 《古兰经》文本与写作的天际

 《阿拉伯诗选》序言

 《稳定与变化》绪论：方法与目的

 《苏非主义与超现实主义》前言

第三辑 爱德华·萨义德

 纪念贾拉鲁丁·鲁米

 读者、阅读与其他

 赞美零

 短章集锦

 浮光掠影

 关于伊朗的追问

 同一片天空，许多个太阳

 北京与上海之行：云翳泼下中国的墨汁

 附：我眼中的诗人阿多尼斯

跋 阿多尼斯：翱翔于思想天际的诗人

谈论阿拉伯共同的过去，肯定比谈论其共同的未来要容易得多。也许，我们阿拉伯人在当今关于文化和创新的对话中，沉迷于谈论过去、偏爱过去，是无力谈论未来的一种表现，至少是对未来漠不关心、满不在乎。团结，即使是口头上的，也意味着一种和合作者有共同未来的感觉。但在阿拉伯现代史上，我们没有一次为了某个未来行动而团结起来。我们只是为应付灾难——巴勒斯坦的灾难而曾经团结过。而在心理和历史的深度上，灾难只是过去的一部分。

客观而言，尽管今天阿拉伯人的现状不是游牧而是定居，不是骆驼而是汽车，不是沙漠而是城市，可是他们冲动地思考和行动，似乎依旧在过着游牧生活。今天，客观上讲，阿拉伯人生活在城市。城市，就其兴起的方式和目的而言。它不是过去。城市是未来。尽管如此，你走进任何一个阿拉伯城市，用文明开化的标准衡量它，就会发现它近乎沙漠：

你会看到它是咖啡馆：无业游民高声喧哗，吞云吐雾，随着烟雾升腾的不只是他们的烦恼，还有他们的肺；

你会看到它是街道：人群中散发着消费的气息，来的来，去的去，叹息着，哀伤着，梦想着，失望着；

你会看到它是“单位”：职员们人满为患。都把精力投放在其他“单位”——有些是公开的，有些是暗地的；

你会看到它凋敝破落：没有像样的电力和供水，没有像样的中小学校和大学，没有像样的卫生，没有像样的生活；

你会看到它可悲可怜：没有见解，没有计划，没有前景；

你还会看到，或许是为了逃避这一切。一代代阿拉伯年轻人甚至逃离自己的语言，他们不愿学习母语，而是争相学习外语。

那么，该怎样评价这样的城市？

我们称其为“废城”是否夸张？

我认为毫不夸张。

真的，我如此称呼阿拉伯城市并不为过。在这样的城市里。在一座座墙壁、宣礼塔和通道之间，人们栖届着，活动着，受到各行各业“导师”们的指导，被他们实施学校式的、严格而高效的审查。我无论怎样宽容，充其量也只能把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形容为“单调的、半机械的动作”。

把城市（乃至整个国家）变成高墙围绕的“学校”。其中的问题在于：只有“导师”（及其子女兄弟等等）享受“知道”和“行动”的权利，而城市本身却没有“知道”和“行动”的权利。岂非咄咄怪事！P23-24

在《阿拉伯人之舌》大词典中，“Nafyi”（“流放”或“流亡”）一词是指把人从其国家驱逐出境。阿拉伯人已知的流放有两种：流放通奸者和流放阴阳人。“未婚而通奸者被流放他国。此乃《圣训》中所言之‘放逐’。阴阳人之流放，意在其不为穆斯林城市所容。”根据《阿拉伯人之舌》记述，先知穆罕默德“曾下令驱逐名为海伊特和马提欧的两位男子，两人皆为居于麦地那的阴阳人。”

但是，过去的阿拉伯人知道政治意义上的流放吗？或者，今天阿拉伯当局是否会对政治上的反对派判以流放和驱逐？据我所知，答案是：否。

当然，确有不少阿拉伯的政治人物、作家、思想家和工人在艰难的主客观环境下，自愿或被迫地离开祖国前去国外。但这是出于渴望移民，是另一回事。就本质而言，移居他乡并非流亡，相反，它是走出内心的沙漠。移居者受到内心愿望的驱使，想从“集体人”的阶段转向“个体人”的阶段。这是对自由和解放的渴望，是对走出被束缚的传统、走向自由革新的渴望。总体说来，对于移居者而言，移居并非为了与他者融合，而是为了挑战风险，拒绝专制，期待工作和进步。确实，今天大部分阿拉伯移民都认为他们的现居国比原籍国更加理想，因为这些国家允许他们恢复被剥夺的自我，展现他们的天赋异禀，生活得自由自在。这样，他们可以在狭窄而不无风险。但却富有人性、道义性和创造性的道路上继续前行，正如古代阿拉伯诗人所言：

“栖身之国皆为我国。”

或者：

“人如果久留一处，会令人司空见惯；

何不离开一段时间。归来让人另眼相看。”

以前，通奸者和阴阳人因其行为实属疾患或有悖宗教和道德而被流放。至于政治上的反对派，则不予流放，通常是被处死，因为他被视为背叛了奉真主之命、蒙真主之惠建立的政权。如果他幸免于死，则意味着他要么逃脱、要么起义。有时死刑可以延缓，等待他退让和忏悔，重新对当权者俯首听命，但这种情况非常罕见。

我们只知道古代阿拉伯有两个突出的例子，可视其为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流放”：

第一个是诗人塔拉法被流放和隔离，正如他本人所述，人们像“避开一匹癫骆驼”一样躲避他。第二个例子是艾布·宰尔·厄法里被流放到沙漠中的里卜宰城。在现代，占领阿拉伯国家的殖民主义政权曾实行过政治流放。殖民结束后建立的民族国家，则不再诉诸流放，而使用其他更有效的途径铲除异见者和反对派，因为这些国家不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其政权也不顾及包括多数群体和少数族裔在内的所有国民，而只厚顾与其关系密切、对其效忠的特殊群体。于是，在宗教、教派、意见上的格格不入者和寻求有尊严生活的人们面前，自动流亡的道路被打通了。

少数群体的地位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存在差异。在一些阿拉伯国家，少数群体不能参与政治，甚至没有议会代表。不仅宗教少数群体如此，少数民族也走上流亡之路。比如库尔德人。而古代延续至今的少数宗教和民族，如萨比教徒、亚述人、迦勒底人和古叙利亚人，其人口正面临危险的衰减，他们几乎集体移居至世界各国。

今天，阿拉伯执政者不再以政治流放对付异己，这是一个需要仔细审视的现象。对我而言，这首先表明自由思想在阿拉伯生活中并不有机存在着，因为个人——作为个体或独立的人，能支配自己意志、思想和行动的人。能决定自我命运的人——的思想也是不存在的。“集体—民族”是最完美的政治和文化存在，也是这一存在的基础和标准。它是大树和母亲，个人只是其中的一瓣细芽。个人不应有见解，除非这种见解只是集体的延伸和重复。“对宗教发表意见者，即使正确也是错误”，这一教法判语证实了我的看法。根据这种思维，真理不是一种进发，也不是思想和现宴不断接触后的产物，它预先存在于宗教经典，存在于获得“公议”的经典诠释之中。因此，人包含在集体和民族当中，他只是衣服上的一道褶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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